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松筹求助：互联网公益平台求生记,本文是关于互联网类在职研究生论文范文跟求生和互联网和公益方面硕士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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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0:45,广州某医院,陈鸣（化名）在妻子罹患白血病后习惯了熬夜.但他心中一块石头已经落了地——通过在互联网平台轻松筹上发布求助信息,陈鸣在一天里得到1.3万多次个人捐助,筹集了妻子治疗急需的100万元.
速度之快,连他自己都感到惊讶.
2015年以来,从轻松筹、腾讯公益等平台发布的求助信息便时常在社交网络刷屏,求助金额从数千元到100万元不等.轻松筹公关负责人张颖丽表示,轻松筹有三大业务板块,除公益捐助外,还有生鲜电商和梦想清单.“毫无疑问,微爱通道是我们最大也最受关注的板块.”
根据该平台的信息,轻松筹现有注册人数1.24亿,筹款项目超过154万个,支持次数超过2.5亿.这份成绩单让轻松筹获得资本的青睐：B轮融资共融得2000万美元,投资方包括腾讯、IDG（美国国际数据集团）、德同资本和同道资本,估值已达3.5亿美元.
与居高不下的热度相反,大多数互联网公益平台仍未摆脱法律地位不明晰的窘境.在筹款性质究竟是“募捐”抑或是“个人求助”之间,争议声一直不绝——按照已施行的慈善法,非慈善组织不能发起公开募捐.随之而来的是对“骗捐”的声讨.2015年,轻松筹医疗救助项目遭到用户1150起左右,相当于每天有3起用户.审核门槛不高、平台收取2%手续费、求助者可自行改变求助金额等问题,让公众质疑自己捐出去的钱是否真的到了有需要的人手上.
清华NGO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对互联网公益平台这一新生事物保持乐观. “网络未来会主宰我们的生活方式,谁都无法回避.互联网也在对传统的慈善组织进行筛选,不能适应互联网时代的慈善组织可能面临淘汰.”她认为,互联网公益平台的出现将改变中国慈善事业的生态.
资质争议打下分号
互联网公益平台招致的争议此起彼伏, “名分”的模糊是其阿喀琉斯之踵.张颖丽一再强调,轻松筹的微爱通道是“个人救助业务”,而在现行慈善法中,并未对个人救助做出明确划分.
轻松筹模式究竟是募捐还是“个人求助”？贾西津也感到这是个很难掰得清的问题.
“慈善法规定,网络公募平台要有资质,使用网络平台的人要有资质,所以是双重资质下才可以开展公募.但慈善法把个人求助排除在慈善活动之外,所以个人求助按说是不受慈善法规制的.但罗尔事件是被视作募捐的,”贾西津解释,“按照严格的解释,用轻松筹发起可能是不合法的.但按照法义解释,公募定义就是慈善组织的某种行为,如果不是慈善组织,可以说根本不涉及公募的问题.”
2016年6月21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轻松筹微基金上线.由于红会是具有公募资格的慈善组织,因而该微基金也享有公募资格.这被认为是轻松筹寻求募捐资质之举.
张颖丽回应称： “早期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看到我们的互联网筹款模式,觉得可以与传统公益筹款相结合,是一种很好的人道救助方式,倒也算不上是寻求慈善资质而去达成的合作.”她把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一轻松筹微基金的成立定义为“在新慈善法未明确个人救助性质之前的一种公益尝试”.
网络平台的尴尬地位,其实并未完全遭到新慈善法的忽视.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长王名介绍,慈善法规定要建立健全三类信息平台,即国务院民政部门统一建立的信息平台,国务院民政部门统一指定的信息平台,慈善组织自建网站.民政部门指定信息平台,即是指轻松筹这样的社会平台.
去年7月,民政部下发了《关于遴选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的通知》（下称《通知》）,回应这一规定.首批13家获得审批的信息平台中,轻松筹、蚂蚁金服公益平台、腾讯公益等忝列其中.
王名表示,《通知》只是为互联网公益平台资质的争议打下分号,“国务院民政部门统一的慈善平台还没建立起来,慈善组织自建平台也还要一段时间,只有三类信息平台充分发挥作用以后,轻松筹这样一种慈善创新形式才有可能纳入法治的轨道”.
慈善法中对应平台的规则、监督机制还未建立起来,因此轻松筹们并未完全合法.王名进一步解释道：“其他两个平台的完善,可以使轻松筹这样的指定平台也能够以合法的形象出现.目前这种模式只能说是在创新阶段.如果想用这种形式大规模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包括募集资源,可能还有很大风险.”
轻松筹不轻松
138837个家庭.众筹平台轻松筹公关张颖丽介绍,这是2016年通过轻松筹发起的大病救助项目总量.
时间回溯到两年前.2015年是轻松筹医疗救助业务井喷的一年,当时他们却一度想过放弃这块业务,投资人亦如此劝说.按照她的说法,2016年医疗救助业务亏损1000万元,靠其他板块填补,轻松筹去年才微有盈利.
轻松筹遭遇的另一争议是捐款额2%的手续费.张颖丽称,钱主要花在人员、平台搭建和审核上,目前与医疗救助业务有关的人员约有220人,包括和审核团队.但她并未告知去年手续费的具体数字.
对一个商业众筹平台而言,把最大的人力和财力投入到一个并不赚钱的板块,似乎很难说得通.张颖丽表示,一方面,公司创始人“有做公益的志向”；另一方面,医疗救助业务是市场和用户选择产生的, “众筹天生就有公益的基因在,用户重视的业务,我们不做也会有人做”.她透露,微爱通道能带来不错的流量,其他板块也在其导流下陆续得以构建,如今 “算是挺过来了”.
2016年轻松筹成立了社会责任部——专门针对微爱通道业务的部门.
推动传统组织改革创新
互联网公益平台犹如中国慈善事业中的一条鲇鱼：在一些传统慈善组织公信力缺失之时,公众更愿意相信熟人转发的求助信息.如何在互联网时代挽回公信力,如何与互联网公益平台相处,是所有传统慈善组织正面临的挑战.
“互联网信息平台提供了更多自由度,求助人有很多种性质、很多种求助方式.相比之下,红会只有一种组织,一种宗旨.”贾西津表示.
红会一基金会一互联网公益平台的演进,代表着一条公益参与主体不断下移的轨迹.
2011年的郭美美事件,暴露出红会体制上存在的诸多顽疾.
这客观上推动了以企业家、演艺界人士为代表的社会精英群体参与慈善事业.他们参与的方式是成立各种基金会,其中以壹基金、嫣然基金最具代表性.但这些基金会也相继暴露出善款运作不透明等问题.
与前两者不同,互联网公益平台更加“草根”.例如轻松筹最初的定位就是生活众筹平台.
2014年,一名工程师突患急性肝衰竭,他的同事通过轻松筹来帮他筹集治疗费,成了轻松筹第一个个人救助项目. “公司技术部的同事发现这个项目在技术圈和创业圈传开,我们第一次意识到原来轻松筹不止可以用来圆梦,还可以用来救人.”张颖丽表示.
用户需求倒逼轻松筹开始重视规则构建.这一自发的“草根”模式令所有人没有做好准备.
张颖丽表示： “从平台方来说,对于成功的个人求助项目,如果有捐款人对款项的使用问题产生怀疑,我们会尽可能和受助人联系解决问题,比如退款、把剩余款项捐到基金会,再或者把剩余款项用作康复费用等.除此之外,我们也在和基金会、全国的医院建立合作,一方面希望更多项目被基金会认领利用公募的方式获得更多帮助；另一方面是希望善款可以由医院接收,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专款专用.”
张颖丽把轻松筹模式视作传统慈善组织的补充,能推动解决慈善组织难以顾及的角落问题.“为了给家人治病,很多原本不错的家庭因此返贫.这一部分群体,往往是很难受到慈善组织的帮扶和救助的.相较传统的募捐平台,轻松筹在对这部分困难家庭的救助方面存在一定的优势.”
王名表示： “互联网公益信息平台的出现不是一种冲击,而是推动红会、基金会这样的传统组织改革创新”.他指出,传统慈善组织与互联网信息平台合作募捐,就是改革创新的一种途径.
贾西津认为,传统慈善组织在未来仍是不可或缺的,甚至能通过网络发挥更大的效应.“平台终究只是提供信息发布的职能.像冰桶挑战这样走红全世界的项目,传播虽然是靠社交媒体,但背后一定站着慈善组织.慈善组织给这样的项目提供了目标,募得的款项也要由慈善组织来落地.”
对传统慈善组织在互联网时代的转型,贾西津亦赞同其和现有互联网信息平台进行合作,产生基于互联网背景的新项目和新的行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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