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小说创作模式化探究,本文是关于严歌苓相关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与模式化和严歌苓和创作有关论文范文资料.
严歌苓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在当代文坛这幅色彩斑斓的地图上,旅美作家群无疑是一块重要拼图.严歌苓是提到旅美作家时无法绕开的一位杰出女作家,其作品以动人的情节,高超的技巧,灵活的手法丰富了中国小说的画廊,成为中国当代小说辉煌史中最灿烂的一页.但人都无法尽善尽美,严歌苓小说创作呈现出一种单一化、模式化倾向,本文试图比较严歌苓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深入分析这种模式化倾向.
关键词：严歌苓；小说；模式化
作者简介：范婷（1994-）,女,汉,陕西镇安人,延安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17-038-02
严歌苓是中国大陆与海外华人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泰晤士报》曾称她为“一位不凡的女作家,一个令人惊奇的故事”.[1]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影视传媒手段的持续更新,文化与影视融合度的不断加深,严歌苓的小说也越来越多地被搬上荧屏并且热度不减,这使严歌苓成为大众喜爱的当红女作家,关于严歌苓的研究也层出不穷.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其作品中女性形象分析、语言结构探究,以及与其他作家的比较研究,而本文在对严歌苓作品细读的基础上,探究严歌苓小说创作模式化倾向.
一部小说包含很多因素,叙事技巧、结构布局、情节设置等任何一方面都可能会产生模式化.严歌苓的小说多在宏阔背景下突显个人生命体验,并且表现了对女性命运的持续关注,其小说娴熟的叙述故事技巧是其作品成熟的表现,也是作品模式化的暴露.
一、在宏阔背景下演绎个人命运
在中国现代文学长达上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很多作家以极高的政治热情以及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密切关注社会变革历史变迁,以手中之笔感应时代跳动的脉搏.小说自诞生之日起就与政治历史等意识形态结下了不解之缘,只是“历史”在作品中扮演的角色却各不相同,它可以居于文本之上,展现史诗品格,也可以居于文本之后,突显个人命运.严歌苓的作品则属于后者.在大时代的背景下,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幕传奇的舞台剧,一个个剧本又指向一个共同的主题——人性.在宏阔历史背景下演绎个人命运,在对个人悲欢书写中彰显人性的光辉,成为严歌苓多部作品的共性.
《小姨多鹤》从四十年始,止于八十年代,作者却淡化繁复的政治历史背景,弱化人物的民族身份,聚焦个人命运,折射出极致环境下的复杂人性.多鹤以她的卑微之躯扛起生活的重担,以她的善良之心赢得张俭的真爱,以她的坚韧品格瓦解了曾将她视为眼中钉的朱小环的怨恨.在跨度三四十年的动荡历史背景下,命运的无助,生存的艰难,人性的美好才得以充分体现,主人公身上闪耀的人性光辉为那个冰冷的年代涂抹了一种温暖的色彩.
《第九个寡妇》从抗日战争写到改革开放,期间经历过解放战争、土地改革、人民公社运动、文化大革命、打倒等事件.外来的强制和传统的规范对王葡萄并没有束缚之力.她颠覆了传统价值原则,毅然选择铁脑,不惜背负“奸细媳妇”的称号；她以自己的是非观、亲情观去权衡周围的人或事,选择救出孙怀清,与当时社会主流价值观背道而驰；为了孙怀清的安全,她背离传统道德的约束,将自己的亲生骨肉送人.不管外界如何变化,葡萄始终有自己的生存法则和个体价值观,历史风云在她看来无非就是“你来我走,我走了,你再来,谁在俺们史屯也没生过根,过一两年换个人打打,台下的换到台上,台上的再换到台下,剩下的还是这个村子,这些人还做这些事：种地、赶集、逛街,有钱吃扁食,没钱吃*”.[2]（p75）王葡萄的存在,消解了革命历史,揭示了个体生存方式的自由与独特,突出了对个体生命意识的尊重.她秉承着特有的价值观,在战乱年代用自己的行动演绎着人性之美,坚守了人性的至善至纯.
《一个女人的史诗》里的女主人公田苏菲从解放前的革命到结束始终置身于政治之外,她甚至希望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看欧阳萸身边还有几个叫“欧老师”的.田苏菲自始至终关注的都是自己的感情史,当欧阳萸最终回到她的身边时,属于她的一部史诗才画上圆满的句号.严歌苓为小说命名的“史诗”并不是社会的风云变幻史,而是由一个女人所构筑的情感史.
通过上述文本分析可知,作品中故事发展都与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紧紧缠绕着.然而,历史虽然参与了严歌苓的写作,但只作为情节存在,她叙述的重点始终不在历史的跌宕起伏,不在构架大的历史事件,而是个体在历史浪潮中的独特生命体验的呈现,主人公们无心做历史风浪的弄潮儿,却是自己生命之舟的掌舵人,历史力量与坚韧人性的相互抗衡衍生出时代风云中小人物的传奇人生.
二、对女性坎坷命运的持续关注
人物形象历来就是作家创作的重头戏,严歌苓作为一位多产作家,其笔下的人物形象自然是繁复众多,但细读严歌苓的作品后,不难发现其作品中人物形象显示出了许多相似的特征,给人似曾相识之感.童庆炳先生的《文学理论》曾指出人物具有二重性,即行动元与特征.所谓行动元是指在叙事性作品中不同人物出现在不同场合、不同作品,但是却具有某种共性,或推动情节发展,或阻碍情节发展.严歌苓笔下的很多形象都具有这种行动元特性,而其中以女性形象表现得最为突出.以女性视角来书写女性的传奇人生几乎涵盖了严歌苓的所有作品,谈及到自己为何如此钟情于女性,她曾说：“我只觉得女人比男人有写头,因为她们更无定数,更直觉,更抒情化”.[3]如此一来,严歌苓笔下繁复众多的女性形象也就不足为怪了.严歌苓笔下的女性形象多表现为强与弱的矛盾体,她们经历坎坷,是生活上的弱者,但她们坚韧包容,是精神上的强者.如果说生命里的苦难是严歌苓为她们设置的层层关卡,那么坚韧与包容则是作者赋予她们的通关符.她们可以低到尘埃,也可以在尘埃里开出傲骨.
《小姨多鹤》中女主人公多鹤,亲人离世、漂泊他国、寄人篱下,这让她本就是灰色的人生更加没有希冀,远离故土、身份含混、语言不通,苦难如影随形.而她却以顽强之躯反抗命运的不公,唱响了异族环境下的生命之歌.同样经历坎坷的是《扶桑》中的名妓扶桑.一个被千人蹂躏,甚至一度被推进太平间等死的人,在作品中却看不到她的任何一句抱怨,不管那些男性多么凶残,她都逆来顺受,宠辱不惊,在命运的漩涡中随遇而安.她是弱者,但却没有弱者的行径,反而做了自己的强者.陈思和在《关于「扶桑」改编电影的一封信》中谈到：“扶桑如果作一个具体的来理解或表现,那是缩小是艺术内涵,她是一种文化,以弱势求生存的文化.”[4]从严歌苓新作《第九个寡妇》里的王葡萄身上依旧可以看到扶桑、多鹤的影子.在封建*色彩极其浓厚的中国农村,一般女性都生活在金字塔的底端,更何况王葡萄还要背负一个寡妇的名号？她身处困境所展示出的如土地般蓬勃的生命力让人震撼.文章开篇王葡萄就成了寡妇,她顽强地活着,并且始终恪守着自己心中的人伦准则,严歌苓没有将这位女性塑造成一个三从四德,安于现状的传统女性,而是展现了她如葡萄般的坚韧与无畏,而这正是那个大多数人践踏别人以获得生存的年代所缺乏的.正是这份坚韧和智慧帮助王葡萄在社会巨变的各种危机中保住了自己和公公的性命,成就了一段生命传奇.
从扶桑到多鹤,再到王葡萄,她们面临同样的困境,这些外柔内刚的女子们执着地寻找着苦难的出口,在她们穷困的生活中恪守着自己的善良、自尊和自强,她们并不是一开始就拥有强大的战斗力,只是在生存面前,她们爆发了原始的生命力,凤凰涅槃后她们从弱者变为强者,书写了“弱者不弱”的神话.严歌苓并不否认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弱者地位,只是严歌苓更愿意出展示女性所迸发出来的雌性的力量,为读者描绘了一幅“弱者宣言图”.
三、离奇有趣的讲述故事技巧
叙事技巧是作者在文本创作中所采用的叙事手段,是作家创作才能以及文本价值的载体之一,作家在长时间的文本创作中会形成相对成熟稳定的叙事风格,这种叙事技巧反过来也成为作家的标志之一.严歌苓十分注重讲述故事技巧,总想给读者讲一个好故事的严歌苓所讲述的故事始终绕不开“离奇”二字,她选取的题材总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但当这种不可思议的故事遵循着开端——发展————结尾这一传统情节模式发展时,读者最终会发现“不可思议”也是“可思议”的,“离奇”变“无奇”,这就是严歌苓叙述的高明所在.在严歌苓的故事讲述中,悬念的设置,巧合的发生,情节的突转等戏剧性的因素俯拾皆是.如藏匿情节的反复出现.《第九个寡妇》中王葡萄藏匿公爹于地窖长达二十年,这期间孙怀清获得了生的机会,却与外界生活隔离,躲在历史风云的背后.《小姨多鹤》中多鹤为了生存选择逃离,逃离村长做出的集体自杀的决定,同样为了生存,多鹤选择隐藏,隐藏自己日本人以及母亲的身份.《金陵十三钗》展示的是对战争的逃离与隐藏.为逃离南京大屠杀的死亡威胁,十六个女大学生与十三个隐藏于教堂,她们共同经历生死,目睹了日本人的残暴罪行,最终,人性的碰撞与复苏消解了高雅与低俗的分歧.
在严氏小说世界里这种叙述方式随处可见,藏匿情节的反复设置营造了一种紧张、危险、极具传奇性的氛围,作者将悬念与巧合运用的淋漓尽致,看似平淡叙述,但实际上是“苦心经营后的随便”,存在主义萨特认为阅读是引导下的创作,严歌苓将线索隐藏在字句中借以引导 读者进行“创作”,随着故事内容的发展,真相最终水落石出,属于读者自己的创作也落下帷幕.严歌苓多部小说中使用相似的讲述故事技巧体现了作者娴熟的技巧,只是作者在叙事技巧上的圆熟使小说有似曾相识的重复感,而这对作品的张力却有所削弱,很难给读者新的阅读体验.我们可以从陆焉识身上看到欧阳萸的痕迹,从冯婉瑜身上看到田苏菲的身影,作者圆熟的技巧体现了其艺术上的造诣,然而却让作品陷入了模式化的怪圈.评论家傅雷曾经说过：“无论哪一部门的艺术家,等到技巧成熟过度,成了格式,就不免重复自己.”[5]
从小说到影视作品,从大陆到北美,跨文化,跨地域,严歌苓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广阔的文学世界,我们惊叹于她非凡的创造力,但人都无法尽善尽美,重复的、人物形象,相似的故事框架、人物塑造、文字表达,这些是很多作家不可避免的,严歌苓也在其中,过多的重复无形中暴露了严歌苓小说在风格成熟的基础上陷入了某种程度的停滞,显示了其思想视野的局限,会让读者缺乏新鲜的体验,我们要正视其作品中的这些不足之处,并予以批判,这里的批判并不是一味否定,而是如李长之的《鲁迅批判》中所言：“批判意为分析、评论,非当代各种运动中的批判之意”.[6](p11)作为一个创作进行时的作家,我们有理由相信,严歌苓定会在今后的写作中为读者创作出更加优秀的文本.
参考文献：
[1]熊岩,万涛.超越“大气”,走向厚重与丰腴---严歌苓新世纪小说创作论[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3):110.
[2]严歌苓.第九个寡妇[M].作家出版社,2006.
[3]庄园.严歌苓访谈录[J].华文文学,2006,(2):284.
[4]张莉.异质文化语境下的严歌苓书写[D].2004(2):77.
[5]曹莹.傅雷文艺批评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09,(3):110.
[6]李长之.鲁迅批判[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该文总结，该文是一篇关于严歌苓方面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模式化和严歌苓和创作相关严歌苓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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