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炎：审美和终极关怀,本文是审美方面参考文献格式范文和陈炎和终极关怀和审美方面学年毕业论文范文.
审美论文参考文献：
陈炎1957年生于北京,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化哲学、文艺美学的研究工作.曾任山东大学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基地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山东大学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主任.2016年5月2日凌晨,于北京病逝.
我的学术历程
1982年,我大学毕业.那年夏天,我坐在山东大学的“小树林”,一边翻阅着阿尔森·古留加的《康德传》,一边思考着我的人生方向.我是北京人,因此我的家人想让我毕业后回北京工作,并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与此同时,学院里的老师却鼓励我留在高校教书做学问,而我自己也对大学里的那方讲台充满了留恋.最终,我选择了留在山东大学,开始了我的学术之旅.
一、积淀与突破
留校之后,我选择了一个介于感性和思辨之间的专业——美学.一边教学,一边随周来祥先生继续攻读硕士学位.我在本科生阶段主要读的书是文学艺术方面的,而在硕士研究生阶段,主要阅读了西方的哲学美学经典著作.自1988年开始,我陆续为我的老师们的研究生开设了“西方美学专题”“西方美学史”等课程,当我面对着那些年龄与我相仿、学识与我相近的“听众”的时候,唯一的出路就只有发愤苦读了.于是在真正意义上的“教学相长”中,我的课由勉为其难到差强人意,并最终有了《反理性思潮的反思》这本书.这本书是我在讲稿的基础上写成的,我希望它不仅适于爱好美学的读者,而且适于一切对现代西方人文思潮感兴趣的读者.对于这些读者来讲,本书或许能够帮助他们较为便捷地接近康德、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柏格森、海德格尔、萨特等人或枯燥乏味、或晦涩难懂的思想,并发现他们之间相互承继和不断演进的关系,从而产生以下双重意义：首先,没有这一接近的理解（或理解的接近）,我们就很难对现代西方人的精神追求及其这一追求的形象表征——艺术,有一个较为公正的评价和认识.其次,作为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人,我们对于现代西方人文思潮的理解,还不仅仅是一种文化修养问题,它同时也具有极为迫切的现实意义.这是因为,尽管我们与西方人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有着巨大的差异,但却同样处在一个社会转型和文化变革时期.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现代人都同样面临着一个文化重建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西方现代人文思潮的了解便绝不仅仅是一种隔岸观火式的“欣赏”,而且是一种战地考察式的“参观”了.这种“参观”的目的,无非是让我们不要无视人家已有的成果,也不要重蹈他人留下的覆辙.除了上述双重意义,这本书的撰写还隐含着一个属于我个人的特殊目的,那就是为我的学术研究打下一点必要的哲学功底,当时那一系列精疲力竭而又激动不已的阅读让我终身受益.没有想到,这本思辨性较强的学术专著,居然很受大学生和研究生们的喜爱,1994年初版、2002年再版、2012年三版,已被博士论文、硕士论文和学术期刊论文累计引用160篇次.
除了研习西方的哲学美学经典著作,我对国内的美学讨论也十分关注.1993年初春时节,我接到《学术月刊》编辑林榕立老师的电话,说她来济南办事,问我能否见面聊聊.此前,我与林编辑并不相识,只是作为《学术月刊》的作者与她有过通信联系.见面之后,她便开门见山地问我最近有没有什么满意的稿子,说《学术月刊》想要刊登几篇有分量的文章.我犹豫了一下说,文章倒是有一篇,只是贵刊未必敢用,因为有点儿风险.林编辑说,你先寄过来看看嘛,我们一定会认真处理的.于是我就将那篇本来没想发表,因而写在笔记本里的文章誊写了一遍,以《试论“积淀说”与“突破说”》为题寄到了上海.可是没过多久,我竟连续收到林榕立的三封来信.第一封信说,《学术月刊》已决定刊用我的文章；第二封信说,《学术月刊》将把我的文章作为“头题”重点刊发；第三封信说,《学术月刊》将围绕我的文章在上海召开一个小型的学术研讨会,希望我能出席.面对着突如其来的三封来信,我真是有点儿受宠若惊了.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林编辑会如此主动地约我写稿？因为那时候我还是个无名的讲师,似乎没有理由受到特别的重视.我更不明白,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下,为什么《学术月刊》敢于刊登我与李泽厚、进行学术争鸣的文章,莫非当时的上海已提前获悉了“南巡讲话”的精神？这篇论文发表后曾引起一些学界同仁的兴趣,在上海举办的专题研讨会上,有二十余位学者就这篇论文以及由此而涉及的美学、哲学乃至文化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有些学者基本上赞同我的意见；有些学者力求在这篇论文的基础上将问题引向深入；有些学者则持有不同意见.于是,我又在《学术月刊》1995年1月号和1997年6月号,以及1997年7月12日的《光明日报》上先后发表了《再论“积淀说”与“突破说”》《“实践美学”与“实践本体”》《改造并完善“实践美学”》等文章,继续阐发自己的观点.应该说,所有这些不同观点都是以严肃的学术态度来阐发的,这在当时学术氛围低迷、美学研究疲软的情况下,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
在我看来,美学研究有三大路径可走：第一条是生物学的路径,因为人首先是动物,所以包括审美在内的人类能力必然要有生物学的基础和前提.关于这一点,不仅早期的达尔文已有过相关论述,而且近些年来西方学者在生物社会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也为此提供了必要的前提与可能.从这一路径出发,我们会发现,以往以为是纯粹精神性活动的审美,其实是有着隐秘的生物学前提的.这一点,在人体美的欣赏中尤为突出.第二条是实践美学的路径.因为人不仅是动物,而且是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工具的制造和使用,重新建构了我们与对象世界的物质联系,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与对象世界的精神联系.因此,从实践的角度入手,有助于探讨人类审美能力生成并发展的秘密.第三条是符号学的路径.因为人不仅是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而且是制造和使用符号的动物.人们不仅用符号来传递信息,而且用符号来表达情感,但符号在表达情感时遇到障碍的时候,人们便求助于艺术形象,于是就有了审美问题.在我看来, 不是“感性学”而是“情感学”.全部的美学问题,就是什么样的“形象”引起什么样的“情感”的问题.在国内,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第二条路径已经走得很远,并取得很多成就了,但第一条路径和第三条路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关于第一条路径,我所指导的博士生在做相关的论文；关于第二条路径,我在2012年第6期的《文学评论》上曾发表过一篇论文,题目是《文学艺术与语言符号的区别与联系》.很高兴的是,这篇文章引起了学界的注意,四川大学的唐小林教授在2014年第1期的《南京社会科学》发表了题为《文学艺术当然是符号：再论索绪尔的局限——兼与陈炎先生商榷》的文章,与我进行讨论.于是,看到这篇论文后,我又写了一篇《再论文学艺术的超越符号性质——兼答唐小林先生》,在《南京社会科学》2014年的第5期发表了.我希望这一讨论能够延续下去,以引发更多的学者关注这一问题.不管是二十年前的讨论,还是近期的这次讨论,讨论双方都是严肃而认真的,相信这样的学术讨论是必要的,也是对国内的美学研究有所增益的.
二、文明与文化
美学的问题从来就不是孤立的：在西方,它属于哲学史的一部分；在中国,它属于思想史的一部分.因此,我在从事美学研究的过程中,非常重视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史的学习和思考.
其实从九十年代初开始,我的研究已经部分转向了中国思想史研究,特别是先秦诸子思想的研究,随后也出版了一本书叫《多维视野中的儒家文化》.在这本书中,我采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文化的方法、符号学的方法、比较文化的方法、系统论的方法、结构主义的方法、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挑战与应战的模式等十种方法来全方位地解读儒家文化.我之所以关注儒家文化,并不是因为我偏爱孔子,而是觉得由孔子开创的儒学思想不仅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而且在当今世界的舞台上仍有一席之地.换言之,我感兴趣的儒家不是经学意义上的儒家,而是文化意义上的儒家；不是书本上的儒家,而是生活中的儒家；不是永垂不朽的儒家,而是不断更新的儒家；不是闭关锁国的儒家,而是面向世界的儒家.我不想作为儒学的传人以“承续慧命”的姿态来弘扬儒学,而只想站在一个当代人的立场上,跳出儒家以反观儒家,跳出东方来反观中国.我认为,儒学研究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新的突破,就必须同时超越“第三期儒学”狭隘的续统意识和乾嘉学派单一的研究方法,以真正实现“价值的中立”和“方法的多元”.只有在综合地扬弃国学之传统理念并批判地引进西学之研究方法的前提下,比“新儒学”更新的儒学研究方为可能,“多维视野中的儒家文化”才可能以全新的姿态展现在我们面前.比如说吧,“儒道互补”是一个传统的命题,然而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既可以从文化的角度上加以理解（儒家代表男权文化,道家代表女权文化）,也可以从符号学的角度加以认识（儒家是礼乐符号的建构者,道家是礼乐符号的解构者）,还可以从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中加以探究（儒家注重人与社会的关系,道家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三个维度的研究成果可以是同真的,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正是在这种多维视野的*中,我们才能全方位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多维视野中的儒家文化》于1997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初版,2007年在山东教育出版社再版,由原来的八章扩展到十二章,视野也由原来的七维扩展到十维.本书的许多章节都以论文的形式在学术期刊上先期发表,当年钱学森先生看到我在《哲学研究》上发表的《论儒、墨、道、法系统》一文后,曾亲笔来信表示赞许.与此同时,我也将其中的一些章节在学术会议上发表,曾在日本、韩国、美国、新加坡以及我国的澳门、台湾等地演讲.
兼跨美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两个领域,使我编写一部有别于“审美思想史”和“审美物态史”的“审美文化史”的想法成为可能.《易传·系辞》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以此观之,国内以往的美学史著作,似呈“道”“器”分流的两种形态：一种是“形而上”的“审美思想史”,如诸多版本的《中国美学史》《中国美学主潮》《中国美学史大纲》等；另一种是“形而下”的“审美物态史”,像诸多版本的《中国陶瓷》《中国书画》《中国青铜器》等.前者常不加限定地命名为“美学史”,但其并不能囊括美学史研究的全部内容；后者虽不以“美学史”相标举,但其所关注的对象却同样是美学史研究所不可或缺的.前者不去考察先秦时代究竟存在着哪些审美风尚和审美活动,而旨在分析孔子说过什么,庄子说过什么,即要从古代文献的字里行间中发现那个时代的审美观念究竟达到了何种自觉的程度,即要从古代哲人的理论表述中来确认那个社会的审美理想究竟达到了什么样的逻辑水准；后者则不太关心思想家、哲学家的言论和著作,而着重分析陶器的形状、书画的风格、青铜器的线条与制作,即要从实证的角度发现一个时代的审美活动究竟体现为何种类型的物质形态,即要以描述的方式来证实一个社会的审美经验究竟凝结为什么样式的艺术成果.应该说,上述这两种研究都是应该的、必要的、有价值的,但同时又是不全面、不充分、有待于发展和超越的.而当这两种研究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时候,它们也就为实现其自身的超越提供了前提和条件,于是,一种将二者统一起来的“审美文化史”便有可能出现了.
2000年10月,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了我和山东大学另外几位老师一起编写的《中国审美文化史》（四卷本）,次年六月,这套书便开始重印,2007年又由原来的四卷小开黑白本改为两卷大开彩印本再版,2012年10月,上海古籍出版社重排四卷本,并为这套书制定了更为精美的插图.作为第一部中国审美文化史,这套书也是生逢其时.包括我在内的四位老师在撰写该书的时候付出了一定的艰辛,但也获得了一些意想不到的荣誉：2003年,这套书获第三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2007年,我们在这套书的基础上开设的“中国审美文化史”课程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2009年,以本书为核心的“中国审美文化史课程设计及教材开发”项目先后获得山东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和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就在这套书被不断重印和再版的同时,国内有关中国审美文化史研究的相关著作和讨论的热门话题也陆续涌现,成为美学领域颇为活跃的学术增长点.许多高校开设了有关中国审美文化史的课程,甚至有的高校自主增列了中国审美文化史博士研究生培养方向.2012年5月,浙江师范大学为此召开一个专题研讨会,邀请这套书的作者们共同讨论中国审美文化史学科的发展问题.这些鼓励和关注给了我们在中国审美文化史领域中继续耕耘的信心和力量！
我对文明和文化有一套自己的理解,为此我专门写了学术论文,题目就叫《“文明”与“文化”》,我认为文明是文化的内在价值,文化是文明的外在形式.文明的内在价值通过文化的外在形式得以实现,文化的外在形式借助文明的内在价值而有意义.文明是一元的,是以人类基本需求和全面发展的满足程度为共同尺度的；文化是多元的,是以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不同条件为依据的.全球化的历史过程,正是人类文化不断提高其内在的文明总量的过程；这种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也正是人类文明不断减少其外在文化差异的进程.因此,如何在增加人类“文明”总量的同时尽量保持“文化”的多样性,便成为当今人类的重要课题.这篇文章发表之后被《新华文摘》转载,还被选进了苏教版的高中语文教材,与鲁迅的《拿来主义》放在一起供学生阅读和思考.渐渐的,我觉得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比单纯的美学史研究更丰富、更复杂,也更有挑战的诱惑力.
三、艺术与技术
2012年12月,我出版了自己的第三本论文集《艺术与技术》.从客观上讲,书中论文的选题分散来源于我近些年承担的三个科研课题：一个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攻关项目“文明、文化与构建和谐世界”,一个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儒学学科建设”,一个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文明的结构与艺术的功能”.从主观上讲,我也有自己的一些考虑.在我看来,由于专业分工的细化,使得各个领域中的专家已经有了相当细致、相当成熟的研究成果,如欲在他们反复耕耘过的田野里再发现未曾开垦过的处女地,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然而,也正是由于专业分工的细化,使得不同领域之间缺乏必要的联系,原本浑然一体的对象世界被人为地割裂了.于是,研究体育的不研究艺术,研究艺术的不研究工艺,研究工艺的不研究科学,而在事实上,就像七彩霓虹是由连续不断的光谱组成的一样,在体育、艺术、工艺、科学之间,也有着一个由感性到理性、由量变到质变的演变过程.不仅如此,在科学与宗教、艺术与哲学、政治与文化等不同的学科领域之间,本来所具有的极为复杂的内在联系也被人为地肢解了.而找到这种联系,并在这种联系中发现其内在的秘密,则正是我愿意做的事情.
因此,我不仅赞赏前辈学者有关“学问无古今”“学问无中西”的说法,而且还主张“学问无疆界”“学问无大小”.所谓“学问无疆界”,是说学术研究没有任何不可逾越的疆域；所谓“学问无大小”,是说学术论文的选题不应有固定容量和体积的限制,大有大的写法,小有小的写法.于是,便有了在韩非子和马基雅维里之间跨度极大的比较；于是,便有了《西方音乐的数学式探索与形而上诉求》之类匪夷所思的选题；于是,便有了将“衍圣公世袭制度”“教皇选举制度”“活佛转世制度”放在一起的文化探索……
我一向认为,做学问就如同下围棋一样,至少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先在某个狭小的领域中深入耕耘,成为专家,然后再逐渐扩大自己的研究范围,向相关领域渗透,由专家变为大家.这就如同以“实地”取胜的棋手那样,先在棋盘上“做活”一块,然后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另一种方法是在看似无关的不同领域中同时下手,先成为杂家,然后再发现并打通各个领域之间的内在关系,由杂家变为大家.这就如同以“外势”取胜的棋手那样,在棋盘上东投一枚、西掷一子,然后在适当的时候突然将这些分散的孤子连成一片,烈火燎原,势不可挡……毫无疑问,这种方法的不同,只不过是由于每个人性格、气质的不同所导致的风格差异罢了,彼此之间无分轩轾.在围棋界,这两种类型的棋手都有成功的经验,也都有失败的教训.在学术界,这两种风格的学者都有成功的榜样,也都有失败的例子.相比之下,后一种方法对于学术研究的风险更大,因为走前一条道路即使成不了大家也能成为专家,而走后一条道路倘若成不了大家就只能成为杂家了.然而无论如何,性格决定命运.对于兴趣广泛的我来说,是宁肯成为杂家也不愿成为专家的.
总之,我不提倡将学问做得死板而没有生气,我常对我的学生们讲,其实做学问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你发现一个问题,然后读书、查资料、做论文,最终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你的工作就算完成了.我的学生说,这是我传递给他们的关于做学问的正能量.
（摘自《陈炎学术文集（五卷本）》,高教出版社2016年11月出版.文中照片由张艳华女士提供.）
（编辑 曾繁田）
综上而言:这是一篇适合陈炎和终极关怀和审美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关于审美本科毕业论文，相关审美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
陈坤：行走的力量
“行走的力量”是由著名演员陈坤所创立的东申童画公司发起的心灵建设类公益项目,创建于2011 年 倡导通过“止语”行走,内观自我、提升自己的内心力量,传达.
陈燕：一个盲人调律师的养成
7点30 分,我和摄影记者赶到位于奥运村附近的某小区 ……了一杯茶的时间,一辆黑色轿车停在小区门口 一只黑色拉布拉多犬跳下车,肌肉结实,毛色油亮 它应该就是“珍妮”,就在几个月.
陈荣：自始至终强调良心农业
陈荣,1973 出生于江西省井冈山市,1999 年毕业于湖南农业大学,2003 年回乡创业,2010 年成立白沙富涵家禽专业合作社,现任海南富涵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白沙青年致富带头人协会会长、白沙农业.
陈垣：史学界泰斗
陈垣,字援庵,号励耘 1880年11月12日,生于广东新会一个药材商人家 5岁入私塾,12岁时,读张之洞的书目问答,打开了眼界,越年阅读四库全书总目栏要,掌握了比较丰富的目录学知识,并对历史发生浓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