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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朋友们有关参考文献格式范文 与柏林的朋友们方面函授毕业论文范文

主题:的朋友们论文写作 时间:2024-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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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炼

弗兰克·贝贝里希(Frank Berberich)

2016年1月2日是个星期六,我们和老朋友弗兰克约好,在柏林法国风情味最浓的萨维尼广场边的Florian餐厅吃饭.这是自从我们2012年搬到柏林常住后养成的习惯,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要互发邮件:“怎么样,啥时继续我们的红酒聚会传统?”那意味着,若干精选菜肴,几瓶上好红酒,一席畅快尽兴的思想对话,来个精神、物质双份儿满足!

弗兰克大高个儿,背微驼,须发皆白,而我们刚认识的1991年,他还是壮小伙,刚接手主编著名的思想文化杂志Lettre International德文版不久.他热爱文学,对文字和思想,如对美食美酒一样内行.我们认识不久,他就在杂志上发表了我的一组极短诗《瞬间之外》.虽说那组诗更像我的游戏之作,但也由此开始了我们长达二十多年的友谊,之后一系列他组织的大型思想、文化项目,都自那一组小诗引出.

那天晚上,Florian餐厅照旧人满为患,幸亏弗兰克订了座位,我们在靠窗处坐下,隔着玻璃,是零下十一度的柏林黑夜,面前却是热气腾腾的当令烹鹿肉,一瓶意大利托斯卡纳红酒,柔和醇厚,恰与满口肉香

袅袅呼应.我们拥抱、问好、落座、碰杯,谈起他即将去的巴黎和我们刚刚返回的中国,从当代中文诗逆商业潮流而上的振奋,到中东的乱局、欧洲难民潮的动荡,刚来到的2016年,给佳肴添加了一丝说不清楚的怪味.

几口小酒下肚,友友问:“弗兰克,我想问好久了,你说像让保尔·萨特这种学富五车的知识分子,怎么会迷信‘’的?”

弗兰克咽了口吐沫:“好问题.但你也得记住,欧洲并非一直聪明,我们长大的环境,同样充满噩梦.萨特成为左派,他的出发点是法国殖义历史,北非、东南亚的大屠杀,特别是越战,让战后出生的欧洲人一门心思要反叛,对毛的迷信其实是这个心态的倒影.”

弗兰克说的,其实正是他自己和约阿黑姆们.他们这一代,在德国被简称为“68一代”,因为那一年,这批二十郎当岁的小青年,几乎与中国的“红卫兵”同步,大游行,喊口号,筑街垒,闹革命,被称为“”的燃烧汽油瓶满天飞.萨特成了年轻造反派的“教父”,“选择”、“反抗”是他们的口头语.欧洲有句谚语“隔岸草更青”,有点像中国那句“远来的和尚好念经”,隔着历史、文化之墙,他们远远眺望、一心向往着那个言辞乌托邦——中国.小红书里的许诺多好啊!包括顾彬在内的一批人,都在那时出走到中文里,去寻求想像中的彼岸.最终,梦幻在红海洋里沉没,却歪打正着,给1980年代后的我们准备了一批诗歌译者.想想颇为可笑,当年到中国的流亡者,翻译如今到西方的流亡者,左肩挨着右肩,地球是圆的,可不就是这么回事?!

弗兰克没有远走异国,但他比许多投奔异国情调者走得更远——他在德国坚持自己的理想主义.

Lettre International是季刊,大八开,密密麻麻的小字母,能刊登如今很少见的哲学性长篇大论.从1991年我们认识弗兰克起,这本杂志以其独立思考的角度、欧洲式思维的深度,在德国和世界确立了声誉.弗兰克每天要接收四五百封来自世界各地的投稿,其中不乏著名的思想家和作家.按说,Lettre International的成功,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资本,能把自己卖给大出版集团,靠大美人儿广告活得滋滋润润的.可是弗兰克不,二十五年来,他始终拒绝被任何出版集团收购,不是因为恋权,而是不愿放弃思想独立.

所以,Lettre International始终独立编辑、自负盈亏,就是说,它纯粹靠一本本卖杂志维持运转.在极度商业化的时代,这态度如果不被称为令人“恐怖”的,也至少是够“诗意”的——那意思就是穷哈哈.也因此,它赢得了思想丰富、囊中惭愧者们的拥戴.在柏林、在德国,当我们喝咖啡、坐地铁时,经常遇到瘦骨嶙峋、穿着简朴、一望而知属臭老九之流的人手捧Lettre International走来,挨桌挨个向人们兜售.他们中许多都是志愿者,为帮助这本杂志出力.同样,慷慨解囊的也不少,那并非仅仅道义支持,常见的是,人们一买来立刻埋头阅读,因为那里肯定有一道精神大餐!

靠着这种小农经济式的活法,弗兰克竟然已经让Lettre International坚持了二十六年,到2015年底,刚刚出版了第109期.他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疯狂工作,所以我们的“红酒晚餐”,没有一次能早于九点半开始.除了体力考验,弗兰克更要保持对世界的敏感,不断发现被主流媒体忽略(或刻意删除)的主题,因为恰恰是这里,独立思考才显出了质地.

例如,弗兰克给他的第100期(二十五周年!)特大专号,精选了一个一针见血的题材:全球化时代普世性的玩世不恭.这主题选择得如此及时,它一举突破了冷战时期简单的群体分野,却潜入当下人性的海底,探测“利润全球化”中无所不在的自私、玩世和冷漠,揭示出我们远比冷战深刻得多的精神困境.我应邀撰写了一篇《谁玩谁?》,解剖中国权、钱的纠缠勾结——看起来谁都在玩:玩权力、玩金钱、玩名声、玩关系.但实际上,玩者又都在“被玩”:被纯粹实用的利益思维所玩.到这一步,统治者的真成功,恰在于把“反抗者”也训练成了和自己有同一基因的动物——伪反抗,其实在商业性地贩卖意识形态口号.它谋取的同样是市场利润,却与现实真困境无关.靠“政治生意”牟利,让鲁迅的人血馒头活生生再现眼前.

再晚两期,弗兰克又独辟蹊径,发掘出复杂转型的社会和文化中,对“文雅”概念解读的变迁.这像一把钥匙,恰恰配上诸如中国、阿拉伯文化困境那把锁.我再次应邀,到Lettre International位于柏林十字山的巨大如书库却只有两个半(一个是半职)编辑的编辑部,做一场关于中国文人传统之经典概念和现代转型困境的对谈.一杯清茶,几页白纸,写满的问题和回答提纲.我不得不说,这三四个小时,是我多年来,关于中国文化最过瘾的一场讨论,因为它不仅涉及丑陋,更同时涉及美,从对传统美的理解,摸索、把握中国20世纪思想史的基因.我读过无数关于中国的说辞,可这是第一次见到一个西方媒体,选择美学角度,丝丝入扣地探讨中国当代价值变迁.这篇文章,在Lettre International上占了整整八页.一位自己拥有出版社的朋友惊叹:“我的天!Lettre International的八页,就是一本小书哎!”

所以,友友关于萨特的提问,问到了弗兰克的“根”上.弗兰克想说,欧洲并没有一劳永逸的正确.欧洲的思想,来自于时刻保持思维主动性的人们,以不停的、甚至苛刻的自我反省,不间断地进行自我启蒙.是的,自我启蒙!有这个自觉在,迷路、摔倒都不是问题,相反,摔一身泥正是宝贵的经验.独立思考,就是不接受任何群体标签,却保持全方位提问的能力.

在弗兰克这儿,一如在我出身富家、早年投奔延安的老爸身上,我看到的,远不止是愤青式的短命“左派”,而是原版的理想主义.他们拒绝金钱庸俗,也拒绝政治口号随大流,因为那其实是同一回事.理想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人生态度,它有清高和骄傲,更有对世界无穷尽的同情心.嘿,我在说谁呀?一位诗人吗?弗兰克恰恰对诗歌极端敏感,而理想主义,正是照亮他一生的诗意.当我接上他对友友的回答,以此定义一代代思想者,弗兰克欢呼“Bro!”——意大利语:“太棒啦!”

时间一跳,又到了2016年10月14日.还是我们的红酒聚会,这次开门就有新话题.

“弗兰克,你怎么看鲍勃·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嗯……可以说,我不反对这个选择.”

“为什么?”

“哦,你得知道,鲍勃·迪伦的歌,对整整一代人影响多大,就不难理解我这感觉了.”

“但那样,是不是诺贝尔文学奖得改名,叫诺贝尔流行音乐奖?也许瑞典文学院的老先生们恐惧自己的衰老,就拿世界玩一把酷?”

“啊呀,可不能那么说.我觉得,恰恰是这选择,突破了诺贝尔文学奖已经沦入的学院派套话,也给文学闯出了一条新路……”

从这儿开始,那天晚上,弗兰克如数家珍,给我们这两个坚定的“阿多尼斯派”介绍鲍勃·迪伦的生活和音乐.原来,鲍勃·迪伦大红大紫之前,和德国还有渊源:他少年时,正逢那时还属于东德的戏剧大师布莱希特访美,鲍勃·迪伦赶去纽约,给布莱希特戏剧打杂,或许就从那里,他“偷艺”学得了大使级的戏剧本领,很快,把一个美国乡村犹太男孩,变形为有一身商标行头的年轻歌手,从花里胡哨的小衬衫,到压得低低的大礼帽,他的穿戴既潇洒又漂亮,还总透出一股“反叛”味儿.西方1960年代的越战,恰如中国的“”,造就了一大批反叛英雄,其中,迪伦就是佼佼者.还记得我们1988年刚到澳大利亚,就被一位澳洲嬉皮学者兜头灌满迪伦之名,我们这两个流行音乐盲,听得一头雾水.

“迪伦的音乐究竟好在哪?”

“很难一言以蔽之,但最重要的,他始终在创作,始终和历史语境活生生相关.他拒绝停滞,而是让每一张CD都有新东西.几年前他的柏林演唱会,虽然只有六七千观众,但那音乐依然反叛自己.真棒啊!”

抓住这当口,我问弗兰克:“要说越战反叛者,为什么不是艾伦·金斯堡,而是迪伦?”

这么问有出处:1992年柏林DAAD结束,我们恐惧回到新西兰的寂寞,尽可能在世界上慢慢溜达,到纽约后,忘了谁介绍,竟然结识了大名鼎鼎的金斯堡.我们多次到东村他那两个单元打通合成的家里做客,包括参加他六十五岁的生日晚会.到底是著名的“老同”(性恋),满屋人里,除了垮掉派名人如数抵达,还有不少英俊男孩儿.所谓晚餐,只是一口大锅,里面汤水滚沸,每人自己去捞,捞着什么算什么.这股劲儿,真年轻啊!

金斯堡在外面是大名人,可近距离看,却细腻、温和得近乎温柔.他带我们参观私密的小修法室,里面供奉着藏传佛教的佛像、法器.他拉开布帘,给我看整整一墙他作品的外文版:“记着,翻译你的诗,不能简单交给译者,你得亲自和他一行行做!”他爬上铁梯子,取下一本城市之光出版的诗集《灵息》(我对标题Mind Breaths的翻译),翻开,写下“For Yang Lian and YoYo”后,笔下一滑,画出一幅小画:双眼大大的坐佛,念珠,光轮,莲花,周围日月星辰环绕(还有个小骷髅叼着一枝花!).哈,这曾用《嚎叫》离经叛道、震慑世人者,原来如此童心扑面!

金斯堡曾慷慨地写给我:“在当代中国诗人中,杨炼以表现‘帝国’众多历史时期生存的痛苦著称.……一个世界文学的老问题,由中国文学提供了最新版本:怎样靠独立的而非群体的灵感,继续把新异的经验带入自己的创作……我推荐杨炼请你们关注.”

唯一一次金斯堡的“无礼”,是当我们合影时,他对身边的友友说:“我们可否保持点距离?”友友开始有点发窘,但当她到洗手间,看见满墙男性“器官”大照片,就全懂啦!

弗兰克对金斯堡当然再熟悉不过,但事儿就这么残酷,迪伦活到了“”认可1960年代的时候,金斯堡却去世了.弗兰克说:“谁知道呢,如果金斯堡还在,这个奖也许就颁给《嚎叫》了.”

我们谈起和阿多尼斯2003年在约旦的相逢,谈起阿老对宗教和权力关系的犀利*,以及这在今天全球乱局中多么重要.最近,因为阿老对叙利亚阿萨德的支持,他在德国颇遭非议,但弗兰克说:“该挨批的是西方先口号反对、后实用支持的自相矛盾……”又是一语中的.

和弗兰克聚会,我们杯子里的红酒,永远在浇灌当今世界最紧迫的话题,弗兰克总能传递来欧洲知识分子态度的第一手信息.

英国“脱欧”:要小心英国支持下,欧洲其他国家的抬头,打压独立思考,直到滑向法西斯深渊;

美国大选:特朗普虽然举止可笑,但他对希拉里的指责,很多恰是真实的,例如邮件泄密,例如一次演讲六十万美元.他像个小男孩,朝画上一脸政客微笑的希拉里狂吼:“我当总统,你就得下狱!”当我告诉弗兰克,毛曾有一句语录“我宁可喜欢共和党,因为他们少说点儿谎”,弗兰克直拍大腿:“太对了,太对了!”

中国和欧洲在柏林碰杯.

我们北京文艺网诗歌奖的新得主,让弗兰克兴奋;而他刚去度假的希腊伯罗奔尼撒,令我们神往.我们谈爱琴海雪亮的阳光、宝蓝的海水,对孕育古希腊清晰哲学思维的意义.谈他带着阅读的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变形记》:“这也是《易经》啊!”弗兰克说.“但究竟为什么他要被流放至死?”“因为诗!诗的自由,令皇帝害怕.”我们谈我刚去朗诵的意大利佛罗伦萨,那个但丁惊艳于九岁的贝亚德丽彩的桥头(“哈哈,也许她刚买了一件Prada?”)弗兰克一语贯通古今,这已是一首后现代诗作的胚胎了……

弗兰克和他的理想主义杂志Lettre International,搭建起一个赢得了人们信任的思想文化平台,或更该说一座城堡,从这儿开始,他推动过许多深有意义的文化项目.

1999年,是众所瞩目的世纪之交,那一年,德国的魏玛也正好获得了当年欧洲文化首都的称号.魏玛文化、文学传统深远,18世纪德国文学两大巨匠歌德、席勒都曾久居此地,创作了无数杰作,逝世后又并肩躺进这里的墓地.如何能让这精神传统维持不坠,且发扬光大?

弗兰克产生了一个原创想法:秉承18、19世纪欧洲艺术与科学院的论文竞赛传统,以世纪之交为绝佳主题,刺激世界反思历史,瞻望未来.魏玛欧洲文化首都组委会对此想法赞赏有加,责成Lettre International杂志和歌德学院联合发起,举办“1999年魏玛国际论文争奖赛”.

弗兰克是魏玛国际论文争奖赛的灵魂人物,围绕他,一个由二十多个国家、不同门类精英荟萃而成的“魏玛国际论文竞赛组委会”组建起来了,我应邀成为组委会唯一的中文成员.

但,我们迎面撞上了最有挑战性的问题:论文竞赛的题目是什么?这次论文竞赛,已远不限于欧洲文化,20世纪世界历史剧烈动荡,在此千年纪转换之交,回顾和前瞻,都不得不基于一个开阔得多的全球新角度、新语境.弗兰克作为老编辑的广博知识在此大展身手.组委会成员各自提议,公开辩论,不惜争得面红耳赤.终于,空间上的不同现实归结为贯穿历史的时间,专业上的不同门类概括成了凝聚思想的哲学,我们在“过去、未来”这个时间轴上取得了共识.

组委会锁定了“一对儿”问题:从过去解放未来?从未来解放过去?时间这一历史载体,不再仅仅是线性单向的,它和思想一起,其实在双向(甚至多向)流动,同时被激活的过去和未来,都在加入我们的自觉.问题中那两次“解放”,一股乐观味儿溢于言表.但那是1999年,谁能预知两年后的“9·11”呢?纽约的飞机炸弹,将把“历史终结”的粉红梦境,彻底炸碎,且带着历史朝至今见不到底的深渊陨落.那时,我们确实觉得,错误连连、灾难重重的20世纪可算过去了!这些阴影不会再来.这个对未来的乐观,体现在争奖赛邀请书上:“面对新的千年纪,本次国际竞赛应成为21世纪全球创新与合作的象征.”

不管幼稚不幼稚,理想仍是美好的.这次论文竞赛,可以说大获成功.自从论文题目公布,参赛文章便如雪片纷飞而至,至截止日期,共收到二千四百八十一件.作为参赛语言,六种联合国工作语言加主办国的德文中,德文不愧最擅长思辨,投稿最多:七百一十件.以下,依次英文六百一十八件;俄文三百零六件;法文二百零五件;西班牙文二百零五件;阿拉伯文一百二十二件;中文最少:区区三十七件.然后,1999年四至六月,三名中文初评委韩少功、杨炼和于坚,集合于海南岛的海口市,初选中文最佳论文,参加终审争奖.十月,七名不同语种的终审评委聚会魏玛,最后决定获奖名单.

1999年12月4日,魏玛老城里,那座建于二战的著名“大象旅馆”会议厅内,媒体云集.弗兰克的大高个儿像座灯塔,面孔兴奋得红扑扑的,两眼放光,安排着竞赛颁奖典礼.期待中,“1999年魏玛欧洲文化城组委会”主席Bernd Kauffmann公开秘密:一等奖由俄国二十岁的女作者Ivetta Gerasimchuk获得,论文标题《风的辞典》(奖金五万马克);二等奖由美国学者Louis E.Wolcher获得,论文标题《时间的语言》(奖金三万马克);三等奖由两人分享(奖金二万马克):南斯拉夫的Velimir Curgus Kazimir,论文标题《房间里的幽独》,旅美法国人Christophe WallRomana,论文题目“The Year 1999 of the Imprescriptilbe Metadebt”(此标题后两个词由作者自创,极难翻译.总体大意为:拒付债款的1999年).

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参赛论文总数最少的中文论文,却有两篇进入了前十名(获奖者将被邀请至德进行学术研究):北京大学哲学系的王锦民排第六,论文标题《上帝的棋局》.他杜撰了一则寓言:上帝给人类设下一盘棋局,只能走和,没有输赢.那不就是时间吗?谁能是时间的赢家?在这个游戏里,每个人都沦陷于“现在”,因无力窥透谜底,只能没完没了玩下去.这既是一种宿命,却又歪打正着地把人解脱出了过去与未来的纠葛.文章说,“和局的每一个新局面都是人走出来的”,“人的意义不在全局的改变,而在局面的创造”.这篇文章,用博尔赫斯小说加伊索寓言的文体,既讨论中国现实困境,又给文化转型打开了新思路,还让抽象的题目,变得好看可读.独特的见解加形式创造力,让此文一举站上了前列.

总排名第七的另一篇中文论文《通过解放过去而解放未来》,曾让我们这些初评委瞎猜了半天谁是作者?没人想到,这篇思辨力很强的文章,作者竟是位诗人:西川!他对核心命题“记忆”的讨论,可谓丝丝入扣.记忆“作为时间过去的血肉和形式”,“通过抵抗暴力而获得神话的合法性,继而也转变为暴力”;它通过各种各样的“预设未来”,摧毁人的本来面目——“我”之内的自相矛盾.因此,无论脸朝未来要毁灭过去的秦始皇,或盯着过去叹息历史“退步”的孔子,还有藉西方“进化”之名扫荡一切的“现代化暴力”,都沦为简单化思维,在否定人脆弱、复杂的本质时,被导向新的灾难.西川引用尼采的话“重估一切价值的前提是重估我们自己”,找到新时间观的起点.由此,触摸到了中国文化传统现代转型的关键:不回避复杂性,重建对历史的自觉,成为当代世界思想的资源.嗬,谁说诗人不能思想?诗,如果不是思想的最高形式,它就什么也不是!

2003年,又一个和弗兰克共同构建理想主义的项目来了:Lettre尤利西斯国际报道文学奖.这次,他干脆直接把我拉进组委会.到2006年这个奖终止,我们一起足足工作了五年.

乍一看,诸多文学体裁中,诗歌和报道文学似乎是距离最远的.诗诉诸想像力,它的语言天马行空,和表面现实越拉开距离越好.报道文学呢?却必须紧贴生存,它甚至要求作者冒着生命危险,去搜集第一手材料.报道的魅力,恰在让材料开口说话.一个极远一个极近,它们有共同点么?

有,这就是“现实的诗意”——2015年11月,我在深圳非虚构创作班上的演讲以此为题.我给“诗意”的定义,是人在极端处境中亲历的命运.它体现为人与环境的冲突,更体现为人与自身的冲突.哪个反省,不带着这种内心撕扯的疼痛呢?所以,最好的诗,一定直探人生、存在的海底.最好的报道文学,也一定在揭示人性黑暗深渊里那些“事儿”.它们汇合于深度:我们每次呼吸、每个刹那、漂洋过海也不可能挣脱的“深度”.

是的,命运感无所不在,一如诗意无所不在.因而,谁懂得:没有浅薄的现实,只有浅薄的作家,他(她)其实已经在写诗了!这解释了,为什么“”后的中国,一度报道文学(我们叫报告文学——但,向谁“报告”呀?)成了中国文学的正宗,从《*之间》,到我舅老爷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等等,每一篇出,都洛阳纸贵,它们用率真的事实,砸开古老国度的蒙昧,不仅引领了整个1980年代中国的思想,而且建立起一个有独特启蒙意义的“中国报道文学传统”!

Lettre尤利西斯国际报道文学奖,推开了一扇窗口,让世界看到了这道封存在中国之内的风景.2003年第一届,我怯于胡侃出来的“杨文”(Yanglish)水平太差,就推荐诗人兼美国耶鲁博士杨小滨担任中文评委,结果第一年就捧回来一个报道内蒙草原偷猎事件的三等奖.

2004年,一部更精彩的作品摆在面前了:陈桂棣、春桃夫妇撰写的《中国农民调查》.这部作品,处理的是九亿中国农民的大题目.陈桂棣、春桃在安徽农村实地调查,发现中国经济改革的奇迹,却建立在凶狠盘剥农民的地基上:农民种庄稼收入很低,成本渐高,税收却高于城市居民好几倍,不唯如此,各级巧取豪夺后,常给农民扔下一纸白条了事.农民苦不堪言,可又投诉无门,稍有怨言,就招来村干部黑手党式的镇压,有时持刀杀人后,猖狂到连刀上的血迹都懒得擦.

这部书,触及了“三农”问题的要害,揭示了经济腾飞背后血淋淋的秘密,也触动了国人封冻的同情心,它出版后,一个月内就畅销十万册,被禁后更盗版上百万,农民们互相赠送,视为维权法宝,而书中写到的官员,则视陈、春为寇仇,一个地方官直接把他们告上法庭,而这官儿他爸,正是法院院长!作家和书一同被告:在中国,任何遭遇都在遭遇权力.

2004年的Lettre尤利西斯国际报道文学奖,逆风而上,直接把首奖颁给了《中国农民调查》,并邀请陈桂棣、春桃夫妇到柏林参加盛大的颁奖典礼.这个奖,对刚成了被告、可能遭遇更大风险的陈、春二人,来得太及时了.它把书、作者、中国农民的命运连在一起,推到世界眼前.

我记得好清楚,颁奖典礼那天,柏林世界文化宫旁的颁奖典礼会场上,无数媒体蜂拥而至,摄影闪光灯亮成一片,采访者们争先恐后,这肯定是世界舞台上第一次,“中国农民”这个词如此高密度地出现,中国农民的难处如此深地牵动人们的心,陈桂棣、春桃冷静回答各种问题,既不否认中国的变化,更不回避残酷的现实:中国农村成了恶性利益的屠宰场,九亿农民遭受着自古以来最的无情盘剥.主持颁奖典礼的著名南非诗人汴庭博(Breyten Breytenbach)深受感动,在舞台上,他吟诵了最喜爱的诗人杜甫那一对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诗的力量穿透了时空.

弗兰克把《中国农民调查》的获奖,称为Lettre尤利西斯国际报道文学奖最成功的案例之一.确实如此,这个国际大奖,以及随它而来的国际舆论浪潮,缓解了陈桂棣、春桃被置于死地的危险.书中那些被告,本来想化身为原告,现在不得不适当收敛,无限期推迟判决.陈桂棣、春桃据此又写出下一部著作《等待判决》——等待法庭的判决?不,等待历史的判决.

那判决来得好快.《中国农民调查》获得Lettre尤利西斯国际报道文学奖之后第三年,中国政府取消了一切农业税.农民种地零税收,且公诸于众,从根上斩断盘剥农民的可能性.嘿,原来这么简单:“几千年种地缴税的规矩,一句话就没了!”农民说.

谁知为什么,令人兴奋的消息,Lettre尤利西斯国际报道文学奖的主持者弗兰克,竟然迟至2016年和我们的又一次红酒晚餐,才第一次听我们说起.这部分原因,该是因为连续举办六年之后,该奖的主赞助基金会撤销了支持,无米下锅的国际文学项目,再有意义也难以为继.所以,2009年中国取消农业税这个对《中国农民调查》的最佳呼应,对弗兰克成了晚到七年的“新闻”.

但我们记得,当弗兰克听说此事,蓝蓝的眼睛瞪得老大:“不可能!真的吗?不可能吧?”那整个晚上,“不可能”这个词和“九亿”那个数目,不停出现在弗兰克嘴边,他的激动溢于言表.我们理解,这里既有对Lettre尤利西斯国际报道文学奖的骄傲,更是对他理想主义文学信念的证实.

那天晚餐后,弗兰克立刻发来邮件,请我再告诉他取消农业税的详情,这又逼着我上网仔细查找了一番.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谁等着他报告这个与他一丝儿关系都没有的喜讯?我不知道,但我相信,这个结果,首先对弗兰克自己的人生追求有意义.小小的Lettre International杂志,帮助九亿人改变了命运,这印证还不够吗?

Lettre尤利西斯国际报道文学奖,像个凝聚点,汇集着世界各地的诗意头脑.

2006年,我出任Lettre尤利西斯国际报道文学奖评委,评奖期间,我和汴庭博(Breyten Breytenbach),这位在南非统治下蹲过七年半大狱的诗人,在柏林萨沃伊宾馆的酒吧一角,进行了一次录音对话.这是我国际诗人对话项目的一部分,在这个利益、利润主宰的世界上,什么比诗歌更配称为“反对派”?诗的深度,超越国度、语种,从来就是人的深度.这次对话中,汴庭博用沉稳的语音,缓缓吐出了那个令我感到震耳欲聋的句子:“诗歌是我们唯一的母语.”哦,就是这话!太到位了!诗无他,一言以蔽之,人的理想.它的精神价值,超越语种文化,除此我们哪有别的母语?

这句“诗歌是我们唯一的母语”,凝聚起弗兰克的、陈桂棣和春桃的、汴庭博的、我的——古往今来的理想主义.在种种历史迷途深处,找到了一个不随时间褪色的、人性本来的高贵层次:人坚持理想,才能活得有尊严和美感.这,给了我们一个共同的名字.

言而总之,上文是一篇适合不知如何写柏林和朋友们方面的的朋友们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的朋友们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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