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中国传统儒商精神的思想内涵,本文是传统相关硕士毕业论文范文和儒商和思想内涵和中国传统有关硕士学位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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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学术期刊网上可查到涉及“儒商”的论文近千篇,专论儒商精神、思想内涵的文章也有一百多篇.但仔细拜读后,发现多数论文只是泛泛而谈,存在明显的两点不足,一是界定“儒商”内涵不是根据历史事实与文献文本,而是任由作者自己的价值判断；二是分析“儒商”精神在当代的价值与意义时,任意拔高,圣贤难比.
关键词：儒商；经商致富；富而好礼；以义制礼；济众扶危
中图分类号：D9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16）11－0008－06
“儒商”的本义应该是以儒士身份而从事商业活动,或从事商业活动而体现出儒家思想与风范.作为儒商鼻祖的子贡,便是先经商,然后师从孔子而学,再回到商业领域,既兼有儒士而商的色彩,又在商业活动中彰显出儒者风范.在明始流行的“儒商”称呼就是这种意思.当时,人们称徽商“亦儒亦贾”,并有“儒贾”、“贾儒”两类：“儒贾者,贾名而儒行”,儒贾即儒商,就是在经商活动中践行儒家思想理念的商人；“贾儒者,以儒饰贾”,即以崇儒为名而行经商之事[1].在中国当下社会信仰虚化、诚信缺失的环境中,提倡儒商精神,更应该着重于“儒商”的思想内涵,亦即儒家商业思想,以便在现代商业活动中弘扬其积极价值,而不是仅仅依据其具有高学历而搏取“儒商”雅号.
从先秦文献所记载的孔子及其弟子们乃至后来者关于商业的认识来看,中国古代“儒商”精神的思想内涵有下列几个方面.
一、职业取向：经商致富,人之情性
《尚书·洪范》九畴之一即五福,五福之二曰“富”,孔子也早就指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里仁述而篇》）故致富是中华民族的人生追求与梦想之一.司马迁《史记》专设《货殖列传》在世界史学著作发展史上也是最早的范例之一,“货殖”就是经商致富.其传指出：“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2]（《论语·子路》）记载了孔子与弟子冉有的一段对话：冉有问,如果国家人口增加了,然后怎么办？孔子回答说,接下来就应该采取措施使之富有.冉有又问,富有后,接下来怎么做呢？孔子又说,那就开始对他们进行礼义教育.“富而后教”一语即由此来,它表明解决温饱问题或者说致富是人生存的第一需要,教育则次之.可见,儒家思想首先承认人之情性“莫不欲富贵而恶其贫贱”[3],这正是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生活提高的原动力.如何致富贵呢？通商致富是途径之一.故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了商旅活动,就有了通商致富的理念.
《周礼·考工记》：“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谓之商旅.”早在神农氏时期,便“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3] “尧之治天下也,以所有易所无,以所工易所拙.”[4]英明的舜帝年轻时就曾“贩于顿丘,就时负夏”.《礼记·月令》：“是月也,易关市,来商旅,纳货贿,以便民事.四方来集,远乡皆至,则财不匮,上无乏用,百事乃遂.”故《尚书·洪范》八政中,商业位列第二,仅次于粮食生产.在《周礼·天官冢宰》九职中,“六曰商贾,阜通货贿.”《周礼·地官》司徒之职中,有一条就是“任商以市事,贡货贿”.由此可见,中华民族的先贤很早就洞悉商业活动对于国计民生的重要意义,非常重视货物流通、商贸有无.故孔子在一生周游列国、传播儒家思想的过程中非常倚重“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的学生子贡.
那么,经富致富的思想又是如何来的呢,是从人类社会分工发展的历史事实中得出的.《史记·货殖列传》对社会分工的必然性,以及与财富的关系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指出：社会必须“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2]并引《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2]《汉书·食货志》也重述了上述思想：“《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鱼、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兴自神农之世.”“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货通.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成.”“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财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养成群生,奉顺天德,治国安民之本也.”“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5]这些说明,社会必须有分工：农民种殖粮食,山民维护林业,水泽之民从事渔业,工匠生产各种器具,商人贩运货物进行买卖,使各种实业得以相互流通.只有正常的商业流通,社会才能顺畅发展,各得其所,因劳而富.
孟子也对社会分工给予了经典性描述.《孟子·滕文公上》记载了孟子与农家许行弟子陈相的一段对话.陈相转达许行批评滕文公不算贤君的话,理由是:“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仓廪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孟子便问:“许子必种粟而後食乎？”曰：“然.”“许子必织布而後衣乎？”曰：“否.许子衣褐.”“许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织之与？”曰：“否.以粟易之.”曰：“许子奚为不自织？”
曰：“害於耕.”曰：“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曰：“然.”“自为之与？”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孟子的意思是,你许子既然不能百事自为,而需要通过交易以粟换取布匹衣服与陶器等,为什么治国者就一定要与民同耕而食呢？既然你许子懂得“百工之事固不可耕而为”,为什么就不懂得治理天下也不可以“耕而为”呢？最后指出：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人们便不可能事事自己做,必须有分工,各有所专,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然后通过社会分工,通过交易,以己所长补人所短,以己所有易人所无.这里,孟子充分强调了商业交换的重要作用,其理论依据正是社会分工理论.从这一理论出发,孟子主张“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於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於其路矣.”
因此,中国早在三代、秦汉时期,商业就已十分发达.公元前627年,秦国发兵偷袭郑国,郑国商人弦高正赶着牛去洛阳做生意,路上遇到秦军,弦高料定秦军是去偷袭郑国的,于是一面派人回郑国报信,一面拿出自己准备出卖的牛,假装奉郑国国君之命去秦军营地犒师.秦军将领以为郑国真的已有了准备,只好悄然撤军.这就是有名的“弦高犒师”典故,从中可见当时社会商业的发达,也表彰了弦高作为商人而识大体、顾大局、足智谋、爱家国的儒商特征.
二、自身修养：富而好礼,贵而不骄
人生在世,发财致富之后便容易奢侈,做官高贵之后便容易骄纵.故儒家思想对个人的修身养性特别重视,尤其对贵为帝王高官和富甲一方的商贾,更是一再强调“富而好礼,贵而不骄”的重要意义.孔子在各种场合多次重申过这一思想.如《礼记·坊记》载：孔子云：“圣人之制富贵也,使民富不足以骄,贫不至于约,贵不慊于上,故乱益无.”坊,即防.孔子认为,礼就是根据人们的情性来设计的,用来预防人们富贵而骄、贫穷而窘的状态,治理社会务必使人贫而好乐、富而好礼,这样才能消除社会动乱的根源.孔子又曾赞美帝尧“富而不骄,贵而不豫”.（《大戴礼记·五帝德》）《论语·学而》：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故《春秋》及三传都围绕这一思想而编织史料,以揭示富贵而骄奢必然自取灭亡的道理.如《春秋左传》昭公元年载：公孙侨如曰：“无礼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春秋左传》定公四年载：“无怙富,无恃宠.”不仅古代社会,当今之世又何尝不是如此？有多少富贵者能够好礼不骄的？又有多少富贵者怙富无礼、仗势陵人而能持久的？
那么,这里的“礼”是指什么呢？这里的“礼”不仅仅是指彬彬有礼貌而已,更重要的是指礼制、礼义.对于人类社会整体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自由而是约束,不是混乱而是秩序,不是个人而是集体.因为人之所以为人,与其他动物之区别,就在于人类有社会、有家庭、有国家,为人不可以离开这些而独立存在,而“礼义”是维系社会、家庭、国家必不可少的制度*.这就是我们中国古代礼制所说的“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记·冠义》）
礼义是人自别于禽兽的唯一标志：“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礼记·曲礼》）
中国古代的礼制、礼义,核心内涵有三：第一是对人对事的敬畏之心.中国的先贤治理国家社会,一贯依靠两个法宝：礼劝于前,法惩于后.劝就是劝诫勉励,就是培养人们的敬畏之心,“敬”就是敬重尊长、敬重事物、敬重社会、敬重家庭,“畏”就是畏于等级秩序、畏于法律规范、畏于违法乱纪.如果一个人对家庭对社会对事物常怀敬畏之心,他就会认真做事做人.“夫礼者,自卑而尊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富贵而知好礼,则不骄不淫；贫贱而知好礼,则志不慑.”（《礼记·曲礼》）故孔子云：“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礼记·坊记》）这里的“坊”通防,就是预防的意思.儒家特别强调的“慎独”修养理论,所谓“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礼记·中庸》）,即君子人格应该谨慎敬畏到独处一室时仍然深怀敬畏之心、谨慎之态,就是对“敬畏之心”的极致表述.而世界上任何失事、失礼、失言,都源于对人对事对物有意无意的、一时的或一贯的缺失敬畏之心.故朱子在解释《礼记·中庸》这一段关于“慎独”理论时指出：“君子之心常存敬畏,虽不见闻,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离於须臾之顷也.”第二是指社会秩序规范.中国古代的礼制范围较广,核心之一就是一整套社会秩序规范、制度规范,《周礼》《仪礼》对这一套规范作了详细系统的叙述.这种制度的内容一是管理制度,二是等级秩序.任何一个社会必须有等级,没有等级的社会必然是动乱无序的.第三是指道德*规范.这一点在《礼记》《论语》《孟子》等经典中有系统论述.一言以蔽之,中国古代的礼制是最好的犯罪预防学.
三、致富原则：见利思义,以义制利
利与义,是经商者日常面对的一对矛盾,也就是道德原则与经济利益的关系.儒家对此有足够的认识.孔子一再申明：“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里仁,述而篇）“如不可求”,就是如果不能从正常、正义渠道取得,就宁可不要而坚守自己的道义原则.所以,孔子经常提醒人们：“君子义以为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曾子也说过：“有耻之士,富而不以道则耻之,贫而不以道则耻之.”（《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上》）《礼记·儒行》：“儒有委之以货财,淹之以乐好,见利不亏其义.”特别是孟子对义利之辨曾作过深入的分析,对梁惠王指出：“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後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後其君者也.”（《孟子·深惠王》）
具体而言,儒家义利观的内涵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义以生利.孔子指出:“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春秋左传》成公二年）这就是说,礼是用来推行仁义的,仁义是可以生利益的,利益则是用来安民的.所谓“义以生利”,可以用俗话“和气生财”来说明.即经商者如果以仁爱之心、真诚之心待人,就能赢得消费者的信任与光顾,就能开辟源源不断的财路,当然利益便随之而来.这表明儒家把“义”看作是“利”的前提,认为行仁讲义才能产生利益.
二是见利思义.孔子说:“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成人”是孔子提倡的理想人格之一,类似于“君子”或者是比君子更高一筹的贤者.孔子认为,见利而思义,见危则挺身而出,守诺而不食言,便是具有了“成人”的品格,故“君子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可见,见利思义是儒家对待义利的一个基本原则,它要求人们在拿取利益前要考虑到道义原则、*规范,不取不义之财.“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如果一个人做事只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唯利是图,必将陷于不仁不义境地,从而招来怨恨和恶果.孔子还说：在他看来,“义”是成为道德高尚的人的最根本的要求.
三是以义制利.这是荀子明确提出的,他说:“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苟子·大略》）荀子认为“利”是人们不可缺少的物质需求,“义”则是人们不可或缺的精神需要,两者具有客观存在的必然性.但道义与利益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因此,个人在追求物质利益时,要受“义”的制约,不能违背“义”.当人们面临两难选择时,只有“以义制事”,才可“知所利”,即只有以义制利,使人心向善,才能使各行各业的人得到利益.如果“义”能够控制“利”,就是正常和谐的社会,如果“义”被“利”所压制,就会导致乱世.又指出：“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
四、经商之道：内诚于心,外信于人
儒家对做人的诚信十分重视,“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不诚无物”.（《礼记·中庸》）相关论述很多,勿庸赘述.细绎其义,与商业诚信有关者约有下列数端.
第一,诚信为人立身之本、成人之性.四书之一的《中庸》对此作过专门论述,指出：“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这里将“诚”与“信”联系起来,认为只有“诚身”才能顺于亲,顺于亲才能信于友,信于友才能获得社会承认,可见,“诚”最为关键.那么如何“诚身”呢？《中庸》指出：“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就是说明白为善之道、具备善良之心,才能真正做到诚身.为什么呢？因为“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诚”是人类天性,多数人因世俗熏染而导致此天性变异,能始终保持此天性者只有圣贤能够做到,一般人士只能通过学习、体悟才能重新认识此天性,“择善而固执之”.为什么“诚身”能顺亲？为什么说“诚者天之道”？《中庸》又指出：“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故“唯天下至诚为能化.”这就是说,至诚能尽性,尽性则能化育天地.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又是什么意思呢？《中庸》指出：“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著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这就是说,至诚尽性便能够观察吉凶祸福,判断善恶,故“至诚如神”,“故君子诚之为贵”.“故至诚无息.”“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为物不贰”就是诚信有守；“生物不测”就是生生不息.可见,儒家“至诚”思想同样来自观察天地自然规律,要之,天地自然之所以生生不息,就是因为其“至诚不贰”,因此,人类作为天地自然中一分子,自然应该回归这种“至诚”本性.可见,“诚”在儒家思想中,是一种自律的德性要求,而不是他律的社会规范,这就从更高的角度把“立诚”视为人生所必然,从而推广了“诚身”的普遍性,拒绝了“诚身”的选择性,避免了后天教育的外在性、被动性.所以,《周易·乾卦》文言传载孔子的话说：“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脩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礼记·乐记》：“著诚去伪,礼之经也.”把立诚提高到礼的根本的地位.《韩诗外传》卷四说：“诚,德之主也.《诗》曰：鼓钟于宫,声闻于外.”内心之诚,就像宫中敲击钟鼓,声音必须传到宫外一样,就一定能够表现出善良德行.反之,“不以诚立,虽立不久矣；诚未著而好言,虽言不信矣.”《大学》中的“诚意”则是“诚身”的另一表述.
立诚于内,必能取信于人.故“信”是“诚”的表现与应用.孔子对此有详细论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不讲信用,不知他怎么站得住脚、不知他如何能成事.这就如同是车子没有安装横木以系牛马,如何能行走呢?《论语·颜渊》记载了子贡与孔子关于政治的一段对话：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里,孔子把政治中的取信于民的重要性提高到“足食”“足兵”之上,可见其多么重视政治中政府的信誉问题.治国尚且如此,经商更应诚信.《礼记·儒行》:“儒有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忠信被儒家视为安身立命的“甲胄”.《论语·卫灵公》:“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貂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在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子张问怎样才能让自己到处行得通,孔子认为说话要忠诚信实,行为要恭敬严肃,即使是到了落后的部落或国家,也行得通.如果说话不忠诚信实,行为不恭敬严肃,就是在本乡本土,也行不通.无论站着,还是坐车,都要仿佛看见忠诚信实恭敬严肃这几个字在自己面前,这样才能使自己到处行得通.
第二,诚信是交友待人的基本原则.儒家提倡诚信交友,不失信于人,尤其在商业活动中更要信守规范、一诺千金.曾子有名言:“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明确提出要与朋友交而有信.孔子更是一再指出：“敬事而信”,“谨而信”,“主忠信”,“朋友信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子夏也指出：“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孟子也主张:“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明确提出交友之道,诚信为本.《礼记·曲礼上》:“交游称其信也.”孔颖达疏: “交游,泛交也.结交游往本资信合,故称信也.”[6]即谓诚信是交友的资本.
儒家思想认为,“重然諾者,其言可法”,故重然诺是诚信交友的一种表现.在孔子弟子中,子路是非常看重诺言而守信用的.《论语·颜渊》载：“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子路无宿诺.”张载《横渠易说》卷一解说：子路“重然诺,言为衆信,故片言可以折狱”.[7]子路平时十分讲诚实、重信用,所以他个人单方面的话也可以作为审案判案的证据.宋陈经《尚书详解》在解释《金滕》篇“秋大熟”一段时指出：“夫以周公遭谤如此,诸史与百执事宁视周公之死,而不敢漏当时所以丁宁之言,则在朝祝史之微、奔走之贱,其重然诺守信义不可移夺如此.”[8]二十四史中,诸如此类重然诺的士人、商贾,为数甚多.
第三,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保证诚信的原则之一就是“不欺”.《韩诗外传》卷一：“不信之至欺其友.”就是说,欺友是最大的不守信用.该书卷九还记载了孟子小时候的一件事：孟子少时,东家杀豚,孟子问其母曰：“东家杀豚,何为？”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而言曰：“吾怀妊是子,席不止,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适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买东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这是孟母从小教育孟子诚实守信的事例之一.《春秋左传》也记载了不少“不欺”的事例和“欺君”、“欺国”、“欺人”之例.特别是《孟子·滕文公上》记载了孟子与许行弟子陈相的一段讨论商品物价的对话,可以说明当时人们对市场诚信、商业诚信的基本看法：陈相曰：“从许子之道,则市贾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屦大小同,则贾相若.”许行的主张是为了防止市场欺诈,将物品按照大小轻重来定价,同类物品只要重量或数量相同,就一样,这样就不会产生欺诈行为.而孟子反驳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巨屦小屦同贾,人岂为之哉？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就是说,物品不一样是自然之理,也就随之不一样,同样物品由于质量、成本的差别,会有不一样的,相差几倍乃至千万.如果硬要使之同,那就会导致市场大乱、欺诈公行.
第四,言行相符,表里如一.做到言行一致,也是儒家保持诚信的一条原则.孔子指出：“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治长》）这正是基于社会上有人言行不一致而得出的结论,也是抨击言行不一致的现象.又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作为君子要言行一致,不宜言过其实、言不符实.故孔子提倡：“君子欲讷於言,而敏於行.”（《论语·里仁》）要做到言行一致,就要少说多做.儒家特别指责的“乡原”之人,特点便是“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即言行不一,这是孔子特别憎恶的人格.
第五,诚信惟义所在.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论语·学而》）如果信约符合于义,就可以履行这种信约,不符合就不必守信.无论哪种理解,信最多只是与义接近,而不是相等.在价值体系上,义仍高于信.在儒家看来,单纯追求“言必信,行必果”是不可取的,他们认为礼义的诉求是更根本的,是大道,而信用只是小德、小道,仁义才是诚信的依据.故孔子说：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孔子还对义、礼、逊、信等几个概念之间的关系作了归纳,指出：“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论语·卫灵公》）
五、社会责任：博施于民,济众扶危
《论语·雍也》记载了孔子与子贡有关博施于民、济困扶危的对话,对儒商的社会责任有极大的启发作用.子贡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子贡的意思是如果有人能够广泛地给予民众实惠,从而济众扶危,帮助人们过好生活,这应该可以说是仁了吧？没想到孔子出乎意料地大加赞赏,以为这不仅是仁,简直可以谓之“圣”了,即便尧舜再世,也对此感到困难.历代经学家虽然把“博施济众”的主体解释成君王,但发问者子贡是商人出身,而且师从孔子期间似乎并没有中断其商业运作,联系到孔子曾指出：“独贵独富,君子耻之.”（《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因此,后世遂常用“博施济众”来形容儒商经商致富后回报社会、尽社会责任的行为.
子贡在孔子弟子中是难得的商业奇才,孔子周游列国多亏了他的周施接济,才不至于匮乏.《论衡·知实》载:“子贡善居积,意贵贱之期,数得其时,故货殖多,富比陶朱.”[9]《史记·弟子传》也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
这说明,子贡已是当时商业界的巨子.《史记·货殖列传》还有如下一段记载:“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2]《孔子家语》卷二则记载了子贡为鲁国赎人的史事：“鲁国之法,赎人臣妾于诸侯者,皆取金於府,子贡赎之,辞而不取金.”[10]这段话的意思就是,按照鲁国法律,凡是出钱从各诸侯国赎回被卖出去的奴隶,出钱者可以从鲁国官府得到酬金.但子贡出钱赎回被卖奴隶后,却不去官府领取酬金.这件事表明,子贡在日常的经商中是很注意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的,愿意而且可能经常无偿地为社会捐钱做善事.
遍稽历代文献记载,中国历史上的儒商回报社会、热心公益慈善事业,无非两种方式：一是博施济贫,即施舍金钱或物质,普遍救助生活贫困者；二是兴邦富民,即捐赠资金,帮助地方兴办教育、医疗、公益事业等,从长远利益方面帮助地方脱贫.这类事件,史不绝书.如《盐铁论》之《贫富》篇就记载了西汉人称赞子贡等人早期经商致富而乐善好施的做法：“子贡以贮积显于诸侯,陶朱公以货殖尊于当世.富者交焉,贫者赡焉.故上自人君,下及布衣之士,莫不载其德、称其仁.”[11]他们的义举得到自君主至布衣平民的称颂,而子贡更是将“义”与“利”完美地统一起来,后世“儒商”之举也因此而有“端木生涯”的美誉.
综上所述,此文是关于传统方面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儒商和思想内涵和中国传统相关传统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中国传统吉祥图案的文化内涵
摘要本文针对中国传统吉祥图案,简述了其寓意,归纳了其表现手法,分析了其当代文化精神内涵 关键词 吉祥图案；表现手法；精神内涵一、中国传统吉祥图案的寓意中国传统吉祥图案通常都被人们赋予了非常强烈的吉祥寓.
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一体圆融和中国艺术精神的因时而变
摘要对儒、道、释圆融相通的本体进行阐述,对中国艺术精神因时而变的现象予以揭示,并提出中国艺术精神的发展规律 关键词中国艺术精神；一体圆融；因时而变；发展规律中国艺术精神主要凝练于哲学与宗教中,也正形成.
论留青竹刻艺术蕴含的中国传统美学思想
【摘要】本文针对留青竹刻的美学价值分别从古代传统美学思想中的意境、形神、气韵、文人画、常州画派……方面进行研究,通过相同题材的留青竹刻和中国绘画的对比分析,探究留青竹刻的传统美学思想,以及它所蕴含的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