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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时期,我在山西汾阳、一个晋西北的县城里生活,县城里刚刚开始有摇滚乐,我们从广播里、从卡带里听到那些音乐.
有一天,收音机里说,在山西省会太原,会有一场崔健的摇滚乐演出,我们这些中学生非常向往.我和几个同学结伴,骗大人说要买参考书,凑够钱之后,每人花了两块八,坐长途汽车前往太原.
汾阳到太原的公路距离是一百多公里,那时候长途车大概开了五个小时,辗转反侧,兜兜转转,才到达太原.我们最后买到票,在太原的一个体育场里看了这场音乐会.
这是一个很遥远的距离.对生活在县城里的年轻人来说,如果想分享音乐、分享城市的文化,就必须行走,必须离开你的故乡,必须前往更大的城市,才能获得这些资讯、资源.
“必须要流动”
一年之后,我高考落榜了.父亲跟我讲,你应该上一个大学,但你数学太差了,肯定补不起来,还不如赶紧去学美术,没准你可以考一个美术类学校,因为那个时候考美术不用考数学.我想,用一年的时间学好画画、考上大学的几率,应该比学好数学的几率高,所以我就离开故乡,去太原学画.
我记得是在秋天时,又有一个信息传来：在北京,会举办罗丹的雕塑展.这个消息就跟我一年多前在县城里听到省城有崔健的音乐会一样,同学们奔走相告.
我们一帮男孩子商量,要去北京,要去看罗丹的雕塑展.我们一起买了,从太原到北京的火车要坐整整一个晚上,晚上七八点上车,第二天早上六七点才能到达北京,我们几乎一夜未眠.
到了北京之后,出了火车站先去买当晚的返程车票,再坐公共汽车去看展览.为什么要买当晚回来的车票呢？因为我们当天回来可以省掉一晚住宿钱.大家到了美术馆时,实在太早,大门还没开.后来,我们看到了迄今为止我看过最全面的一个罗丹雕塑展,包括他的很多手稿、素描跟速写.
一次看音乐会,一次看展览,它们成为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经历,而且它们引发了我对这个社会的一个思考：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乡村、生活在县城的人来说,我们想要寻找更多的文化资源时,我们需要移动.
1949年之后,整个中国社会变成一个垂直管理的社会,大的资源、重要的资源,都集中在最大的城市,比如北京、上海、广州,接下来资源丰富的是省会城市,还有大的工业城市,然后才一点一点地到县城、到乡村.也就是说,对于生活在田野和山区的中国孩子来说,分享到这些文化资源是非常不容易的,必须要流动.90年代初的流动机会,就是考大学,或者当兵,这样就可以离开自己的土地,到别的地方发展,获得个人发展的机会.
寂静的精神世界
到了1990年代末,我在北京电影学院读书,大概是1997年、1998年的时候,学校外边正在修三环路,整个沿三环路的路边,都是用帐篷搭的工人工棚,里面住了很多来自外省的农民工,全是从外地来到城市的面孔.
很快,一年接一年,城市外来人口越来越多,整个城市化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人口迁移,就是从基层向大城市流动.
造成这样的流动首先有经济的因素,因为你会逐渐地发现农业是不赚钱的,仅仅依赖土地,个人的发展空间,或者说你的收入是非常有限的.另外一方面,则是精神的需求.直到今天,我们要看电影的话,最主要的电影院还都密布在大城市和中型城市,几乎所有的小镇都是没有影院的.包括音乐厅,包括美术馆,包括飞机场,包括所有的城市设施和一些工作机会,它们都密布在这些资源集中的大城市里.
所以,人口流动首先是生活、生存的要求,对很多年轻人来说,你想改变自己的命运,进入城市才会有机会.另外一方面是精神的需求,在这方面,我有非常难忘的记忆.
我曾经在我的文章里写到过这样一个故事：在我已经定居北京很久以后,在我已经成为一个电影工作者、可以全国、全世界频繁旅行以后,有一年春节,我从北京回到老家,想去看望我的一个同学.他中学毕业以后没有考上大学,后来就在家务农.
他的家就在县城边上的一个村庄里,黄昏的时候,我一个人骑着摩托车,在暮色中去了他家.他正好不在,他的父母接待了我,于是我就坐在他的房间里等他回来.我发现,整个房间的陈设,他的被褥、铺盖,甚至他养的植物都没有改变,因为他那个时候还是单身.
他的床上有一本书,是一本半刊半书的杂志,同时也是我们高中时流传最广的一本书.曾经我也在课堂上偷偷读过的,不知怎么样流传到了他的手里,而经过了这么多年,这本书还在他的枕边.这时候我想,可能他还在靠这本书来打发他漫长的夜晚,打发他庸常的日常生活.
如果你去乡村行走,你会惊讶地发现它在逐渐变成一个老年人、儿童和妇女的世界,因为青壮年大部分都外出打工,去寻找生活的可能性.另外一部分,在夜晚的乡村里,几乎最重要的娱乐就是打,就是.你可以想象,如果乡村里面没有的话,可能最后一个年轻人都会走掉.
再一方面,如果沿着这样一个路途,我们离开乡村来到城市,离开北方来到南方,我们去到东莞、虎门、长隆,去到长安、石龙,去到这些广东的密集小镇时,一边是林立的跨国公司工厂,一边是跟乡村同样的寂静——几乎在白天的时候,你在这些小镇上是看不到人的.就是我们那些老乡,我们那些离开土地、离开村庄,前往城市、前往开放的南方去打工的亲戚朋友,他们进入到的同样是一个寂静的、寂寞的精神氛围和精神世界.
在一些大型工厂里,年轻工人其实就是生活在一个乡村的社区里面,人们的往来是以同乡为基础的,比如东北人会扎堆,湖南人会扎堆,湖北人会扎堆,可能甚至会细化到某个县、某个乡,实际上他们面对的还是过去的一个乡土结构.
在这样的一个精神氛围里,我们就容易理解为什么离开了土地,来到了城市,还会发生富士康的那些悲剧.
“我是叛徒”
人口移动,进入到城市之后,应该建立起一个相对来说均等的分享式社会.我举一个例子,看我们的社会是如何堵塞了分享渠道,比如说房屋的限购,汽车的限购,就是从制度上堵塞了分享,取消了一种分享的可能.
可能有的人会说,对一个打工的年轻人来说,在北上广买一套房子可能是不现实的,但问题是,你拥有这个权利跟没有这个权利,其中有质的区别.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反而让我们思考自我启蒙的问题.
束缚、限制是人生常态.一出生,父母就是你自由的束缚者；还有社会层面的出生——进入社会后,我们所处的社会团体、人际关系,都会对身在其中的人有所束缚.
怎么建立一个尊崇个性的社会？我觉得这涉及个人超越和自我启蒙的问题,它们摆在每一个个体面前.面对束缚自由的常态时,一方面是推进制度的改变,让这个社会的管理更加趋于成熟、人性化；一方面在个人的选择上,我们应该成为个人宿命的反叛者.
反叛可能首先来自对多元价值的认同,对单一价值的反叛,比如,当我们整个社会都在用金钱来计算价值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有别的成就感？我们是不是还有别的生活的可能性？面对另一种可能性,我们是不是有勇气去迈出自己的脚步？当你去反叛整个社会保守的价值观的时候,自由就开始逐渐属于你.
在人潮的流动中,我看到了无数个这样的肖像.在山西的山区,在湖北的山区,与我擦肩而过的这些乡村的年轻人,他们在路边站着,他们在打,他们在上网.我在省会城市见过他们,我在北上广见过他们,我在东莞的那些大型工厂里面见过他们,他们生活在我们周围.
他们所能够分享到的东西并不是太多.现在有一种信息的假象：如果从互联网的角度,可以说我们在信息的分享方面似乎丰富了很多.但是,人们分享了信息不等于分享了生活.真正的实体生活,衣食住行,这些触及个人基本生活内容的改观,是信息自由化所代替不了的.
另一方面,我们并不能够期待网络能带来一个个性化的中国社会,因为它本身所提供的价值可能更加单一.
因而我想,一个充满反思、反叛的社会,需要我们共同建立.如果我们想获得自由,我们不能仅仅依赖网络,我们不能仅仅依赖外部制度的改变,我们更应该依赖自己,一个个对自由有渴望的个体.
（陈向南荐自《看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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