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式产业政策构造产业优势南京财经大学博士生导师石奇教授访谈,本文是财经大学类研究生毕业论文范文和石奇和南京财经大学和博士生导师方面自考毕业论文范文.
财经大学论文参考文献：
石奇,陈翔
摘 要：石奇教授在访谈中探讨了现代产业政策体系的内涵,分析了产业优势响应产业政策的过程及其作用方式,认为在多边贸易体制背景下培育产业优势,由于贸易规则的限制,主要不是直接培养比较优势产业,而是培养比较优势要素和比较优势环节.
关键词：产业转型与升级；新式产业政策；响应机理；比较优势要素
中图分类号：Ｆ０６２．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２４０（２０１７）0３－００03－0６
陈翔（以下简称“陈”）：石奇教授您好.作为讨论的基础,请您简要谈一谈早期产业政策的依据和理论思想.想.石奇（以下简称“石”）：尽管２０ 世纪９０ 年代以来,随着日本经济增长趋缓乃至于陷入长期衰退,学界对产业政策的质疑之声四起,但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并没有因此在世界各主要经济体销声匿迹,而是或直接或间接的得以强化.例如,从２０世纪９０年始,一向反对政府干预的美国开始进行基于多边贸易体制的新式产业政策的探索,强调政府与私人部门密切合作,以共同克服“创新困境”与“协调难题”；２００５ 年,法国由领土整治和发展部际委员会牵头在全境成立６７家“竞争力中心”,以提高法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关于早期产业政策的实施,筱原三代平（１９５７）提出了“动态比较成本说”,认为日本经济在当时完全依靠市场机制,不可能改变日本的比较优势,因此需要政府借助产业政策的力量,使自己的比较优势得以改进.沃格尔（１９８５）、佐贯利雄（１９８７）、南亮进（１９９２）等以日本发展的成功经验为案例,揭示了产业结构状况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性.Ｓａｋｏｎｇ ＆ Ｊｏｎｅｓ（１９８７）、Ａｍｓｄｅｎ（１９８９）和Ｒｉｃｈａｒｄ Ｌｕｅｄｄｅ－Ｎｅｕｒａｔｈ（１９８６）等也强调产业政策在日本、韩国等国家取得经济成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整理出一张图表来概括这些文献所表达的主要思想：
陈：怎样认识“通过实施新式产业政策来培育新的产业优势和提升国际分工地位是我国当前产业发展的主线”？石：鉴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以及产业转型升级任务的特殊性,对产业政策的了解如果只有上图所示的信息显然是不够的.我国目前处于由中上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过程中,比较优势因素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如何避免传统发展方式依赖以及避免陷入分工锁定,培育新的产业优势,提升国际分工地位,是我国当前产业发展的主线.为此,应该引入新式产业政策体系.
２０ 世纪末以来,人们对市场失灵的认识逐步深化,产业政策的理论依据从而得以拓展,催生了“新式产业政策”的理论基础.Ｒｏｄｒｉｋ（２００７）、Ｈａｕｓｍａｎｎ＆Ｒｏｄｒｉｋ（２００９）从市场存在的“信息外部性”和“协调外部性”两方面缺陷阐述了产业政策的依据：企业家引入新技术,建立新的生产条件和适应本地条件的新产业,严重的信息外部性问题会在这种创新活动中普遍存在.另外,绝大多数项目盈利需要同时进行大规模投资才能实现,而且相关的上、下游投资也要联动,这就会产生高额的固定成本,因此市场机制往往不足以协调不同投资者的行为,从而,新产业能否建立和发展就取决于能否解决协调问题.协调外部性和信息外部性的存在,需要政府通过产业政策支持相关创新活动和新产业的建立.
与传统的产业政策相比,以解决“协调外部性”和“信息外部性”问题为目标的新式产业政策以创新能力设为核心：首先,新式产业政策的对象是产业创新能力建设,而不是特定产业.新式产业政策通过协调基础设施、金融资本、人力资本、技术、市场信息等要素,分担创新风险和创新成本,促进产业创新活动；其次,在操作方式上,新式产业政策不是“选择赢家”而是“匹配赢家”,通过政府与企业的互动,完善创新的制度环境,使企业能够尽快匹配到适当的要素组合以完成创新过程；再次,新式产业政策主要通过增进产业集聚、利用产业集聚的外部经济性和规模经济性,进而形成“比较优势要素”来实现政策目标.
陈：应该说,新式产业政策是相对于传统产业政策而言的.那么,怎样才能比较全面地认识中国传统产业政策在当前发展阶段和面临当前发展任务时的否定性呢？
石：第一,传统产业政策干预微观经济的特征亟需调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多数产业从“国家垄断”产业组织结构完成了向竞争性产业组织结构转变.从“国家垄断”产业组织结构到竞争性产业组织结构,落后、低效率的企业逐步退出市场,民资、外资的大量进入提高了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推动了经济资源在产业之间、企业之间的再配置过程.对于市场机制发育不完全的中国而言,产业政策的取向应转化为维护市场机制,增强市场机能,扩展市场范围,促进市场竞争,以确保整个竞争性市场过程不受政府干预的扭曲,确保市场过程在开放的环境中透明而有效运行.
第二,传统产业政策过于注重生产环节的特征亟需调整.文化、体育、旅游等社会事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加速发展服务业、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突破口.美、日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综合实力很大一部分来自文化产业,其中美国文化产业产值超过航天航空业及农业,１９９８ 年起占本国ＧＤＰ 的１８％－２５％,成为美国第二大产业.以体育产业为例,目前全世界体育产业的年产值已超过５５００ 亿美元,并且以每年近２０％的速度高速增长,在美国,从１９９５ 年到２０１５ 年体育产业的产值由１５２０ 亿美元迅速增加到２７５０ 亿美元,占当年美国ＧＤＰ 的２．４％,已经成为美国第六大支柱产业.不仅如此,除了对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社会服务业发展更是提升发达国家软实力、扩大文化影响力的重要手段.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产业政策的制定、产业结构的特点,到企业的生产过程、管理方式和名牌产品的创立,这些经济活动都蕴涵着复杂的人文资源和文化内涵.以美国为例,ＮＢＡ、好莱坞、迪斯尼等文化、体育品牌的影响力绝不亚于任何一个制造业品牌,仅ＮＢＡ的比赛及相关节目就被以４３ 种语言播放至全球２１４ 个国家和地区,其影响力已经超过了戴尔、惠普和百事可乐等传统制造业国际品牌.“软实力”实质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文化,随着代表国家“软实力”的文化等产业的迅速发展及其对世界和不同民族文化的影响,有人甚至认为,“软实力”正在逐渐转化为“硬实力”.所以,产业政策要与扩大需求相结合,既要培养具有竞争力的新兴产业,也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传统产业政策以扶持产业为主的特征亟需调整.首先,现阶段我国的产业门类已经较为齐全,并且深度参与了全球分工.其次,现阶段我国的产业和企业普遍缺乏核心能力和自我积累能力,在大多数产业领域的研发、营销、资源整合等垂直分工环节中处于弱势地位.再次,不同行业和各行业内部产业链的构成情况异常复杂,管理、组织、技术和工艺水平等参差不齐.例如,ＩＴ产业在一般意义上是高新技术产业,但我国目前的ＩＴ 产业却以劳动密集型单一装配环节为主；纺织业通常被视为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我国目前的纺织业却应用了大量新材料和先进技术,产业配套能力也极强；另一方面,我国ＩＴ 产业中相当大一部分的产能都掌握在少数外资大企业手中,有一定的与西方品牌企业竞争的能力,而纺织业中低利润的中小企业居多,缺乏抗风险能力.所以,面对这样的产业发展现状,很难制定针对性强的选择性产业政策目标,传统的选择性产业政策措施也无法做到恰到好处.
同样重要的是,虽然我国在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的１０ 余年时间里,持续不断地对不符合世贸规则的政策法规进行清理,目前相关工作也已告一段落,但西方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仍然经常指责我国不遵守国际贸易投资规则,这固然反映了国际社会普遍存在偏见,但客观而言,我国产业政策中的部分现行内容,如对少数产业领域的直接干预与调控,以及对不同行业、不同企业实行差别化待遇,等等,也确实成为类似批评和攻击的口实.应该明确,现行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规则的基本精神排斥专向性的政策支持,而传统的选择性产业政策不能回避这方面的嫌疑,所以,从更好融入全球市场并获得更大的全局利益出发,必须逐步推进我国产业政策的功能化转型.
陈：是的,通过您以上的讨论,大家能够体会到,传统产业政策确实到了必须转型的时候.那么,现阶段在我国实施的新式产业政策的主要任务是什么呢？
石：第一,新式产业政策要体现我国产业发展由“追赶者”到“领跑者”的角色转变.我国的经济发展在过去的三十多年时间里,受制于发展阶段和水平,采取了“后发优势”战略,即瞄准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科技和产业,通过模仿、学习的方式不断追赶,以期达到快速缩小发展差距的目的.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以及综合国力的迅速增强,发达国家越来越把我国产业视为强大的竞争对手,不仅通过强化全球价值链治理,把中国企业限制和锁定在产业链低端,也用知识产权和贸易限制等手段严厉地遏制中国.甚至一边在节能、环保和低碳等技术方面进行封锁,一边又要求我国在节能减排上承担更多、更大的责任.因此无论是在转变发展方式的意义上,还是在国家经济社会安全意义上,选择和实施“先发优势”战略,改变中国产业在国际竞争舞台上的功能和角色定位,都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
逐步扬弃“后发优势”战略、实施“先发优势”战略,要求相关产业的角色、功能和市场定位都必须发生相应的改变：在角色上,要以“领跑者”替代“追赶者”；在功能上,要以技术标准的制定者替代技术标准的遵守者；在市场地位上,要以市场领导者替代市场追随者.与充当追赶者不同,领跑者有能力形成以我为主的自主技术发展轨道.一旦中国产业的技术轨道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主导设计,“先发优势”战略遂告成功.为此,打开技术轨道必须从更接近技术源头的地方开始,势必要经历花费更多、风险更大、时间更长的产业化过程.由追赶者转变为领跑者,就要求中国企业改变技术依赖的策略,改变过去在“后发优势”战略下靠引进成熟技术实现技术进步的做法,通过大量的自主研发投入建立技术标准和主导技术轨道,以获取产业优势.
第二,新式产业政策要保证我国工业化战略的连贯性.我国工业化的当前处境是,一方面,国内大多数产业的技术装备需要替代进口,实现国产化,以便为国产工业品的质量差别化、技术自主化创造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在全球竞争中出口产品结构急需升级,以便摆脱由劳动密集型产品贸易条件恶化而导致的“贫困化增长”,同时,三次产业间的结构纠偏、工业内部的结构纠偏、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等,在工业化进程中都难以回避.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要对工业化战略进行重大调整,更不意味着要走上“去制造业”的道路.制造业是一个大国和强国赖以支撑的基础,不能消亡也不该衰落,否则,这样的大国或强国必将失去技术创新载体,并进一步造成整个国家失去竞争力.我国提出“向现代产业体系转型升级”,并不是要放弃传统工业.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就现阶段而言实质上是要在初步实现工业化之后,向工业化中后期继续推进,并建立相应的、更先进和更发达的产业体系.总之,在新式产业政策视野中,我国工业的转型升级既要有跨越性,也要有连贯性.其中的跨越性主要表现为在若干重大核心技术创新基础上寻求工业技术路线的升级和优化,而连贯性则主要体现为各工业部门全面技术升级的及时实现.
第三,新式产业政策要推动实现向高附加值产业和高附加值环节攀升.中国企业正逐步致力于从主要由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组成的垂直分工和垂直竞争俱乐部,进入到主要由经济发达国家组成的水平分工和水平竞争俱乐部,这就为我国传统上以“结构政策”为主体的产业政策提出了更细致的要求.从垂直分工和垂直竞争过度到水平分工和水平竞争,中国企业面临的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都将发生根本的变化.垂直分工和垂直竞争情形下,市场结构相对单一,行业的进入壁垒和退出壁垒都比较低,生产流程和设计工艺的技术含量有限,产品差异性不足,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企业依靠各自的自然禀赋比较优势进行着为竞争为主要手段的竞争,争夺着发达国家企业提供的服务外包的机会.而水平分工和水平竞争情形下,市场结构较为复杂,沉淀成本巨大,规模经济性和范围经济性都非常明显,行业的进入壁垒和退出壁垒较高,产品以知识密集型和内容密集型为主,技术含量突出,发展中国家企业与发达国家企业依靠各自的要素配置比较优势或生产环节比较优势进行着宽层面、广维度的竞争.分工形式和竞争类别的异质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市场结构、竞争行为的差异性决定了在当前阶段中国企业发展模式转变过程的低成功率和高淘汰率,所以,由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代工者变成价值链的全球性“链主”,是现阶段新式产业政策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陈：现在,请您谈一谈新式产业政策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石：在明确现阶段中国实施新式产业政策应该满足的若干规定性的基础上,我们来讨论“新式产业政策的作用机理”问题.按照传统的经济学逻辑,我国产业组织高级化方向是非常明确的,即从为发达国家企业提供零部件生产、加工配套生产开始,逐步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但由于前述的三方面原因,这样的两端延伸将意味着大多数中国企业将从原先的比较优势环节（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直接过渡到发达国家企业的比较优势环节（知识密集型、内容密集型）,这种跳跃式的转型升级不仅会加剧中国企业无法形成连续性创新的困难,而且还将造成我国企业与发达国家企业之间绝对差距缩小、相对差距扩大,以至于产业链断层的特殊局面.新式产业政策的设计与实施,正是为了解决这一产业发展难题.在我看来,新式产业政策立足于摆脱先天资源禀赋边际成本上升的约束、加快技术进步、促进出口多样化、生产技术复杂化,通过促进产业集聚进而形成比较优势要素,构建企业创新效应进而形成或提升了新的产业优势.
第一,新式产业政策措施通过产业集聚效应引导边际成本变化,实现比较优势要素累积.产业优势分为包括自然资源和人口数量的先天资源禀赋优势以及包括技术能力、管理能力、组织能力、社会网络和制度因素等的后天获得性优势.两者的不同在于前者具有耗损性和边际成本上升的特点,而后者有正向动态累积效应,具有边际成本下降或规模报酬上升的特点.前者如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不能再生、甚至逐步耗竭,而且,随着埋藏条件好的矿产率先得到开采,以后的开采成本不断上升；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劳动力供给会呈现数量下降和成本上升的趋势.相反,技术能力、经营管理能力、组织能力以及基础设施和制度因素等后天形成的因素,则随着学习和不断积累,呈现出显著的规模报酬递增的特点.新式产业政策措施增进产业集聚,而产业集聚过程中的经济外部性会导致边际成本变化,并不断累积为投入要素后天获得性优势.
第二,新式产业政策措施引导技术进步的方向,促进比较优势要素发展.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技术进步有不同的方向：侧重于工艺升级的技术进步,使得发展中国家生产厂商提高生产率和产品质量,既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厂商、也有助于跨国公司提高竞争力,两者有着一定的利益一致性；而侧重于功能升级的技术进步,虽然能够改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但与跨国公司会形成直接的竞争关系.对发展中经济来说,在原来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进行技术开发和设备投资的情况下,比较优势结构和相对收入比率不发生变化；当选择发展缩小技术差距型的边际产业并扩大出口产业范围时,比较优势结构和相对收入比率会发生较大变化.因而,主导厂商会鼓励下游的供应商和分包商加快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但始终把发展中国家置于其技术、市场控制之下.新式产业政策措施能够在产业集聚层面上通过外部经济性和规模经济性改变技术进步的方向性差异,引导技术进步的方向,促进比较优势要素发展.
第三,新式产业政策提升市场势力并改善贸易条件,提高比较优势要素层级.事实上,产业优势最终表现为商品内在价值和实现的优势,而商品内在价值和实现主要受市场势力、供给水平和供求弹性差异的影响.现实中贸易商品既受供求关系的影响,也由市场势力所左右.因此,居于市场垄断地位的企业或国家,市场势力比较强,能够拥有分工的超额收益；处于过度竞争的企业或国家,市场势力较弱,实际收益通常会偏低.市场势力既取决于行业集中度,也取决于价值链环节.从行业集中度来看,劳动密集型行业通常是高度分散型行业,而集中度比较高的行业则是具有显著规模经济的行业和技术密集程度比较高的行业.从价值链的关键环节控制来看,由于我国在全球分工中过度集中于加工制造环节,研发、设计、营销、供应链管理和品牌等高端环节滞后,实际上是我国制造企业之间存在过度竞争,而高端环节被跨国公司所控制.最明显的佐证是,当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政府对出口企业提高出口退税时,出口退税到什么程度,国际采购商就压价到什么程度.因此,新式产业政策对产业集聚发挥作用,使比较优势要素从比较低的层级向比较高的层级提升,正是价值链环节竞争减弱而市场势力增加、议价能力增强的过程.
陈：传统产业政策必须尽快转型,新式产业政策必须尽快实施.那么,新式产业政策在当前应该如何着手实施呢？
石：我认为,“比较优势要素”既可以看作是产业政策的作用目标,也可以看作是产业政策实施效果的判定标准.借助于“比较优势要素”来分析产业政策实施效果的优势在于：第一,改变了我们看待产业政策实施效果的方式.我们既可以从“比较优势要素”的宏观层面来分析新式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如产业结构协同效应、主导产业带动和产业集聚的外部经济性等,也可以从“比较优势要素”的中观层面来分析,如企业创新效应、厂商的内外部规模经济等,还可以从“产业优势”的微观层面来分析,如生产要素的跨行业配置、生产要素的跨企业配置等.第二,拓宽了我们认识产业政策实施手段的视野.在此基础上我们能够更好地回答,诸如国家层面的产业政策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期应做如何调整,区域层面的产业政策应当如何因地制宜进行调整,不同省份的产业政策是否应该相互配合、彼此协作等等问题.
应该强调,在多边贸易体制背景下培育产业优势,由于贸易规则的限制,主要不是直接培养比较优势产业,而是培养比较优势要素和比较优势环节.为此,首先要理顺产业政策与宏观经济政策手段之间的功能定位关系.逐步实现即时性的、针对景气周期而进行的总量调控措施与产业结构调整脱钩,明确其主要面向机制性问题的基础性、长期性功能定位,突出其在产业管理领域的主导作用,从而使不同性质政策间的功能冲突得以避免.其次,尽快调整和简化现行产业政策的目标体系.为此,要梳理各行业发展规划中关于企业形态、产品、工艺等具体问题所作的规定,将其转化为统一的底线标准,纳入社会公共管理的范畴,形成对产业的外部硬约束；其他一般性的发展目标应转交行业协会组织制定,改以指导性行业标准形式进行公布.国家对行业未来的发展目标不提要求,集中精力于培养产业发展能力、行业整体组织效率以及专业化分工水平的提升上.再次,强化功能类别支持政策,淡化产业类别优惠.对现行支持特定行业、特定企业的有关规定进行修改,增加对基础设施建设、基础研究以及职业教育的直接投入,支持企业的管理、营销、研发等活动,从而把政策重点转向支持共性的产业发展需求.例如,为了加强企业在研发和人员培训工作方面的投入力度,在税法中应更多地采用依据业务发生额进行抵免的办法.与之相应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包括,生产服务体系建设、金融促进和支持体系建设、技术支持及信息服务体系建设、产业救济保护体系建设,等等,并在措施上从公平的投资税收政策、严格的技术质量标准、规范的反垄断法规和快速的市场信息服务等方面创造公平、公正和透明的政策环境,实现产业政策功能化.功能性产业政策避免对贸易活动和市场竞争的扭曲,从而以鼓励基础设施建设、支持科技投入和人力资本形成等“前期支持”为重点,摒弃诸如出口退税、补贴、亏损补贴等“后期保护”手段,如果有补贴,也是用于基础性研发、信息服务、人力资本投资等方面.
陈：谢谢石奇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石：谢谢《社会科学家》为我提供一个阐述学术思想的机会,祝《社会科学家》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责任编校：赵立庆］
石奇,男,１９６６ 年５ 月生,河南驻马店人,１９８９ 年毕业于扬州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１９９４ 年毕业于安徽财经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２００１ 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２００１ 年至２００５ 年,在南京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其间,２００４ 年在伦敦经济学院访问研究；现任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是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教育部高校经济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江苏省委决策咨询专家,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江苏省高校教学名师,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兼任中国工业经济学会理事等职.石奇教授在《经济研究》、《中国工业经济》、《财贸经济》等权威期刊发表论文１０ 余篇,在其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１３０ 余篇；出版专著和教材１０ 余部；先后主持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研究等２０ 余项；成果曾两度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主要学术贡献包括：（１）首次提出“集成经济”原理；（２）首次建立起大型零售商双边市场特征与网络产业特征之间的联系,为争论不休的“零－供”关系提供了一个统一的认知框架.目前,在“纵向约束机制与公共政策”研究方面处于国内领先水平；在“产业升级与产业政策转型”研究方面处于国内先进水平.
总结:该文是关于财经大学方面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石奇和南京财经大学和博士生导师相关财经大学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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