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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车厢 留学日本
一
1913年的冬天,寒风刺骨,天气格外寒冷.在一艘开往日本的大型轮船上,身材魁梧的李大钊昂首挺立在甲板上,穿着妻子亲手给他做的布鞋,惹人注目的是他鼻梁上的那副金丝眼镜,还有那两撇浓密的八字胡.他望着海面上喷薄而出的红日,心情就像脚下的这艘轮船,一会儿在波峰上行驶,一会儿又跌入浪谷,起伏不定,澎湃不已.
李大钊想起了离家前的情景.一天,他接到北洋法政专门学堂的通知,作为优秀毕业生的他被选送到日本留学.当时,大部分留学国外的学生都选择去日本、美国、法国,这三个国家文化不同,思想意识上的差别也很大.留美的学生,关注的是文化和教育问题；留法的学生,关注的是军事和政治问题；留日的学生,关注更多的是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问题.李大钊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去日本深造,继续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虽说是学校资助他留学的,经济上没有多大的负担,但他在情感上还是有些感伤.毕竟,他要远离妻子和孩子们.“你放心吧,我会照顾好孩子们,打理好这个家的！”妻子的话还在他耳边萦绕,他的内心却已渐行渐远,即将开始在异国他乡的生活.一个巨浪扑向船头,浪花飞溅到李大钊脸上,一阵凉意袭来,将他的思绪带回到眼前.
李大钊即将就读的早稻田大学,是日本著名的大学之一,也是当时中国留学生比较集中的一所学校.1882年,伴随着“学问要独立”的宣言,早稻田大学于诞生,该大学的前身是专门学校,创始人大隈重信担任校长,后来他担任了日本内阁首相.早稻田大学以“学问的独立”“知识的实际应用”以及“造就模范国民”为办校宗旨,主张学术自由,提倡独创的科研精神,培养具有实际应用知识并在国际事务中具有广泛活动能力的人才.
早稻田大学的入学制度是很严格的,学校规定,中学毕业生被录取后,必须要读一年半的高等预科,考试合格后,才能进入大学本科学习.1914年9月8日,早稻田大学新学期开学,李大钊没有读预科,直接就读于大学部政治经济学本科一年级.
早稻田大学的课程安排十分紧凑,李大钊在第一学年的必修课有《国家学原理》《帝国宪法》《应用经济学》《经济学原理》《近代政治史》《民法要论》《刑法要论》《政治经济学原著研究》《日语作文》等课程；第二学年的必修课程有《国法学》《行政泛论》《政治学史》《社会政策》等.
在给李大钊上课的教师中,有几个是在日本政治与学术界中颇有影响的人物,如主讲《国家学原理》的教授担任过袁世凯的法律顾问,主讲《国法学》的教授曾协助大隈重信再度担任内阁首相,主讲《帝国宪法》的美浓部达吉博士,后来成为日本宪法史上首先建立宪法学体系的人物.
二
除了读书,李大钊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他在留学生中组织了一个经济学会,有五个成员参加,他们都是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科的学生.经济学会以“研究经济财政学理,调查事实,以期适用于中国”为宗旨,从研究东西学者的著作入手,以欧洲、日本等国经济振兴的事实为参照,促进国人关心国家的经济前途.在这期间,李大钊开始接触了介绍到东方宣传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1914年5月,章士钊在创办《甲寅》月刊,李大钊通过投稿与章士钊相识了.此时,陈独秀也在协助章士钊办《甲寅》,通过以文会友,陈独秀和李大钊两人相识.《甲寅》月刊针对当时的《国权论》,以寻求“政治根本之精神”为方针,系统地宣传了“天赋人权”观念,为即将到来的作为启蒙运动的新文化运动做了理论准备.这些对李大钊的思想都产生了很深的影响.
在早稻田大学,李大钊一方面感受着在日本天皇政府专制统治的压迫下,一些进步教师为争取使日本向着英国式的立宪方向发展的努力,这也恰恰符合他从章士钊那里接受的思想；另一方面,他也感受到了迎面扑来的社会主义气息.
1915年1月18日, 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企图把中国的领土、政治、军事及财政等都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并要求袁世凯“绝对保密,尽速答复”.此后,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向我国的东北、山东和天津一带增兵,以威胁利诱的手段向袁世凯政府施压,企图迫使袁世凯政府签字.
日本帝国主义的无理要求,引起留日中国学生的极大震动.李大钊组织了“中华学会”,后来这个学会和林伯渠领导的“乙卯学会”合并为留日学生中的著名爱国团体“神州学会”.李大钊和林伯渠两人在反袁斗争中成了好朋友.李大钊还写了《国情》等文章,揭露袁世凯与帝国主义相勾结、企图复辟帝制的阴谋.
1915年2月11日下午,留日中国学生2000多人在基督教青年会馆集会,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讨论挽救国家的办法.经过商议,会议通过了五条决议：一、致电政府,强硬拒绝该条件,并将该条件公之于民；二、以文字警告及励导海内外国民；三、留日学生对外宣言；四、设立分机关于京沪；五、准备归国之办法.
这次会议产生了留日学生总会,并推举出执行机构,成立了总务、文事、会计、交际、调查各部,李大钊担任文事委员会编辑主任.
5月15日,由文事委员会编辑的总会机关刊物《民彝》创刊,并刊登了李大钊的论文《民彝与政治》.
三
袁世凯运用各种策略,使中日会谈拖延了3个多月,日本最终失去了耐心,遂于5月7日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最后通牒,限5月9日下午6时前给予答复：“如到期收不到满意之答复,帝国政府将执认为必要之手段.”5月8日,在对外求助无效、国内又贫弱无力的局面下,袁世凯认为中国“国力未充,目前尚难以兵戎相见”,为权衡利害,接受了日本的要求.最终,中日双方在1915年5月25日签订了《民四条约》.
留日学生总会及时组织了活动,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呼吁全部留日学生都回国,以断绝中日邦交,反对卖国的“二十一条”.李大钊被推举为留日学生总会负责起草文件的干事,他连夜写成《警告全国父老书》.这篇文章被油印成册,在留学生中间散发,并被带往国内分发.《警告全国父老书》饱含民族主义感情,准确分析了有关历史与事实,有很强的感染力和号召力.
接着,李大钊又写了《国民之薪胆》一文,历数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特别描写了当年昌黎火车站的流血惨案事件,号召中国人不要灰心,不要气馁,不要轻狂躁进,要奋起自救.
留日学生总会的活动遭到日本政府的强烈反对.在,由于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舆的干涉,留日学生总会被迫解散；在北京,尽管似乎有不少学生归国,但一同归国的要求也未能实现；在上海,虽然曾一度召开了国民大会,但由于宪兵的镇压、租界和日本领事馆的干涉,以后的大会也没有举办成功.由于袁世凯专制政府的压制,留日学生总会的斗争,只持续了几个月的时间.
四
随着国内讨伐袁世凯的呼声越来越高,李大钊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渴望早日回国参加战斗.1916年春天,李大钊送朋友回国,触景生情,写下了《口占一绝》这首诗歌.
壮别天涯未许愁,
尽将离恨付东流；
何当痛饮黄龙府,
高筑神州风雨楼.
这首诗反映了李大钊对反袁斗争抱着必胜的信心,表达了他对祖国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担忧.李大钊虽然暂时不能回国,但他在郊外和志同道合者聚在一起,一心致力于反袁斗争.
后来,李大钊写出了名垂青史的论文《青春》,他在文章中发出了“再造中华”的呼声,这是他爱国救国的心灵最强音.他将这篇文章寄到国内,发表在陈独秀主办的杂志《新青年》上.在认真分析反袁斗争的基础上,李大钊认为中国当时正处在黎明与黑暗之交,中国的黎明即将来临,中国的青春即将来临.实际上这也回答了我们应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问题,即摆脱旧传统、旧观念的束缚,建立一个青春的国家.李大钊在这篇文章中号召青年们：“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
通过《青春》这篇文章,我们能看出,与留学日本前相比,李大钊的革命主义思想得到很大发展.李大钊已不仅仅是一个激进的民族斗士,他逐渐转化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日本的最后几个月里,李大钊形成了建立一个崭新民族国家的理念,即“青春中华”.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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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历险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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