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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带着这部小说的手稿从美国到非洲,从非洲到亚洲,又从亚洲到欧洲.在台北居住的三年中,她再次开始写作《护士万红》,写得也很艰涩,最后还是放弃了.严歌苓说：“2009 年,我们全家搬到德国柏林,我一直想把这部作品重写……直到去年,我才把这部小说的所有手稿再次翻出来,各种稿纸堆了一桌子,我推翻了之前全部的构思,重新写作了目前这部《床畔》.”
影视终究会反哺文学
继《金陵十三钗》之后,时隔3 年,张艺谋归来,选的还是严歌苓作品.
严歌苓同华语电影圈已经打了20 年交道,可是她却越来越“纠结”于编剧和小说家的双重身份.但是每隔几年,总会有一部署着“编剧严歌苓”的电影或者电视剧上映,“原创剧本我还会写,但是让我再改就不要了.”在严歌苓看来,长篇小说有很多重意义,“不管哪重意义点燃（导演）他的创作,拍出来的电影好看,我当然没什么意见.”而剧本从一开始的主体思路与现在差不多,只是一些细节上有改变.
电影《归来》上映后,兄长严歌平主动给严歌苓打了电话,告诉她有两个网站对电影《归来》有批评的文章.
“面对批评怕什么？不要放心上.”放下哥哥的电话,严歌苓依然我行我素,不断将笔下的人物赋予生命,在纷杂世界中不羁地呈现.
在国外旅居近20年的严歌苓,一直在海外华人电影圈游弋.《少女小渔》和《天浴》,一个新移民的故事和一个知青的故事,两部作品在海外反响颇大.直到新世纪之后,严歌苓的名字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内影视圈,《梅兰芳》《金陵十三钗》乃至如今的《归来》,她的作品已经是许多国内导演眼中的“富矿”.严歌苓认为,影视终究会反哺文学,“电影一旦上映,读者群马上就扩大了,影视观众会变成我的小说读者,这未尝不是个推广纯文学的路子.”
“歌苓写小说很用功.”严歌平说,她写《陆犯焉识》,花了很多精力去体验生活,跟劳教干部开座谈会,多次去西宁农场实地采访,找到了当年以西北监狱农场为原型、以时代背景为主线的《夹皮沟纪事》的天津作者杨显惠,找很多关系了解这种故事；她写《妈阁是座城》,就到澳门去；她写《小姨多鹤》,3 次去日本寻找贴切的“多鹤”,她看到老年的日本女人跪在地上放好茶和食品,端了茶是退着走出去的,这个形态让她想到小姨多鹤,“我写这个人的倔强和温柔和她的暴戾,是我去日本三次后找到的.”
2004年,严歌苓随丈夫劳伦斯远赴非洲尼日尔.在那里,严歌苓过上了作家加非洲农民的生活.非洲洪荒的感觉、原始的生活状态刺激了她的想象力,非洲男人的懒惰与女性的柔韧给了她创作的灵感.在非洲期间,她写出了充满中国乡土气息的《第九个寡妇》,获中华读书报“2006年度优秀长篇小说奖”,被认为是“2006年中国文坛最重要的收获之一”.
曾有人称严歌苓为“现代的张爱玲”.但她认为,自己与张爱玲的相似点除了生于上海、是剖析心灵的女作家、做事讲究做到最好外,并无其他相似.张爱玲的写作局限于上海,而她的脚步遍及亚欧非.严歌苓年轻时曾在北京工作了8年,父亲晚年在此地定居,现在北京是她在国内搜集素材的中转站,不断给予她艺术创作的灵感和动力.
读书的人可以成为作家
“她在他身边的停顿结束,慢慢沿着走廊往讲台方向走去.因为走得很慢,双手又捧着书,头发还是那样随意地绾在后脑勺,露出细长的脖子,便使得她背影的线条水落石出.”严歌苓在《老师好美》中用一个17 岁少年的眼睛写出这样一位高中语文老师.
故事中,这个名为邵天一的少年,将从最后一排桌椅走到讲台的丁佳心老师,用她的眼睛“摄制成电影慢镜头”.与此同时,他的同班同学刘畅也在注视着她.
这场“隐秘而炙热的禁忌之恋”,结局是一个少年终结了另一个少年的生命.
严歌苓说,7 年前她从好友姜文那里听说了这则网络新闻,看了觉得“非常震撼”.为了这个故事,她每年都要去一个高中里当“卧底”,“看他们上课,跟孩子们聊天、交朋友,网上通信”,想真正了解高中生的生活,“进入他们的语言体系”.
她花了很长时间“学习他们的语言”,一个孩子让她进入他的网络,“虽然都是中国字,但是我不是完全懂”.逐渐地,严歌苓的心里就有了一种声音,“一个高中生的声音”,写作的时候,这个声音就一直在那儿.
严歌苓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这个匪夷所思的故事,她发现,高中的学习重压是如此之大,让学生的感情发生了“畸变”.“巨大的压力之下,学生需要母爱,但母亲爱的和他们需要的是不一样的,他们需要理解,需要同情,在老师身上找到的是多重的温柔,是沟通、懂得、同情.”她说.
她说自己真正想讨论的是,在现在的高考制度之下,“人本身的异化”,“感情裂变出的畸形的东西”.
严歌苓认为,如果文学能把小说家感觉到的一些问题提出来,把他自己的思考再放进去,我觉得那就足够了,因为文学这样一种形式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她相信“文学是苦闷的产物.文学如果不是批判社会的,不是作为社会一个观察家来代表民间表述一些苦闷、一些痛苦,文学是不存在的”.
这位出版了20 部长篇小说、20 余部中短篇小说的作家说,自己每天都能看到“非常惊心动魄的故事”,而她要做的事,甚至是“淡化它的情节,淡化它的细节,淡化它的戏剧性”,否则人们会觉得“这个作家怎么编出这么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来”.
从寂寞中汲取能量
严歌苓每天花五六个小时写作.在柏林的生活,每天早上起来一杯咖啡,跟丈夫劳伦斯聊一聊,然后就去写作,一直写到下午三四点,去接女儿放学回来.
她曾经多年坚持用铅笔在稿纸上写作,只有《陆犯焉识》和《老师好美》是用电脑写作.她的书桌上只有电脑,而她也不会把时间花在网络上干扰自己.
“我把写作当上班.我认真、敬业,生活环境安静单纯,没有噪音.”她说,“我能在寂寞中得到能量.我很喜欢寂寞,寂寞和孤独是两回事.”她露出微笑.
“人家问你图什么呀？我说我只图所有的功课.假如说这个东西不能出版,但它是我这辈子一定要写的故事,我把它武装到牙齿,一定要把它写出来,写到最好,我想这可能就叫一个职业作家.”她说.
严歌苓的绝大多数作品被拍成影视作品,她也成为炙手可热的金牌编剧,但她并不认同这个定位.“我是一个作家,编剧只是我的副业.”对于严歌苓来说,写作是“瘾”,已经融入她的生命,就像吃饭睡觉一样,成了她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项内容.
严歌苓鲜有休息日.“周末还要写作呢,不写就不快乐了.学习这个东西,只要肯吃苦,没什么难的.”严歌苓要求自己凡事要做就做到“登峰造极”,饱含感情才能有不竭的创造力,刻苦学习才能得到知识和学位,深入生活才能写出生动真实的作品,正是这种刚柔并济的性格让她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华人作家之一.“因为华人在海外比较孤独,所以海外华侨华人会更爱祖籍国、更有使命感,而且因为距离的关系还可以换个角度看历史.”严歌苓这样看待海外华人写作的优势.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是严歌苓在鲁迅文学院的同学,她对莫言拿奖“一点儿也不吃惊,只为他感到自豪”.有评论称,严歌苓是华人作家中最有可能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人选,她却对这个奖“完全不在意”.她说：“西方人能够关注到中国的意识形态,通过文学懂得中国人的生活和思想,这才是诺贝尔奖最大的胜利.”
严歌苓常居德国柏林,她在那里的工作习惯是：每天早上9 点到下午4 点关手机、写作.这意味着,在比柏林早6 或7 小时的北京,每天下午三四点一直到晚上十点十一点,你很难打通严歌苓的电话.若等她空闲下来和你聊天,那感觉大约像在电台做“*”.她轻细而饱满的声音,字字珠玑,让你不由得感叹她思维缜密,而电话背景音不时传来的犬吠声、女儿的笑声,又不禁让你释然,或许每个人身上都驻扎着许多个标签,严歌苓亦同样.
村上春树说,人生需要各种燃料才能好好燃烧一场,包括伤害和遗憾.严歌苓总说感谢,哪怕有过让自己刻骨亦铭心的经历.
她又是一朵玫瑰,信仰爱情,认真生活,哪怕风霜扑面,依然敞开胸怀迎接未来.
“我想我会是你能见到的最勤奋的人.我天生能吃很多苦,这不是很多人能做到的,吃辣吃苦带来的苦中作乐才是一种极致的快乐.是勤奋让我赢得了读者和业界的尊重.”严歌苓这样分析她成功的原因.
（编辑·韩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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