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产业结构变动趋势下的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应对,该文是关于产业结构方面论文怎么撰写和产业结构和教育培训和新生代类硕士学位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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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中国人口产业结构正处在由“发展型”向“现代型”转变的历史节点.人口产业结构向“现代型”转变并不断发展,使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规模不相匹配、内容时效针对性欠缺以及管理体系薄弱等问题日渐凸显.为应对人口产业结构变动带来的压力,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需以政府主导为依托,注重多元合力助推；以新生代农民工诉求为根本,注意时效针对性建设；以专业化管理队伍为支撑,注重法规制度引导.
关键词：人口产业结构；变动趋势；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压力
中图分类号：G71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485（2018）07-0084-05
一、人口产业结构的内涵、分类及变动趋势
（一）人口产业结构的内涵及分类
人口产业结构是指劳动人口（又称经济活动人口）在三次产业中的分布状况和比例关系,它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志［1］.人类社会在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发达的现代社会转换过程当中,国民经济结构会发生重大变化,对应的人口产业结构随之也会出现明显的转变.有学者指出,在人口与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具有“传统型”“发展型”和“现代型”三类人口产业结构,而不同类别的人口产业结构体现出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也有与它相对应并决定其发展的人口素质标准［2］.一般而言,传统型人口产业结构的特征是经济活动人口集中分布在第一产业占50%以上,第二产业占25％左右,第三产占25％以下；发展型人口产业结构的特征是经济活动人口集中分布在第一产业占16％-49％,第二产业占26％-40％,第三产业占16％-49％；现代型人口产业结构的特征是经济活动人口集中分布在第一产业占15％以下,第二产业占35％左右,第三产业占50％以上［3］（见表1）.
（二）人口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16》数据,选取新中国成立以后主要时间节点的三次产业就业人口及组成结构数据进行分析：自1952 年进行相关统计以来,到2000 年,这期间中国劳动人口产业结构的突出特征表现为,第一产业就业人口比重从1952 年的83.5%减少到2000 年的50.0%；对应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则从9.1%增至27.5%,这一时期中国明显处于传统型人口产业结构发展阶段.而从2000 年之后,直至2015 年,十五年间,中国人口产业结构产生了根本性转变,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比第一次降至50%线以下,在2015 年更是降至28.3%,减少21.7 个百分点；对应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比则增长到42.4%,增加14.9 个百分点,以2000 年为时间节点,由此中国的人口产业结构便从“传统型”跨入到“发展型”阶段.
可见,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人口产业结构经历了由“传统型”向“发展型”转变的历史演进过程,并且中国当前的人口产业结构正处在由“发展型”向“现代型”转变的历史节点.新生代农民工作为推动中国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不断发展的生力军和产业工人的主体,其素质的高低会直接影响人口产业结构的发展进程,这就势必会对关涉新生代农民工素质的教育培训提出新要求.
二、人口产业结构变动趋势下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压力
为论证与分析人口产业结构变动对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带来的压力,结合相关数据,并对不同区域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调查,调查采取以下两种方式：一是问卷调查,以网络平台发布为主,直接发放为辅,共发放问卷296 份,回收有效问卷283份；二是访谈,包括面对面访谈与网络访谈,受访者共12 人.立足我国当前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发展现状及其特征,人口产业结构向“现代型”转变并不断发展,使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规模不相匹配、内容时效针对性欠缺以及管理体系薄弱等问题日渐凸显.
（一）规模的压力：教育培训规模不相匹配,急需调整扩大
人口产业结构变动会对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规模产生比较直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现有相关教育培训规模总量需求的改变.诚然,支撑新生代农民工不断向第二、三产业,尤其是向第三产业就业转移的前提是：新生代农民工主要在知识、技能上的供给能匹配这种变化需求.从表2 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知识、技能供给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之间差距显著.而随着新技术指数式发展及其运用不断拓展、产业结构升级加速推进,第二、三产业的科技化程度也势必会越来越高,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知识技能要求也会随之逐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知识、技能供给与产业结构需求不相匹配的问题将更加突出.这也意味着,为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向第二、三产业就业转移的需求,急需大量的教育培训,以提升其就业竞争力和转岗就业的适应能力.
教育培训的机会和办学分布是反映其规模状况的重要标志.然而,面对日益增长的大量的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当前这一特殊群体能够接受教育培训的机会还较为欠缺（见表3）,而在接受调查的新生代农民工当中,实际参加过教育培训的仅有109 人,占调查总数的38.5%.另据了解,从当前已有的相关教育培训办学分布情况来看,大多还停留在个别办学或者某个地区的试点办学格局当中,相关教育培训并不广泛,还十分有限.可见,当前的规模已无法满足庞大的日益增长的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而为匹配人口产业结构向“现代型”转变并不断发展,急需调整扩大.
（二）内容的压力：教育培训内容时效针对性欠缺,急需更新改进
教育培训是新生代农民工掌握就业本领,适应产业结构变动的主要途径,教育培训内容则会直接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知识、技能的提升,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新生代农民工在第二、三产业择业、就业与创业的空间与能力.然而,从被调查者反应的总体情况来看,符合其需求或期望的教育培训内容还较为欠缺（见表4）,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内容时效性欠缺.由于第二、三产业对新生代农民工素质和各项技能的要求明显高于第一产业,加之知识、技术更新瞬息万变,当前的一些教育培训内容脱离生产实际,滞后现象还较为常见,甚至有的教育培训仍在沿用十几年前的内容,这就会造成“学迟所用”的尴尬,而这种不理想的教育培训内容体验也会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进一步参加教育培训的积极性.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只有用与时俱进的知识、技术武装自己才能使他们在竞争激烈的二三产业就业市场中谋得立足之地.
其二,内容针对性欠缺.很多参加过教育培训的受访者表示当前社会上所提供和组织的教育培训项目较为单一,如大多还局限在对就业技能的基本培训,而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特点与需求的内容还较为欠缺,这就容易出现“学非急需”局面.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只有根据其特点与需求设计教育培训内容才能吸引他们主动“前往”,也才能更好地促进其向第二、三产业就业转移.
（三）管理体系的压力：教育培训管理体系薄弱,急需改革完善
良好的管理体系是维系教育培训发展的重要因素,一个良好的管理体系需要有专业化的管理队伍和完善的管理体制机制保障.为推动人口产业结构变动,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规模需要逐渐调整扩大,而逐渐扩大的规模,使本就薄弱的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管理体系问题更加凸显：其一,专业化管理队伍的欠缺.随着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规模不断扩大,教育培训管理体系也随之需要变化充实,但由于专业管理人员数量有限,为弥补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管理队伍的不足,新增人员往往多数从各方临时调派,而其管理经验不足,对教育培训工作了解甚少,导致整个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缺少自上而下的专业化管理队伍.
其二,管理上的缺位与空白.面对大规模的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在管理责任或职责划分上开始互相推诿,管理空白不断呈现,多头管理与组织的无序性、盲目性体现的比较突出,管理方式的简单挪用现象也越发明显.一个良好的教育培训管理体系具备的一个重要特质应是针对不同特点、不同对象采取独特的管理方式,如此才能使教育培训的组织与管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中,忽视管理对象特征而直接套用他法的情况多有发生.从目前对发布的相关法规制度分析来看,还主要侧重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实施的措施或步骤,却缺乏有效的教育培训配套法规制度保障；并且在当前的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市场上,由于很多相关职能部门会根据发展需要设置相对独立的培训组织或机构,并且相应地也会设定特属的经费和相对传统的项目.然而,各个职能部门各自相对独立,加上缺少一套完善的管理与沟通合作的体制机制,相互之间往往较少沟通合作.有研究认为“各职能部门的角色定位和智能分工重叠或不衔接,缺少一套完善的体制和可操作的运行机制,极易导致权力真空的出现,并时常出现对本部门有利的就争着管,而对其无利可图的就会互相推诿”［4］.另外,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质量监督系统不完善,监察力度严重不足,质量也难以得到保证.如果相关教育培训管理部门与机构各自为战、资源与力量分乱、质量与效益低下就将很难避免.因此,为助力人口产业结构向“现代型”转变并不断发展,急需改革完善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管理体系.
三、应对人口产业结构变动的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策略
（一）调整扩大规模：以政府主导为依托,注重多元合力助推
政府应积极鼓励、扶持和发展社会力量参与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驱动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规模扩大,为新生代农民工素质达到人口产业结构向“现代型”发展的要求创造条件.
为更好地发挥政府主导,实现多元合力助推,应注意做好以下四项基础性工作：一是确认政府的主导职责,将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真正纳入到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整体规划中,以条例的形式明确各级政府的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目标和任务,并通过细化政策措施,积极组织实施,保障其规模有效扩大；二是逐步加大政府投入,及时跟进,在财政支出预算中安排并落实专项经费支撑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规模扩大；三是发挥政府统筹作用,广纳经费,建立起政府、个人、企业等多元主体参与的教育培训投入与成本分担机制,并通过现代传媒,加大宣传力度,争取相关组织、机构、团体和个人捐助［5］,在经济上保障大规模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的正常、有效运转；四是充分运用竞争、激励等多种手段,进一步调动个人、企业、行业、教育培训机构等参与或组织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的积极性,如对于积极开展面向第二、三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就业转移的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参与者或组织者给予适当补贴或奖励.一言以蔽之,通过多形式、多渠道开展符合人口产业结构变动趋势要求的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逐步形成以政府统筹为主导,重点倚靠各类教育培训机构、行业企业、个人开展教育培训的格局,从而通过大规模、高质量的教育培训,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在第二、三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就业转移的适应能力,助力人口产业结构向“现代型”转变并不断发展.
（二）更新改进内容：以新生代农民工诉求为根本,注意时效针对性建设
要想紧贴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的诉求,提高其内容的时效性和针对性,一方面要注意运用科学方法分析并确定第二、三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中对各种或各类知识、技能的供求状况,及时更新改进,淘汰落后的教育培训内容,并通过分析掌握不同时期、不同工种的知识技能需求,准确了解劳动力市场的变动情况［6］,从而通过有针对性地开展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使内容紧贴产业发展要求,不断提高其实效；另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内容要与其就业、创业等需求紧密联系起来,与其正在从事或所要从事的工作、岗位相结合,那么应通过不同渠道、不同方式,了解并根据其个性特征、认知能力、价值取向、利益诉求等方面特殊需求,设计适合其特点的教学内容,应其所需.
为做好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时效针对性建设,还需重点做好适应性、岗位和职业技能等三个主要方面的教育培训：其一,进行适应性教育培训,这里主要是指对在城市第二、三产业就业或即将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进行有关基本权益保护、法规知识、城市生活常识以及市情、社情等方面内容的教育培训,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活与工作的适应能力.而根据新生农民工法规意识、心理素质较为不强的现状,尤其要重视对新生代农民工基础法律知识和心理方面内容的教育培训.有学者在其研究中也指出,为巩固就业稳定性,增加心理、观念和思维培训,以适应企业发展、社会环境变化的需要［7］.其二,进行岗位教育培训,一般是指对在城市第二、三产业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依据具体用人单位的生产发展要求,并参照相应职位或劳动岗位需求,对其开展如职业道德素养、行业与领域前沿基本知识、岗位要求与生产注意细则等方面内容的培训,从而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从业素养和岗位适应能力,并通过强化其安全生产意识,保障生产的安全运行与发展.其三,进行职业技能教育培训,这是进一步提升在城镇第二、三产业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工作能力、从业竞争力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手段或路径,而按照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需求和其就业产业分布状况,其职业技能教育培训重点应涵盖家政服务、酒店餐饮、环卫保健、建筑制造等与这一特殊群体就业分布较为广泛的行业领域,同时还要注意将培训成果进行及时转化,让其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另外,在侧重其职业与创业知识、技能教育培训的同时,还要尽可能兼顾全面素质的提升,如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等.
（三）改革完善管理体系：以专业化管理队伍为支撑,注重法规制度引导
为应对人口产业结构变动对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管理体系带来的压力,需改革完善其管理体系,这就需以专业化管理队伍为支撑,注重法规制度引导.第一,培养与组织专业化的管理队伍,为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提供“人力”保障.根据当前缺乏专业化管理队伍的现状,应通过多途径、多方式,积极培养相关的专业化管理队伍,提升队伍的整体素质与管理水平；同时,在组建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管理队伍时,应尽量选择受过专门训练、经验丰富的人员,并注意发挥其组织与引领的作用,通过“以点引领、以点带动”的方式,逐渐提升教育培训管理队伍的整体水平.
第二,制定和完善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管理相关法规制度,为其作规范性引导.首先,强化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协调职能,积极制定和完善相关条文,增强对各种部门所设相关教育培训机构的统筹管理与指导,规范其办学与市场秩序.其次,确认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管理的主导部门或机构,并明确主导与协同管理部门或机构间的职责及其关系,改变互相推诿、盲目重叠办学和多头无序管理的弊病,尤其要注意尽快建立健全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管理与沟通合作的体制机制,推进各组织机构间的沟通与合作.再次,要根据人口产业结构变动趋势下新生代农民教育培训需求,形成配套的质量管理法规制度,特别是要建立对教育培训项目设置、效果验收与评价等监测与评估的体制机制,并实行常态化检查,以确认教育培训所应达到的质量标准,而这也是改进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管理体系的基本举措.为此,在国家宏观管理维度,相应地应构建起一个比较完备的质量评估系统,并以“就业成效”作为关键要素衡量其教育培训绩效.另外,考虑到绝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实际生活或居住在城市的现状（与新生代农民工户籍所在地相对,这里的城市往往被称之为“异地”）,对其在“异地”组织实施教育培训一般应是主要形式或重点.基于此,应注意建立新生代农民工能够在异地接受公共就业培训的长效、平等的制度体系与多方监督体系,借助监督体系消除新生代农民工异地教育培训的利益合谋与分肥等弊端［8］.对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城市已然成为其就业与梦想依托的理想之境,有时更多的在就业所在城市进行教育培训,能很好地吻合当地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实现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价值与利益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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