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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8月,上海书展与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前后脚举办,为读者们奉献一场全民阅读的盛宴.
当下,大量外国文学图书引进国内,翻译市场火热.在不同出版社的摊位看到一本经典名著拥有五六个中译本并不算多,有时二三十本也不在话下.与此同时,在一些聚集着文学读者的网上平台,外国文学作品的评论几乎有一半多是冲着翻译去的.一些译本被揪出“硬伤”示众,口碑因此扫地的情况几乎每天都在发生.这似乎加强了这样的先入之见：经典译本难再现.
日磨千字已成奢侈
经典译本有着历久弥新的文化价值.上世纪80年代后,重新包装出版的三套外国文学经典译丛（人文社的《世界文学名著文库》、译文社的《译文名著文库》和译林的《经典译林》）构成了名家名译的豪华方阵.据统计,选入三套译丛的有近300部作品（重合率近七成）,而参与其事的主要翻译家共76位.
这批老翻译家最令人感慨的是对翻译事业皓首穷经孜孜以求的精神,日磨千字似乎是这个行业的标准参数.即使这样的精益求精,傅雷直到生命的尽头,还在回复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的信里,自陈对几经修订的巴尔扎克译本未能尽责.而杨绛对《堂吉诃德》进行了几次反复打磨后,心有戚戚地寄望后来者“能读一读最新修订本”.
专注于某一作者的翻译,几乎是名著名译的共通之处,也使得傅雷与巴尔扎克、汝龙与契诃夫,草婴与托尔斯泰,在中文读者视界里几乎成了一一对应的名字.有意思的是,这批老翻译家中,如傅雷、汝龙那样专职做翻译“个体户”的情况,时至今日在当下这批年轻的译者里,开始逐渐蔚然成风,他们中的很多人有着一份稳定的工作或者学业,文学翻译对他们而言,更多便是一种个体式的劳动,一种豢养个人爱好的途径；而以翻译与创作相长如冯至、穆旦这样的个例,在长时间淡出读者视野后,现在也有如黄昱宁这般一边翻译小说一边从事小说创作的青年译者开始冒头.
如今,1949年前接受教育的老一辈译者大多已过世,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接受大学教育的译者也逐渐停下了手中的译笔,这也意味着大多数读者所认定的“名译”也都进入了历史的行列.
翻译并非今不如昔
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说如今的翻译质量“每况愈下,一代不如一代”,或说经典重译是“资源浪费”的质疑未免陷于极端.
以译者黄昱宁的观察来看,随着时代的发展,译介作品数量呈几何级数增加,懂外语的人也以几何级数增加,基数大,其中质量不尽如人意的作品自然随之增加,但要因此认定劣等译作在译作总数中所占的比例,较几十年前有明显增加,则有失公允.
事实上,真正有质量的文学经典的复译和重版,不是多而是少.充斥市场的名著经典,特别是进入公版的名著恣意汪洋,实质是一种商业行为,离真正意义上的,对名著进行的富有时代意义的复译相距甚远.
黄昱宁认为,“今天文学翻译面对的对象和读者已与过去大不相同.在这样的情况下,信达雅的标准,尤其是‘雅’字,如今该怎么理解？在读者对欧式词汇和语法的宽容度越来越大的今天,‘信’和‘达’又该制订怎样的新标准？每天都在诞生的新词应该以怎样的标准和速度引入翻译才合适？在人工智能开始介入创意写作、翻译的时代,各种翻译软件层出不穷,新一代译者如何看待这种变化,并发挥人工智能替代不了的独特价值,似乎还远没有答案.”
（摘自8月21日《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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