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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回祁连论文参考文献：
一
哦,民乐,留下我青春身影的地方！仰头可见天神般威严的老君山雪峰,低头可见冰冷刺骨的融雪水在灌渠里澎湃.一年四季疾风尖啸,从不停歇,风神呜呜地,似在捉拿并拷打一个脱逃的魔鬼.男人和女人们每天绕过村头的涝坝,踏过芨芨草的枯黄,扛着农具,向光滩深处如野马浮动的雾浪走去.我也曾是他们中的一员.在这里留下过我二十一岁的容颜.
老君山是祁连山北麓东段的主峰,矗立在民乐县城南面,云雾在山腰拉起了带子,显现出山的雄姿.夏天,老君山若起大雾,山下的庄稼就要遭殃了,不出一刻,大雨滂沱；冬天,雾帐拉严到山根下,天地骤然变色,大雪纷纷扬扬,雪深三尺.人们说,老君变了脸,杀羊祭神山哪.
传说有一年,老君发慈悲,扮成一个放羊老头儿,身穿皮袄,赶一群石羊滚滚而下,他要给洪水河修座桥.一个智者说,你的羊怎么头比牛头还大？一语泄露了天机,老君化作青烟飞走了,而羊们顿时立地不动,化成散落在洪水河谷中的万年不移的巨石.这个传说很有趣；而我所在的村子就叫洪水村.
压在记忆深处的东西,好像永远沉埋了,其实蛰伏着,有一天会冲开重重淤积,清晰地显露自身.比如“四清运动”,简称“社教”,现在基本已无人提及,没人觉得它多有意思,它主要发生在农村和农民中,时间也只在一二年间,似乎是一个小插曲,与后来的“”风暴关系不大.当然不是这样.四清运动的发起与当时中同政治态势的主流密切相关.
但四清运动又是复杂的.不能说它没有整顿农村基层的混乱,整治自大跃进以来,乡村干部的专横霸道的某种积极意义,但它却又迅速转向了以血统论为基础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在思想体系上,它与“”思维是一致的.它是一次“”前的操练,也是后来声势浩大的知青运动的一次彩排.但让我纠结的似乎并不是这些,而是隔着历史烟尘的各种亲切的面影,是那个久远年代里,人性的淳朴与异常,残酷与美丽.
1964年秋,开学不久,作为大学四年级学生,在下去搞“四清”前,先有个“三查运动”,即“查阶级,查立场,查斗志”,也称为“交心运动”.每个人都要写认识材料,清理思想,深挖阶级根源.为了让“交心”显得更加真实可信,顺利过关,有人就编造些无关宏旨的“错误”,或乐于把某些流行的错误思想扣到自己头上.也有人尽力丑化自己的剥削阶级父辈,以划清界限.有一位学生干部,以绘声绘色地揭露他的富农父亲的种种丑态而闻名,他有一种农民式的幽默和尖刻,并配上各种细节,给人的感觉特别诚恳.他的示范性演讲很受欢迎,有点像后来的“讲用”.和他同村的同学却说,他父亲不是这样的.
在拐角楼的一间宿舍里,我们这个大组,每天聚在一起进行的就是这样的“交心”.一个一个地过.一天最多过三四个人.家庭出身在那时具有绝顶重要的意义,几乎就是一切.它决定着每个人的位置和价值.根正苗红的少数人成为运动中坚,他们意识到自己的重要,一个个表情凝重,不苟言笑.我的履历表家庭出身一栏填的是“自由职业”,有点似是而非,不好不坏,一度我被作为红对待.我们那个大组的负责人是班主任徐清雅先生.她是教西洋文学的,会好几种外语,是位真正的学者.她就是后来全同著名的一位青年理论家的母亲.她和丈夫胡震旦先生一直把我看作他们的得意门生,使我有点飘飘然,并没有感到有多大压力.
我们组有两个重点关照对象.一个叫王立人,其父是杨虎城部下,抗战胜利后做过接收大员,逃到台湾后,曾官拜高雄城防司令,大约在叫嚣反攻大陆那年,参考消息上冒出过他父亲的名字.这把西北小地方的人吓坏了.他一直是我的好友,和我一样单纯,幼时基本没见过父亲,过着孤儿寡母的清贫生活.另一个叫杨晓春,女,人长得漂亮,属校花一级人物,却是“同军”团长的女儿,虽追求者甚众,但仍被视为问题人物.这两个人的“交心”反复了好几次,一直攻不下来,总认为他们怕痛,挖得不深,不敢“见红”.
那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下午,我不知哪来了一股子勇气,忽然站出来要求发言.我说,我们不应该这样对待他们,我们不能搞唯成分论,搞血统论,我用给出路方面的话作为武器,自认为发言很有水平.我的思想与“”中写《出身论》的遇罗克的思想非常相近.
我刚一说完,徐先生立即宣布休会.她拧着身子出门时的背影有些冷硬.我居然毫无知觉.随后只见一个个骨干被召了出去,气氛顿时变得莫名的闷燥.谁都不和我说话了.不时有人推门伸头看看我在不在.俄倾,宣布重新开会,各就各位,房间里忽然很静,但彼此的呼吸声仿佛劈里啪拉地撞击着,要撞出火星了.终于,第一个骨干发言,他严正指出,我犯了严重的立场错误,屁股坐在剥削阶级一边,说轻了是认识模糊,说重了是代替剥削阶级反攻倒算.第二个骨干是对我比较了解的人,发言的分量比较重,他说,你为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鸣冤叫屈,你是谁,你又是什么家庭,我看需要好好重新查一查.你和王立人平时形影不离,王自称王奥,你自称雷勃,鲁静宇自称鲁洛,你们三个合起来自称是奥勃洛摩夫,你们晚上不睡早上不起,早饭也不吃.你还说,你心中的女神是玛蒂尔特,她敢把于连的血头颅捧在膝盖上回去安葬.你为反动的贵族小姐大唱赞歌.你平常夹一本《罗亭》出出进进,自称你就是“多余人”.是的,你连“同路人”都不是,你就是一个革命队伍里的“多余人”！该淘汰了！第三个发言者却不是骨干,但脸色更加严重,这位同学不断颤声喊叫着我的名字,并用颤抖的指头几乎点到我的额头说,我们革命群众好比正在楼下游行,你从楼上突然给我们兜头泼下来了一桶冰水,你呀你,你这是直接对抗群众运动呀,这是可忍孰不可忍？事后得知,这位同学的家庭出身问题更严重.我当时是半低着头,偶然抬眼,见他气得发抖,嘴角溢出白沫,心想,怎么了,至于吗？
这时有人在外面敲门喊,食堂要锁门了,快下来吃饭吧.于是会议不得不中止.徐先生做了一个简短的总结,她指出,我的发言不是偶然的,是同内外阶级斗争动向的一种表现,思想本质是典型的资产阶级人性论和反动的阶级调和论,是用合二而一来反对一分为二,等等.那时正在批判杨献珍和周谷城,她把我跟他们挂上了.她的发言无疑具有深度和高度.她变得不认识我了,她看着我,冷若冰霜.多年后有人告诉我,那次徐先生也是不得已啊,她对你其实很好,她的出身问题更大,组织上正在观察她呢.
我永远记得,那一天黄昏正赶上老天爷“下黄土”,现在叫“沙尘暴”.九月里下午七点钟光景,应该还很明亮,但那天是漫天昏黑,不辨人形,呛鼻迷眼,呼吸困难,好像老天也来羞辱我.下楼时连王立人和杨晓春的背影也是冷冷的.在食堂外的小操场上,吃饭者谁都不理我.那天吃的是疙瘩汤、金银卷就炒咸菜.我和着尘沙艰难而无味地吞嚼着.这时班长王忠端着饭盆走了过来,蹲到我面前.他是“老好人”,年龄比我大.先是蹙着眉头不停地唉声叹气了一阵子,然后说,昨天晚上我们刚刚研究过,要发展你为依靠对象,觉得你虽然不太关心政治,有点走白专,但家庭相对简单,人也比较单纯,有啥说啥.你看你,今天闯了多大的乱子啊,捅了多大的娄子啊,唉唉,你的问题还得上报校部哪,能不能被批准参加四清运动还是个问题哪.我一句话也说不出,估计模样极难看,但并没有哭.我拖着灌了铅似的双腿走回宿舍,拉开被子蒙头就睡.
三
当然,并不存在批准与否的问题,不可能把我一个人留在学校.1964年同庆一过,我们就奔赴“四清”前线.地点就是老君山下的民乐县.这次运动历时八个月,于第二年,即1965年5月初返回兰州.说实话,当时的我其实是兴奋莫名的,像一匹撒欢奔跑的马驹子.再也不用坐在闷暗的宿舍里没完没了地开会了.
拂晓时分,火车过了乌鞘岭,白雾渐渐故去,再往前行,过了古浪峡,眼前忽然现出广袤的戈壁滩.久闻大名的河西走廊终于现身于眼前,让我无比激动.那个年月,人的流动概率极低,基本哪儿也没去过.千里河西走廊对我很有诱惑力.从车窗下望,只见天朗气清,红叶欲燃,荒滩上不时出现一座座长方形的古老土堡,越往后走堡子越多,有的牮子四角升起“堞垛”,还有炮眼.但不见人,土牮大部分已倾塌了,不由引人遥想古代.
进入黄羊镇以西地面,土地肥沃,村舍连亘.河西地区收获季节晚,场院上还有人在“碾场”.收割过的田野上有堆堆粪肥,有人煨起了粪饼,蓝烟袅袅升起,若隐若显,状如指路的仙人或婀娜的女神.毛驴颇多,当地社员穿光板老羊皮袄,斜跨驴背,得得趱行,从火车上看下去,是迅速移动的小黑点,别有一番古意.
这时我们发现了古长城的遗骸,一段段残垣断壁,在秋风中独卧于沙丘之上,如伏虎,如怪兽,中间还杂有烽火台墩.这带来了大欢喜,我们一个个狂喊着看啊,看啊,后来火车的另一侧也发现了古城墙,它几乎一路陪伴着我们.懂行的人说,这叫“断壁长城”,属于明长城,其苍凉况味难以形容.这就是1964年秋天的河西走廊给我的第一眼印象.
此时我想起了《烽火台抒情》,一首诗,是甘肃师大学生诗人何来写的.1962年人民广播电台曾将此诗与臧克家、贺敬之、郭小川的诗放在一起朗诵过,在甘肃学界轰动一时.其诗有句云：“你鬃子山下奔逐着的长城啊,风尘仆仆万里来,迈过多少战乱的岁月,多少寂寞的年代；你雾霭里明火的古道,去凉州,通瀚海,几回驿马羽书,多少铁血化尘埃！”这是那个年代惯用的宏大调子,铿锵有力,震荡人心.写的正是河西走廊.
我们在张掖下了火车,住了一晚,第二天换乘解放牌卡车向民乐进发.“四清”上作团有两干人,据说那天正好用了一百辆卡车,其场面之浩大,用遮天蔽口、排山倒海、地动山摇,都不算过分.我们穿戴着兰州军区以极低的配给的棉军帽、『U皮军大衣、军用大头鞋,一个个好不威武.除了没,什么都有了.想到几天前还在恭恭敬敬地“检讨”,现在忽然一身戎装,男女同学相视而笑,不觉豪情满怀,忘记Li己是老几了. 车队构成了一条长达数里之遥的长蛇阵,中外战争巨片都没见过这样大的阵势.从张掖到民乐,一百多里,主要在戈壁滩上行进,过了东乐镇后折转方向,我们可以不断回首观赏车队曲折逶迤、烟尘滚滚的景象,还有人说他看见了传说中的“海市蜃楼”,激动得不得了.那一天,民乐大地在颤抖,寂寞了亿万斯年的戈壁滩似乎从没这么喧腾过.试想,一百辆卡车,数干之众,突然涌进一个只有七八万人和只有一条小土街的小县城,怎能不构成“雷公打豆腐”之势.老乡们一个个看傻了,有的半天合不拢嘴,有的啧啧叹道,1949年王震的队伍过民乐,阵势也大,可也没有这么大啊.车辆因为一时疏散不开,我们不得不长久地与路边的群众车上车下默默对视,有些尴尬.这一天的晚上,民乐全县就有五个“四不清”因为极度惊恐而自杀了.我要分配去的那个大队的会计,吊死在老戏台上. “四清”工作团由三方面人员构成：一方是兰州大学师生,一方是武威地委机关及所属单位干部,一方是武威炮校的军官们.在后来的日子里,我越来越感到武威地委的干部人才济济,有老革命,有智囊人物,有笔杆子,还有农村工作的“老手”——他刚一张口农民们就笑了,真是藏龙卧虎；而武威炮校的军官,大都腰挎,个个精神,他们人虽年轻,资格却老,那时距离解放战争胜利才十四年,他们中许多人都是四野、一野的,有过参战经历,但你不问他绝对不提.我们大队的刘参谋就带我到河滩打过五四式,他紧抓住我的手．怕我乱动,让我向荒崖连开了三,看弹壳冒着青烟蹦出身,真来劲,我过了个瘾.
四
在大队部住了第一夜.清晨,风小了,出门望去,我发现—个穿红袄的小姑娘,颠簸在小毛驴的背上,半弯着腰肢,一起一伏的,甩打着小腿儿,小驴蹬过了一条清浅的小河.这画面让我沉醉,感动,刻印在脑海深处无法去除.
当地老乡个个头顶着一种毡帽,表情沉默木讷,这帽子呈铲子形,帽舌伸出老长,它有个费解的名字,叫“牛吃水”.看起来怪怪的,恍然有进了罗刹国似的感觉.后来才明白,此帽样子虽难看,但平日挡风,夏天遮阳挡雨,再毒的太阳也晒不透,再大的雨水都会沿两翼流出,一抖即干,冬天拉下帽檐可防耳冻,故而冬暖夏凉.这里的河西女人外出必蒙面,为的是防风防晒防寒,一个个用头巾缠住头,只露出一双骨碌碌转的黑眸子,你无法探知那后面的表情,除非你跟进家门,看她们卸了装.
然而,让我万分惊愕的是,五十多年后的现在时,我曾碰到过一位在京的民乐籍的大学青年教师,聊天中我问他,你们那儿老乡都戴“牛吃水”毡帽吧,他摇头；我问,你们那儿女人外出都是蒙面的吧,他更摇头,他甚至根本不知道“牛吃水”是什么.我的天,这个世界真是变了,地变天也变,从风俗到气候,变得无法辨认了.我不服气,又问,你们那儿把父母叫“娘老子”,把“跑掉了”叫“排掉了”,对吧,这他点头.当我说,你们那儿把不务正业的流浪汉叫“五二鬼”时,他哈哈大笑,连连说对、对、对！
且说,我们住进了老乡家以后,才知道这里有多贫穷.我住进的那家人少,一个瞎眼老汉和他的儿子,两条光棍.儿子叫李希林,人长得挺拔精干,曾在钢厂干过,母亲病逝多年,他对老父亲极孝顺.这个家真是空空如也,推开四面漏风的破门,就是一盘炕,土炕上的被子补丁摞补丁,色泽污暗.为了我的到来,李希林换上了他准备结婚用的一领新炕席.这应该是很大的事.我很久以后才知道.
李希林说,挑选可以住工作队的人家可难了,既要是贫下中农,还得家境过得去.有的人家根本不敢让你们住啊,那些家就在炕上铺一层麦草,睡觉时往草里一钻,清早起来赶忙抖净头上身上的草渣儿.有的人家女人只有一条裤子,她和女儿谁出门谁穿,在家的就窝在炕上,当然,真穷到这个份儿上的也不多.我听了吸一口凉气,心想,谚语里不是说“金张掖,银武威”吗,怎么穷成了这样？
只有吃了“派饭”,你才能真正体会到老乡们生活的艰辛.这里要对“派饭”这个历史性名词略加解释.那些年头,运动多,临时任务多,上面经常抽调一些干部组成工作组、检查组,到农村指导或检查工作,简称“驻队干部”“蹲点干部”.驻队时间或十天半月或三月半年不等.这期间“驻队干部”轮流在各农户家吃饭,每顿每人付四两粮票和两毛钱.对农家而言,管“派饭”是一种负担,但又是一种荣耀,一种“政治待遇”,地富反坏是无权管“派饭”的.农民们常年吃糠咽菜喝清汤,每逢给干部“管饭”,却互相攀比,要提升一下档次.工作队严令必须与老乡“三同”,伙食水平保持一致,不得超标,但老乡们还是有做白面拉条子的、蒸小馒头的、炒小炒的,甚至个别还有过包饺子的,最不济的也是油泼蒜泥土豆,外加酸菜花卷儿.当地产优质红皮大蒜,每顿饭都会摆上.
每次吃“派饭”,都是刘组长带着我.刘组长是法院的,我的顶头上司,他高个儿,面容坚定,语速慢,说话严谨,他对我却好,总叫我尕雷子.我们出门调查,座谈,开会,总在一起.我们坐在老乡的炕桌边,老乡把好吃的端给我们,一个劲儿地劝我们多吃,然后老乡自己躲在外面喝青稞面拌汤或野菜汤.我们的心情是矛盾的,吃惯城里饭的我们,也饿,甚至馋,也需要补充营养,可老乡吃得这么差,让我们吃不下去.老刘总是举着花卷儿或夹起菜来正色道,以后你们吃啥我们吃啥,千万不能给我们单做.主人总是谦恭地堆着笑说,好我的书记嘞,我们十天半月才管一次“派饭”,哪能让你们喝洋芋拌汤子呢？老乡把工作队的人都叫书记,或者干事,我都享受过书记的尊称.
孩子却不管这一套.我们不止一次地遇到,脏兮兮的小男孩小女孩,流着双管鼻涕,端着自己的汤碗,死死地盯住桌上的饭,盯得我们发毛,无法放开吃.更有一次,一个小男孩嗖地翻上炕,用小脏手迅如闪电一般抓起饺子就吞,主人进来大怒,一个耳光把孩子扇到炕下打旋,孩子号啕大哭,我们一再护住孩子.这顿饭我们哪里还吃得下,只能落荒而逃.在我,真是吃出了一种犯罪感.
这个地方,或因半农半牧,或因边远蛮荒,历来男女关系比较随便,开放,所以工作队有严明纪律,规定与女社员谈话,必须有两个或以上工作队员在场,谈话时必须敞开房门,晚上一律不得找女社员询问.在开头的一段,执行得很坚决,于是在县团的一份内部简报上,出现了这样一条“情况反映”：“由于工作队进村后作风严肃,有的落后妇女就说,工作队的男人没长?.”我们的主要工作本是扎根串连,依靠“根子”们,揭开阶级斗争盖子.但打开局面很难,家族关系盘根错节,后来还发现,我们倚重的某些“勇敢分子”,其实是依靠错了,这更增加了工作的难度.倒是在生活作风问题上打开了缺口,发现各队的村干大都存在“嫖风”问题,听说某公社有个队长和会计互换老婆睡,生的娃名字就叫“换换”,成为笑谈.战果迅速扩大,案子越扯越繁,这使工作队员们很兴奋,因为那个年代男女关系也是严重的问题啊.可是武威地委的同志们太了解相邻地区的土风了,工作团团长、地委书记程雪同志马上就发现大方向有所偏移,他要求各工作组立即停止追查男女关系,重点要放到清政治清经济上来.
那时原则上要求工作队每周与老乡同劳动两个半天.因老刘和其他人都有更重要的事,每次都是我去,渐渐老乡也不拿我当外人了.洪水河边的原野上,最习见的就是芨芨草,长在地边路边,高尺余,黄灿灿的耀眼.木轮牛拉车也是一景,轮子极大,很像俄罗斯列维坦油画里的大车,打场时装麦草用,或用它往地里运肥,颇具田同风味.
红红绿绿的成群妇女,扬起榔头打胡基,我也夹杂其中.我因不得法,榔头把儿攥不紧,腰太硬,据说姿势很滑稽,手上起了几个大泡.正狼狈间,环子这丫头,猛地从后面向我冲来,冲了我一个大跟头,众皆大笑.环子姓郝,是团支部副书记,爱唱歌,一见面就推搡我,说,雷干事,今晚上你总该给我们教新歌了吧.我那时附带负责给青年教歌,半月左右教一次,在土堡里.那年代唱的歌有《勤俭是咱的传家宝》《打靶归来》《社员都是向阳花》《汾河流水哗啦啦》.
环子皮肤微黑,很水灵,一笑就露出雪白的牙齿,两颗又大又亮的眼睛毛茸茸地扑闪着,两颊照例有紫外线强照射后形成的两片红晕,俗称“红二团”,但这反而使她透出一股子野性美.她一会儿咯咯地大笑,一会儿挤眉弄眼,调皮地捉弄人,一会儿又噘着嘴发脾气.她那样子,用现在网络名词就叫卖萌.有一晚教歌,我靠着墙睡着了,她掐醒了我,说为什么不教了？我说困啊.当时我很恼火,为什么对别的工作组你那么恭敬,为什么在我面前这么放肆.
叔本华说,人是这么一种动物,既要吃面包,也要看马戏.说的太对了.你看欧美国家看足球的,看篮球的,看网球的,万头攒动,老头老太太儿童也不例外,时间再宝贵,这乐子是不能缺的.人确是需要娱乐的,哪怕再苦再穷再累；只是,贫困会把娱乐的方式扭曲和变形.一天,秋阳高照,风也柔软,我们在干沟里小歇.我躺在避风处盖着外衣眯盹,忽听咚咚咚一阵急促的跑步声、追喊声,随后就传来了一声高过一声的爆炸般的哗笑.我好奇,走近前一看,原来女社员们,也有男社员,把一个中年男子撂倒,褪下裤子,并把其脑袋不断往裤裆部位按压,说这叫“苏秦背剑”,也叫“弯弓射雕”,然后围着他大笑,笑出了眼泪,有的人喜得直跳脚.据说被示众的苦主一般是不会恼的,往往一笑置之.有人喊,雷干事来了,快跑,一女社员却说,雷干事来了来,怕啥哩.我只能面露尴尬地笑,扭头装没听见.后来,我听到过一个顺口溜,专道甘肃某些地方的贫穷落后,说是“开会靠吼,种地靠牛,点灯靠油,娱乐靠？”,这再一次让我发出苦涩的笑.
那时还有一种难言之隐是,浑身长虱子,奇痒难当,开着会不由人不摇头摆尾,歪肩扭臀,样子难看.女队员也有相似表现.有人说后半夜奇冷,能冻死的,我试过,冻不死,衣缝里虱子虮子仍然结成团.还是李希林有办法,他找来几大包六六粉,倒进大铁盆,再将我的衣裳放进去,反复煎煮.这一招果然灵,虱虮们遁形了,我人也清爽了许多.
有一天,我去大队部,看见环子坐在大门槛上,用木盆洗衣服,手冻得通红.她家就在这长着一排白杨树的大道边,道边有条小溪.我边走边嚼着李希林给我的干沙枣,顺手递给了她一把,她接过枣子,扭过头,再转过来,却眼含着泪,我说你怎么了,她说心里难受,忽然没了平日的嬉笑.午后,我从队部回来,她老远就向我奔来,直撞到我怀里,喘着气说,你又回来了.我感觉到了她温热起伏的胸脯和呼出的气息,虽只一瞬,也顿感有点不对劲,忙推开她.她并不是小丫头,都十八岁了,叫别人看见多不好.我忙向大路两头望去,幸好中午没人,只有白杨树在风中拍着手儿喧哗.
五
进入十二月,天寒地冻,北风怒号,洪水村的斗争形势渐渐推向了.工作组和贫协的“根子”们天天开会到半夜,终于敲定了斗争对象名单.其中有一人漏网,他叫郝得全,会一点兽医,也会一点人医,在最饥饿的那一年,他伙同他人杀了队上的一头驴,煮熟了卖钱,分得25元,他还伙同饲养员,偷过一袋豆料,那本是牲口的口粮.他还从青海贩过牛.他的“罪行”已构成破坏生产资料罪,因为他的成分是贫农,又与地富反不沾边,只能定为坏分子.他人现在青海俄博的什么地方,给队上缴一点钱,算是批准搞副业的.我万万没想到,郝得全竟然就是环子的父亲.
环子和她的母亲已被通知,不准再参加贫协的“根子会”,环子也不得再参加团支部活动,那还意味着,什么刷标语啦,喊口号啦,会前拉歌比赛啦,都没环子的份儿了；这对这个活跃分子来说是多么大的打击,甚至意味着“政治生命”的结束.
有天早晨,下着雪,我伏在被褥卷上写工作日志,那时我和老刘搬进了这间空房,不在老乡家住了.听见门外有隐隐约约的抽泣声,我一惊,忙跳下炕打开门,是环子！她头发蓬乱,满脸泪痕,原先的圆脸似乎拉长了,显出尖下巴颏了,这使我震惊.她哭着说,我大大是好人,那驴是自己死的,不是杀死的,是队长叫杀的,不是我大大要杀的,她反反复复说着这样的话.我无语,也不敢把她让进屋,就这么一个门外一个门里地对峙着,任雪花儿飘舞.这时老刘夹着办公包回来了,他寒着脸,冷冷地看了一眼环子和我,谁都不理.他扭头对环子说,你父亲的问题是上级批准的,你要划清界限,带头积极揭发,不要想着翻案,翻不了案.
环子忽然开口说,刘书记,明天该轮到我家管“派饭”,我们还管吗？她充满期待.她做饭的拿手好戏是搓青稞面鱼鱼,两手并用,一只手下搓五根,一次搓十根,搓两次就能下一碗；煮熟后拌点油泼蒜泥,甚是好吃,屡获老刘夸奖.老刘还用当地土话拖着长声说,青稞青稞,不吃了饿得慌,吃饱了肚子胀,惹得大家哈哈大笑.这是老刘罕见的一次开玩笑.可是现在,他沉着脸,缓缓地说,“派饭”嘛,我看,今后你们就不用管了.环子一听急了,忙说,我东西都备下了,现在换人来不及了.老刘说,来得及,你回去吧.这好似最后一击,环子呜呜地大哭起来,抖动着肩膀,斜着身子出了院门.
老刘返身关严了房门,严肃地对我说,尕雷同志,组织考验你的时候到了.经研究,决定由贫协主任郝得福同志带着你,去青海把郝得全弄回来.路上可能比较辛苦,你有决心吗？我当然深深地点了点头,连说有决心,有决心.
那时各大队都在把外流人员召回.我的同学何某,爱写诗,疯疯癫癫的,绰号何瓜子,这家伙入冬前曾到青海祁连县搞过外调,据他吹嘘,他见过穿红袍的藏女,歌喉宛转,直入云霄,骑马飞奔,快如闪电,似乎还对他有意思,情节略似后来听说的王洛宾故事.我明知有虚假成分,但仍有些向往.两天后,我和贫协主任一起在县城东头的汽车站,上了去青海的班车.那是一种带帆布篷子的道基卡车.我们穿过了著名的青甘之间的咽喉孔道——扁都口峡谷,一路上,过冰大坂,过冰大沟,寒气逼人,冷风割面,茫茫大雪密集到让人喘不过气来,天暗时仿佛世界末日到了.在俄博没找见人,我们忍着冻与饿,立刻返身转乘一种小卡车颠了一整天,在一个所谓的金矿,在一间歪歪斜斜的土屋里,找到了郝得全.
原以为郝得全又杀驴,又贩牛,又偷粮食,一定是个能人、强人,三头六臂式的,谁知是个光头老汉,青白面皮,奇瘦,寡言,慈眉善目.郝得福一见他立刻低声下气,说,二哥啊,我接你来了.不料郝得全说什么也不回去.郝得福苦着脸说,二哥,你哪怕点个卯再回来,不然我交不了差啊.他暗示我站出来说话.郝得全一直不敢正眼瞧我,似有点怕我.我就说,郝得全,这是组织的决定,任何人都得服从,都得参加“四清”运动.他无语了.我们用了三天时间,再次穿过扁都口,吃的苦就不提了,终于回到了民乐,回到了洪水村.民乐与俄博虽分属甘青两省,却是邻县,五十多年后的今天,新疆到兰州的高铁正从扁都口通过.
斗争郝得全的会是老刘亲自抓的,经过精心策划,发言顺序也排好了.那晚汽灯雪亮,会前猛喊了一阵口号,气氛酝酿得很足.县工作团还派了人来.问题却出在“杀驴事件”的一个具体细节上,到底驴是病死的,还是好端端被人杀死的,如果是病死的,那性质就够不上破坏生产罪.老刘是搞法律的,却忽略了这个重要细节,一味听信“勇敢分子”的揭发.会上老刘也急了,厉声喝问,当时驴到底还有没有气？老饲养员被推出作证,他磨了半天,才吞吞吐吐地说,这驴它是自己病死的,可这驴它还有最后一口气.“还有一口气你把它杀了,这是什么问题！”老刘变得有点不讲理了.
贫协主任郝得福对着台下说,继续批斗,继续,谁发言,谁上来,快一点.他眼光扫过去,像机扫过,一个个低下了头,扫了两遍,人们低了两回头.郝得福很窘,自我解嘲说,你看你看,乡里人一见省上的大领导,连话都不会说了,其实他们憋了一肚子的话呢.这时一个积极分子站起来质问道,郝得全,六O年你偷粮食呢,你总不敢说你没偷吧.郝得全沉默着,紧闭双眼和嘴唇,好像发誓一辈子永不张口.天冷极,冷得让人发抖,这时有人说了,二爸,你就瞎好说上两句吧,娃们媳妇子们冻得实在招不住了；二爷,你就说上两句嘛,我们扛不住了.良久,郝得全才叹气似的说,唉,你们叫我说啥呢吗.那年环子她妈眼看着就快断气了,心口都凉了,得亏了这一口救命的粮啊.这时人群里有妇女抽抽答答起来.这一来,气氛变得对斗争会不利.我感到,从会场最后面的一个暗角里,不时有一道锐光射来,那是环子在看我,似在求助,我赶快躲开,不与她目光接触.
斗争会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很无力地散场了,老刘铁青着脸.幸好另外两个会,斗老队长的和斗老地主的,都开得比较有声势.那次会后,我被抽调去写村史,人也搬到大队部,与老刘分开了.
那个时候,全同有股写村史、家史、厂史的风,各地在寻找当地的刘文彩式人物.工作队决定也要写一本村史.我每天跑到据说是方圆二百里内最大的地主庄同,一个巨大的土堡,去搜集材料,访贫问苦.它叫烧房庄.在那儿我大开了眼界.郝氏庄园围墙高达五丈,内有房屋三百多间,曾经骡马成群,拥有自己的武装,像个小社会,以酿造烧酒和种植为业,富可敌同.每天出烧酒二百多斤,销往整个河西走廊,远至新疆及中亚各同.据说那种烧酒极火烈,极好喝,比现在的茅台和最高度的衡水大曲都过瘾,惜配方已失传.大堡子1913年曾遭祁连山土匪抢掠,双方血战数日,郝氏败,庄园付之一炬,满门被灭,儿媳遭后,喝大烟水自杀了.这个庄同的历史,使我对河西走廊的堡子文化有了新的认识.
春节前,接到通知,要求我们春节在武威过,集训半月,一律不得回兰州.去武威的那天,我们坐在大卡车上,倚着行李闲聊,车未开,在等人.忽听说,下面有个大姑娘,低着头,问她找谁她也不说.这引起了车上人的好奇,互相打问,她是谁,送你们谁的？无人回应.我起先没在意,伸头一看,吓了一跳,原来是环子,且隐约觉得她是为我而来的.我知道工作队纪律极严,绝不许队员与本地女性有染.这使我心跳如鼓,尽量看别处不看她,只当她不存在.过了一会儿,一看,她仍蹲在车边,我有点慌了.车终于发动起来了,送别的人们在摆手,环子忽然站起来,一跃,就蹬住了汽车的大轱辘,扳住车帮,立了起来,她把两盒新建牌的纸烟拍在了我手上,说,雷干事,这两盒烟你拿上路上抽,我等你回来.她一跳下,车就开了.
等我？等我什么？莫名其妙！我有.点恨她了.后来才明白,是我误会了.她说等我,是她有一肚子的委屈要说,她等我,还因为她春节就要投靠远在酒泉金塔县的小姨家,那里距此遥远,在那里她将出嫁给一个玉门的石油工人.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却是这样的场合.
当时我像个被人现场抓住的小偷,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车上的人看我的眼光很复杂,有怀疑的,有询问的,有谴责的,有诡谲地笑着的,使我有口莫辩,我不想解释什么,也不可能解释什么,只能涨红了脸,手捏着两盒烟发呆.新建烟每盒一毛一,属于劣质烟,但对一个农民而言,不菲了.车渐渐颠簸得厉害起来,黄尘一阵阵卷来,人们才不再看我了.所幸,事后并无组织找我谈话.
六
1965年春节在武威度过,住在马步芳军队驻扎过的一座三层木楼上,楼呈回字形.假日那几天无事,有多个晚上,我反复去观看武威歌剧团演出的歌剧《江姐》,为之深深打动,于是立志要成为这个剧团的编剧.恰好地委书记程雪就在我们大队蹲点,看过我编写的村史的一部分,表示满意,我就去找他,他答应我毕业后调我到武威歌剧团当编剧.我激动不已,天天设想着深入生活的一大套计划,并想先写个关于西路军的大型歌剧,想象着演出的盛况,想象着多少人被我的作品感动得热泪盈眶.其实,我只看了两本回忆录,没啥准备,属于心血来潮.我没有意识到,当时的中同,山雨欲来风满楼,“搞创作”一词已近乎痴人说梦.因兰大毕业生是由国家统一分配,武威够不上,我分到了北京.我在北京的工作很不如意,我一直闹着要回甘肃武威当编剧,北京的组织不太理解我.1966年春天,“”眼看起来了,我还在申请调回去.有一天终于等到了远在武威的程雪书记捎来的一句口信：“好好在北京工作,不要来武威！”至此,我热念遂消.现在回想,是程书记有远见,在保护我.我真要跑到武威,下场难以逆料.程书记是长辈,他在“”中遭遇了怎样的命运,他是否还健在,我一概不知,问人也问不出来,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还是不知道.
春节后回到大队,听了不少传达文件.文件批评了王光美的桃同经验,批评了“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这个“错误提法”.当时“四清”有“小四清”与“大四清”之别.“小四清”是清账目,清工分,清仓库,清财务；“大四清”则是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当时“小四清”基本停了,不太追究了,而特别强调反修防修,揪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警惕中国的赫鲁晓夫式人物.运动渐呈收场之势,各队要求原先的村干部“洗热水澡”“轻装下楼”（都是当时特有的政治术语）,大部分官复原职.这使很多“根子”或冲在前面的人不干了,纷纷到工作组讨说法,说你们走了,我们怎么办.但无果.
在这里,我必须要把我的一个极独特的经历说出来,那就是我在洪水村入了团,又遭遇后来的不被承认.有天,多日不见的老刘找到我说,尕雷,我发现你还不是团员,这要影响你以后的前途,我给你弄了张表,你填填,明天晚上就发展你.我半信半疑地说,我们大学里入团可难可难了,这不可能吧.老刘说,没问题,县工作团是一级独立党委,有权发展党团员,可以火线加入的.我说我一向自由散漫,老刘说不不不,我看你表现得还不错.
第二天晚上,我鼓足勇气,拿着填好的表走进土堡里的会场.我一出现,就受到农村青年团员们的热烈欢迎,我脸都红了.为什么说鼓足勇气呢？我是工作组的,在社员眼中是领导,平时戴着面具指手画脚,人五人六的,可是现在,暴露了我连团员都不是,我得接受青年社员们的审核和表决.我的自尊心受到了很大的挑战.但是我深受感动,他们没有一丝轻看和嘲笑,完全把我看成他们中的一员,甚至因我的参加而骄傲.都说雷干事好,雷干事好,同意,同意,齐刷刷地一致举手通过了.我有一种回到母亲怀抱的感觉,我想流泪,心里说,我有很多很多毛病,你们知道吗,我是不是欺骗了你们？还想,环子若在场她该多高兴.
但是,“入团”以后．我心里总是不那么踏实.果然,一回到学校,政治辅导员就找我,她吊着脸说,你在下面入的团不算数,你还得重新讨论.入党入团是她控制的领地,我的迂回入团使她很窝火.我一想到深挖祖孙三代,抽筋剥皮式的“讨论”,想到临分配前同学间的某种微妙的贬损和嫉妒,便不寒而栗.我说我还有很大差距,就先不用讨论了吧.这是她需要拿到的回答.“嗤”的一声,她把我入团志愿表最后一页,也就是盖着县工作团图章的组织批准的一页,撕去了.1985年,没有入过团的我加入了中同.
还有一事需要交代.撤离前,环子的母亲把我叫去,从炕桌深处掏出了一个红色的塑料笔记本,说这是环子临走时留给我的,还说环子最相信我了,说我是好人.本子的封面是万里长城,里面有些风景图片,这种塑料本在当时还很稀罕.扉页上的字认真用力,笔画稚拙,写的是：送给亲爱的雷干事,郝玉环敬赠,1965年2月某日.我当即表示,衷心祝福郝环子婚后生活幸福美满,然后赶忙把本子藏进了内衣口袋.走到门外的白杨大道边,我又一次向两头看了看,依然没人,只有呼呼的风声.宽广而粗犷的河西大地啊,你永远护佑着我.
工作组撤离的时候,没有再搞“车海战术”.老乡们厚道,都出来了.我的青年农民朋友李希林、李升、李清林出来了,环子的老父亲郝得全没事了,也出来了.老队长官复原职,也出来了；他在“洗热水澡”“下楼”的检查中,反反复复自称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挡箭牌”——他把“当权派”误说成“挡箭牌”,不知是故意,是方言发音,还是不识字造成的.我心里好笑,你就能把党内的走资派都给“挡”了,你真伟大.人们摇着手告别,显得很平静,没有依依惜别之感,却有种潜在的冷清和漠然.那以后,我们回到兰州,我们填各种政审表,我们面临毕业分配,我们各奔报到的城市,再后来,“”爆发了,我们信誓旦旦而又人人自危,谁还会想起民乐呢？民乐像一个梦,突然来了又突然去了,无踪无影.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梦与现实,哪个更真实,当然是现实,可在某种情境下,真虚难辨,如花似雾,梦反而显得更真实；当曾经发生的事裹上了一层梦幻般的雾,就更加扑朔迷离了.半个世纪前的这段经历,在某一时刻,蓦然浮出,让我心惊,让我沉思,让我苦笑.我怀疑一切是否真的存在过.郝环子送我的那个红皮笔记本,起先我好像还见过,后来就不知去向了.它没入历史的深海里了.
2016年9月15日写于北京华威北里
责任编校王小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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