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治理新形势下我国低碳经济的路径选择基于全球气候治理新趋势分析,本文是全球气候方面有关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与气候和形势和路径有关本科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全球气候论文参考文献：
张慧娟 河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刘小群 保定职业技术学院
摘 要：当前,全球气候治理复杂性日益增强,围绕气候治理的国际谈判日益受到国际社会重视.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巴黎协议》,全球气候治理制度框架与行动路线已初步形成.全球气候治理逐步从大国博弈转向合作共赢治理方式发展,并形成“自下而上”自主贡献的治理模式.然而,在全球气候治理过程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仍存在权力不平衡、治理争议较大、气候治理机制复杂等问题.在此背景下,我国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通过调整产业与能源结构,采用低碳技术等方式实现节能减排,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全球气候；气候治理；发展趋势；低碳经济；绿色治理；发展策略
2016年G20杭州峰会上,占世界经济总量85%的经济体领导人共同讨论了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气候变化问题的应对措施.近年来,全球气候问题已从环境问题扩展为政治、经济问题,是当今国际关系的一个新领域,越来越受到国家社会关注.2016年4月,世界各国签署的《巴黎协定》制定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长期目标,即把全球平均气温比工业化之前水平的升幅控制在2℃之内,到2030年全球碳排放量控制在400亿吨,2080年实现净零排放.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国家,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承担着加快发展低碳经济的重大责任.
一、全球气候治理发展新趋势
(一)全球气候治理向世界各国合作共赢趋势发展
近年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达成合作共赢关系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世界各国均致力于以合作方式治理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例如,2014年8月,美国加州州长与墨西哥环保官员签署了一项协议,旨在通过共同开发碳定价体系,实现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2014年11月,中美双方发布《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各自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目标.2015年9月,两国再次发表《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并在2016年G20杭州峰会上,先后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交存中国和美国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批准文书.作为两个最大经济体和最大排放国,两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占全球排放量约40%,中美合作为推进全球气候治理作出了表率.2016年6月,中德生态园与德国科林工业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签署合作协议.根据协议,科林工业将在中德生态园建设成套CCG烟气余热利用系统设备研发、生产项目,实现排烟温度的大幅度降低.2016年7月,马士基航运与华为签署了一项为期五年的碳减排战略合作协议,达成可持续发展承诺.根据协议,马士基航运与华为计划从2016年至2020年,运输每个集装箱的CO2排放量减少18%.整体来说,国际社会正在携手努力,构建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实现全球气候治理以及可持续发展.
(二)全球气候治理向制度化趋势发展
全球气候治理的根本途径是,不断完善国际气候治理法律框架,推进国际气候制度化建设.针对全球气候变暖,联合国政府间谈判委员会,于1992年达成《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为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法律框架.1997年通过《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2012年通过《〈京都议定书〉多哈修正案》,均为进一步落实《公约》作出了积极探索.《公约》和《议定书》分别从“软法”与“硬法”的角度规范国际气候治理进程,是全球气候治理制度化的具体表现.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通过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议》.协议指出,全球将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全力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目标.此外,部分国家或组织在气候治理过程中也趋于制度化.例如,2015年2月,欧盟委员会在一份政策草案中提议,到2050年实现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比2010年减少60%的长期目标.2016年9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议会通过一项新法案,鼓励最大限度减少,限制汽油、柴油等高碳能源的使用,以及车企出售零排放车辆,并要求在2030年前将加州的温室气体排放降到1990年水平的40%.
（三）全球气候治理模式向“自下而上”模式发展
1997年通过的《议定书》以法律约束方式为发达国家分配减排目标,开启了要求发达国家强制减排“自上而下”的气候治理模式.该模式法律约束力较强,具有较为严格的遵约机制.但是,各方达成行动共识的难度较大.比如,美国从未核准该议定书,加拿大也于2011年宣布退出.《公约》及其《议定书》所形成的全球气候制度框架,导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出现一道“防火墙”.因此,全球气候治理模式向“自下而上”转变.《巴黎协定》开启了各国自主的“自下而上”模式,构建了基于各国自主决定贡献的新型国际气候治理体系.目前,已经有188个缔约方提交了国家自主决定贡献（INDCs）,接近全球排放的100%.例如,美国政府承诺,到2025年,美方将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排26%至28%；日本方面表示,到2030年温室气体排放量比2013年减少26%；中国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文件提出,中国将于2030年左右实现CO2排放达到峰值,以及单位GDP的CO2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巴西政府承诺,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基础上,到2025年和2030年分别减少37%和43%.“自下而上”气候治理模式是国际气候治理模式的重大转折,各国根据自身能力及国情提出气候治理贡献,打破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防火墙”.
(四)发展中国家的气候治理权有所提升
气候变化是全球性问题,除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也需积极参与到气候治理中.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以及碳排放持续增长,发展中国家在减排等议题上逐渐拥有强大的结构性权力.以“基础四国”（中国、印度、巴西、南非）为例,“基础四国”的碳排放量与能源需求量均持续上升.同时,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谈判中,“基础四国”的结构性、手段性权力,以及话语权都有提升.例如,在多哈气候会议上,“基础四国”充分运用以上权力,从法律层面保证《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并推动了德班平台谈判原则的确立.此外,在雨林保护领域,印度尼西亚、巴西等国家具有结构性权力,在气候谈判中,成功引入减少发展中国家毁林和森林退化排放机制.2015年4月,墨西哥正式向联合国提交减排方案,并成为第一个主动承诺减排温室气体的发展中国家.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岛屿国家联盟、贫困发展中国家,作为气候变化的“最大受害者”,在气候谈判中具有道德话语权.例如,小岛屿国家联盟在多哈气候会议上,提出将全球上升温度和温室气体浓度分别控制在1.5℃和350ppm范围内.总体而言,在全球气候治理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治理权不断增加,在国际社会逐渐拥有话语权.
二、当前全球气候治理存在的制约因素分析
(一)全球气候治理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权力不平衡
当前,在全球气候治理、降低碳排放问题上,发达国家体现出的全球治理价值,使得其在气候谈判内外都具备较大权力.例如,美国不仅掌握碳捕获和碳封存技术,并实现了页岩气商业化开采,能源自给率不断提高.根据美国能源情报署的资料显示,美国页岩气产量不断增加,从2008年599亿m3上升到2014年3805.5亿m3,增长6倍,几乎可以满足美国近1/3的需求.在减缓气候变化议题上,美国具有绝对的结构性权力和话语权,对全球气候治理具有决定性影响作用.欧盟国家碳排放不断下降,在低碳技术和可再生能源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据欧洲环境署数据显示,欧盟国家每年节省的减排成本高达31-39亿欧元.因此,欧盟在市场领域具有强大的结构性权力.相比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工业技术水平较低,能源开发技术、回收技术不足,且可再生能源比例较低,导致大量二氧化碳排入空气.例如,2014年,中国排放量占全球碳排放的27%,成为全球最大的碳污染排放体；印度增加的碳排放量与欧盟减少的量相当.过高的碳排放量,导致发展中国家在气候治理问题上无实质性话语权.
(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气候治理争议较大
在全球气候治理问题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于气候治理责任问题上的争议较大.发达国家表示,正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是当前碳排放大国,是影响当前全球气候恶化的主因,应该承担减排主要责任.但发展中国家认为,全球气候问题是历史性问题,不应该由发展中国家为历史问题负责,甚至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主要承担者.在1850年至2005年的155年期间,全球碳排放总量为11222亿吨,其中,发达国家碳排放8065亿吨,占全球总量的72%.虽然2006-2015年,发展中国家碳排放总量上升,但占比低于70%.因此,在碳排放总量上发达国家应该承担主要责任.根据巴黎气候变化大会2015年12月报告数据显示,世界最富有人口的10%,制造了全球50%的碳排放,而最贫穷的35亿人排放量仅占10%；对比印度与美国最贫困50%人口的人均碳排放量,印度仅为美国的5%.但一些发达国家试图以当前总排量为依据逃避减排义务.因此,关于气候变化问题主要责任方,以及气候治理核心角色,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仍存在较大争议.
(三)国际机制复杂性阻碍全球气候治理政策有效实施
目前,国际社会中仍缺乏能够统一、协调全球各领域行为的政策制度.尤其在气候治理方面,还未形成全球性气候治理协调网络与治理机制.而在联合国框架下的气候治理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多边气候制度,具有明显区域性与范围较狭窄的特征.例如,由各国政府主导但范围较窄的“小多边”气候治理制度,两国之间的双边气候制度等.同时,大量国际组织、环境非政府组织以及联合国相关机构,均对建立国际气候合作制度发挥重要作用,并对其运转及延续具有积极推动作用.但是,气候治理制度中出现参与者过多的现状,导致各组织间治理政策不协调,严重影响全球气候治理进度的推进.以国际金融机构为例,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投资方向,可直接影响气候减排工作的开展.当前东亚地区治理也反映出国际机制复杂性问题.目前,全球范围有超过二百个国际环境协议,因为无政府管理而遭遇低效率甚至无效率的问题.例如,亚洲与国际金融危机后,东亚地区多种地区性国际组织的建立,以及大量双边和多边协议的签订,更加突出该地区各种制度交叠的情况.由于不同制度间缺乏协调与配合,制度竞争阻碍本地区统一气候治理制度的发展,从而导致东亚地区气候治理问题难以获得实质性进展.上述复杂的国际机制阻碍了全球气候治理政策的有效实施.
(四)全球气候治理法律效力低、法律主体不明确
1997年12月,《公约》缔约方在第三次会议上通过的《议定书》,对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做出规定,以控制全球变暖.然而,《议定书》对发达国家并未起到法律约束力.例如,作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美国拒不履行“不承诺减排义务”.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之际,俄罗斯总统助理表示,不会签署任何具有重大法律效力的协议.2015年12月,《巴黎协定》达成生效后,条文中所规定的内容将对所有当事缔约国产生法律约束力.但是,当事国可自主决定退出,使得其法律约束力降低.并且,各国提交的“贡献”,不论是减排还是资金,均没有包括在《巴黎协定》中,并未对发达国家规定明确的减排目标,而是由自愿“贡献”所替代.由于缺乏惩罚机制,如果“贡献”不到位,将无法满足2℃升温上线和本世纪下半叶实现零净排放目标.尽管《巴黎协定》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在具体约束细则、约束主体等方面未做出明确规定.
三、全球气候治理趋势下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途径
(一)坚持绿色低碳发展理念,完善碳排放法律法规体系
全球绿色低碳转型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一致.应坚持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改变高能耗、低产出的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发展模式向绿色发展模式转变,实现可持续发展.应贯彻落实绿色低碳发展新理念,在综合利用金融、财政、税收等政策手段的同时加快推进节能减排立法工作.将低碳发展方式融入到环境法立法与修改过程中,制定关于碳排放的专门法律及配套法规.通过草拟碳排放权交易相关法律及条例,以国务院行政法规形式发布,形成节能减排立法框架.针对碳税制度和碳排放交易制度,以及对其推行时间进程,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为国家碳排放提供法律依据.同时,应积极学习吸收国外经验,完善碳排放法律法规体系的构建,可借鉴韩国《低碳绿色发展基本法》、德国《二氧化碳捕捉与封存计划示范法》等,确保绿色低碳发展的各项事业有法可依.
(二)优化产业结构,积极推进低碳产业发展
推动低碳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是调整并优化产业结构.在我国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应逐渐降低重化工业等高碳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减少工业制造环节能源耗费及污染,构建节能降耗型产业体系.加大对第三产业的资金投入、支持力度,使其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推动金融行业,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现代信息服务业等低能耗产业的顺利发展,提升产品附加值和信息含量,提高环保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同时,政府应加快低碳产品的产业化发展,对受限于市场规模与技术条件,无法实现产业化经营的高能耗企业,应给予重点引导与支持.
(三)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优化能源结构
我国应注重开发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建设清洁低碳的能源体系.以发展“低碳富氢”为目标,降低对煤炭等传统能源与高碳能源的消耗,以新能源替代传统能源,以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加大风能、水能、太阳能等的应用范围,提高能源效率；大力开发新型洁净能源,加快地热能、潮汐能与核能的研发工作,实现以优势能源替代稀缺能源.通过加大替代能源使用范围,实现其在能源结构中占比的提高,促使我国能源结构转向生态化、低碳化发展路线.此外,加强能源节约和高效利用的政策导向力度,采用低碳技术和节能减排技术,提高能源设施承载能力,以及能源使用效率,建立安全、环保、完善的能源体系.
(四)加强低碳技术创新与研发,提高节能减排能力
低碳技术是低碳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核心,加强低碳技术的研发,提高节能减排能力,是当前发展我国低碳经济的趋势所在.针对我国多数企业存在低碳技术应用率较低,所生产低碳产品国际竞争力低下等问题,应积极加强与科研机构和科技创新企业的合作.提高对再利用技术、替代技术与资源化技术等的研发投入,实现低碳技术的研发,突破制约低碳经济发展的技术瓶颈,构建技术标准示范企业建设.同时,对利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清洁煤在内的新型低碳技术给予重视,将研发的重点放在生态恢复技术及新材料技术等方面,充分发挥低碳能源技术的作用,促进清洁生产和清洁循环利用,进而实现温室气体排放的控制,促进节能减排.
（五）转变居民消费观念,推广低碳生活方式
消费观念对人的消费行为具有决定性作用,每一个国民消费观念都将影响低碳生活方式的转变速度与转变程.因此,引导人们的消费观念转向低碳化方向,积极推广低碳生活,对于低碳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积极作用.政府应大力宣传低碳经济的重要性,使居民认识到发展低碳经济的紧迫性.在生活上,对人们的消费活动进行科学合理地引导,培养绿色消费习惯、加快人们的消费观念向低碳、健康的方向转变,倡导形成绿色经营的理念.具体而言,应鼓励我国居民实践低碳生活,从自身衣、食、住、行等方面改变传统高耗能方式,改变态度尽量减少生活作息时所耗用的能量,从而对低碳经济的发展真正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六)加快生态环境治理,发展低碳城市建设
有效的生态环境治理措施,是建设低碳城市,改善居民生活环境的重要举措.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应全面放开环境治理市场,积极推进相关政策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构建环境信用体系.同时应保证生态环境监管的有效性,市场的规范性,从而推进生态环境的治理工作.此外,应鼓励城市居民对非机动车的广泛使用,促进城市交通排放量达到最小化.可以通过建立多个职住一体的城市副中心,形成紧凑型城市布局和形态,从而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增加城市的绿色生态空间.而且,要运用现代科技,开发无污染新能源,并充分利用城市工业垃圾、生活垃圾等废弃物品中所含的能源,实现废物再利用,进而推动生态型、智慧型城市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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