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述评,本文是关于人口老龄化论文例文与人口老龄化和收入分配和影响述评有关论文写作资料范文.
人口老龄化论文参考文献：
朱琪1,2
（1.华南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广东广州510006；2.经济行为科学广东省重点实验室,广东广州510006）
摘 要：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世界大部分国家共同关注的问题.由于老年人是较为特殊的群体,人口老龄化会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包括家庭,带来多方面的影响.按照人口老龄化影响收入分配的效应脉络与逻辑关系,从直接和间接角度就储蓄、资本、财政支出、税制和劳动力市场等方面对人口老龄化影响收入分配的机理和效果进行了归类与梳理,最后评述了人口老龄化问题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趋势和在研究主题、方法与内容上的聚焦方向.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收入分配,资本, 劳动力市场,财政支出
中图分类号：C924.2；F014.4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２４０（２０１6）01－００54－07
收稿日期：2015-10-12
基金项目： 本研究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高管业绩薪酬激励计划影响盈余管理的机理及其经济后果：基于跨期动态契约的视角》（批准号：71572062）的资助
作者简介：朱琪（1971-）,博士后,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广东省重点实验室“经济行为科学”实验室副主任,华南师范大学管理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副主任,华南师范大学经管学院实验中心主任,华南师范大学经管学院技术经济管理硕士点导师组组长,广东省高等学校“千百十工程”第五批培养对象.
随着出生率和死亡率降低,平均寿命延长,发达国家目前已普遍进入老龄化社会,而发展中国家也正面临着人口快速老年化.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人口结构的变化,会对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造成重要影响,由此所形成的一系列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特别是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个人收入包括工资、政府转移支付（社会保障、货币形式的社会福利）、私人转移（孩子供给、赡养费）、资本性收入（利息与股息）及其他各种收入（Hardy,2009）,是人们生活福利的决定性因素.由于人口老龄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较为复杂,不单涉及到老年人自身,还会影响其他年龄群体的收入与代际传递的福利,其影响机制和相应效果成为了各国学者关注的热点.
一、人口老龄化直接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1.人口老龄化使组内收入不平等随年龄的增加而扩大
在20世纪90年代初,日、美、欧等发达国家地区开始出现人口老龄化现象,所引起的收入差距变动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随着年龄的增长,固定年龄组内人们的收入不平等会随之变化.部分学者利用永久性收入假说与生命周期模型来分析组内收入不平等随年龄的变化.
Cutler和Katz（1992）指出,当期的收入比较容易受到暂时性冲击的影响,波动性较大,并不能准确反映家庭在长期生活中可利用的资源,且容易存在统计上的测量误差问题.相比之下,消费比纯收入更为平等,能突出个人安排对平滑、收入再分配的重要作用,是对福利与长期赚钱能力更为直接、准确的度量指标.因此,一些学者在研究人口老龄化与收入差距的关系时,倾向于使用消费与收入一起衡量不平等.早期,Deaton和Paxson（1994）以永久性收入假说为基础,验证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同一出生组内人们的消费、收入不平等会随之加剧.研究利用美国1980-90年（11年）、英国1969-90年（22年）、中国台湾地区1976-90年(14年)的家庭调查数据,验证了组内不平等会随年龄扩大,且发现三者的不平等增长速率相近,反映了消费的累积差异效应.Ohtake和Makoto（1998）在Deaton和Paxson（1994）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将不平等分解为组内效应与年龄效应,检验日本的收入、消费不平等变化.利用日本1979、1984、1989年的家庭收入与消费调查数据,发现组内消费不平等在40岁后迅速扩大；且固定组内的收入、消费不平等增长速率相近；青年组比老年组初期的消费不平等更甚.同时,对比Deaton和Paxson（1994）所用的英国、美国、中国台湾地区数据,发现这三者的消费不平等则在55岁后还持续扩大,特别是中国台湾地区；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英、美的收入不平等比消费不平等扩大得更快,中国台湾地区的消费与收入不平等呈相反方向变化.根据PIH,收入不平等的年龄效应包括未预期的冲击与预期部分,而消费不平等只包含未预期的冲击.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英、美市场上未预期的冲击对个人收入的影响较大；而日、台的金融市场更为规范,良好保险合同使未预期的冲击较小.但保险市场的规范程度并不会造成收入与消费不平等之间较大的差距.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在英、美,教育、家庭背景因素对工资收入有较大影响,使收入的预期部分比日、台的比例大.日本的工资收入则主要是由任期长短所决定,存在较大风险与不确定性.他们还发现在日本20世纪80年代,整个经济消费中的不平等一半是由人口老龄化造成的,而这其中又有三分之一是由于组内效应.根据Ohtake和Makoto（1998）的研究成果,可知日本的消费不平等并不是一直伴随着家庭年龄的增长,而是在中年时开始上升的.Naohito和Tomoaki（2009）则利用1984-1999年的数据,分析日本消费不平等的这种现象是否与标准防御性储蓄模型相符合.构建一个非线性的收入、标准防御性储蓄模型,包含了年龄方差,发现随着户主年龄增长,家庭会面临更大的永久性收入风险.未预测到的收入风险明显与年龄相关,随着年龄的增长,收入会呈非线性变化,从而导致消费不平等.
随后,Deaton和Paxson（1995）又构建生命周期模型,认为在人口结构处于均衡状态时,人口增长与不平等之间存在反向关系——人口增长下降,不平等上升,至少是在高速发展的经济环境下.因为随着人口增长率下降,老年人的比重增加,其组间不平等随之扩大；而老年组与青年组间的消费水平又存在差异,共同导致整体不平等的加剧.利用中国台湾地区20世纪80年代的调查数据,验证了这一假说.其他高速发展的亚洲国家,包括泰国与马来西亚,也正经历着低人口增长率,其不平等也在上升.此后,Deaton和Paxson（1997）继用英（1969-1992）、美（1980-1992）的家庭调查数据,也发现其人口增长率下降所导致的不平等扩大.21世纪后,Naohito和Tomoaki（2009）认为,以美国为例,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考虑不平等,需要从各年龄组或生命周期的过程来分析有效资源的分配.虽然工资对65岁以上的老年人的家庭收入已不太重要,但随着养老金的增加、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率的上升,工资逐渐成为老年人家庭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老年人的收入不平等主要是之前生活经历的反映,包括选择与机会、成功与失败、好的计划与幸运等.早期的生活优势往往会成为中年和老年后的优势；而且,体现在较高收入上的经济优势往往与其他形式的经济优势相关,如财富、养老金；丰富的资源条件又能创造其他具有创造力的优势,例如教育、健康、认知技能等.这不单单是在某个体的生命周期中,甚至会影响几代人——由父母、祖父母对子孙的影响.这些联系加强或抑制了经济、政策与社会进程对优势保护或资源重新分配的补充作用.虽然辛勤工作的人们能赢得更好的生活,但经验证据表明,世代相传的地位在美国像在其他国家一样强大——遗赠对年青一代的影响非常微妙.老年人的生存状态,是早年优势、击败挫折预测的结果.生活得较好的老年人往往具有一些有利禀赋——出生在比平均收入高的家庭,得到比一般水平更好的教育、医疗保健,找到了比平均水平更好的工作,并能幸运避免灾难性的公共卫生事件、投资不善或重大事故.因此,需要在宏观层面,创造更为公平、合理的环境,让个人能力、气质与抱负更为自主地发挥作用.
2.人口老龄化使整体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
人口老龄化除了会直接影响老年组内的收入不平等变化,但还会从其他间接的途径来影响整体不平等.因此,即使人口老龄化会使老年组内的收入不平等扩大,但对整体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还无法确定,这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
人口老龄化会使整体收入不平等扩大.例如,Chu和Jiang（1997）利用中国台湾地区1978-1993年的家庭数据,进行特定年龄的基尼系数分解以及洛伦兹对比方法,分析人口结构变动对家庭收入不平的影响.发现在短期剧烈的人口结构变动——老龄化过程中,大家庭（已婚夫妇与父母同住）模式下,其基尼系数明显受到特定年龄因素的影响.而Cameron（2000）利用半参数分解方法,分析1984-1990年爪哇的贫困与不平等时,也发现5.8%的基尼系数变动是由于人口老龄化造成的.而Garry和Christopher（2000）分析1975-1993年间澳大利亚收入、消费不平等的变动,发现收入、消费不平等都明显加剧,但消费不平等较为缓和.再按年龄组别,对消费不平等进行阿特金森指数分解,发现79-84%的不平等增长发生在组内.经济发展使每个年龄组内的不平等都在扩大.虽然在同一年龄段,新一代往往经历了比老一代更大的不平等,但澳大利亚的人口老龄化对整体不平等的上升只有较小影响.在此基础上,Sang-Hyop和Andrew（2007）进一步对人口老龄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过程进行了分析.构建代际转移模型,分别考察人口结构变化与家庭结构变化对收入与消费的影响.利用1978-1998年台湾人均收入与消费数据,发现年龄结构变动对台湾收入增长有促进作用,但所带来的收入增长并没有平均分配到各年龄层——年轻人获益最大,老年人获益最小.而且,与家庭年龄结构的变动,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对家庭收入的影响更为主要.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预计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台湾人均收入增长将放缓.
Tomoaki（2012）则针对日本人口老龄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根据动态一般均衡理论,构建一个不完全市场下的迭代模型,将日本1980-2000间的收入、消费不平等分解为宏观经济因素与人口老龄化两个部分所影响的变动.发现宏观经济因素与人口老龄化都会影响收入、消费不平等的扩大.因此,无论是在发达还是发展中国家、地区,人口老龄化都会对收入分配的变动产生影响,在整体上呈负面作用,加剧收入不平等.但在不同的国家、地区,人口老龄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程度不同.
二、人口老龄化对储蓄、资本的影响
1.人口老龄化使储蓄率呈倒U型变化
储蓄率代表未来能用于投资的资本存量的高低,直接影响未来生产能力的变化；还会改变消费与投资需求,影响未来商品的供给结构.这都会对未来的各行业发展与劳动力市场造成影响,影响人们的工资性收入.因此,储蓄可以看作是未来生产能力发展的动力来源,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往往伴随着高储蓄率.而社会的人口老龄化会影响各个年龄层人们的储蓄行为.而且由于老龄化对已有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影响,也会间接影响人们的储蓄行为,从而共同造成储蓄率的变动.伴随着发达国家、地区普遍进入老年化社会,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的影响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
目前,日本是全球老龄化程度最大的国家,2006年,日本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超过20%,预计到2025年会达到28.7%,对经济发展、社会保障等方面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因此,Tomoaki（2012）认为,从1955至1995年,日本家庭储蓄率一直较高；日本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好可以解释这段时期的家庭储蓄率水平及其变动趋势,也是日后日本家庭储蓄率变动的主要决定因素.随着快速老龄化的人口,日本的家庭储蓄率会持续下降甚至可能为负.而现收现付制系统能通过提高1960年后出生的人们的储蓄率,减缓整体储蓄率的降低；2004年的公共养老金改革,一定程度上减缓了代际间的不平等,但从长远来看,日本家庭储蓄率仍呈下降趋势.而Karen et al.（2009）则分析了美国的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的影响.利用美国1983-2007年消费支出调查的家庭数据,按组群分析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等宏观经济总量的影响.发现在20世纪80至90年代,婴儿潮的人们在主要储蓄年份（即退休前的10至20年）推高了总体储蓄率,估计在这个组群的人们退休后的10至20内,会呈相反方向变动.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这些影响大致与总储蓄率的实际模式一致.
除了发达国家与地区之外,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快速的人口老龄化,这一现象对发展中国家的储蓄以及未来经济的发展会造成怎样的影响,也受到了关注.例如,Charles and Akiko（2012）利用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模型,分析亚洲十二个经济体在1966-2007年间国内储蓄率的变动的决定因素.整体上,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储蓄率一直居高不下并呈不断上升的趋势.人口的年龄结构（尤其是老龄抚养比）、收入水平与金融部门的发展水平是这一趋势的主要决定因素.预测在2011-2030年,亚洲发展中国家整体的国内储蓄率将保持不变.这是因为快速的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将被较高收入水平的积极影响所抵消.
2.人口老龄化使国际资本从高储蓄的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
人口老龄化会造成储蓄率的变动,影响可用于投资的资本存量与资本回报率,从而对不同年龄层人们的福利造成影响.但全球化的今天,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下,一国人口老龄化对资本的影响与在封闭经济下并不一致.因此,开放条件下,人口老龄化对资本的影响引起了许多关注.特别是当目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处在不一样的阶段,开放的市场会给不同国家、地区带来怎样的机遇与挑战,是关注的热点.
发达国家已基本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今后,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国家储蓄、资本、产量都将面临巨大的挑战.一些学者分析了发达国家今后将面临的困境,以及如何利用开放市场所提供的机遇,来减轻人口老龄化给社会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例如,Douglas和Louise（2000）论述了美国是否需要通过提高过低的国民储蓄来应对未来人口老龄化问题,认为及时合理规范的措施会使消费下降,因此使目前消费增速放缓可能是最好的方式.但这种乐观的应对方式可能会让未来的人们承担更多的社会养老负担.如果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更准确,美国储蓄不用依靠回报率的大量减少也能增加.更重要的是,以合适的储蓄来应对人口老龄化,能在提高国民储蓄并实现预算盈余的同时不会减少任何其他参数.而Robert（2004）则分析日本人口结构变动,即人口老龄化对资本流动的影响,以及相应的对策.他们认为,由于老年人消费,但并不提供劳动力,需要提供较高的产量.如果国内的产量不足,资本就需要进口.构建标准小国、开放性资本市场下的拉姆齐最优增长模型,发现人口老龄化会降低储蓄率与投资率,特别是储蓄率,导致当期账户赤字及外国资本的流动.到2015年,日本老龄化程度将达到25%,流入的外国资本将占产量的15%.但如果考虑移民,根据联合国的建议,从2005-2040年,日本每年允许40万的移民,可以提供大量劳动力,较大程度积累资本,到2040年的产量能比2000年高出50%.较高的产量意味着只需进口较少资本.这样,到2015年,日本的进口额会只占8%的产出.
除了从某单一国家考虑人口老龄化对资本的影响,一些学者还构建了开放经济下的多国模型,分析人口老龄化对国际资本市场的影响.如Hardy（2009）利用七个国家、地区的长期人口变迁的详细数据,构建多国世代交叠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人口老龄化、养老金改革对国际资本市场的影响.由于人口结构变化会改变各国总储蓄的时间路径,且在养老金随着改革的过程中被扩大；当多国的人口老龄化模式相似时,时间效应的影响就非常大；而人口老龄化会减少资本的跨国流动.从而影响资本回报率,以及生产过程中资本的需求与劳动力的供给.而且,资本初期大量从快速老龄化的地区流出；但当家庭减少储蓄时,这一趋势正好相反.相对应的,封闭经济下的养老金改革,会错失这种国际资本流动所带来的重要影响.而Robert（2004）预测,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参与下的国际资本市场中,发达国家将得到缓解人口老龄化压力的资本条件.他们通过构建动态、生命周期的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中国、日本、美国与欧盟相互依存的人口、财政与经济转型路径.由于这些国家、地区都处于快速或已经老龄化的社会,面临重大的财政政策调整.如果不考虑中国的模型,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会导致资金短缺需要加税,降低每单位的人力资本实际工资.而如果将中国加入模型中时,由于储蓄行为、增长速度与财政政策与发达国家不一样,使模型对长远预期更为光明.由于中国能为发达国家提供长期资本与长期的一般均衡,将成为“世界的储蓄者”.与技术进步相关的工资增长,西方与日本的每单位人力资本的实际工资在2030年将增长五分之一、2050年增长五分之三.此外,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会影响现代人们与子孙后代的福利.在简单的封闭经济中,人口老年化会使年轻工人相对缺乏,提高年轻人的工资及福利水平；同时,会降低资本回报率,减少老年资产所有者的福利.因此,Vincenzo（2008）认为,在一个全球化的养老金体系中,由于国际资本的流动会减弱要素的变动,使这种人口老龄化对福利的影响不会那么直接.更重要的是,由工资税所支持的现收现付制养老金体系,在净工资额与总工资额之间构建了一种楔形关系,代际间的再分配对几代人的福利都有明显的附加作用.他们构建了一个大型跨国迭代模型,以较为保守的劳动生产率与死亡风险,来预测未来人口老龄化对福利的影响.发现,即使预测到会有相对丰富的要素资本,但从2005-2050年,资本回报率会下降90个基本点.虽然在人口老龄化地区初期会存在大量资本流动,但随着家庭储蓄的减少,这种趋势将呈反方向变动.对于年轻的一代,资本较少,但人口老龄化使劳动参与率降低,会提高工资水平；但对于老年人,由于预期到的实际资本回报率下降,相对充裕的资产也将减少.
三、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1.人口老龄化对整体劳动力市场的波动受到人口、经济、社会等因素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是指社会老龄人口的比例增加,年轻人口的比例减少.而一般退休年龄在50至65岁之间.增加的老年人口比重就会使适龄的劳动人口比重减少,劳动参与率下降.如果劳动力的供给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自然会影响劳动力市场的均衡与发展.首先,人口老龄化会对整体劳动力市场造成怎样的影响呢？一些学者针对不同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例如,Maxime et al.（2009）构建了一个动态可计算的世代迭代模型,探讨了加拿大人口老龄化在1986-2050年间,对劳动力供给与人力资本投资,以及对生产力诱导的长期影响.发现人口老龄化为年轻个人在人力资本投资提供了更多机会,提供了更多中年、熟练劳动力.青壮年劳动力供给的减少,在初期会降低生产率,加剧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成本.但现在或未来的中年劳动力组将会获得更多的技能与工作,从而提高生产率并降低人口老龄化的成本.Hai（2011）则利用中国1997、2000、2006三年的CHNS数据,进行夏普利值与WVW分解,分析人口老龄化对中国农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发现“家庭中劳动力比率”对基尼系数的影响在2000-2006年间显著上升.这主要是由于劳动力短缺、工业化迅速扩大使家庭劳动力比率的收入弹性上升,劳动力比例分配变动,共同使农村地区的收入不平等加剧.但在城镇地区却没有发现相似的影响.可能的解释是,城镇地区的大部分老年人都能享有公共养老保障,但在所检测期的农村地区却没有.养老金使城镇地区劳动力比例对家庭收入的影响较为缓和,因而其人口老龄化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较小.Dale et al.（2008）构建未来25年美国劳动力供给与需求模型,发现尽管人口老龄化,但适度的人口增长也能提供充足的劳动力.
2.人口老龄化会使老年人与女性劳动参与率上升
随着人口老龄化,劳动人口的增长下降,相对应的经济抚养比率上升,造成对社会的压力.从微观方面来看,部分老年人为了保障自己的生活水平,减轻家庭的负担,会在退休后再次进入劳动力市场,赚取一定的工资性收入.如Akira（2012）发现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后期,韩国老年男性的劳动参与率大幅上升.这解释了这一时期,韩国劳动力市场的农村老年人口的急剧增加.年轻人外出、迁移,使农村地区的人口老龄化加速,导致老年男性的劳动参与率迅速提高.这很可能是在工业化过程中,农村经济的相对衰弱,使农村老年人口退休后的生存更加困难所造成的.
而从宏观方面来看,由于增加的老年人口确实会给政府财政支出带来一定的压力,政府为了更为温和的调节这种负担,会首先考虑鼓励老年人延迟退休以及女性的劳动参与.如Nicole和Julie（2010）分析了历史上劳动力参与的变动,认为未来劳动参与率的上升能有效降低经济抚养比率的上升.由于出生率下降不大,美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与其他OECD国家相比没有那么严峻,但医疗保障系统的高额花费,使美国面临着巨大挑战.未来,政策应该鼓励提高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不单能加强个人退休后的收入保障,还能减缓劳动力增长下降带来的负面影响,减轻社会保障与医疗的财政压力.此外, Wagstaff et al.（2003）预测,到2050年,60岁以上的人口将占世界总人口的22%,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将逐渐超过发达国家.这会减少劳动参与率,并提高老龄抚养比；特别是出生率已非常低的发达国家,需要提高退休年龄并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同时,由于人口老龄化会使非传染性疾病的发病率上升,如心脏病、糖尿病、癌症等.由于难以治愈,需要花费大量的治疗、保健费用.人口老龄化还会对资产有一定影响.这都会对养老金体系带来较大挑战.政策需要作出相关改革——鼓励延长工作年限,允许适龄工作的移民.商业也需要为这些老年劳动力作出相应的组织结构调整,如提供弹性工作制、新的技能培训以及健康保障.他们还分析,即使人口老龄化会降低劳动力的参与率以及储蓄率,减缓未来经济的增长.但只要OECD国家实行上述应对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改革措施,都能缓解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3.人口老龄化促进健康服务、金融、保险等部门的发展进而引起就业份额的变化
人口老龄化还会使老年人的消费效用扩大,改变整体的消费需求,从而影响不同行业、部门的发展,以及就业份额.Maxime et al.（2007）利用迭代的部门、职业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加拿大人口老龄化通过对各部门、过渡性动态的影响,从而造成对经济与劳动市场的影响.第一种对劳动力供给负面的冲击,是会减少劳动力的增长；第二种则是由于老年消费者比例的增加,造成对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动.发现虽然负面的劳动给及冲击的影响很大,但由于最终需求的变化,一些重要部门的组成会改变.特别是健康服务部门,其占整体GDP的比重将上升50%,从2000年的4%上升为2050的7%.而卫生行业的实际工资需要比其他行业的增长快两倍,才能防止健康卫生服务行业的供给短缺.金融、保险和房地产活动在未来二十年,也会由于最终需求结构的改变而获益.另一方面,从2000至2050年,教育、建筑、制造、批发、零食业在GDP中的贡献值将下降3.3%,造成加工、制造行业的工资下降的工资压力.在此基础上,Boriss et al.（2010）将研究范围从单一国家扩大到多国.利用国际劳工组织所提供的51个发展中与发达国家1970-2004年的就业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分析人口老龄化对不同部门的就业份额的影响.发现在控制了包括人均收入、贸易占GDP的份额、政府支出占GDP的份额、人口规模等因素的影响后,人口老龄化对就业份额仍有显著影响.人口老龄化对农业以及制造、建筑、采矿、采石业的就业份额都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对社区、社会、个人服务及金融等部门的就业份额则有积极作用.而Ken-ichi和Ken（2010）则从理论上证实了人口老龄化对不同行业就业份额的影响.他们构建一个小型开放的两部门（医保与非医保部门）迭代模型,分析由人口老龄化引起医保需求的改变对就业结构与人均收入增长率的影响.发现,人口老龄化使劳动力从非医保部门向医保部门转移,降低了人均收入增长率.Akira（2012）的研究则进一步发现,对老年护理服务的需入弹性存在一个界限水平,当在这个水平以上时,人口老龄化会通过促进护理服务行业的发展与就业,刺激经济的增长.
四、评述
从20世纪90年代,发达国家、地区开始陆续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整体而言,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过程,老年人群体内部的收入不平等会逐渐扩大,直接整体收入分配；其次,整体储蓄率会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而下降,会影响老年人的投资性收益,扩大老年人与其他年龄群体之间的代际收入差距；此外,在相对完善的养老与医疗保障体系下,庞大的老年人口还会造成财政支出的巨大压力,造成代际间的收入再分配的不平等.由此,人口老龄化会给收入分配带来这一系列负面影响.但另一方面,在人口老龄化给经济、政治、社会带来一系列挑战的同时,也会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例如,能促使政府进行公平税收制度改革,提高财政支出的效用,尽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供更为公平、合理的收入再分配；同时,政府还会倾向提高老年人与妇女的劳动参与率来解决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劳动力短缺,有利于缓解老年人与妇女等弱势群体的收入分配问题.
人口老龄化会使整体收入不平等加剧,但在不同的国家、地区,其影响程度不同.在人口老龄化的初期,老龄化程度较低,经济的高速发展能提高各年龄段人们的收入水平.但在收入分配的过程中,所增长的收入并没有公平分配为各个年龄组,使整体收入不平等扩大.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会造成对经济发展的压力,收入不平等会继续加剧.如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等.但在澳大利亚、爪哇,虽然人口老龄化也会使整体收入不平等扩大,但影响程度较小,收入不平等主要是由于其他因素所造成的.
综合人口老龄化对组内不平等影响的已有研究,永久性收入假说与生命周期模型为其提供了理论基础；由于人们早期或其父母的经历决定了老年时的收入差距——早年所拥有的有利禀赋会为年老时带来更高的收入水平,从而使老年组内的收入差距扩大；导致同一年龄组内人们的收入不平等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加剧；随着一个社会人口增长率的下降,老年人比重上升,其组内不平等扩大,使整体不平等上升.并且,已在经济高增长率的发达国家、地区得到了验证.
人们在老年阶段,基本退出劳动力市场,工资性收入会大大减少,面临着巨大的收入风险,会增加储蓄来应对老年时期未预期到的风险.因此,人们在生命周期的中、后期,即在进入老年期之前10-20年开始,就会出现较明显的防御性储蓄行为,使整体储蓄率上升；但在老年阶段期,收入减少,为了支付养老、医疗等支出,储蓄率会随之降低；如果良好的社会公共养老保障体系能有效保证老年人的生活福利,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不断降低的储蓄率.但整体上,储蓄率还是会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而呈降低趋势.特别是在发达国家,如日、美,经济增长率放缓,这一现象已得到了证实.在发展中国家,人口老龄化对储蓄的影响并不明显.这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处在快速老龄化的过程中,社会老龄化程度不大,即处于退休前10-20年的群体的防御性储蓄行为显著,使储蓄率会在较长时间内保持在一个较高水平,甚至继续上升.这就为经济持续的高增长提供了资本保障,抵消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由此可知,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整体储蓄率会呈倒U型变化.
在人口老龄化的初期,由于即将老年期的人们采取防御性的储蓄行为,会有较高的储蓄率,大量资本可供投资；资本会从处于人口老龄化初期的地区流出.但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储蓄将用来支付养老、医疗等支出,老年期的收入又减少,储蓄率会降低,可供流动的资本也会相应减少.这时,人口老龄化较严重的地区就急需外界资本的流入,维持长期的资本均衡与经济发展.因此,在开放经济下,发展中国家还没进入老龄化社会或暂处于老龄化社会初期,较高的储蓄水平能为发达国家提供国际资本,缓解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压力.
整体来看,在21世纪,虽然大部分OECD国家都将面临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财政支出负担,但通过相应政策的改变,情况还是较为乐观.而且,根据预测模型,特别是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会更为可行.这是由于延迟退休年龄,一方面可以避免劳动人口的税收负担进一步加重,另一方面还可以让老年人拥有更长时期的工资性收入保障.此外,相应地提高税收,调整预算规模、投资与转移支付的比例等,都是政府需要考虑的政策转变.由此,大部分OECD国家都将顺利化解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财政压力.
综述所述,可以从以下几方面作进一步的分析：
（1）由于已有的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对发达国家、地区的收入分配影响不大.近年来,在发展中国家、地区,出现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是影响政策的重要因素,但对这一现象以及其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关注较少.由于发展中国家、地区,面临着“未富先老”,缺乏健全的市场机制与完善的公共保障体系,其人口老龄化对收入分配影响与发达国家、地区之间的差异,值得深入研究.
（2）从长期来看,人口老龄化不单会对收入分配造成重要影响,还会通过造成不平衡的人口结构,从多方面影响社会与经济的发展.政府所制定的与人口相关的政策,在长期,对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人口结构所产生的影响,应引起关注.如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作为历史上短时期的人口政策,已经达到了其目的.但在今后,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该何去何从,值得关注.
（3）由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政策决策,会影响子孙后代的福利.在未来研究人口老龄化问题,通过构建可衡量政策改革可行性的动态预期模型,可以分析为缓解人口老龄化所进行的改革对经济、社会所带来的其他影响.这一方法的应用与完善,在未来的研究中会十分必要.
（4）虽然人口老龄化在发展中与发达国家、地区的具体情况有所差异,但全球化会给双方都带来更多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机会.如一些学者提出,中国的高储蓄能缓解发达国家、地区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资金紧缺.南北方之间的合作与缓解人口老龄化问题之间的关系,是未来人口老龄化问题的研究方向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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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唐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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