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文的发达，不应以文言废弃为前提《白话文运动的危机》序?,该文是运动类有关论文范文例文跟《白话文运动的危机》和文言和发达相关论文范文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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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阳的《白话文运动的危机》一书是对20 世纪白话文运动及其影响的一个全面反思,是对这一重大学术课题的再度深入考察.我们都知道,对白话文运动的评价是与运动相伴而生的一个老问题,一个世纪来论者之多,如过江之鲫.但篇幅如此庞大、视野如此开阔的论著似乎尚未出现过.作者的观点很清楚：白话文运动初衷是提倡白话文,但结果却导致文言文被废弃.作者在今天为文言申冤,不是反对白话,而是要重新确立文言在语文教育中的地位,弥补白话的不足,有益于白话的成长.一句话,白话的发达、成熟、伟大,不可以文言的废弃为前提.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应该说是很理性的看法,是涉及民族语言发展方向的重要观念.这些观点在作者李春阳2009 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中即已表达.论文答辩时,蒙刘梦溪先生错爱,以同行专家评审相嘱,实则我对新文化运动和语言学夙无研究.但接到论文,阅读之下深获我心,觉得郁积多年的骨鲠,都快然一吐,不由得为之振奋.关于白话文运动的兴起,近年的研究较以往已有较大突破,愈益注意到晚清社会生活的变革及其影响,这对理解白话文运动的社会基础无疑是很有帮助的.但白话文运动的理论核心——言文一致的假说,是无论如何绕不过去的石头,本书作者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讨论这一问题.就我所知,言文一致大概从来就是个神话,在语言史上得不到证实,就是拼音文字也绝不等于言文一致.问题的关键还不在这里,即便有过言文一致的情形,又能怎样？
海纳川《冷禅室诗话》载傅山与其子眉一札云：“老人家是甚不待动,书是两三行,眵如胶矣.倒是那里有唱三倒腔的,和村老汉都坐在板凳上,听甚么飞龙闹栏,消遣时光倒还使得.姚大哥说十九日请看唱,割肉二斤,烧饼煮茄,仅足受用.不知真个请不请.若到跟前无动静,便过红土沟,吃两碗大锅粥也好.”这是清代初年的家常书札,一如父子对面,娓娓道来,最近口语,足见当时口语已与今天相去不远.如果这便是言文一致,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白话文运动的目标不是要记录口语,而是要创造一种用口语写作的文学.单纯口语的记录,是不足以成为文学的.这原本是个常识,但在那一味思变的年代,人们似乎忘忽了这一点,以为文言改作口语便是进步.30 年代刊发一则何键的消息,指定题目为《何省长昨日去岳麓山扫其母之墓》,第二天被报人改作《何省长昨日去岳麓山扫他妈的墓》！如果说这不属于文学的范围,那么民初陈景寔《观尘因室诗话》还有一个有趣的例子.陈氏举杜甫《咏怀古迹》“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联,说写成新诗必作：“这一大些山头和那些山涧沟子一齐都对荆门,路傍边有一个小村子里头有一位美貌的佳人.”白话倒是白话了,但能否被视为文学呢,还要打个问号.当然,今天谁也不会将如此幼稚的白话视为文学语言变革的成功.经过几十年,现代汉语写作早已度越童稚年代,具有相对成熟的品格.但是,要确定白话文学的评价标准,判定其得失,恐怕还为时过早.正像现代性是个未完成的过程,在一个时期被视为惊天动地的变革,随着过程的推移,其权重会逐渐变轻.语言也同样如此,改革之初,难以预计未来的发展.相比当今“新新人类”的火星语言,清末民初的文白之变,似乎又不算很大的诧异了.然而无论如何,弃置数千年累积的语言艺术和文化传统的沃土,徒手白战,想在贫瘠而日常的白话荒原上创辟一种伟大的新文学,肯定不能说是一种明智的想法.
不是没有人意识到这个问题,《学衡》杂志的简章中有“体裁及办法”一项,出自吴宓手笔.其辞曰：“本杂志行文,则力求明畅雅洁,既不敢堆积饾饤,古字连篇,甘为学究,尤不敢故尚奇诡,妄矜创造.总期以吾国文字,表西来之思想,既达且雅,以见文学之效用,实系于作者之才力,苟能运用得宜,则吾国文字,自可适时达意,故无须更张其一定之文法,摧残其优美之形质也.”这样的态度,即便在今天看来,仍然可以说是睿智而不失自信的.文学不同于日常说话,即与学术论文相比,它也是一种更讲究修辞的雅言.汉语文学绝不可能以放弃甚至牺牲汉语固有的优美形质为代价而获得成功.哪怕这种盲目的勇气可能成为流行的症候,哪怕其幼稚的实验成果可能风靡一时,但历经时间的淘汰,终究会在闪耀着汉语优美形质的古典作品面前黯然失色.一百多年前,阮元在《文言说》中写道：“为文章者,不务协音以成韵,修词以达远,使人易诵易记,而惟以单行之语,纵横恣肆,动辄千言万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谓直言之言、论难之语,非言之有文者也.”这通常被视为替骈文辩护之辞,不知它实际上是近代社会来临前夕,一种坚守汉语形质之美的文学态度,也可以说是文学史上保守主义的前驱.余英时认为中国没有保守主义,因为没有可以保和守的东西.他似乎未注意到晚近以来一部分文化人的想法.
事实上,面对白话文学的兴起,也曾有人用另一种思路来设想文学的未来.比如未被划入学衡派而实为派中人的李审言,就对阮元的《文言说》“尤所心醉”,在“白话诗出,为大革命”的形势下,思量着要走出一条能发挥汉语形质之美的路,并自信坚守阮元自命的“子派杂家”之学,据以为诗文,未尝不能有所成就.他对古文辞偶俪传统的张扬,实在是出于现实中对传统文学审美特质沦丧的恐惧.其保守主义的立场至今仍是值得我们尊敬和反省的.然而,“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在那个时代,没有人会将李审言们的想法认真掂量一下,他们微弱声音最终淹没在白话文运动的强势洪流中.如今看来,白话文运动最根本的问题,不在于放弃文言本身,而在于它同时断绝了其他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反思白话文运动的得失,确实是关涉现代文学、文化转型与中国未来文学、文化发展方向的重大问题.当然,受语言学知识的局限,尤其是在计算机汉字处理技术发明之前,白话文运动的鼓吹者和实践者们对汉字和文言的悲观是可以理解的.但到今天,还有人出于语言的自卑,而导致董乐山说的“汉语的自我殖民地化”,那就肯定与汉语教育的失误有关了.从决定一种语言诸多基本特征的音节数量说,汉语在所有语言中居中等水平,学习难度大致也是中等,并不比学习许多语言更困难.这一点当年文廷式与李提摩太辩论中文的繁简问题,即已阐述得很明白：
西人李提摩太,尝谓中国文繁,余应之曰：中国文不繁.李提摩太请其说,余告之曰：西人拼音,凡数万音.而中国所用之音,不过数千.此简一也.西人字典不下十万字,其常用之字亦将近万.而中国所有之字,除别体讹体外,不过一万；所常用之字不过四千.其简二也.且数千之音,大半分以四声,道之语言,则平、上、去三音不甚分别,是音尤简矣.各国语言凡衬字余音皆著之笔画.中国则以数虚字形似之,而一切起音、收音概置不用,此所以简而足用也.问曰：然则中国学童每至七八年、十年,犹有文理不通者,其故何欤？余曰：此求工求雅之过,非文字之咎也.中国文法,大半沿之周、秦、汉者十七八,沿之唐、宋者十二三.若近千年之名物则不登于文字,近五百年之语言则不书之简牍.是学者读古书,通文理,其中已兼两次翻译之功,安得不迂缓乎？且闾里之女子,乡井之细民,但能阅戏文、看小说,不一二年,便可亲笔写家信.若谓非十年不可,岂此等人之聪明转过于在塾肄业者乎？故但令识字能书之后,即改学化学、算学等艺,度其用文字之功,虽至愚之人,三年,无不能操笔记事者矣.以是言之,不必再造简便文字也.若从数千年不断的历史和强大的构词能力来说,则汉语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语言之一, 不仅拥有数量最丰富的词汇,而且它强大的构词能力足以消化任何外来语,这只消看看汉语可以不用音译法来吸收任何外来语就知道了.很多语言都做不到这一点,最为我们熟悉的例子是日语.因为有了比较语言学,让我们知道,汉语是世界上最简洁的语言.联合国使用的文件,汉语本是最薄的,若用文言还会薄许多.当年黄季刚先生讲课,盛赞文言的简洁,因胡适提倡白话文,便举例说：“如胡适的太太死了,他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需要十一个字.文言只需‘妻丧速归’四字,电报费就可省三分之二.”在白话文牺牲掉这种简洁性后,我看到日本店铺“年中无休”的牌子,竟不觉有礼失求诸野的感慨,国内通常写的是“节假日照常营业”.
读完春阳这部书稿,觉得她许多想法都与我不谋而合.比如她说：“就掌握白话、文言的一般情况而言,前者易而后者难,国家的教育政策当应先易后难而循序渐进,决不可舍难就易而自甘浅陋.”我也认为,一个人要想学好汉语,写好语体文,首先必须学好古汉语.林琴南说“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确为至理名言.我甚至认为,中学语文课就可以不教白话作品,只读文言.白话自幼使用,到了中学就不用再学,自己阅读文学作品即可；而文言则需要花时间来学习,一旦学好,自然提升语文水平.看港台电视节目,日常措辞明显比大陆文雅.台湾电子通信产品的广告会说“无远弗届”,调查交通事故现场,面对电视镜头,会说“事主已往生”.想想我们一般会怎么说？读春阳还在修订中的书稿,的确给我很多触动,很多启发.对一个涉学未深的年轻学者来说,驾驭如此重大的课题,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胆识的,更需要具备相当的学养、才能.我觉得春阳不仅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还表达得很有力.第一章对《中国大百科全书》“白话文运动”词条的逐句解读和评点,便颇见功力,澄清不少似是而非的不确论断.众所周知,《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纂曾集合了各学术领域的专家,但受当时观念和学术积累的局限,论述中还是存在不少问题.经春阳一番分疏,其失实和不严密之处一一暴露出来.随后她又梳理了现代白话文运动涉及的“大众语”“民族形式”“整风”“帮八股”“ 言文一致”“欧化”“翻译的白话”等一系列概念,并将这些时尚话语背后的文化焦虑和意识形态背景作了详尽的剖析.贯穿于其中的历时性眼光,不仅有文化批评的视野,也不乏历史反思的深度.
当然,我同时也感觉到,作者对白话文运动乃至文学语言变异的合理性,似乎估计不足.文学本质上就是一种语言的游戏,故而决不肯屈从于日常语言.贾平凹的小说语言就是商洛方言吗？不是,是商洛方言和《水浒传》式的明清白话的混杂体.网络文学更充斥着改造日常语言习惯的缩略、错位、双关等各种语言花招.这本是后现作的一种常态,也是网络挣脱意识形态束缚后的自然反应,但春阳似乎出于对语言纯洁性的理想,而明显持否定态度.这或许与个人趣味有很大的关系.她说鲁迅、周作人而外,几乎所有白话作家的创作,都不能令她满意.周作人我从来不喜欢,读得很少,无法评论.但鲁迅我还是熟悉的,并不觉得鲁迅的白话怎么好,非但文白夹杂,还带有浓厚的日语语法痕迹（这也是当时留日文人的通病）,现在看来仍是现代汉语初期较为幼稚的白话.我的判断也可能比较主观,难得专家首肯.但文学评价原本与批评者的知识背景有关,许多人称赞金庸的语言好,文史知识渊博,而在我这个古典文学研究者看来,金庸小说的语言有点粗糙,文史知识也一般,他真正的本领乃在奇幻的想象力、驾驭复杂情节的魄力和刻画人物的功力.
这些问题都容有讨论,但有一点似乎值得作者注意.我在阅读中不时感觉到,作者才气横溢,而且急于表达平时积累的有关历史人物和文化问题的许多想法,写着写着就跟随史料议论开去.这是作者需要斟酌的问题,但在我们读者,固不妨将这部著作当作中国20 世纪的语言文化史来读.语言原是文化最基本的载体,在语言中发生的一切都密切关系着我们的生活.这一点,对经历“史无前例”的语言洗礼的我辈来说,再容易理解不过.转眼三年过去,春阳的书稿经反复修订,行将授梓.因为我毕业于南京大学,春阳认作学长,遂嘱我为新稿写个序.本来我既无能力评价她的研究,也不足为她的大作增重,既承重嘱,祗好聊陈管见以塞责,不想一气写了数千字,大概也是有感而发罢.春阳和读者们觉有不妥,自可一笑置之.（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古代文学研究室主任、《文学评论》副主编、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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