打破文化贫困陷阱的路径基于贫困地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调研,本文是贫困类有关本科论文开题报告范文与贫困地区和文化贫困陷阱和调研相关论文范例.
贫困论文参考文献：
陈前恒,方 航
摘 要 针对贫困地区乡村社会中存在的“文化贫困陷阱”,文章认为促进贫困地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是打破文化贫困陷阱的关键.文章使用大量调查数据对农村公共文化建设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与非贫困农村居民相比,贫困农村居民不积极主动参加精神文化汲取和健康提升的活动,使得农村贫困居民难以摆脱贫困；贫困地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和文化活动提供中,政府既是主要的组织者,又是主要的出资者；村庄文化基础设施缺乏管护资金；政府出资支持、村集体自行组织的文化活动对村民具有较高的吸引力；文化娱乐类民间组织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乡村公共文化供给不足的问题；互联网为农村居民提供了更多文化娱乐选择.基于这些研究,提出促进贫困地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建议.
关键词 贫困地区 农村地区 公共文化 文化贫困陷阱 文化扶贫 精准扶贫
引用本文格式 陈前恒,方航. 打破“文化贫困陷阱”的路径——基于贫困地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调研[J]. 图书馆论坛,2017（6）：45-54.
The Breaking of Cultural Poverty Trap
——A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Culture in Poor Areas
CHEN Qian-heng,FANG Hang
Abstrac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realizing the equalization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between urban areas and rural areas is the key to break the cultural poverty trap. Compared with the non poor residents in rural areas,impoverished rural residents do not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spiritual cultural and health promotion activities and more willing to take part in the useless social activities. So,the poor can´t get rid of the poverty. In supplying public cultural infrastructure and cultural activities,government is not only the main organizer,but also the key investor. Village collectives do not play an important part in it and the degree of social participation is low. The cultural infrastructure is mainly managed by village cadres and management effect is poor. The cultural activities organized by village collective with the Government funded support,he a relatively high appeal. However,the cultural activities organized entirely by the government are less attractive. Cultural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in villages can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shortage of rural public culture supply to some extent,but its development lags behind the economic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Based on the findings of these studies,this paper suggests some recommendations for promoting the public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poor areas.
Keywords poverty-stricken areas；rural areas；public culture；cultural poverty trap；cultural poverty alleviation；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0 引言
削减贫困不仅是全球性的重大问题,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和社会关注的一个主题.1986年我国成立专门扶贫机构,确定开发式扶贫方针和划分贫困县的标准,开启了“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农村扶贫开发活动”.1994年实行“八七扶贫攻坚计划”,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参与扶贫行动.我国数次提升贫困线标准,按过去扶贫标准,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2010年底的2688万人,占农村居民总人口的比重从30.7%下降到2.8%.2011年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宣布,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对应的扶贫对象到2011年底约为1.28亿人,占农村总人口13.4%.十八大以来,扶贫开发工作被提升至治国理政的高度.根据的战略部署,在“十三五”期间全面实施精准扶贫战略,确保贫困人口到2020年全部脱贫,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实施精准扶贫战略的关键在于：定义贫困、制定贫困标准、精准识别贫困人口、找出贫困人口致贫原因和有针对性地实施有效的反贫困措施.不可否认,对贫困的认知与判断总是依据福利来进行的,即把低于一定福利状态的人视为穷人.长期以来,一些学者、国际机构使用收入或消费作为福利的*指标,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收入贫困的概念.朗特里认为：“一定数量的货物和服务对于个人和家庭的生存和福利是必需的,缺乏获得这些物品和服务的经济资源或经济能力的人和家庭的生活状况,即为贫困.”[1]世界银行当前采用每天生活费1.90美元的国际贫困线.我国目前的贫困标准是人均年纯收入低于2300元(2010年不变价).按照购买力平价(PPP)调整后,我国贫困线标准高于世界银行的贫困线标准.
大量文献对贫困成因进行了探讨,主要有三种理论.第一种为“个人主义贫困论”,认为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穷人自身具有不良品质,诸如懒惰、短视,与社会制度设计无关[2].第二种为阿玛蒂亚·森提出的“能力剥夺论”,认为贫困的真正含义是贫困人口创造收入能力和机会的贫困[3-4].贫困意味着贫困人口缺少获取和享有正常生活的能力,即能力剥夺.造成能力剥夺的原因主要在于穷人缺乏政治权利.第三种是“社会排斥论”,核心思想是贫困源于社会对边缘社群的排斥.欧共体委员会从“社会排斥”的角度对贫困进行了定义：贫困应该被理解为个人、家庭和人群的资源(物质的、文化的和社会的)如此有限,以致他们被排除在他们所在的成员国可以接受的最低限度的生活方式之外[5].为削减贫困,公共政策的目标是增进社会融合.总体看,上述三种观点分别从穷人自身、政治制度和社会政策角度分析了贫困产生的原因,增进了人们对贫困产生原因复杂性的认识,也对政府将如何制定有效的反贫困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这些理论很少关注文化与贫困之间的关系,直接导致在反贫困政策措施选择上出现了重物质投入轻文化建设的取向,比如反贫困措施突出强调发展特色产业对贫困削减的作用,基础设施建设以水、电、路等为主,而贫困地区公共文化建设没有受到重视.
笔者认为,不能把贫困仅仅视为一种经济现象,从更深层次上,应视为一种文化现象,它表现为贫困的知识、贫困的思想、贫困的价值观念和心理机制.在结合贫困文化理论和我国存在的城乡二元文化结构国情的基础上,本文认为我国农村地区存在“文化贫困陷阱”：城乡二元文化结构造成了农村居民精神上的贫困,进而导致了物质贫困；贫困产生了贫困文化,这种文化与城市文化之间差异越来越大,城乡二元文化结构变得更加明显；日益扩大的城乡文化不平等产生了对农村居民的文化排斥,进一步导致了农村居民的贫困.要打破“文化贫困陷阱”,关键在于促进贫困地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
2011-2015年,笔者对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87个国家级重点贫困县287个村庄,福建、广东两省原苏区4个县7个村庄和山东省沂蒙山区2个县4个村庄的公共文化供给情况进行了调查.此外还调查了22个省22个县43个村庄645个农村居民(19个省19个国家级重点贫困县38个村庄570个农村居民、2个省原苏区2县3个村庄45个农村居民和沂蒙山区1个县2个村庄30个农村居民)在2015年的文化娱乐活动情况.本文旨在使用这些调查数据回答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的文化活动现状如何？非贫困人群和贫困人群的文化活动存在差异吗？贫困文化存在吗？第二,贫困地区村庄中的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现状如何？第三,贫困地区村庄中的公共文化活动开展如何？第四,如何促进贫困地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打破“文化贫困陷阱”？
本文架构如下：第一部分从理论上提出我国贫困地区存在“文化贫困陷阱”,并探讨其产生原因以及打破路径；第二部分对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的文化娱乐活动情况进行分析；第三部分阐释村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管理情况；第四部分就贫困地区村庄中的公共文化活动进行分析；第五部分提出促进贫困地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建议.
1 “文化贫困陷阱”的形成与打破
“文化”一词,于不同学者具有不同的含义.《现代汉语词典》将“文化”定义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6]这是广义的文化定义.在本文研究里,文化主要是指一个群体的心理结构、思维方式和价值体系,即观念文化或精神文化.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一些学者开始考察经历持续贫困的文化后果,在这一脉络上最著名的理论是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的贫困文化(Culture of Poverty)概念.刘易斯认为,在社会中,当群体处于贫困状态时,他们会形成应对自身低地位的行为模式,这就出现了贫困文化[7-8].他在墨西哥和波多黎各的家庭中观察到的这种行为,其特征是低志向、政治漠然、无助感、无组织性、地方主义和对所谓中产阶级价值观的轻蔑.贫困文化一旦形成,便会对周围的人,特别对其后代产生影响,从而代代相传.贫困文化塑造着在贫困中长大的人的基本特点和人格,使得他们即使遇到摆脱贫困的机会也难以利用它走出贫困.刘易斯的贫困文化理论着重考察了贫困对文化的影响,但没有从文化的视角探究贫困产生的起始原因.
20世纪50年代末,我国开始形成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城乡二元结构不仅体现在经济方面,也体现在文化方面.一贯以来,国家对城市的公共文化建设投入较多,城市居民的福利水平得到很大提高,而对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投入相对不足,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投入主要依靠农民自己解决.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15年文化 发展统计公报》[9],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2013年、2014年和2015年县级以上城市占全国文化事业费的比重分别为73.2%、73.4%、73.3%、64.0%、51.4%、50.1%和51.7%(见图1).而在县以下地区,县级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和乡镇文化站的运营维护费则占去了剩余文化事业费的绝大部分,用于改善农村社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和文化人才队伍建设的政府投入极度匮乏.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投入不足,导致农民文化需求难以得到满足,直接造成了农村居民在精神上的贫困,进而导致了物质贫困.贫困的形成又进一步促使农村居民形成了贫困文化,这种文化与城市文化不仅存在差异,且差异越来越大,城乡二元文化结构变得更加明显.日益扩大的城乡文化不平等产生了对农村居民的文化排斥,进一步导致了农村居民的贫困.也就是说,在我国贫困地区的乡村社会中,存在“文化贫困陷阱”(见图2的左半部分).
“文化贫困陷阱”的现象在农村进城务工人员身上也得到了体现.由于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与城市居民在生活习惯、消费理念、思维方式等精神文化层面上存在差异,常常遭受城市居民歧视,从事的大多是城市居民不愿意做的脏、累、差的工作.无法融入城市后,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会强化自身已有文化,并试图用这种文化抵抗城市文化.然而,在强势的城市文化前,最终结果是农村进城务工人员被进一步边缘化,陷入贫困难以自拔.
“文化贫困陷阱”形成中往往伴随着文化歧视与反歧视,产生文化冲突,最终导致社会不稳定.城乡二元文化结构导致农村居民变得贫困,形成了贫困文化,这种贫困文化一旦产生后,它与同期其他文化之间往往存在差异和冲突.当城市居民对农村进城务工人员进行文化歧视和身份歧视时,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也会对城市文化产生排斥和仇视的心理,这反过来又加深了城市居民对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文化排斥,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文化冲突得到了很多学者的关注.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文中说：“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与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10]
促进贫困地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是打破“文化贫困陷阱”的关键所在.加强贫困地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有助于消除贫困文化,促进自强自立文化的建立,激发出贫困群体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内在动力,最终通过“内源扶贫”实现贫困人群增收致富脱贫的目标,把贫困人群融入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见图2的右半部分).
2 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的文化娱乐活动
2.1 整体情况
本文调查贫困地区农村居民闲暇时的主要活动情况通过以下问题获取：“平常不干活时,您主要参加：(1)棋牌活动；(2)跑步打球等体育健身活动；(3)歌舞等娱乐活动；(4)看电视、听广播等；(5)看电影、看戏等；(6)做礼拜；(7)看书读报；(8)串门走亲访友等；(9)其他”.图3展示了被调查农村居民闲暇时的主要活动情况.在645个样本农村居民中,91.78%(592个)的被调查者闲暇时的主要文化娱乐活动是看电视、听广播；22.02%(142个)是串门走亲访友活动；21.55%(139个)是看书读报；15.04%(97个)是参与棋牌活动；看电影和看戏、参与体育健身活动、参与歌舞等娱乐活动的比例依次为13.49%(87个)、10.70%(69个)、7.44%(48个)；7.13%(46个)被调查者选择做礼拜；3.72%(24个)选择上网.
根据上述数据,本文把农村居民的文化娱乐活动特征归纳如下：(1)看电视、打牌等娱乐活动是农村居要的休闲文化娱乐方式,但在看书读报、参与体育健身和歌舞活动等主动汲取精神文化方面则明显不足；(2)随着互联网发展,农村居民有了更多文化娱乐选择.尽管只有少数农村居民把上网作为闲暇时的主要活动之一,但随着互联网在农村地区的推广,越来越多农村居民将通过互联网观看新闻、在线电影、电视剧、戏曲等,满足自身的精神文化需求；(3)7.13%的样本农村居民把做礼拜作为闲暇时的重要活动之一.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课题组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开展研究,发现1.9%的被调查者信仰基督教,并依此推算出我国大概有2600万左右的基督徒[11].这表明部分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信仰基督教的比例较高,存在“宗教热”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与贫困地区的公共文化供给不足有关[12].
2.2 贫困农村居民与非贫困农村居民比较
被调查的645个农村居民中,126个(19.53%)来自建档立卡贫困户.图4显示了农村贫困居民和非贫困居民闲暇时主要活动分布情况.第一,农村贫困居民在看书读报、参与体育健身和歌舞活动等精神文化主动汲取方面落后于非贫困居民.农村贫困居民闲暇时进行看书读报的比例低于非贫困居民11个百分点,差距较大；参与体育健身和歌舞活动方面,差距依次为2.45和4.32个百分点；但在看电视、听广播上,差距不明显.农村贫困居民参与串门走亲访友活动的比例高于非贫困居民,这意味着贫困人群用于闲聊或无用社交的时间更多.贫困导致农村贫困居民形成了自己的贫困文化——不主动参加精神文化汲取和健康提升的活动而更愿意参加串门等闲聊活动,这又阻碍了他们摆脱贫困.刘易斯的贫困文化理论得到了验证.第二,互联网的发展为农村居民提供了更多文化娱乐选择,增进了农村居民的自由和福利,但是在不同人群之间也可能产生“数字鸿沟”,即导致更大的文化娱乐不平等.农村贫困居民上网活动的比例低于非贫困居民2.65个百分点.第三,农村贫困居民参与做礼拜活动的比例比非贫困居民的比例高出1.99个百分点.一项研究也表明,农村贫困居民信仰基督教的比例更高[13].这说明农村贫困居民更加依赖宗教信仰来克服生活中的困难,既不积极看书读报,汲取市场信息、科学知识和技术以改变贫困的命运,也不主动参加体育健身活动以提高自身的健康水平.这从侧面反映了贫困文化的存在.
农村居民闲暇时的主要活动不仅受个人特征、身份(是否贫困人群等)、偏好等个人因素的影响,也受其所居住的村庄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提供和公共文化活动的开展情况等影响.可以想象得到,在有体育健身场所的村庄,人们往往会更积极地参加体育健身活动.本文将在第三和第四部分回答贫困地区村庄中的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和公共文化活动开展的情况.
3 贫困地区村庄中的文化基础设施
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是开展文化活动的前提条件,文化基础设施管理是文化基础设施作用发挥的关键环节,农村文化基础设施不能“重建设、轻管护”.下文从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两个角度分析贫困地区村庄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的情况.
3.1 村庄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
表1是“十二五”期间对93个县298个村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情况的调查结果.总体看,拥有图书室的村庄比例为83.56%(249个),拥有体育健身场所的村庄比例为54.36%(162个).这表明,半数以上的被调查村庄都拥有了图书室和体育健身场所,其中图书室的村庄覆盖率更高一些.但是,2015年的调查表明,只有11.63%(5个)的被调查村庄建设了戏(舞)台,而97.67%(42个)和48.84%(21个)的被调查村庄分别建设了图书室和体育健身场所.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农村文化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的重点是图书室和体育健身场所,对戏(舞)台建设的重视程度相对不足.
2015年的调查涉及了村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来源情况.42个建有图书室的村庄中,25个村庄的图书室建设资金全部来源于政府财政资金；其他17个村庄的图书室建设资金筹措采取“政府财政资金+村集体自筹资金”的模式.21个建有体育健身场所的村庄中,9个村庄的体育健身场所建设资金全部来源于政府财政资金；其他12个村庄则采取“政府财政资金+村集体自筹资金”的模式,且政府投资占总投资的比例都在70%以上；5个建有戏(舞)台的村庄中,3个村庄的戏(舞)台建设资金全部来源于政府财政资金；1个全部来源于村集体自筹；1个没有回答建设资金来源情况.总体上看,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主要来自政府财政资金,少部分来自村集体自筹资金,没有社会资金的投入.
3.2 村庄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管理
依据调查,贫困地区村庄文化基础设施的管理模式有两种：村干部管理和专人管理.专人管理又细分为三种：雇佣模式,即雇佣村民进行管理,需要支付工资；委托管理模式,即村民委员会委托村庄老人协会或歌舞队负责管理,不需要支付工资；由退休乡贤管理,是一种志愿行为,不需要支付工资.根据调查结果,采取村干部管理的模式约占90%；采取专人管理管理模式的约占10%.由于贫困地区的大部分村庄的集体收入为零(“空壳村”),没有资金雇佣专人来管理,加之一些村庄没有民间组织和退休乡贤,只能采取村干部管理文化基础设施的模式.
从管理效果看,退休乡贤管理模式的效果最好,其次为雇佣管理模式和委托管理模式,村干部管理模式的效果普遍较差,比如大部分村干部管理的图书室常年处于闭门状态,农村居民无法到图书室阅读或借阅图书,图书室的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村干部承担的政府任务较多,没有时间管理村图书室.税费改革后,以往村干部需要执行的税费收缴、计划生育等政府任务大幅度减少,但与此同时村干部的数量也减少了很多.根据298个村庄的调查结果,大部分村庄领取财政工资的村干部为3~5人.而税费改革前,每个村庄领取补贴的村干部一般在7人以上.近年来,随着城乡一体化战略的实施,各级政府出台了众多强农支农惠农政策,而最终落实这些政策任务的是村干部.笔者对贫困地区一个村庄进行调查时发现,4个领取工资的村干部在一个星期内有3天到乡镇参加扶贫工作会议.贫困地区村庄村干部少、政府任务多,造成村干部没有时间管理村庄图书室.
第二,村干部工资低,需要通过参与其他经济活动来增加收入、维持家庭生计,导致村干部没有时间管理村图书室.以2015年对22个省22个县43个村庄调查为例,38个村党支部书记报告了2015年的工资情况,每人年均工资约为15575元,最高工资为37200元/年,最低工资为9200元/年；32个村民委员会主任报告了2015年的工资情况,每人年均工资约为15494元,最高工资为25600元/年,最低工资为8640元/年.2015年农民工人均月收入3072元[14].也就是说,贫困地区村干部的年均工资低于农村居民外出务工年均收入.为支撑家庭开支,村干部需要通过干农活或经营生意等方式增加收入,挤占了用于管理村庄图书室的时间.
绝大多数村庄没有文化基础设施后续管护资金,诸如图书室、体育健身场所和器材、戏台维修费以及新书(报)购置费等.一方面,政府文化事业费主要用于乡镇及以上的文化设施运营管理,村庄文化基础设施的管护成了被遗忘的角落；另一方面,村庄没有集体收入,无法提供资金支持.由于缺乏管护资金,大部分村庄图书室中的图书多年无法更新,丧失了对村民的吸引力；一些村庄的健身器材毁坏后,由于缺乏管护资金而无法维修或重新购置,致使其作用难以发挥.贫困地区村庄中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管理中普遍存在“重建设、轻管护”的现象.
4 贫困地区村庄中的公共文化活动
4.1 整体情况
对22个省22个县43个村庄2015年公共文化活动情况进行的调查表明,37个村庄组织了文化活动；6个村庄没有组织过任何形式的文化活动.村庄文化活动的形式主要包括看书读报、放电影、戏剧(歌舞)晚会、体育比赛等.43个村庄中,36个村庄有电影放映活动,共放映279场,平均每村放映7.75场(279/36)；21个村庄在2015年组织过戏剧(歌舞)晚会或体育比赛,总场数为48场,每个村庄平均举办2.29场.总体看,看书读报、电影放映等活动开展得较多,但戏剧(歌舞)晚会、体育比赛等活动开展得较少.
4.2 电影放映
贫困地区村庄的电影放映活动是在“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工程”支持下开展的,这一工程由政府职能部门统一组织并由财政资金提供支持.村庄和村民在电影放映活动中基本上没有主动的参与权,“上面放什么,村民只能看什么”.电影放映活动是一项自上而下的文化供给工程,由于没有对放映影片需求的表达机制,放映的电影很难受到村民的欢迎.2015年36个有电影放映活动记录的村庄中,共放映279场,观看电影总人次为23100,平均每场大约只有83(23100/279)人次观看.有1个村庄报告平均每场电影只有10人次观看,另有10个村庄报告平均每场电影观众在40人次及以下.
4.3 戏剧(歌舞)晚会或体育比赛活动
依据文化活动中的组织者和提供资金支持者两个维度,贫困地区村庄开展的戏剧(歌舞)晚会或体育比赛活动分为以下三种类型：由政府组织并提供资金的活动；由村庄自行组织和自我筹资的活动；村庄自行组织、政府提供资金的活动.21个村庄在2015年组织的48场戏剧(歌舞)晚会或体育比赛中,第一类、第二类和第三类活动依次为28场、16场和4场.这表明,政府在村庄举办的戏剧(歌舞)晚会或体育比赛活动中,处于主导地位,既是主要组织者也是主要资金提供者；村集体在村庄举办的戏剧(歌舞)晚会或体育比赛活动中,处于从属地位.从每场活动的观众人次看,第一类、第二类和第三类活动依次为291.4人次/场、193.1人次/场和1025人次/场.第三类活动由于发挥了村集体和村民的主动性,又发挥了政府资金支持力度大的优势,对村民有更高的吸引力,效果最好.
4.4 村庄中的文化娱乐组织
20世纪80年代前后,人民公社体制解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国家逐渐退出对乡村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在农村居民需求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越来越自由的农村居民开始追求更加活跃的结社生活,众多乡村民间组织相继涌现,这些民间组织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种类型：经济类组织(如各种技术协会和合作经济组织)、文化娱乐类组织(如老年协会、棋牌协会、歌舞队)以及农民自发成立的具有管理或服务功能的自我管理类组织(如教育基金会、用水者协会和红白喜事理事会).表2列出了2013-2015年对贫困地区146个村庄中民间组织发展情况的调查结果.146个村庄有279个民间组织,其中,文化娱乐类78个,经济类143个,自我管理类58个.平均每个村庄中有1.91个民间组织,其中,文化娱乐类0.53个,经济类0.98个,自我管理类0.4个.可以说,我国乡村民间组织的发展是“全球性结社革命”的一部分[15].
无论从总数,还是从平均数看,村庄中文化娱乐类民间组织的发展落后于经济类民间组织,但好于自我管理类民间组织.文化娱乐类民间组织活跃了当地的文化生活,增加了当地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乡村公共文化供给的不足[16].此外,文化娱乐类民间组织成员主要基于共同兴趣、目标或爱好,志愿组建而成,彼此之间基本不会出现利益上的冲突和纠纷,主要目标是自娱自乐,满足自己的文化需求,他们对参与政治没有什么兴趣[17].因而,各级政府默许甚至鼓励乡村文化娱乐类民间组织的发展.
村庄中95%以上的文化娱乐类民间组织没有到政府部门登记注册,只是在村民委员会批准下成立、开展活动.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规定,成立社团应该“有50个以上的个人会员或者30个以上的单位会员；个人会员、单位会员混合组成的,会员总数不得少于50个”,“全国性的社会团体有10万元以上活动资金,地方性的社会团体和跨行政区域的社会团体有3万元以上活动资金”.这些关于设立条件的硬性规定,对于绝大多数村庄的民间组织来说是可望不可及的.因注册门槛高,村庄中的文化娱乐类民间组织只能为“黑户”,缺乏合法性.
村庄中的文化娱乐类民间组织的经费主要来源于成员自筹,小部分来自村集体,极少来自政府.大多数村庄的文化娱乐类民间组织没有专职成员和固定的活动场所.由于这些因素,村庄中的文化娱乐类民间组织规模较小.2015年被调查的19个文化娱乐类民间组织的平均会员只有52人.贫困地区村庄中的文化娱乐类民间组织“小”而“穷”,直接导致其服务能力和效果较“弱”.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我国贫困地区的乡村社会中存在“文化贫困陷阱”.城乡二元文化结构导致了农村居民的精神贫困,进而导致物质贫困.贫困又导致贫困文化的产生.与非贫困居民相比,农村贫困居民不积极主动参加精神文化汲取和健康提升的活动而更愿意参加串门、做礼拜等,使得农村贫困居民难以摆脱贫困.促进贫困地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是打破“文化贫困陷阱”的关键所在.
本文使用大量调查数据对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情况进行了分析,有五点主要发现：第一,贫困地区村庄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和文化活动提供中,政府既是主要的组织者又是主要的出资方,村集体在其中的地位不太重要,社会力量参与程度低.换言之,当前贫困地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是一种“政府主导”的模式.第二,村庄文化基础设施以村干部管理模式为主,缺乏管护资金,普遍存在“重建设、轻管护”的现象.第三,政府出资支持、村集体自行组织的文化活动对村民具有比较高的吸引力,完全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文化活动对村民的吸引力较差.第四,文化娱乐类民间组织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乡村公共文化供给不足的问题,但由于注册门槛高、规模小、缺经费等问题直接导致其服务能力弱.第五,目前只有少数农村居民把上网作为闲暇时的主要活动之一,但随着互联网在贫困农村地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将通过互联网观看新闻、在线电影、电视剧、戏曲等,满足自身的精神文化需求.
5.2 建议
为打破“文化贫困陷阱”,本文提出如下建议：(1)在贫困削减战略顶层设计上,不能将贫困仅仅视为一种经济现象,而应从更深层次上,把贫困视为一种文化现象,它表现为贫困的知识、贫困的思想、贫困的价值观念和心理机制.文化扶贫在扶贫开发战略中的地位应得到重视.(2)贫困地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应从当前的“政府主导”模式转向“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模式,发挥村集体和社会力量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中的作用.(3)在贫困地区探索和推广有效的农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管理模式,使公共文化基础设施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条件成熟地区,可在村庄中设立“文体专干”职位,专职管理文化基础设施和文化活动,人员工资由财政承担；动员乡村社会力量,发挥志愿者、老人、退休回乡人员的作用,对文化基础设施进行有效管理.加大文化事业费投入,为村庄文化基础设施安排后续管护资金.(4)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系中建立农村居民的需求表达机制,实现“自上而下”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系和“自下而上”的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反馈机制有机结合.只有这样,农村公共文化活动才能有效惠及农村居民.(5)促进农村文化娱乐类民间组织的发展.应适当降低农村文化娱乐类民间组织注册登记门槛,加大对农村文化娱乐类民间组织的人才和资金支持力度.(6)在贫困地区探索“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模式,为农村居民提供更多文化娱乐选择,增进农村居民的自由和幸福感.为此,一方面需要国家加大对贫困地区信息硬件设施建设的投入；另一方面需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创新文化服务内容和手段.与此同时,还要防止农村贫困居民和非贫困农村居民之间在公共文化服务获取方面产生“数字鸿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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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前恒,博士,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方航,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 2017-03-11
（责任编辑：何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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