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和丁玲之间的道歉、忏悔和检讨问题,该文是关于之间的道歉类电大毕业论文范文跟周扬和丁玲和检讨相关电大毕业论文范文.
之间的道歉论文参考文献：
周扬与丁玲晚年的对立关系,是影响“晚年丁玲”的一个重要因素；对立关系的再度形成,是因为周扬在丁玲历史平反问题上的反对态度.
从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上丁玲发言矛头直指周扬,她和周扬的矛盾就再度公开化了,此后几乎不加掩饰.1982年9月,丁玲在列席十二大期间的一个小组会上说：“封建思想在文艺界的具体表现就是宗派主义……文艺界有没有‘一言堂’？有没有终身总统制？有没有任人唯亲？”①丁玲还提出文艺界的领导要经过选举产生：“我是赞成选举的,选到谁,谁就当.哪怕选错了,也没关系,当两年,,再选,再当两年,……”②
丁玲的这些“口无遮拦”都有道理,但也不难看出其或隐或显针砭宿怨的主观意向.斗争思维、宗派意识是相互的,当一个人反复向“宗派”开火时,恰恰说明自己已经陷入了宗派,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强势还是弱势.丁玲在新时期的宗派之怨,肇始于她的历史问题,当丁玲明白自己历史问题平反的阻力来自“”后形成的文学领导体制,而这个领导体制还是以周扬为核心的旧班底,他们之间的对立就再次形成且更加巩固了.
丁玲的晚年诉求本来是安稳,但前提是包括其历史问题在内的彻底平反.周扬对丁玲历史问题平反的阻遏,在其晚年心态中重新激起了某种斗志,使她进入两极：对是顺民姿态,对周扬是斗士；对越是乖顺,对周扬就越是敢斗.
周扬与丁玲之间的道歉问题
据徐庆全说,周扬在1977年12月底批判“文艺黑线”的发言中,还存在着“历史局限性”.③
又据顾骧说,到了1978年,周扬同志不仅迅速赶上了时代的步伐,而且站在了时代的前列.他对自己过去左的错误,做了真诚的反省.他在“”后文艺界的第一次聚会、文联全委扩大会议上说：“我是一个在长期工作中犯过不少错误的人,但我不是坚持错误不改的人.”④之后,大会、小会,差不多每会都要检讨.这种检讨不是敷衍,不是姿态,是发自内心,是一种具有历史内涵的认识.
周扬在新时期是以一个反思、忏悔、道歉甚至流着泪道歉的形象出现于文坛的,有众多的文字为证：
周巍峙：“”后他出来工作近十年,多次作自我批判,可以说是无会不检讨,无事不认错,见人便抱歉,表现了一种大彻大悟的精神境界.⑤
秦川：在许多场合,他都勇于自我批评,承认过去整人的错误,向同志道歉,得到了大家的谅解和尊重.⑥
我记忆最为深邃的是,历史新时期开始时的第四次文代会上.周扬居然在大会讲坛上,当着全体与会代表向萧军不应该承受的苦难,表示他作为当时文化官员难以推卸的责任,为此他特意向萧军道歉.会后有一次我在萧军家里,问起此事.萧军长叹了一口气,缓慢而动情地说：“自审自识是需要勇气、良心的,在文代大会上当众自责,就更需要良心背后的勇敢了——我已向他表达了我的心声,谁也无法抗拒逝去年代的政治雕塑；但历史由浊变清之后,每个人都应当反躬自问并承担下自己应当担负的责任.他做的是文化人中良知的先行,我已向他表示了敬意.可惜的是,文化人中像周扬这样的太少了,少到近乎绝版……”⑦
周扬的子女回忆：曾被政治运动迫害的作家们都认为父亲的忏悔是真诚的而原谅了父亲.萧军甚至说：“敢于剖析自己,是一条真正的汉子.”⑧
刘再复：他的伤感一是为自己被伤害,一是为自己曾伤害过别人.特别是后者,我亲眼看过他多次为此落泪.……一九七九年,全国第四次文代会报告的起草工作.初稿完成后,周扬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了大约有四百个文艺界著名人物参加的征询意见会.在这个会上,丁玲、萧军站起来走到周扬面前,痛斥他过去的“专横”,一点也不给周扬“面子”.那时我坐在离周扬只有几米远的地方,看到他恭恭敬敬地倾听着这些满怀义愤的“痛骂”,眼睛直愣愣的,一句话也没有回答.那一刹那,我觉得周扬真是可怜.……说起这次征询意见会.周扬用一种负疚的、低沉的声音说：“五七年伤太多人了,那篇批个人主义的文章太激烈了,他们有气,他们都吃了苦了.”说完就落泪.⑨
肯定周扬忏悔、道歉的说法还有很多⑩.但是,丁玲及丁玲身边的人却为周扬未曾向丁玲道歉而不能释怀：
丁玲：他给王蒙这些与他不相干的人道歉,但是他给我道歉了吗？给艾青道歉了吗？给萧军、胡风道歉了吗？
丁玲就是想听周扬当面向她承认错误,但是一直到死,都没有听到周扬说一句道歉的话.
陈明更是不止一次否认周扬曾对丁玲道歉.
陈明对周扬的意见,主要并不在于50 年代他在将丁玲打为“反党小集团”和“”问题上所起的主将作用,更在于三中全会之后他对这一错误行为从来没有明确地表示过道歉.丁玲期望与周扬的只有三个字：我错了.但她至死也未听到.
周扬向很多人道歉,却唯独不向丁玲道歉,似乎也是一个公认的事实：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周扬向很多人道歉,却没有给丁玲道歉,没有给受丁陈案株连而打成的李之琏道歉,并在丁玲落实政策的过程中亮过红灯,致使丁玲到死也不能原谅.
周扬为“反右”的事,向不少人表示道歉,唯独不向丁玲道歉,他的理由是,丁玲是“变节”分子！
周扬虽然不放过丁玲,却多次向当年受他打击,被迫害的文艺界人士表示道歉,也向陈企霞当面道歉,并帮助他调回北京,安排了新的工作.
周扬的子女提供的却是另外的信息：
周扬最终与胡风和解了,与冯雪峰和解了,就是与丁玲没有和解,周扬感到很伤心,在与子女的说话中时有流露.
《周扬晚年反思道歉不被丁玲原谅——我的父亲周扬》中说：曾被政治运动迫害的作家们都认为父亲的忏悔是真诚的而原谅了父亲.……自始至终不肯原谅父亲的,只有一个人——丁玲.
事实证明,对于向自己道歉的人,丁玲还是比较大度的.
刘白羽专门到丁玲家里来道过歉.从此,丁玲与刘白羽恢复了从延安时期建立起来的友谊.《风雪人间》正式出版时,涉及刘白羽的那一段文字也不见了.
陈明说：1979年我们回到北京,康濯来看她,对于过去的事情表示歉意,丁玲对他还是这么说：你无非就是想做个好党员.
周扬子女的说法,也许有一厢情愿的成分,因为周扬和丁玲家的孩子小时候玩得很好,他们对丁玲有感情；也许还有为父亲遗憾的成分,因为父亲思想解放不够彻底,没有过去这道坎儿.也许,根本上,这不是周扬的遗憾,而是子女的遗憾.
丁玲至死没有原谅周扬是可以肯定的.周扬究竟有没有向丁玲道歉是有争议的.
与道歉、和解有关的四个事件
周扬和丁玲之间,与道歉、和解有关的事件共有四个.
第一个事件：
1979 年6 月9 日下午,丁玲偕陈明、甘露去北京医院,看望正在住院的周扬,大约坐了半个小时.……这是丁玲回北京后第一次面见周扬.此时,他们都经历了“”的洗礼,整人的周扬,也有了被整的体验,在这方面他们有了相似的经历……陈明后来解释说,他们之所以要在此时去看周扬,因为周扬要出访日本,“我们一是想见见他,二是想让他在日本访问时便于回答记者.”
丁玲自己这样写道：“一九七九年夏天,从乡下回到北京不久,我从理智上认为我应该去看看一个老熟人,我们邀了另一位朋友同去.这位老熟人虽正住在医院,但比我想象的好,红颜白发,行动也矫健,稳重如往昔.从前说话中常常带一点的‘嗯,啊’的神气也依旧存在,只是声音比较小,好像只在喉咙眼里打转.我有点耳背,听他的话很吃力,但又不便重问,只好装作听见了似地点点头,眨眨眼,但话的大意是清楚的.他很有感触地讲了‘文化大革命’中他自己的遭遇,他妻子的遭遇.这些事自然是很悲哀的,文艺界几乎没有一个人能逃脱那种磨难,而且是尽人皆知的事,我听了之后自然很同情.不过这些事我听得太多了,见得太多了,受得太多了,也许我不应该,我真的有些麻木了,但我是去看望病人的,只好耐着性子听完（可能仍是没有完）,才告辞回来.”
显然,丁玲对周扬的表现不满意,她不是来听周扬诉说他自己遭遇的.她的遭遇远甚于他,而且他负有责任,但是他对她的遭遇一句也不问.
是的,“她不是来听周扬诉说他自己遭遇的”,那么,她是来干什么的呢？她是来向周扬要道歉的.陈明后来对杨桂欣说过：“给江丰平反的时候,陆定一亲自到江丰家里赔礼道歉,说江丰错划为,他是要负主要责任的.江丰把这件事告诉我,非常感动.”
他们是在这个背景下来看周扬的,他们希望得到陆定一对江丰那样的结果.
周巍峙说周扬：“”后,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那种不谈个人厄运,只讲失误的宽广胸怀,他那经过内心十分痛苦的斗争而表现出来的沉重心情十分感动人.”
可是,这次探望的情形却相反.
陈明听到周扬仰着头在沙发上轻声说了一句：“责任也不能全推在一个人身上.”回去后他把这话告诉丁玲,两人一起猜周扬是指谁,是指他自己,指林默涵、刘白羽,还是指？
周扬这样说是什么意思？或许丁玲流露出了“逼宫”意味,使他感到不能接受吗？善意地分析,周扬的意思也许是：他有责任,但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这是否可以理解为他委婉地承担了责任呢？
甘露回忆：（周扬）谈起自己在“”中的遭遇,造反派把他打成假党员,把他的耳朵也打聋了.
陈明也说,周扬对过去错整了丁玲的事一句不提,也不问丁玲这些年的情况,却在那里诉自己的苦,说他的耳朵被打聋了.
在第四次文代会上,丁玲发言之后,周扬发言：讲到自己受迫害,被打聋了耳朵,讲到被打散的文艺队伍今日重聚,讲到“文艺的春天来临了”,这时萧军在台下高喊：“周扬同志的春天,就是我的冬天！”——如果周扬不把自己受的迫害讲在前头,萧军也许还不会那么冲动吧？
也许,周扬讲出自己受的迫害,是为了让那些自己负有责任的受迫害者心理平衡,看在他也受了迫害或者说“遭到报应”的份上,不再怨恨和追究他.丁玲来看望周扬的心情是很复杂的.虽然是她主动,但她是来向周扬要道歉的,她是要对方感受到她的高姿态,可是,周扬的姿态却没有如她想象的那般放低.
韩国电影《秘阳》中面对杀子仇人的申爱的心态可以作为理解丁玲此时心情的参照.丁玲的心态是：上帝没有权力原谅你,你自己也没有权力原谅你自己,只有我对你拥有赦免权.可是,她发现,周扬并没把自己对她犯下的罪行放在心上.
深刻反省自己,谁不是罪人呢？我有什么资格论断别人？我有什么资本,高高在上地向人施舍呢？
但丁玲不是基督徒,也没有宗教情怀.对于周扬的挨整和反思,丁玲一开始缺乏思想准备,心情是复杂的.这个“恶贯满盈”的人,居然先她一步,以忏悔和反思的姿态出现,在文艺界广泛赢得了民心,这使她感到委屈不平和无法接受.她觉得只有受害者翻身的道理,没有害人者翻身的道理.周扬虽然也是受害者,但他到底比他的受害者多了一重害人者的身份,而且他的受害在她看来正是报应,为什么后一点这么快就为人们所忘记了？既然那个害人者已经不在被讨伐的位置上,她不就有冤无处伸了吗？作为受害者,她在害人者面前的道义上的优越感因此也无处安放了.历史就这么吊诡,她的矛盾错愕的复杂心理,跟《秘阳》中的女主人公差不多.她后来做出的站到周扬对面的决策,与这种复杂心理不无关系.既然她没有先于周扬道歉,既然周扬已经忏悔得那么成功,她就绝不能再那样做了,因为,那样做也博不来好彩头了,反而有步敌人之后尘之不爽.更重要的是,如果她与周扬站在同一面,她的身影将与周扬的重合并被覆盖,她所受的冤屈苦难也将被淹没.当然,最关键的是,这个集大成的受益者还在继续迫害她,在她的历史问题上再次亮起红灯.这让她太无法接受了！
戴光中在《胡风传》中这样分析胡风晚年的再度精神崩溃：70年代末他幸获出狱,曾上书要求将那些不懂行的工具（他的竞争对手或曰文敌）赶出领导岗位,当他发现受到体制排斥的不是他的对手而依然是他本人时,他第二次精神崩溃.这与丁玲的心态有一致之处：当穷人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翻身的时代终于到来时,却发现富人又一次先于他们翻身了！
丁玲没有从周扬这里得到陆定一对江丰那样的结果,所以,她不认可周扬的“承担”,她也不认为自己得到了周扬的道歉,这是一次没有成效的会见.而且,丁玲感觉周扬对她仍极有戒心.
顺便一提,陆定一最终也没有向丁玲道歉.
第二个事件：
王增如写道：11月6日,全国文代会期间,周扬突然到木樨地丁玲家里造访.不巧,丁玲去友谊医院看病了,两人未能见面.杨桂欣详细记录了这次造访.
李锐在纪念丁玲的文章中写道：她给我看了《新文学史料》上赵浩生写的一篇访问记,内中还涉及延安文艺界的所谓“宗派纠纷”.她认为这不利于安定团结,现在不应当再这样来回顾过去.出院后,在万寿路招待所,我遇见周扬同志,便谈到丁玲对这篇访问记的意见,建议他去看望她.后来丁玲告诉我,周扬到他家来了,可惜的是事先不知道,她不在家,没能相互畅怀一谈.——周扬此来,应该是听取了李锐的意见.
王增如写道：如果丁玲在家,周扬会不会说一句认错道歉的话呢？两个人的关系会不会有所改善呢？既然周扬对那么多被他整过的人都认了错,为什么不能对遭受迫害最深的丁玲认个错呢？丁玲不是抓住小辫子不撒手的人.
因为来访未遇,所以,丁玲依然不承认这是一个道歉和解的举动,甚至怀疑周扬故意挑她不在家的时候来.而周扬之所以不预约,也许也就是不愿意把这一行为搞得太正式.这说明,对于郑重其事地给丁玲道歉,他还是感到很为难的.
周扬此来,可能也是为了文代会期间的安定团结.他对丁玲是有所顾虑的.
第三个事件：
1979年11月8日,即周扬到丁玲家造访两天后,丁玲在中国作协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上即兴发表讲话,谈到了宗派问题.她说：“我从十五岁,1919年就反封建,反到现在七十五岁了,我们现在还要反封建,反什么呀？就是要反文艺界的宗派主义.我们要不把这个东西反掉,管你谈什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团结起来向前看,讲得很多很多,但是,只要这个东西还在就危险.……我们要把自己的病根子挖出来,放在太阳底下晒一晒,拿出来让大家见识见识,要拿到桌面上讲,不在背地里讲,要把宗派主义这个东西去掉！……有了权再搞宗派这就可怕了,到这个时候,就不是什么文艺见解的问题了.不是这个了,而是要在这里面争权.……作家里面,不想权的人多,但是也有人喜欢,不能说没有嘛！还是有人喜欢要这个东西,有了这个东西,就能用这个东西.”
她由《新文学史料》上赵浩生对周扬的访谈入手,矛头直指周扬：“就说宗派吧,据说是从延安就有了的.一名外国记者,赵浩生先生写过一篇访问报告,说延安嘛就有宗派.有两派,一派是‘鲁艺’,为首的是谁谁.另有一派是‘文抗’派,‘文抗’派是以我为头子,还有艾青.”“我们很多人,大约并没有什么派,但是居然有人说他是派！他又是派的头子！又是以他为代表！这就是说,有派了！要没有,他能承认吗？”
丁玲的发言让周扬非常下不来台.周扬为情势所迫,不得不当场在大会上给一些自己伤害过的同志道歉.周扬在罗列了一些道歉的名字后,提到了丁玲：“还有个丁玲嘛——”
其实周扬会前就开始做自我检讨了,因为他要争取民心,保证自己在这次文代会上的胜局.刘白羽后来颇有意味地说道：“反正周扬是在四次文代会之前检讨的,我是在选举后检讨的.”
周扬并非不要给同志们道歉,但他绝不想在一种尴尬、被动甚至狼狈的情况下道歉,而将他逼到这种境地的,是丁玲.这一军将得太狠了,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周扬不肯认真向丁玲道歉的原因之一.
这一次,周扬算不算给丁玲道歉了呢？她曾经对杜烽说过：一些错误批判我的负责同志也总结了经验,并在大会上公开向我道了歉.指的应该是周扬这一次道歉.由这一说法看,丁玲是认为周扬道过歉了.
但多数时候,丁玲和陈明是不承认此乃道歉的.陈明在李辉的访谈中就否认过：
李辉：你们对人们所说的周扬“”后的忏悔怎么看呢？
陈明：我听过他的道歉.我总结为四句话：我左过,也右过,我整过人,也挨过整.在文代会上,周扬道歉,说特别对不起陈企霞.刘白羽提示说还有罗烽、舒群、白朗.周扬问舒群是什么问题.舒群在台下应声喊道：“反党分子！”周扬说得很轻松,我心想,这也叫忏悔？
可见,他们不想被道歉的形式蒙蔽过去,他们要的是真诚的道歉,真诚的道歉才是真正的道歉.而他们认为周扬道歉不真诚的最有力证据,是周扬在丁玲历史问题平反中继续设置障碍.或许也可以这样理解：如果周扬不继续设置障碍,他们早就认可周扬的道歉了；因为周扬一直在设置障碍,他们就一直不能认可他的道歉.
第四个事件：
贺敬之回忆：1980年我在工作时,王震曾让我帮他邀请艾青、丁玲、周扬、我及柯岩四对夫妇一起吃饭.因为丁玲同志等人曾经所受的磨难,与周扬同志有很大的关系,王震希望由自己出面,通过这次宴请,消除彼此之间的隔膜,团结到一起.但是,周扬同志最后并没有到场.
贾漫回忆：王震一点也没有生气,还替对方着想：“丁玲心直口快,可能周扬同志有顾虑吧？”
这四次都有和解的可能.第一次是丁玲主动,但周扬的回应不够积极,导致丁玲的不满和疑虑又被坐实了.第二次是周扬示好,丁玲不领情.第三次是丁玲发难,周扬被动道歉,但丁玲认为不作数.第四次是周扬缺席、回避.
不能说,周扬对丁玲毫无道歉的举动.但是,丁玲要的是周扬以罪人之身份向她低头,尤其在周扬对她的历史问题再次设障之后,她拧着一股劲儿.而与周扬对其他人道歉的诚意相比,他对丁玲显然是蜻蜓点水.而他最应该道歉的人,恰恰就是丁玲.这导致了“欠”与“歉”之间的不相称,“罪”与“罚”之间的不相称.
被复制的权力与真理的较量模式
周扬的检讨无疑是被迫的.周正章认为,如果这篇大报告不是周扬而是胡乔木署名,就不会发生这场不是运动的运动.
被迫退让的周扬当然是一个委屈者、被同情者.周扬曾经对女儿周密说：他一辈子先后被打倒过三次,每一次都是为自己信任的人、尊敬的人所误解.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被自己信任的人怀疑,被自己尊敬的人打击.现在他已经精疲力竭了.可是,又有人指出,周扬革命的一生就是清除打击异己的一生,就是斗争自己同志的一生,他就是文艺界的党,听他的话就是听党的话.
地位在周扬之上的人让周扬委屈,周扬让地位在他之下的人委屈,总有人委屈.自己被打时,痛感挨打的委屈；一旦打人时,却看不到被打者的委屈.历史就是这样轮回.在屈抑和被屈抑的链条上,周扬成了一个顶真修辞格的人物.
甚至连屈抑他人的方式,都是如此雷同.周正章评说：“当年周扬也正是以此类‘杀伤力’对付过胡风、冯雪峰、丁玲及一大批假想敌的；到头来此法继续有效……当年周也以此类口吻训斥过冯雪峰,与严厉指责冯把自己驾凌于‘党之上’,如出一辙；这是几十年一贯制的苏式体制所造成……”周扬所指责的冯雪峰的“驾凌于‘党之上’”,其实就是指凌驾于周扬本人之上,因为周扬就代表党在领导冯雪峰,正如他自己说过的：“党的领导总是由具体的人做代表吧？”他整冯雪峰的手段,与那些整他的人所用的手段,其实并无二致：
1957 年批冯雪峰时,“邵荃麟反复暗示过,只要他按照周扬的口径承认错误,‘为了党的利益’牺牲自我,就可以保留党籍,当他按照周扬要求作了一切而终被开除党籍时,就觉得受了骗,……几次在办公室里哭泣过,诉说自己被‘说服’的过程.”……20 多年后,周也不得不忍受他当年施加于冯雪峰的屈辱：胡乔木“劝周扬检讨,他说只要反省几句,这场批判就可了结.……周扬开始执意不肯检讨,经不起胡乔木再三‘诚恳’的劝说,答应接见记者讲几句.没想到媒介立刻在电视和广播上广为传播,仿佛是对广大读者说：你们瞧,周扬犯了严重错误,检讨了,而批判他的人证明是正确的,更有理了,也更起劲了,对周扬的批判向前推进了.……周扬并没有真正过关,事情没有了结,周感到自己受了骗,但又说不出这样的话,于是就郁郁不乐.”
再来看看《冯雪峰评传》,里面写道：
在当时舆论的压力下,他（指冯雪峰）不得不承认：“我过去认为我只是反对周扬而不是反党,这在认识上是错误的,反对周扬其实就是反党……今后要接受周扬在文艺工作上的领导,团结在周扬的周围把文艺工作做好.”他检讨到此,有人说,“团结在周扬周围”这说法不对,应该说：“团结在党的周围”；可另有人又认为他的检讨还不深刻,实际上还是“只承认反周扬,不承认反党”.“但周扬当天是表示满意的,邵奎麟也表示满意.在散会时,周扬在会场出口同我握手,说：‘你的检讨发言,我倒认为是好的,肯承认错误就好；过去有些问题以后是可以搞清楚的.’”
学者洪子诚曾指出：指控者与受辱者位置的互换,是当代史的“奇观”.当受辱者被推向“不老实”,“两面派”的审判台的时候,指控者自然获得了道德优势,一旦他们的权力地位失去,站立于“道德制高点”上的就是另一批人.这种道德“恶名”,原由周扬等加诸丁玲、冯雪峰,不久就落到周扬他们自身.而当初道义凛然的姚文元,也没有逃脱这样的命运.历史的吊诡,也许可以用“悲喜剧”来描述,但用一个俗语可能更为恰当：剃人头者头也被人剃.
既然个人可以代表党,那么官位越高就越能代表党,周扬之于冯雪峰,与胡乔木之于周扬是一样的.1981年,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背景之下,召开了“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9月1日的部务会上,王任重说,“外面传说这次宣传部开会反周扬；周扬又不是不可以批评,不能一批评就是反你.”事实上,从1950年代“反右”到“”之前,周扬就是不能批评的,因为周扬就是文艺界的党,批评周扬就是批评党.但到了新时期,周扬已经不能那么地在文艺界代表党了,“势力范围”从文艺界伸展到意识形态领域,更是“捞过界”.周正章评说：“在‘’后又遭此同样的‘一击’,这是周无论如何想不到的.日丹诺夫式的报告,是个以权力为后盾的符号,周对于此点,可能由于疏忽,一时没有想到.……反之,周若处在胡的位置上,他就是中国的日丹诺夫,也不会容忍别人来挑战的.”
谁也不必做出真理在握的样子来,凡此种种,都未必是权力与真理的较量,理解为权力与权力的较量或许更恰当.不在于谁掌握了真理,而在于谁掌握了权力.从客观层面上来看,真理是不确定的,而权力是确定的.可想而知,如果文艺界代表党的依然是周扬,丁玲的历史问题是不会彻底平反的.平反还是不平反,不是取决于真理,而是取决于权力.所以,丁玲必须与权力合作.当年周扬打倒丁玲凭借的是权力,今天丁玲要翻身依然必须凭借权力,自己手里无权,就要凭借有权者.丁玲其实是在以周扬的方式反击周扬.
为周扬所屈抑的不仅冯雪峰,还有丁玲.许多为周扬抱屈、向胡乔木要公平的话,都适用于丁玲和周扬之间,把周扬置换为丁玲,胡乔木置换为周扬就可以了.周扬受委屈是1983年,1983年的周扬似乎成了一个只能令人同情的弱势人物.可是,1984年丁玲历史问题平反时,周扬仍坚持自己一贯的强硬反对.仅仅是高华分析的：“说明他对丁玲成见太深,气局太小,对文化的反思尚不能跃过某些重要的‘坎’”吗？不！不必把一切归因于文化,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是一种强权思维的惯性.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自己遭遇了,就是迫害；己所不欲的施予他人,就不是迫害.
到了新时期,周扬回到领导岗位上,1930年代两个口号之争便回潮,夏衍又在鲁迅问题上批判冯雪峰,楼国华指出：30年代的旧争论,因周扬夏衍等又主宰了文联而重新点燃起来.这争论并不因周扬他们受了“”之害而显得正确在他们一边,“十七年”间他们就是用“”的手法打倒胡风、雪峰这些和鲁迅接近,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对抗的一批人物.“”利用30年代两个口号之争打倒了周扬、夏衍他们,也并不表示他们站在鲁迅一边.
似乎权力格局一变,真理就会跟着变,一种权力对应着一种真理,真理取决于权力.那么,真理何时才能独立存在？
在真理面前,更能够看清楚：一代知识分子的内里被摧毁了,变成了一些假人儿.覆巢之下,焉有完卵？都逃不脱时代,都是政治文化的牺牲品.
在指出“指控者与受辱者位置的互换”的当代史的“奇观”之后,洪子诚认为：并不是说历史是一笔糊涂账,人和事没有正误、美丑、善恶之分；那些锁定在“历史链条”上的“零件”（参与者）,在不同时期被冠以“两面派”名目的各式人等,他们的思想品格没有贵贱、美丑之别.而是说,当代批评家的道德问题,不仅牵涉个人的修养品行,它如何被有效地当作一种权力工具使用,是更重要的关注点.洪子诚所说的当代批评家的问题,其实是每一个当代知识分子的问题：知识分子能够拒绝充当权力工具,真理才能避免沦为娼妓.真正自由、独立而智慧的作家总是远离权势、政治甚至组织.
文人的厮杀,是棋子与棋子之间的厮杀,下棋的人在棋局之上.跳出这盘棋来审视历史,才能发现其意义或无意义.
丁玲在延安时抵制革命文化的同化,周扬在延安也曾靠边站,鲁艺的方向让领袖不喜欢,但他们后来都紧跟上来了.不管他们之间有多少矛盾,在革命文艺的方向上,他们是毫无二致的.所不同的是他们的晚年.周扬的晚年与丁玲的晚年相比,一个是先顺后逆,一个是先逆后顺.就他们一生的走势来看,一个是先扬后抑,一个是先抑后扬.总之,他们几乎总是相反的.而他们的顺和逆、扬和抑,跟他们是否采取了顺民姿态有很大关系.
被“改造”之后,丁玲已经回不到延安前期的她了,她已经基本从“第二种忠诚”转向“第一种忠诚”.与延安前期相比,丁玲晚年的顺民姿态也许不可爱,但却获得了巨大的实惠,并赢得了历史问题的解决.因此,哪一种更可悲,都难下断语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没有两颗棋子之间的相互厮杀,他们被“异化”的程度都会降低许多.
丁玲与周扬之间的恩怨纠结了大半生,这既是个人的恩怨,又是文学体制所必然导致的恩怨.谁一旦成为体制的执行者,就必然成为那些被甩出体制的人的压迫者,人的压制和体制的压制是合二为一的,人要借助体制,体制也要寻求合作者.周扬对丁玲的压制,就借助了体制.丁玲晚年的翻身,也借助了体制.丁玲对周扬的怨恨主要集中于个体的人,而对给予个体的人以压制他人的权力的体制,却缺少认识与重视.当丁玲把矛盾冲突的焦点对准个人时,对于体制必然缺少反思.这是丁玲的局限和遗憾.
关键在于历史问题
因为对丁玲的道歉不到位,周扬的忏悔、反思和思想解放都受到一些人的怀疑甚至否定.周扬的赞颂者无视周扬对丁玲的态度,亦使丁玲的辩护者感到不解和不平.这个问题也许可以打个比方来理解：宏观上看,车祸的概率是万分之几,但这万分之几的概率一旦落到具体的受害者身上,却是百分之百.这正是学者王尧所写的：某人成为某一历史事件中的某一“环节”其实有很大的偶然性,没有“某人”或许还有“别人”.蓝翎老师说,这个“偶然性”一旦落到某个人身上,这个人也就承担了历史的不幸.
总体上去看周扬,晚年的反思忏悔思想解放是主流,对丁玲的态度确实不可取,但瑕不掩瑜.若站在丁玲的角度看,则是周扬的态度给她的晚年造成了莫大的困扰,难以原谅.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可以并存的,不能以一个面来否定另一个面的存在.周扬对丁玲的态度只能说明他的忏悔反思和思想解放不够彻底,但不能从根本上否定其存在.同样,不能因为周扬的忏悔反思和思想解放,就无视他对待丁玲历史问题的不当态度,或认为这丝毫不影响周扬的光辉.在丁玲问题上,周扬的确留下了遗憾,说明其思想解放不够彻底,但是,彻底是很难的,有几个人能真正彻底呢？丁玲也没有彻底放下.思想解放并不意味着放下一切,对周扬不能责之过深,不能以周扬在丁玲问题上的态度来否定他在思想解放的荆棘之路上迈出的可贵一步,也不能彻底推翻他的思想解放的形象.周扬的赞颂者对周扬在丁玲问题上的遗憾可保留态度,丁玲的辩护者对不“解放”丁玲的周扬的思想解放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森林.
对于周扬与丁玲的褒贬态度,还受着个体思想倾向的局限.在新时期,从大气候上来看,人们对右有着普遍的好感,对左有着普遍的反感,而周扬是被放在右的位置上,丁玲是被放在左的位置上的.这其实又回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两人的站位上：“解放初期,丁玲认为周扬的文艺思想有些右倾,表现在对文联和作协的刊物经常放弃思想领导,在创作问题上过分强调写作技巧和作品的趣味性,甚至说‘即使有点也可以’；对批判影片《清宫秘史》、《武训传》的态度也不坚决.”“周扬这样的‘人道主义’毕竟能迷惑住众人,丁玲是无法从这一点上与之一决上下的.”
丁玲对周扬的不原谅,有三个方面的原因：1950年代周扬是将丁玲打为“反党小集团”和“”的主将、复出后不向丁玲道歉、在丁玲历史问题上的不松动.第一个问题属于历史恩怨,是旧账,第二、第三个问题发生在历史有可能重新改写的新时期,是新账.
更让丁玲耿耿于怀的是后两个问题,而又以第三个问题为最.因为第二个问题只是影响着丁玲的情绪,而第三个问题关系着丁玲的命脉.其实,如果周扬在丁玲的历史问题上不这么固执己见,丁玲或许不会对他的不道歉如此在意了.换句话说,如果第三个问题不存在,第二个问题也许就不存在或淡化了.
有不少论者也注意到了新时期周扬与丁玲关系的症结所在：
他在晚年复出后不向丁玲道歉,揪住毫无意义的丁玲的所谓“历史问题”不放,说明他对丁玲成见太深,气局太小,对文化的反思尚不能跃过某些重要的“坎”.
不管他曾经给多少受害者道过歉,只要他在丁玲的冤案上态度不作根本改变,就不能说他对50 年代那段历史是完全负责任的.因此,丁玲至死对他也不能原谅,是可以理解的.
丁玲对周扬的对立情绪的焦点,集中在历史问题上.周扬对丁玲历史问题的态度,引发了他人对于他的忏悔的怀疑.刘白羽说：（周扬）不同意给丁玲平反……既然有这样明确的结论,还反对.周扬还发脾气,也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四次文代会周扬的检讨是真的还是假的？
周扬对丁玲历史问题的态度,也影响了别人对于他的人道主义的看法.“‘’后,周扬……大谈‘人道主义’,但是,从对待丁玲的态度来看,对待丁玲的历史问题的抓住不放来看,哪里有一点‘人道主义’？”
丁玲说：一位权威人士的话,我是一辈子都不敢忘,而引为教育的.他说：“以后,没有人会叫你‘同志’了.你该怎么想？”“说这话时,他那轻松,得意,一副先知的脸色,正是狠狠刺痛了我心灵的痛处.我从他的冷语,从他的脸色中,我悟到了人.有些人只是挂着党员的招牌,口口声声讲人道主义,而实际却往往是没有丝毫人性的.”
周扬在丁玲历史问题上的态度,确实为人留下诟病的话柄.梅志说：他（胡风）对周扬仍然不放过丁玲很不满意,说：自己痛过之后还不想想过去整人的狠,真没人性.
周扬何不在丁玲历史问题上开通一点呢？如果他真是出于“党性”,那也说明他的“党性”是有局限的,思想解放很不彻底,不够开明和包容,远远没有完成反封建的自我改造任务.
很多论者倾向于：周扬的这一态度,似乎充满了“党性”,实际充满了私心：
周扬真的是忠于革命、不原谅任何叛变行为吗？就算当时三十岁的丁玲真的有所说的变节行为,难道在历经沧桑的半个世纪之后,还不能得到宽恕吗？作为周扬的朋友,也是“四条汉子”之一的田汉不也有变节行为吗？但是周扬等人对田汉却是用铮铮铁骨大加赞扬和悼念,如此就不难看出,矛盾的原因很简单：田汉一直是周扬的人,而丁玲却是周扬的对手.
如果出于“私心”,就说明周扬的内心还是有一个死结,他的政治权力意识依然非常顽强,他为了维护自己以及自己宗派的利益,依然在扼制和提防着丁玲的东山再起.
党性可以使私心冠冕堂皇.正如单世联指出的：政治运动伤人的重要原因是各个单位都有宗派,握有权柄的人趁机清除对手,陆定一、周扬、夏衍、张光年等人对胡风、冯雪峰、丁玲等人的平反,都有各种方式的抵制,他们可能认为自己比党还有党性.
周扬去看望过丁玲,但她认为不作数.她认定,只要周扬在她的历史问题上不改变看法,对她的道歉就是无效的,没有诚意的,或者干脆拒绝承认他的道歉,进而认定他的忏悔也是虚假的.张光年对她也有过示好的举动,但丁玲不买账,恐怕也与他在丁玲历史问题上的态度有关.
历史问题,成了他们相互之间过不去的一道坎.也许,在周扬看来,道歉只限于自己在“反右”中对她应负的责任,至于她的历史问题,不在道歉的范围之内.也许,周扬认为自己可以在对丁玲的历史问题有所保留的同时就问题向丁玲道歉,这二者并不矛盾.
周扬认为这是两个问题,而丁玲视为一个问题.这是不可调和的.有人群的地方就有矛盾,矛盾是永远存在的,但具体到每一个矛盾,并非永远不可解决.人不可能消灭矛盾,但可以在求同存异的前提下尽量解决矛盾.新时期周扬与丁玲再度结怨,周扬应负主要责任,但是,如果从寻求矛盾解决的角度看,丁玲的姿态显然也毫无裨益.她的自杀式爆炸一般的对决姿态,不仅不利于自己问题的解决,而且把自己推到了一条更加仰仗权力的歧途,被异化的代价因而无法避免了.
丁玲从“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思路出发,执意要对高扬思想解放大旗的周扬进行反驳,这样,她就把自己逼到了左的一面.丁玲在新时期给人留下左的印象的言论与做法,固然有她自己50 年代的思想资源,但从心理上说则与新时期的周扬直接相关.或者说,正是因为周扬的存在,为了反驳周扬的现实需要,才促使她去汲取了那一时代的思想资源.
这是丁玲晚年心态上的巨大误区.也是丁玲为周、丁矛盾付出的代价.
周扬也不是没有付出代价,他在丁玲历史问题上的褊狭与强横为自己平添了不少堵,使自己的悲剧结局更有了亲者痛仇者快的色彩,而且为自己晚年的历史形象留下了一个永远的负面影响.
撇开对他们各自的影响不谈,从共同性上来看,他们晚年的对抗具有同归于尽的意味；从对文艺界的大局来看,则都产生了消极影响,造成了新的分化和宗派主义的延续.
好在与“富贵不过三代”一个道理,恩怨也不过三代,随着时代气象的更新,绵延已久的宗派主义与历史恩怨终于在新一代身上终结.
如果丁玲不是这样峻急的性情和姿态,而是缓和冲淡一些,是否可以取得周扬的谅解？历史问题的阻力是否将不复存在？假如周扬道歉了,两人就能相容吗？丁玲的晚年就不会这么政治化了吗？
这些问题都留给了历史.■
结论，上述文章是关于对不知道怎么写周扬和丁玲和检讨论文范文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之间的道歉本科毕业论文之间的道歉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的作为参考文献资料.
迟暮之年的周扬和陈伯达
叶永烈陈伯达晚年所写的求知难一文,居然在1982年第10期的读书杂志上公开发表——尽管署笔名“纪训”而未署“陈伯达”&mdash.
丁玲土地革命书写的马鞍形轨迹
关键词丁玲；土地革命书写；叙事伦理；演变轨迹；个人境况 摘要考察丁玲1931至1948年的土地革命书写可以发现,它们在叙事伦理及艺术处理上有明显差异,有一个马鞍形演变轨迹 早期的田家冲与母亲从个体生.
陈明眼中的丁玲
很早我就知道,有位赣东北鄱阳县籍戏剧家叫陈明,也晓得他与享有盛誉的现代女作家丁玲夫妻相伴 上世纪80年代,我偶然得知,陈老的一位亲戚也算是我的亲戚,于是心生寻机接触他的念头 谁想十年后,我竟接连获机会.
也说丁玲在北大荒的日子
1999年10月15日出版的南方周末上,刊有署名陈徒手的长文丁玲在北大荒的日子（以下简称在北大荒的日子） 1999年初,作者曾将这篇文章的初稿送我看过,并征求我的意见 1999年1月15日和19日他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