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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本科论文怎么写 跟当代中国文学在英文世界的译介三本杂志和一部中篇小说集类学年毕业论文范文

主题:中国文学论文写作 时间:2024-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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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罗福林(Charles Laughlin) 著 王岫庐 译①

过去几十年,中国文学的翻译发展迅速,涌现了不少介绍中国当代文学的期刊、杂志以及小说,诗歌集.1949年之前,与中国相关的英文出版物以宗教和哲学的经典著作为主,间中夹杂着现代的声音,例如老舍的《骆驼祥子》和林语堂的诸多作品.香港大学自1973年开始出版的《译丛》为学术性翻译提供了为数不多的发表阵地.

20世纪70年代,学术界本身出现政治分野,一些学者(尤其是欧洲学者)开始对中国文学更感兴趣,而这些作家的作品,只能通过外文出版社的中国文学季刊的翻译才能面市.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西方对当代中国写作的关注可以从学术期刊——如《现代中国文学》(如今更名为《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及学术专著上略见一斑,另外偶尔亦见于翻译作品的出版.学术圈以外,对中国的兴趣主要集中于新闻报道和回忆录,以至于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文学创造力的爆发期,关于中国的英语出版物却仍然处境尴尬: 人们关心的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个人记忆,如梁恒与沙博理的《革命之子》Son of theRevolution,或者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的观察,如包德甫(Fox Butterfield)的《苦海余生》Alive in the BitterSea.澳大利亚学者白杰明(Geremie R. Barmé)关于当代文化发展的记录在学界也广为流传.

有些学者对当代文学感兴趣,为《译丛》和其他国家文学期刊翻译了一些作品,或出版了长篇小说单行本或短篇小说集.但由于只有少数英语学者关注当代作家,我们往往只得到一幅支离破碎的图景,一味强调某一位作家,某一种趋势,某一个地区,或是某一种流派.在这一过渡时期,当代文学最可靠、最为著作等身的风向标是独一无二的葛浩文,他是为数不多、将主要精力投入翻译中国和台湾当代作家作品的美国学者之一.葛浩文也试图动员年轻学者参与这一重要而有益的工作,但这是一场困难重重的任务,因为美国出版业对文学翻译,尤其是翻译像中国这样鲜为人知的文学存在着天然的拒斥,而学术评价体系对翻译这一工作也抱有偏见.

21世纪初,中国当代文学的政治光谱出现了变革.国际社会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兴趣空前浓厚,作家协会的英文刊物《中国文学》却停止出版.2001年9月,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对娱乐和出版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自此,媒体回响着“与国际接轨”的口号,文学界希望更加密切参与国际文学的潮流,制造更商业化的文学,大量当代外国文学被译成中文.中国作家显身于更多的文学奖、国际书展、作家工作坊,在文化出版物日益国际化的当下,他们正在超越夏志清(C.T. Hsia)所说的影响中国20的那种“关于中国的迷恋”.

《今日中国文学》(自2010年)

2010年《今日中国文学》新版发行,其推动力来自于大学、作家、文学奖、以及出版界之间新关系的建立.而这联结点是俄克拉荷马大学,作为著名期刊《今日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 Today)的主办方,俄克拉荷马大学2006年设立了美中关系研究所,2009年该研究所倡导了一项美国学术界前所未有的提案:纽曼华语文学奖.这一奖项每两年评一次,到2013年已经评奖三次,分别由莫言,杨牧,王安忆获奖.俄克拉荷马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孔子学院(汉办)建立了合作关系.2010年夏,半年刊《今日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Today)作为《今日世界文学》的副刊创办出版.《今日中国文学》将《译丛》的学术姿态转变为对文学和艺术的强调,包括小说翻译、诗歌翻译、学者及作者访谈,力图在历史和学术的宽度和深度里展现当代文学的广阔图景.

《今日中国文学》的刊首语着重说明这是俄克拉荷马大学主编的《今日世界文学》的副刊,但没有提及与纽曼华语文学奖的关系.编委会成员包括俄克拉荷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但主要参与者是俄克拉荷马大学的Jonathan Stalling(石江山).他是一位对中国诗歌满怀热忱,且自身又是诗人的英语教授.葛浩文被列为“总主编”,顾问委员会24名成员由中美学者和作家组成.

《今日中国文学》与众不同在于它包括了大量来自学术界的声音(发表了对葛浩文、王德威、奚密的访谈,以及当代中国文论的翻译)凸显了当代中国重要诗人,例如食指,翟永明,西川,车前子等,他们近年来才在英语出版界引起了应有的注意.

现当代中国文学的研究和教材都倾向于划分不同的体裁,诗歌和戏剧往往不被重视.到目前为止《今日中国文学》正努力弥补这一失衡,同时相对弱化了小说.第一期刊登了毕飞宇的两篇短篇小说,40年代上海小说家汤雪华的一短篇小说,以及何其芳(同样写于1949年之前)的两个短篇小说.第三期发表了台湾小说家李安的一短篇,葛浩文翻译的莫言《檀香刑》的节选.第二期则是食指的诗歌特刊,完全没有收录任何小说.而《路灯》和《天南》的出版,使当代中国小说在英语世界呈现了更为多元广泛的画面.

《路灯》(自2011年)

最初作为《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协会的文学刊物)的英语姊妹刊,《路灯》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几乎完全替代《中国文学》当年的位置.两者的区别在于翻译人员以及在国际出版业中的定位.不言而喻,刊首语指明了中国作协的领导,由李敬泽担任主编,编委中有邱华栋、徐则臣等作家成员.不寻常的是,自由译者也出现在刊首语中.

外文出版社过去有外国专家成员,但执行主编刘星(Alice Xin Liu)和 艾瑞克(Eric Abrahamsen)都非外文出版社的雇员.他们是纸托邦(PaperRepublic)的成员.纸托邦是由艾瑞克创立的一个松散而充满活力的译者群,目的在于在国际文学界推介中国文学.这个群体有十来位年轻译者,他们来自美国、英国、中国、香港、新加坡,他们多数非学界中人,他们进取心强、才华横溢.一开始,“纸托邦”是译者们用以讨论翻译问题的博客,后来扩展到关于作品、翻译基金、会议、工作坊、书展以及中国文学活动的相互信息交流.随后他们举办了自己的翻译工作坊,也成为联系中国作家和国际*人、出版商之间的顾问.基于和《路灯》的合作关系,纸托邦本身也成为了一个机构.

许多纸托邦的成员都曾在杂志上发表译作,也翻译过整本的书.他们中不少人获得过国际奖项和翻译基金.与过去其他学术界或业余译者不同,他们主要致力于文学翻译这门技艺.尽管“纸托邦”这个名字听上去有些幻觉感,可这群译者的确有能力在国际文学舞台上让中国文学大放异彩,综合而言,《路灯》是当代中国文学英译的最全面的出版平台.

《路灯》的支持机构带来的益处颇为微妙.这本杂志收录的作者大多是主流文学家,例如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的获得者.英国月刊《展望》Prospect上一篇关于中国文学新期刊的评论中,蓝诗玲(Julia Lovell)感叹第一期《路灯》用大量篇幅介绍茅盾文学奖的演讲、摘 要、节选,而非翻译的文学作品.《路灯》第二期则强调了伦敦书展,中国作协派出人数可观的作家团参加这个热闹非凡的书展.

另一方面,在过去十几年中,铁凝领导的中国作家协会填补了读者趣味和支持(不包括对网络通俗小说的流行趣味的支持)之间的间隙,因此中国作协成员以及获奖作家大多数的确是中国文学界最重要的作家.不该否认中国作协对此的贡献,但更多应归功于作家们本身,比起二十年前的老一代作家,他们显得更有才华、充满自信、也更丰富,他们同时也享受作协身份而带来的直接间接的便利.

《路灯》收录了刘慈欣的科幻小说(随后《三体》在美国引发轰动,受到热情欢迎),阿来、次仁罗布、沈苇带有地方和民族色彩的作品,单是第二期就发表了广为人知、各种风格的女性作家:铁凝、迟子建、盛可以、张悦然、翟永明、春树.略有遗憾的是《路灯》没有编者按或评论性文字,读者只能自己揣摩编辑的准则,其方向为何?不过《路灯》依然是当代中国文学英译的最全面的出版平台.

《天南》(2011年至2014年)

纸托邦的译者展示了在中国出版,独立于机构赞助人的一种力量,这就是文学双月刊《天南》.《天南》每一期都有一小份50页左右的英语刊中刊Peregrine(“游隼”),登载当期中国小说的英语翻译,由Austin Woerner和其他译者一同轮流编辑.2011年,艺术家、作家欧宁接管了《天南》杂志,与商业媒体公司(现代媒体)合作,将杂志更名为Chutzpah!(“肆无忌惮”),并改版为文学文化杂志.“肆无忌惮”的刊名意味着一种新姿态:破旧立新、不惧权威、充满活力,在图片精美、却内容空洞的商业消费型杂志与传统枯燥、难以吸引读者的文学文化杂志间架起了桥梁.“肆无忌惮”的确达到了它最初设定的目标, 丰沛而富有智慧的阅读内容,引人入胜的当代艺术(封面和插图),不过似乎奢侈品的广告却背弃了最初远离消费主义的初衷.除了纸版内容,杂志也开始赞助现场活动(例如关于新刊的小组讨论),这些活动的录像上传到其网站.网上可以看到所有出版刊物,包括“游隼”,同时也提供链接阅读杂志没有收录的(中文)稿件、书评、访谈.

Chutzpah!每一期都有一个主题(例如“乡土亚洲”“普世叙事”“诗歌地图”等),有一个关于这些主题的特别栏目,发表来自不同中外作家的翻译作品,包括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谭恩美(Amy Tan),爱德华·赛义德(EdwardSaid),以及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的作品.特定的主题可以更广泛地反映文学界的图景(包括更多科幻作家,侦探小说家,农村作家等).Chutzpah!每一期会有一个空间化的对目录的英文叙述.阅读整本杂志仿佛是一次“旅行”:每一期开头和结尾的诗分别标志为“入口”和“出口”,主题部分被称为“特殊空间”,常设部分代表“通常空间”,这给人们一种参观美术馆的感受.在这种空间化的叙述中英语刊中刊Peregrine被称为parasite,也就是“寄生”的意思.尽管“寄生”的版面更小一些,整本杂志夹着刊中刊看起来就像一个三明治,“寄生”不便从“肆无忌惮”中间取出.作为一个整体,“寄生”会吸引懂中文的英语读者,他们可以与不懂中文的朋友分享“肆无忌惮”,同时自己又可以在全球的视野下把握当代文学图景,并且通过中文的版本了解其与世界潮流的关联.

Chutzpah!封面堂然印出所有作者,译者的中文以及拼音名,罕见地让译者名和作者平分秋色.

然而在商品经济社会,高质量高规格的纯文学的生存如果没有强大的赞助恐难长久,《天南》发行了三年后停刊.

学术界褊狭和政治短视主导中国文学翻译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以上简介的三本杂志及其依靠的这些充满活力和才华的年轻译者群体,展示了对国际文学和出版界空前热情的参与.吸引眼球的视觉效果、细致复杂的艺术效果,全球传播的发行,再加上它们活跃的网站,《今日中国文学》《路灯》Peregrine为当代中国文学做出了杰出贡献.

《河边》(2017年)

近期,由刘洪涛教授编选,我编辑主译的《河边》在美出版.收录了七位作家(王安忆,韩少功,蒋韵,迟子建,方方,徐则臣,李铁)的中篇.我们可以把这些作家看作一个群体,他们既专注于刻画笔下角色的内心生活也倾情于描绘角色所处时代的事件与风貌,以此创造了一幅中国的历史经验和当代生活长卷.

中国的中篇小说极少翻译成英文出版,据我所知,之前唯一类似的集子是1981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由夏志清、刘绍铭、李欧梵编辑的Modern Chinese Stories and Novellas(中国现代中短篇小说集).其实在美国中篇小说也较罕见,出版商偏好长篇,大概因其内容连贯,篇幅厚度足够成书.如果同一个作家的结集包含三四部中篇,它们之间并无有机的关联,那么这部小说集看起来可能不如一部长篇小说连贯统一,甚至不如一个故事集具备某种内在的共性;故事集至少表达更丰富多彩的声音,给人一种较为全面的阅读体验.

中篇小说是现代中国小说艺术的支柱,它在现代中国文学的演进中一直很重要,新时期伊始,创作于1977年—1980年间的五部小说获得了全国优秀中篇小说一等奖,开启了中篇小说的发展历程.中篇小说已成为当代中国文学标志性的存在.本书的作者之一徐则臣是《人民文学》的编辑,据他说,中篇小说占据了多数文学刊物的版面,中篇小说的读者也远胜过短篇小说的读者人数.

从欧洲文学的视角来看,这种比短篇长又比长篇短的小说形式并不具有普遍性.卡东(J. A.Cuddon)认为,“直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中篇小说才成为一种特殊的小说形式,有着特定的规则.”除了三到五万字左右的篇幅,“该体裁的一般特征还包括,具有史诗般的性质,限定于单一的事件、情形、或冲突.它专注于单一的事件,把该事件展现为一种偶然.这个事件应该具有一个料想不到的转折点(Wendepunkt),从而结尾既出人意外又合乎逻辑.”

中篇小说比较细致地展现了某个主角生活中或多或少有意义的一幕.相较之下,短篇小说集中描写少数几个角色在短时期内的交集;而长篇小说则常常横跨至少一个主角的一生,甚至描写好几代人.因此,从叙事的角度说,中篇小说扮演了独特的角色.它的任务不是全景式地展示一个完整的世界,而是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讲述主角与其他角色之间的关系.这些角色童年或其他年龄阶段的场景可能以闪回或题外话的形式出现,但叙事的重点还是主要角色之间的事件在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几年中的进展,而结尾常常是分道扬镳或主要矛盾的解决,极少是死亡或历史的巨变场景.实际上,与长篇小说相较,中篇小说不太在意结局,不少中篇小说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结束.中篇小说的特殊体量便于重返、反思已经描绘出来的过去,尔后继续深入以使角色能够发展,能够对其生活中的变故作出多次、而非一次性的反应.这对于希望保持创作活力、不断发表新篇,又无需为完成鸿篇巨制而苦恼的作家来说,中篇小说的创作形式是非常有吸引力的.相较之下,短篇小说集中描写少数几个角色在很短时期内的交集;而长篇小说则常常横跨至少一个主角的一生,甚至描写好几代人.卡东认为,德国作家是中篇小说“最活跃的创作群体”,他还说,“中篇小说……在德国比其他任何地方都繁盛.”过去情况可能如此,但现在,中国肯定已经超越了德国:中篇小说已成为现当代中国小说创作和出版的集散地.不过,如果我们回到当初,开启中国中篇小说历史的乃是一部德国中篇小说——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1744).1922年,郭沫若把《少年维特之烦恼》翻译成中文.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贵族艺术家疯狂地爱上一位已有婚约的女士的故事,它为1920年代浪漫的现代中国作家们提供了一个范本,郁达夫的中篇小说《沉沦》(1921)就是它最著名的仿作.

20世纪之前的中国传统小说既有短篇,也不乏鸿篇巨制;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以口头叙事形式呈现的民间传说.口头叙事对叙事单元的长度限制性强:一个故事只能相当于一个短篇小说.但这些故事可以串成悠长的章回体小说,例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但这些更长的故事并没有普遍发展成欧洲小说那样展示一个包罗万象百科全书似的有关政治、心理、哲学、历史等的整体性的情节构造(an overarching plotstructure),比如“堂吉诃德”“艾凡赫”.由于中国读者鲜有厌倦绵长不绝的叙事,因此,故事的作者们能写多长,故事就可以有多长.有结构的戏剧性行动(a structured dramatic action)不同于无数章回的循环衔接,前一种观念借着诸如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

收录于《河边》集子的小说有一条共同的线索:多数故事里都出现了河流,这使得本书这几篇小说的组合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关联.徐则臣的成长故事《变声》不时提到当地的一条河,上游的洪水带来了各种漂浮物,小说中有个角色似乎一整天都在用一根钩子打捞它们.李铁《安全简报》的主要背景虽然是一个发电厂的重工业景观,但主角和他的爱慕对象之间的一关键场景就发生在工厂外面的河边,那时他们在沿河散步.蒋韵《心爱的树》里边描绘了一个女人去重庆寻找离别已久的母亲的史诗般旅程,这段旅程戏剧性终点是,衣衫褴褛、发髻凌乱的她从河边缓慢地上岸,她异父同母、从未谋面的弟妹们目瞪口呆地看着她.方方的《有爱无爱都铭心刻骨》,一次沿河的远足渲染了女主角和她已故未婚夫之间的“真爱”:“他们手拉手,很晚才返回.”

本书中所描绘的河流一般都没有名字,它们也很少是重要事件的发生地,虽然在这些场景里几乎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但在无声的回顾时分,意蕴却逐渐聚集.还有更多的例子,你会看到河流这一意象反复出现,这不是巧合:河流是族群的生命线.它们为家乡和外界提供了出入口,导致偶然的萍聚和最终的别离.但它们也是诸如沐浴、洗衣等共同的家务活动的开展之地,参与者们互相打趣、东家长西家短.虽然在21世纪,河流在都市化的风貌中不再扮演这样一个实用的团体角色,但这一社会遗产获得了一种原型性质,把小说里的角色引向它们,让他们在这里陷入沉思和情绪互动.

在21世纪,电视、电影、以及新媒体常常更关注年轻的经济精英.而这些小说则令人耳目一新地显示了对中下阶层(包括都市中下阶层)的重视.韩少功《山歌天上来》的主人公老寅是位一贫如洗的农民,由于其音乐天赋而获得了名誉和机会,其他多数故事里的角色一般都不是大学毕业生,而是工人、教师、街头摊贩,或者农村居民.他们过的生活表面上既不戏剧化,也难以引人注目.这一最广大的社会阶层在流行文化里正被日益边缘化、刻板化,在本选集里,我们想要展示这个阶层的梦想、渴望、以及相互冲突的主体性.

刘洪涛教授发现,许多被翻译成外文的、有影响的中国小说都偏执地迷恋遥远的过去,有时还迷恋残忍的、无端的暴力.这本书里的中篇小说的世界虽然不是没发生暴力,但绝没有那么夸张,它们更加符合实际,更加贴近当下社会.1940年代,上海作家张爱玲描述过,她那时代的作家在小说中竭力展示社会历史的不断变动以及英雄主义,忘记了“人生安稳的一面”的丰富的多样性.她说“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完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张爱玲这位现代中篇小说大家看起来简直就是在解释河流这个虚构的意象,她的一部小说集恰恰就叫《流言》(Writtenon Water).虽然本书中的这些中篇并不虚华、宏大、通常也不戏剧化,但它们携带引人入胜的微妙——这种微妙部分是通过增加中篇小说的篇幅而达到——触及了日常生活下面那精神性的、神秘的底部.正是那些细节——无论是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底调,还是由于心理的、哲学的或符号的泛音——在更深的层次上引起了读者的共鸣.它们留给读者的,并不是各种道德和政治问题的简单答案,而是一种生动的感受,强大的艺术景象的刺激,能让读者至少暂时用不同的眼光打量世界.

走笔至此,中国文学在全球传播、接受、以及影响虽面临多种文化、审美和语言的障碍,但是新一代翻译者的出现提供了新的成长的条件.只要中国作家们更加扩展艺术视野,在中国的问题、经验、价值和乐趣里多寻的普遍性、他们能够参与的国际平台还将越发宽广.

责任编辑 杜小烨

综上所述:此文是关于经典中国文学专业范文可作为译介和中篇小说和英文世界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中国文学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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