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五十六个男生女生,本文是有关男生女生论文如何怎么撰写跟男生女生方面毕业论文范文.
男生女生论文参考文献：
金 河
小萝莉扛大旗
第一次,常常是难忘的.
1984 年早春,乍暖还寒.于铁同志带着我,来到沈阳铁路机械学校,走进教学楼的一间教室.这里有五十六个男生女生.
辽宁文学院首届青年作家班早就开学了,这是我第一次跟全体学员见面.中国有五十六个民族, “五十六朵花”.巧了,阴差阳错,文学院首届学员正应此数.
尽管招生时已经尽量向年轻人倾斜,同时要求学员有一定的创作潜力,但招上来的五十六个宝贝,静躁不同,年齿有别,学养各异.五十六朵花,其年龄和创作实绩方面的差异,跟五十六个民族之间的差异一样大.年龄最小的是周明,刚二十岁.孙惠芬、毛琦、刘岚也都二十一二.年龄最大的唐浩已届不惑,跟我差不多.从创作历程看,谢友鄞、林和平几个人都在省以上文学期刊、报纸上发表过作品,算“高山云霞”了.毛琦是辽阳中药厂的小女工,回答问话还有点害羞,属于“小萝莉” .周明是个腼腆的小小子.介绍到他时,于铁同志特意加一句：他爷爷卖头牛,送他来文学院上学.庄河的孙惠芬,青堆子村姑,有海的厚重与含蓄,但说话海蛎子味飘扬.人们不禁会问：文学院是干什么的？对彼此差异如此之大的五十六个男生女生怎么教？
三十二年后的早春,同样乍暖还寒.毛琦给我打电话说,辽宁文学院首届青年作家班要出纪念文集,希望我写点什么.
有关辽宁文学院和首届青年作家班的事,我也曾应邀写过一点短文.不过出面相邀的都是文学院,都在文学院逢十院庆的时候.这次由当年的小萝莉扛大旗,我多少有点意外.人老了总以为熟人是穿越时光隧道过来的,还应该是当年的样子.在我的印象中,毛琦还是当年的“小”字辈.
“我们那届学员大多数都退休了,张罗这样的事不大方便.现在仍然在职的没有几个.”毛琦说, “有的也能张罗,不过他们有更要紧的事要做.我跟周明商量,这事就该我们干了.”
不管从哪个角度说,辽宁文学院的创立,其过程与结果,不光是这个人那个人值得记忆的历史事件,还应该是值得集体记忆的历史事件.毛琦们的纪念文集也许不能列入什么宏大计划,但却具有文学价值和认识价值,给人的启示也不限于文学界.
应该说,当前辽宁文坛最活跃的群体是辽宁文学院的学员.在历届文学院学员中,成就最突出的又是首届学员.不光文学创作,他们在影视、戏剧、新闻领域也熠熠生辉.当年那五十六个男生女生出息了多少人,不须我一一细数.单说由周明和毛琦署名的《征稿启事》,相信师哥师姐们读了都会有共通的感受：一则通常枯燥乏味的征稿启事,竟然能写成一篇不可多得的抒情散文,活力四射,神采飞扬.
文学院开学后,院长于铁同志高抬我,委任我一个“总辅导教师”.其实,对全国独此一家的辽宁文学院,对雄赳赳走进校门的五十六个男生女生,怎么教,怎么辅导, 我完全“昏昏”.自己没干过,西天也没经.套句老话, “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 .说实话, 五十六个男生女生是一场文学实验的首批志愿者.
纸贵与米贵
20世纪,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后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
“”轰然垮台,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和政治生态挑选文学去扮演冲破思想牢笼的先驱.当理论探讨还像早春的小草,怯生生地伸出嫩芽,面对一波接一波寒流时,文学则抚摸着条条伤痕,把晦涩深奥的“主义”放在一边,满腔怒火,发出惊天呼喊：已经“站立起来”的中国人,为什么遭受这么多苦难！
《三都赋》成,洛阳纸贵,中国文学历史上的壮观场面未得与焉.但在这个特殊年代,一篇小说面世,举国轰动,争相传诵,一时成为常态.人们对文学与其说“欣赏”,不如说“感受”或“倾诉”,因为文学中的人物就是他们自己或家人或身边什么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启蒙文学.这种“感同身受”与“启智发蒙”,让文学大受追捧,热度倍增.凡有阅读能力的人, 一本文学期刊是出行时的“标配”,一如当前的手机.关于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的高下得失、历史地位之类,可由理论家们去评判,但“文学热”确实造就了大批“文学发烧友” .他们大都始之于读, 继之于写,然后怀揣“作家梦”,像长假出游,陆海空并进,涌上狭窄的文学之路.不能责怪他们少不更事,把文学之路看得太简单,其他可选择的道路同样畏途巉岩.1977年末, “”后全国高校第一次招生,报考者570 万人,录取27万人,录取率仅4.8% .跟文学比,很难说哪座桥更窄.
作家协会和文学期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同样面临着无力解决的难题.文学杂志编辑部来稿如潮,各种体裁,每天几百件,但采用者寥寥.“”十年,文化基础教育缺位,文艺理论严重扭曲,多数业余作者对文学ABC 不甚了了.
1982 年,诗人阿红首倡, 《鸭绿江》杂志创办了全国首家“文学函授创作中心”.利用文学体制外的“剩余资源”,开发文学青年的潜在资源,实在是一种创造,一种普及文学基本知识的新形式.但是,从教育的“连通性”来说,普及不应该是省作家协会的工作重心.作家协会应该促进文学新人的成长,出人才,出作品；高密度出优秀人才,出优秀作品.
文坛不乏奖掖后进、扶植新秀的佳话.白居易带着自己的诗稿,到长安拜见诗坛泰斗顾况.顾老先生一见“离离原上草”,喜不自胜,把“长安米贵”的调侃放在一边,豪爽地“为之延誉”.于是,白大诗人“声名大振” .近现代中国文坛,也有大文豪提携新秀的善举.为序者有之,撰文评介者有之,收于门墙之下者亦有之,但这毕竟不是培养文学人才的常态.
真正做一些“培养”与“推出”实事的还是文学期刊、报纸、出版社.编辑们慧眼识珠,发现新人,指点迷津,修改加工,评介推出.当年的“笔会”是名副其实“研究用笔的会”, “作品讨论会”也真能抹下脸来往痛处捅,优劣得失,直言不讳.全国不同层级的文学报刊,都有一批可敬可爱的编辑.这也是以往文学人才出现的“常态”.
不过,这种“培养”与“推出”是等着人才自己“冒”出来.倘若起步之初,没有表现出白居易那样的天赋异禀,或者没有被阳光照亮,文学新人只能在黑暗中摸索,见烟不见火,冒一阵烟,火就熄灭了.当社会期待优秀作家、优秀作品的时候,有没有或者能不能找到一条高密度出优秀人才、优秀作品的途径呢？
玻璃天花板
三十多年后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困难,但当时却有难以逾越的玻璃天花板——看不见,但又真实存在.
一个是省作协的体制,或者叫职能的定位问题.
虽然没有见诸章程、决议,但在当时省作协办公的“大帅府”大青楼里,人常挂在嘴边的话是： “作协是为作家服务的.”话听起来没错,不过暗道机关在如何定义“作家” .
20世纪80年代初,在作协机关人员工资表上, “作家”排在前面.按职务和年资正厅、副厅红军、抗战,往下排,十位上下.最后一位是韶华.韶华什么分量？作协副主席,抗战干部,副厅.韶华后空一行,一个括号,里面五个字： “以上是作家” .在省作协机关, “作家”,既不是专业职称,也不是对写作人的尊称,而是具有相当品级的文学命官：职务不低于副主席,资历不低于抗战,不可僭越.
作协为“作家”服务,这不是“自我赋权”,是一种体制,一种惯例.据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到“”都是如此,“”期间“砸烂”了, 1978年省作协恢复建制后“拨乱反正” .事实上,当时省作协从工作安排到规章制度,基本是按这个体制决定轻重缓急、远近取舍.有人告诉我,春风文艺出版社刚恢复时,曾要求隶属于省作协,遭到拒绝.理由是：“我们几个作家能写几本书？”
不管当时还是现在,都没有人说为老作家、老领导服务不应该.但是,这种体制“框”死了作协在文学事业中的主动作为,显然不符合国家设立作家协会这样一个正厅级人民团体的本意.创办一个专门培养作家的机构,在当时是难以想象的.
第二块天花板是关于作家成才规律的问题.
关于作家成才的规律, 与时有两种并存的观点.
中国有崇文传统,“盖文章, 经国之大业, 不朽之盛事”,“崇”到极致就出现“神秘化” .文化名人, 非仙即圣,能著书立说者,都是文曲星临凡.到近现代,大作家走下神坛,但又认为创作是“天才”们的事,过分强调作家成长的偶然性与彼岸性.人们用海量事实证明,作家的产生与世家传承、教育程度和专业选择无关.中外闻名的大作家中没有哪一个儿子能与乃翁齐名.鲁迅和郭沫若当初都是学医的.直到今天,也仍然有人认为,作家是无法“培养”的,只能等着往外“冒”,几百年一个.
不知是否受此理论影响,我们看到,在中国高教系统中,有音乐学院、戏剧学院、美术学院、舞蹈学院、电影学院之类艺术院校,独不见文学院身影.最接近文学院的是综合大学中文系,但没听说有“创作专业” .
另一种观点产生时间不长：工农兵写工农兵.1958 年, “大跃进”曾经把六亿多中国人都变成“诗人” .到“”,知识分子都姓“资”了,于是便提出“工农兵写工农兵” ,“血管里流出来的才是血”.于是,人们用海量的事实证明,哪位哪位工人作家、农民作家、军旅作家当初是“大老粗” .收获作家像拔萝卜,只要有足够的口袋.
两种看似两极的理论却有一个交叉点：忽视文学的基础教育.大学不是培养天才的教育,而是某一学科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通才”教育,这也就是通常说的“三基” .文学与各类艺术有诸多不同,但都有“三基”.其他艺术的基本技能是摆弄音符、色彩、肢体、光影,文学的基本技能是码字.能码出规范汉语,确切表达自己的认知和感觉,就是基本技能.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至于码到让人感到美,干净清亮,俏皮睿智,韵味独特,那就是更高层次,也不光是“码”功了.
诚然,学校和书本无法给予的社会环境、生活履历、本人的思想体系和思维方式,甚至婚恋、交友、疾病、阅读……也许有一百零一条因素,都会对作家成长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没人否认作家成长的不确定性.如今人类能让探测器降落在火星,但没有人给出大作家必然降世的路线图.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工农兵和知青出身的作家确实出现了许多佼佼者.但可以肯定的是,凡是有成就的作家,不管上没上大学,也不管当初选择什么专业,都无法跳过文学“三基”一关,区别仅仅在创作起步前还是在创作中,被动还是主动,时间长还是短.
艺术院校可以通过大学基础教育培养潜在的艺术家,文学怎么就不能通过大学基础教育培养潜在的作家呢？
当时没人讨论这个问题.
1983年
时机出现在1983 年.
这一年,在培养文学人才方面辽宁同时出现三大有利条件.
这一年,省作协成立新党组,韶华同志出任党组书记.于铁同志任党组副书记、书记处常务书记,全面主持作协日常工作.
于铁同志来省作协之前,作协的领导体制可称为“副主席轮流坐庄制”.每年从“作家”中推出一人,主持作协的日常工作.年初出山,年底归隐,任期一年.这种走马灯式体制产生的“短期行为”姑且不论,麻烦首先出在谁上庄.别看“以上作家”十来位,但由于居住、健康和不便赘述的原因,适合坐庄的副主席屈指可数.放着清福不享当打工仔的事,并非人人都有意愿.本该上庄的副主席常以各种理由不到位.这时才想找一个“任劳”又“任怨”的“长工”,把作协的日常工作担起来.于铁同志有许多值得敬重的品质,但作协上下感觉最突出的是他不惮辛劳,不慕荣利, 一心想在离休前的三五年内干点事,干成点事,弥补人生中二十二年的缺失.
韶华同志是“作家”中的最后一位,这一年五十八岁,是“老”字辈中最善于学习最愿意接受新事物的一位,用时下的话说,“潮人”.据我所知,省作协第一个置办电视机的是他,第一个黑白换彩色也是他,第一个使用电脑的是他,第一个写博客的也是他.相信这个纪录永远无人打破了.长期在“八三”石油天然气管道局任职,又让他具备了作家圈子中少有的宏阔视野和组织协调能力.辽宁作协的《当代诗歌》和《当代作家评论》杂志,都是1984 年在韶华主持下创刊或筹办的.
一个思想开阔,喜欢创新；一个不惮辛劳,想干实事.这俩人搭成一副架,作协的戏才能唱得起来.这是辽宁文学院得以创建的体制保证.
第二个条件,平地杀出位冉欲达先生.
听说,早在1983年前,冉先生就曾给有关部门写信,提议创办辽宁文学院.他曾在什么公开场合说,综合大学中文系不利于创作人才成长,不是培养作家的地方.辽宁应该有专门培养作家的文学院.但没有得到响应.
大学怎么办,中文系怎么办,向无定法.中文系是不是培养作家的地方,也许不可笼统论之.虽然我本人读的是综合大学中文系,又恭列作家之班,但以我上学和创作的经历看,冉先生的话是“诚哉斯言” .中国语言文学系不缺语言,不缺文学,但缺创作.作家作品被偶像化.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缺少一种鼓励创作、大胆实践、切磋得失的机制和氛围.
从辽宁大学到辽宁师范大学,冉先生把一生都献给了文学教学,桃李满天下,正所谓“令公桃李满天下,何用堂前更种花” .可是,他关注辽宁文学创作的热情依旧,执着地要在堂前“更种花” .1983 年,他再次写信给省作协、省委领导,建议创办辽宁文学院.
在省委看来,辽宁大学一位资深中文学系主任的建言显然比作协的呼吁更具客观性,更有权威性.
第三个条件,省委书记（相当于现在的省委副书记）李铁映同志主管理论宣传、文化教育.
省作协新党组成立时,我和于铁同志同时被任命为副书记,但作协没有给我分工,那时我正在李铁映同志身边工作.一个写小说的年轻人,跑到省委书记身边,本身就奇葩.不是我有什么特殊本事,智库,需要我,也不是我本人要求去,是铁映同志叫我去的.
从沈阳市到省委工作不久,在一次随意交谈中,铁映同志对我说,他读了我写的三两个短篇,认为小说中故事“太微观”,人物层级太低：农民、车把式,高官莫过党支部书记.“为什么不写写市委、省委？”
我举出经典作品,说文学题材、人物没有大小之分.“以小见大”,是文学常见表现手法.
“我不否认‘以小见大’ .为什么不可以‘以大见大’ ？”他说,“《三国演义》,写三国争锋,纵横捭阖,大不大？老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写俄国反对拿破仑入侵的卫国战争,大不大？都是世界上伟大的小说嘛.”他又说,如果你愿意,可以到我身边工作一段时间.在这里,往下看,可以看到全省；往上看,可以直接感觉的决策.这样,“你既可以写黑土地,也可以写红地毯”.就这样,我成了他身边随时“往下看”和“往上看”的人,住在当时省委北楼宣传部的一间办公室里.起初,我并不知道铁映同志心中还有一篇关于辽宁文学的大文章.记得一次跟他乘汽车去大连.他问及辽宁文学创作情况,在全国较有影响的作家作品,辽宁文学在全国占什么位置,等等.但印象最深的有两个,一个是与省外作家的交流问题,一个是培养文学新人问题.
说到与省外作家交流, 他提到了李国文.当时李国文的长篇小说《花园街五号》刚发表, 全国反响热烈.他给我看了一封李国文写给他的信.李国文对铁映读了他的小说并写信给他,表示感谢.内容没有特殊印象,但字写得极漂亮,一笔一画,挺拔俊秀,一字不苟, 完全可以做钢笔字帖.铁映说,作家都是互相影响的,辽宁作家要加强对外交流.他还特别嘱咐我,凡是有影响的作家来辽宁,告诉他.只要能安排,他都要“见一见” .
培养文学新人,他提出了“集约式”培养文学人才的可能性.为此,他提到巴赫的音乐世家.说来难为情,当时我不知巴赫是谁,回来查《大英百科全书》才知道,德国17 世纪音乐家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1685-1750）出生在音乐世家,祖父、父亲、哥哥都是音乐家.巴赫本人又是巴洛克时期德国最伟大的作曲家,管风琴、小提琴演奏家.他子女众多,其中四个儿子都是著名音乐家.巴赫家族辉煌德国乐坛一个多世纪.艺术世家其实是个环境问题.他认为,文学创作人才也可以通过专门学校集约式培养.文学创作人才成长有某种不确立性.学校不可能必然把某个人培养成作家,但可以为一批有志于创作的人营造一个有利成长的环境.
我不能肯定他在说这些话时是否收到了冉先生关于创办辽宁文学院的信.但他支持创办辽宁文学院,是意料之中的事.
铁映同志是学工的,留学捷克,从事微电子研究,以开发我国第一个集成电路获高级工程师职称,任职省委书记时还在带东北工学院的研究生.他还跟后来的副省长林声同志编辑出版过一套向领导干部普及科技知识的丛书.到大连,他又向书法家于植元先生请教书法.以他的专业、地位,对微观文学艺术能有这样的独特理解和浓厚兴趣,我至今仍然感到惊讶.他负责文化教育说“偏得”是不为过的.
不久,接到作协党组通知,叫我回作协开会,讨论创办辽宁文学院问题.
顶层设计
记得会上讨论的是冉先生给省委的信和铁映同志及省委宣传部的批示.铁映同志对文学院的办学宗旨和教学内容都提出一些要求,希望作协党组讨论,提出方案.
对于创办文学院,作协党组态度积极,有完全共识.讨论的焦点在办什么样的文学院和实施细节.
比照艺术类大学,办有学历的公办高等学校当然是最佳选择.但此路困难重重.按有关规定,申办有学历的公办高等学校,在校舍、师资、招生和资金等各方面,都有刚性条件,空手套白狼不行.百废待举之时,要让省财政拿出大笔钱来建文学院几乎不可能.学员参加全国高校统考,能有几个高榜得中？得中者又有谁肯进草创的文学院？
不过作协党组办文学院的意志是坚定的.大路走不通走小道：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完善.
校舍,先租后建.教师,外聘.院长由于铁同志兼任.管理人员由院长提名,暂从作协机关选调.启动资金,先从作协办公经费中挤出一点来垫付,然后再向省财政报请.
这样,文学院“学”的问题解决了,但学历问题又着实让人纠结.文学院不可能像普通学历高校那样设置学科,学生也不可能拿到足够的学分,也就无法拿到相应学历.当然,倘若登堂入室,化蛹为蝶,成为知名作家,学历有无,无所谓,但是文学院不能保证每个学员都飞起来.对那些没能变成蝴蝶的学员来说,文凭的价值还是不可替代的,可否请省教委关照一下.
党组在讨论文学院教学内容时还遇到一个有趣问题.铁映同志在批示中提出,学员应该学习英语.讨论中,大家觉得学员普遍没有英语基础,学制又短,英语学不成,还会占用一些文学教学和创作时间.
党组让我把会上讨论的情况向铁映同志汇报一下,看领导还有什么指示.
对创办文学院“从无到有”的原则,他高兴.说办什么事,要先立项,铺下个摊子,才能在省委省政府挂上号,才会有后续支持.
关于免学英语,他苦笑一下： “欧美的作家不说,鲁迅、郭沫若、老舍哪个只懂母语？我们搞文学院应该瞄准这些大作家.”但考虑到首届学员的特点他还是表示认可了.
关于学员学历,尽管省教委归他管,但他始终不松口.后来于铁同志煞费苦心,作为没办法的办法,搞了一个自学高考辅导中心,希望为学员自学高考提供点方便.
对于“启动资金”,铁映表示可以跟财政说一下,但同时又说：“你们可以向我要政策,不要跟我要钱.你知道, 省里的钱不归我管.”
“要政策”,这话我第一次从他这里听说.后来我才渐渐明白“政策”与“钱”的区别与联系.其实文学院自始至终都靠“政策” .
首届五十六名学员,来自省直及全省十二个市地、驻军和部属大企业,大都在机关、企事业和部队岗位上.入学通知一下,齐刷刷报到, 而且一学就两年.没有哪个单位来找作协交涉：我的人到你那里做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编制保留不？工资奖金谁发？旅差费、医疗费谁报？ 他们也许不知道作协是干什么的,但他们收到了省委宣传部的红头文件.这就叫政策.历史不会重复,这样特殊历史时期的政策也不会复制了.
我与五十六朵花
1984 年春,我回作协上班.开头写的那个片断是我回作协不久的事.
回作协是我的意思,原因是身体太不争气.1983年初,因胆石症做了一次胆囊切除手术.本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经常发生胆系感染.发烧,巨痛,苦不堪言.即使不发病,也跟不上铁映同志的满负荷、快节奏.向他推荐了朝阳的迟松年.
作协机关没有我什么事.前有韶华同志拿总,后有于铁同志管家,不找我的事一概不问,乐得偷闲.找上门来的是文学院首届青年作家班里的学员,没别的事,看稿子.
都怪于铁同志给我的封号： “总辅导教师” .他给每个学员都聘请一位辅导教师.按师生比例,文学院导师与学生阵容豪华.我头前多个“总”,意为对每个学员都有辅导义务.开始找上门来的大都是入学前就比较熟悉的.后来不管熟不熟,都揣着稿子来了,一脸难为情的样子： “金河老师,我有一篇小稿……知道你身体不好……”我明白自己不过是码字的,但也知道他们是下过N 次决心才来的.一不求官,二不求钱,看看稿子,分内之事,来者不拒,也不转编辑代劳.文学院从铁路机校搬出来以后,有一段时间,女生住在北陵小区的“创作之家”,在我家楼下,有地利之便.这期间也看过几位女生送来的稿子.给学员的首部书稿写序文的事也干过几次,其中包括已故何立彬的短篇小说集.
除了总辅导教师,于铁同志又把唐浩划拨在我名下.开学初,在我读过的小说稿中,唐浩的短篇是拔尖的.至今还记得其中一篇《鹤舞》,写的是深秋河北平原的故事, 一幅画, 一段情.于铁同志让我当唐浩的辅导教师,有如让我给乒乓球老大马龙当教头,躺着也能拿“金牌教练”奖金.我不干,年相若,道相似,妄称人师,实在不好意思.
这些事对创办文学院的目标到底起多大作用,难说.事实是指点过的不见得都有收获,没沾边的干得很漂亮.不过我们这些倾心文学院的人敢说：“我们尽力了.”从心底希望“新松恨不高千尺”,学校变成蘑菇圈,至少不给人留下“违反文学人才成长规律”的话柄.
1985年初,韶华同志进京,任全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同年秋天,我接任作协党组书记,跟于铁同志陪伴首届青年作家班学员读完剩余的学期.购置校舍,完善管理,排忧解难,安排教学,多赖于铁同志之力.1986 年,于铁同志离休,我也慷慨地送他一顶高帽： 辽宁文学院终身院长.我们又跟首届学员中的几位佼佼者一起度过了三年的研究生岁月.
直到这时,我仍然不知道什么是办文学院的恰当模式,但大体明白怎么做对创作有利,怎么做对创作不利.鼓励探索精神,尊重多元选择,提倡讨论争论,强化对外交流,实时推出优秀作品,奖励有突出成绩的青年,等等,都不是什么新招法,但综合使用,效果就不错.对于创作成绩突出,而创作条件又缺乏保证的首届学员,作协虽然无法给他们金字文凭,但可以“要政策”,与他们所在市县沟通,通过特别奖励方式,分别化解他们住房、转干、工作安排之类亟待解决的难题,遗憾的是“有感”面太窄了.
本文有意使用了组织领导者的单独视角,拉拉杂杂写了这么多,难免有“炫功”“晒成绩”之嫌.不过如果不出来“晒”一下,恐怕太阳就落山了.
真正应该晒一晒的当然是那五十六个男生女生.不错,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院成就了他们,但更应该感谢他们成就了文学院.
【责任编辑】 宁珍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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