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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宓辩天戏张温”的故事,《三国志》和《三国演义》均有记载.这个故事,情节精彩,凸显了秦宓的才学与辩才.在曹魏和孙吴两大强势集团挤压下,蜀汉在夹缝中生存,同时也催生好些善用谋略与权术的高手,秦宓即其中的一个代表性人物.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极为重要的转折点.由于受到曹魏与东吴两大强势集团的压迫,三国时期蜀汉地区严酷的生存压力遮蔽了精神审美的,“国不置史”的禁令以及诸葛亮本人“文采不艳”,导致蜀汉地区的文学作品未能得到应有的辑录和保存.于是,“一时之才士”秦宓的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就尤其值得注意.
秦宓其人其事
秦宓（? -226年）,字子敕,绵竹县（今四川绵竹市）人,三国时期蜀汉谋臣,善舌辩,是蜀汉政权的重要人物,曾担任左中郎将、长水校尉等职务,官至大司农.按照诸葛亮的介绍,秦宓是一个学者.《三国志》作者陈寿的老师谯周,曾求教于秦宓,并将秦宓的言论记录在《春秋然否论》中.秦宓曾对五帝都出自同一部族的说法进行考辨,即《三国志》中记载的“初,宓见帝系之文,五帝皆同一族,宓辨其不然之本”.
在学术界,秦宓被视为三国时期巴蜀大地文学成就最高的人.在四川成都市武侯祠博物馆文臣廊塑像中,排在第十一位的就是秦宓.小说《三国演义》中秦宓的形象与正史中的相似,说明秦宓自身就充满戏剧性和故事性,不需要虚构和夸张,小说中人物的看点自然就具备了.秦宓最初在益州牧刘璋手下任职. 当时,刘备大兵压境,并派遣简雍为特使,敦促刘璋投降.简雍傲慢无礼,遭到秦宓怒斥.后来,秦宓随刘璋投降,被刘备任命为掌管典礼、编撰诸事的学士.孙权夺取荆州、杀死关羽后,愤怒至极的刘备欲大举进兵讨伐孙吴,秦宓以“天时必无其利”为由,苦苦劝阻刘备,惹怒刘备,刘备想要将其处斩,因众人都为他说情才转为囚禁,甚至诸葛亮上表救秦宓,刘备也置之不理.由此可见,刘备和秦宓君臣二人的关系紧张到何种程度,也可见秦宓敢于坚持自己的见解.
秦宓早年名气很大,曾受到许多人的关注,州、郡的官府多次征召他,他总是称有病,拒绝出仕.他曾经上书益州牧刘焉,举荐儒士任安.任安（124年-202年）,字定祖,绵竹县人,著名学者杨厚的学生.任安才华横溢,时人称赞“欲知仲桓问任安”,又以“居今行古任定祖”夸赞他具有古人的高风亮节.秦宓的举荐书称：“今处士任安,仁义直道,流名四远,如令见察,则一州斯服.”后来,在回答诸葛亮的询问时,秦宓说,任安为人厚道,“记人之善,忘人之过”,由此可见,秦宓关于人的行为、品行的评判标准所在.时人彭羕曾经向太守许靖举荐秦宓,说：“伏见处士绵竹秦宓,膺山甫之德,履隽生之直,枕石漱流,吟咏组袍,偃息于仁义之途,恬淡于浩然之域,高概节行,守真不亏,虽古人潜遁,蔑以加旃.若明府能招致此人,必有忠谠落落之誉,丰功厚利,建迹立勋,然后纪功于王府,飞声于来世,不亦美哉！”性格狂介的彭羕极具政治野心,《三国志》评价他“姿性骄傲,多所轻忽,惟敬同郡秦子敕”,他目中无人,与同僚关系紧张,却能如此推崇秦宓,殊为不易.
《三国志》评日：“秦宓始慕肥遁之高,而无若愚之实.然专对有余,文藻壮美,可谓一时之才士矣.”刘璋主政益州时,秦宓的同乡、时任治中从事的王商,曾去信劝说秦宓：“贫贱困苦,亦何时可以终身！卞和衔玉以耀世,宜一来,与州尊相见.”秦宓回信说,尧欲禅让许由、楚拟聘庄周为相,算得上是；礼遇至极,二人还是不为动心；你还是做好自己的事吧,我得享山水田园之乐,耕读相辅,哪里还有什么困苦.按照陈寿的说法,秦宓早年羡慕的“肥遁”,应该是功成名就之后转战商场、获巨资后漫游江湖的“陶朱公”范蠡.但他确实“无若愚之实”,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那次力阻刘备东征而不知藏锋,落得身陷牢狱,完全没有做隐士的淡然,这也是他最终走进官场的原因.
当下一些可读性很强的书籍,如《嬉笑人生：历代幽默小品》（201 6年）、《《横看三国：词话三国人物》（201 6年）等,都有与秦宓相关的故事.也就是说,在世俗文化层面,秦宓的名气远远大于学术界.
好辩之风由来
明代的思想家李贽曾经感叹：“秦宓不怕张温羞死,邓芝不管孙权恼杀,西蜀之人亦大横哉！”李贽感叹的秦宓、邓芝,都是三国时期蜀汉政权中,以极好的辩论才华和智慧驰骋于政治界的人.这样的人物的产生,得益于特定环境的作用和蜀汉政治地位的影响.
刘备出身贫寒,他既没有曹魏政权的辽阔疆土、兵多将广,也缺乏东吴的物产优势以及孙氏的显赫家世,为了给自己的政权寻找存在的合法性,他只有在姓氏上做文章,自称“中山靖王刘胜之后”.这种自我确认,也成为三国时期蜀汉文人的一大特点.例如,被边缘化的忿忿不平,“世间稀有为蜀作传”等被人冷落的屈辱,催化出常璩标举自我中心的《华阳国志》,以此构建起以巴蜀盆地为中心的独立体系,《华阳国志》也成为“中国方志之祖”.秦宓、邓芝等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在曹魏与孙吴两大强势集团夹缝中求生存的蜀汉集团,必然成为运用权术与谋略的高手.精神领域因此有强盛之象.王商为蜀中学者严君平、李弘立祠,秦宓写信给他,说他这样做是对同道者的厚待和勉励.严君平的文章冠绝天下,许由、伯夷的超俗品格,简直像高山一样不可动摇.向扬雄那样潜心著书立说,有补于当世,出淤泥而不染,行事以圣人先师为榜样.国家有这样的人,足以向四方夸耀.汉室获得人才,在那时最繁盛.董仲舒这类人,不精通封禅之礼,司马相如为封禅制订了礼仪.能够制订礼仪,创制音乐,移风易俗,这正是有益于世道的秩序.秦宓鼓励立祠祭奠严君平、李弘,并对巴蜀文化进行了梳理.
秦宓更强调的是：至少自汉代以来,蜀中做官的人,其数目不敢夸耀,而以著述成为世人效法和追捧的人,绝不会少于其他地区.他的举证是“严君平见黄、老作《指归》,扬雄见《易》作《太玄》,见《论语》作《法言》,司马相如为武帝制封禅之文,于今天下所共闻也”.此外,“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会昌,神以建福,故能沃野千里.淮、济四渎,江为其首,此其一也.禹生石纽,今之汶山郡是也.昔尧遭洪水,鲧所不治,禹疏江决河,东注于海,为民除害,生民已来功莫先者,此其二也.天帝布治房心,决政参伐,参伐则益州分野,三皇乘祗车出谷口,今之斜谷是也.”天帝使它昌大,神灵使它取得福祉,长江源头、大禹故里、治水首功,以及益州分野、刘氏皇朝根基之地等,这些都是巴蜀历史文化的骄傲之处.
辩才青史留名
辩论是指论辩双方用一定理由来说明自己对事物或问题的见解,揭露对方的矛盾,以理以据服人.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辩论就极为盛行,如世人熟悉的“百家争鸣”和“稷下学派”.因为辩论,“诸子百家”学说得以完善,亦出现许多极富辩论才华的名家.齐国的首都临淄设稷下学官,许多来自各方持不同学术观点的学者,不远千里,前来讲学,进行不治而议的自由辩论.有关秦宓辩论才华的记载,主要是《三国志·蜀书八,许麋孙简伊秦传第八》中的“秦宓辩天戏张温”的故事,传播甚广的通俗小说《三国演义》第86回也对该故事进行了叙述.
《三国志·蜀书八·许麋孙筒伊秦传第八》记载：吴遣使张温来聘,百官皆往饯焉.众人皆集而宓未往,亮累遣使促之,温日：“彼何人也？”亮日：“益州学士也.”及至,温问日：“君学乎？”宓日：“五尺童子皆学,何必小人！”
而《三国演义》是这样描述的：吴蜀联盟后,东吴派张温前来修好.张温即将返回时,文武百官都前往为他饯行.众人到齐后,惟独秦宓未到,诸葛亮几次派人催他,张温问：“他是什么人？”诸葛亮说：“益州的文人学者.”秦宓到后,张温问他：“您学习吗？”秦宓说：“五尺高的孩子都学习,您又何必小看人！”张温又问：“天有头吗？”秦宓说：“有头.”张温问：“头在何方？”秦宓说：“在西方,《诗经》说‘于是眷恋西望’.由此推论,头在西方.”张温问：“天有耳朵吗？”秦宓说：“天高高在上却能听到地下声音,《诗经》有言,‘鹤呜叫于水泽,声闻于天’.如果上天无耳,用什么来听？”张温问：“天有脚吗？”秦宓说：“有,《诗经》说上天的步履那么艰难,那人己不可靠,.假如上天没有脚,凭什么行走？”张温问：“天有姓吗？”秦宓说：“有姓.”张温问：“姓什么？”秦宓说：“姓刘.”张温问：“您怎么知道？”秦宓回答说：“当今天子姓刘,因此而知道天姓刘.”张温问：“太阳诞生在东方吧？”秦宓说：“虽然它诞生在东方,而最终归宿在西方.”一问一答如山中回音,应声随出,张温对秦宓十分敬服.如此可见秦宓的文才口辩.
秦宓和张温二人的对话内容,杂以戏谑与强词夺理,有失庄重,反映出当时的士林风气.
秦宓卓越的辩论才华,是建立在较高的文学修养的基础上.秦宓仅存诗《远游》,即“远游何所见,所见邈难纪.岩穴非我邻,林麓无知己.虎则豹之兄,鹰则鹞之弟,困兽走环岗,飞鸟惊巢起.猛气何咆厉,阴风起千里.远游长太息,太息远游子.”诗中运用顶针、回环的修辞手法,形成重章复沓的艺术效果.诗中的虎、豹、鹰、鹞、困兽、飞鸟等凶禽猛兽,似乎就是诗人生活中所遭遇的艰险的代名词.诗中的岩穴、林麓、猛气、阴风等,无一不是对严峻的政治环境的暗喻.结尾的“太息”表明诗人无可奈何的态度.通过此诗可以看出蜀地儒士身处乱世之中,在仕与隐之间的艰难选择,又因为此诗是蜀汉今存唯一的文人五言诗,其重要价值自不待言了.面对曹魏和东吴的强势压力,主持蜀汉政务的诸葛亮无暇顾及文化建设,“国不置史”的禁令以及诸葛亮本人“文采不艳”,使巴蜀文学未能得到更好的发展,许多文学作品都未能辑录、保存下来.保存下来的作品中,诸葛亮的《出师表》言辞诚恳,志笃文实,叮咛周详而几于涕零,感人至深,波认为是章表之英；《与群下教》《诫子书》等,内容充实,说理透辟,精确简练.李密的《陈情表》剖陈衷曲,言辞恳切,笔调哀婉,通篇以情感人.与这些章表、书信不同,秦宓的纯文学创作以及文艺理论,在蜀汉文学中具有特殊的意义.
秦宓的才学,亦见于这样的对话中：“书非史记周图,仲尼不采；道非虚无自然,严平不演.海以受淤,岁一荡清；君子博识,非礼不视.今战国反覆仪、秦之术,杀人自生,亡人自存,经之所疾.故孔子发愤作《春秋》,大乎居正,复制《孝经》,广陈德行.杜渐防萌,预有所抑,是以老氏绝祸于未萌,岂不信邪！成汤大圣,睹野鱼而有猎逐之失,定公贤者,见女乐而弃朝事,若此辈类,焉可胜陈.道家法日：‘不见所欲,使心不乱.’是故天地贞观,日月贞明；其直如矢,君子所履.洪范记灾,发于言貌,何战国之谲权乎哉！”
秦宓推崇华丽的文风.清代严可均辑录的《全三国文》,收录有秦宓的《奏记益州牧刘焉荐任安》《答王商书》《与王商书》《报李权》等文章.这些是秦宓成为三国时期蜀汉文坛代表人物的标志.有人质疑“足下欲自比于巢、许、四皓,何故扬文藻见瑰颖乎？”秦宓回答：“仆文不能尽言,言不能尽意,何文藻之有扬乎！昔孔子三见哀公,言成七卷,事盖有不可嘿嘿也.接舆行且歌,论家以光篇；渔父咏沧浪,贤者以耀章.此二人者,非有欲于时者也.夫虎生而文炳,凤生而五色, 岂以五采自饰画哉？天性自然也.盖《河》《洛》由文兴,六经由文起,君子懿文德,采藻其何伤！以仆之愚,犹耻革子成之误,况贤于己者乎！”在秦宓看来,文章写作有其自身的规律,尽意则必须尽言,这与是否做隐士无关.接舆与渔父两个著名的隐士,所唱的歌就是例子.老虎身上的斑纹和风凰身上的五彩,都是天然生成.文章写作也是同理,文采斐然辞藻艳丽,只会增强文章的表达力.巴蜀文化推崇华美文风的传统,在秦宓这里得到继承和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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