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名作为一种传播策略论新媒体时代诗歌的命名热,该文是传播策略方面毕业论文格式范文跟新媒体和命名热和诗歌方面毕业论文格式范文.
传播策略论文参考文献：
每一部文学史其实都是一部命名史,是通过一个又一个的命名定位作家作品的历史位置而建构起来的,诗歌史亦然.在过去的纸媒体时代,各种命名需要经过漫长的过程才能抵达大众,但尽管如此,20世纪十年代的诗歌界也曾掀起过“命名热”,“后朦胧诗”“第三代诗”“后新诗潮”等各种诗歌命名接踵而来.而进入新媒体时代后,由于新媒体与大众的零距离亲密接触,各种命名能直接快捷地抵达大众,更是掀起一轮又一轮的“命名热”,“梨花体”“羊羔体”“打工诗歌”“新红颜写作”“草根诗歌”“80后”“70后”“中间代”“中生代”“垃圾诗派”等各种命名纷至沓来,城头变幻大王旗一般你方唱罢我登台,形成空前的命名热潮.在新媒体语境中,命名已不仅仅是“名”的拟定,更是为了搏版面,是话语权的“圈地”运动.对于传播而言,命名本只是整个传播行为过程的开始,但在新媒体时代,由于人心浮躁,信息主义、知道主义大行其道,大众已不关心“名”背后的作品、内容和艺术技巧,而只对“名”有印象、“知道”,只围观命名引起的争议、热闹；命名者亦不关心诗歌本体层面,而只是以“名”为传播基点和传播旗帜,高举“名”的旗帜四处抢占山头,希望引起媒体关注与炒作,从而借助被炒热炒红的“名”走进大众,走进诗歌史,因此,“命名”实际上已不仅仅是传播的开始基点,而已成为新媒体语境下的一种新型传播策略.
一、关于“命名”
所谓“命名”,海德格尔认为是“给一个事先已经熟知的东西装配上一个名字”,并“说出本质性的词语”①；语言学家哈特曼主编的《语言与语言学词典》中则认为“命名”是“寻找一个合适的语言符号（语音序列或词）,用以指一个新的物质实体或抽象概念”②.总而言之,命名,是对现象内涵和外延的界说,不仅成为人类理解与认识世界的重要方式,也是建构人类文明的核心行为.海德格尔曾指出：“语言凭其给存在物的初次命名,把存在物导向语词和显现.”③确实,离开了命名,人类对于世界的认识将成为虚妄之事.我们每天都生活在各种纷繁复杂的“命名”与“被命名”行为中,通过“命名”和“被命名”与世界和他人建立关系,参与人类文明的建构.
然而,命名的意义决非仅止于此,它更意味着一种权力,正如布尔迪厄所指出的：“命名,尤其是命名那些无法命名之物权力……是一种不可小看的权力.……当‘命名’行为被用于公众场合时,它们就因而具有了性质,并且得以公开存在.”④在文学、诗歌场域中,命名意味着价值判断,意味着话语权力.面对新出现的一个文学现象或作品,人们纷纷命名,其实是为了抢夺话语权,划定话语势力范围.
当下是一个“无名”的时代,观念呈现多元化状态,话语权力趋向多元化分裂,共同的文学理想破灭,整个文学界没有一个共同的中心,各自为政.因此人们都希望通过命名各自抢占一个山头,亮出各自的旗帜,形成自己的话语圈,进行圈地战争,建立自己的话语权力范围,因此涌现了纷繁混乱的各种命名.陈晓明说：“过去我们认为是由上帝‘命名’的,是从《圣经》或某一部经典著作中拿到的,人只有通过‘倾听神的声音’,才能对世界命名,现在不需要神,也不需要绝对的权威、经典,小人物通过他们的想象力,他就可以命名.”⑤这种认识敏锐深刻地洞悉了当下命名已丧失权威性而趋向泛滥的状态.确实,当下的许多命名都是被小人物制造出来的,处于新媒体语境下的许多小人物都有命名并使之广泛传播的权利,因此都希望通过命名浮出历史地表,因而使诗歌界里各种命名层出不穷,这不仅是为诗歌寻找新的“生长点”,更反映了诗人和学者们的文学史焦虑.
葛红兵曾指出命名行为所具有的悖论性,在他看来,一方面,“每一个命名出来以后都有它的局限性,都丢失了其中的很多信息”,但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命名,我们就无法来定义文学史,无法来表达我们的认识”,因此,“命名是一种变色镜,只有拿这个变色镜去看历史,同时又只能受到这个变色镜的影响,只能以先前的视野来看历史.”⑥可见,人类世界中的各种信息和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只有通过命名才能进行传播,并且是在命名的局限性中进行传播.在当下新媒体时代,各种信息、知识、观点、思想更加繁多,瞬间便有被淘汰埋没的危险,因此,命名更成为传播的护身符和尚方宝剑,成为一种新型的传播方式,诗人们通过命名组织、建立自己的话语场域,希望以此介入历史,建构成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成为呈现历史和反思历史的一个角度.
二、新媒体语境下的“命名热”
在新媒体时代,新媒体技术强势介入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为人们提供了新的媒介环境,自由、平等、开放是其核心精神,去中心化、多元化、无主节奏则是其重要特点,使人们处于典型的无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各种命名席卷而来,铺天盖地,诗歌界热闹异常,一不小心就有被命名的风险.这些命名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一）代际命名
新媒体时代以来,“70后”“80后”“中间代”“中生代”等以代际为标准划分的命名层出不穷.“80后”主要指1980—1989年间出生的人,这一代人是伴随网络成长起来的.在网络这一无名状态下,这代人自我命名为“80后”,最先由诗坛原创,最早亮相的刊物则是2000年7月的《诗参考》,在这期民刊上,“80后”以“80年代出生的诗人的诗”为专栏亮相.此后,“80后”概念逐渐拓展其势力范围,为整个文坛乃至整个文化界挪用.后来于2002年9月左右在“诗江湖”“榕树下”“扬子鳄”“漆”等网络论坛上发生激烈争论,命名在1980年代出生的部分同龄人和六七十年代出生的诗人中引起争议,遭到赞成或反对,在网络上掀起轩然大波.虽然这一命名无论从时间限度还是内涵上都有不合理性和局限性,但却正反映了新媒体时代年轻一代的文学史焦虑和争夺话语权、历史位置的自觉与努力.“80后”几乎与网络同步成长,是驰骋网络最早的骑手,他们将命名聚焦点转向代际,深刻地意识到时代变化的快节奏,在对自己的身份进行确认时希求以代际命名的方式获取合法化.他们的自我命名虽然遭到不少人反对,但在网络热炒后却被很多选本或不少刊物栏目接受,不少选本或刊物栏目都以代际划分诗人群体.《诗刊》《诗潮》《诗歌月刊》《诗选刊》等刊物与一些论坛、网页、博客、微信公众平台都曾推出过“80后”诗人或作品.如《诗刊》微信公众平台,于2015年3月15日起推出“80后诗歌大展”,以专题形式对胡桑、唐不遇、王东东、熊焱、郑小琼、茱萸等有影响的“80后”诗人进行推介与展示.此外,还有以“中国80后诗歌联展”、“陕西80后诗人大展”、西川主编“80后诗系”、《中国80后诗全集》等各种形式对“80后”的推出,使“80后”的命名得到诗界认可,也对“80后”部分诗人及其作品进行了比较广泛的传播,显然成为传播“80后”诗人及其作品的一种重要方式.这一命名方法不仅适用于1980年代出生的诗人,甚至被推广到不同代际的诗人,如“50后”“60后”“70后”“90后”“00后”.一些诗歌大展、栏目或诗歌选本都以此为划分方法.如《南方诗人》设置“四世同堂”的栏目,分“50后”“60后”“70后”“80后”几个板块,以代际选出各个年代出生的诗人中最优秀的几位代表诗人进行作品展示,并设有“90后诗人专栏”推介“90后”诗人及其作品.“50后”“60后”“70后”“90后”“00后”实际上是“80后”衍生出来的一个概念.此外,由福建诗人安琪和广东诗人黄礼孩提出的“中间代”、从台湾挪移过来的“中生代”等命名也都属于代际划分,在纸质刊物和网络上并行引发争议,在争议中圈定各自的“势力范围”,在诗歌史、文学史占据一席之位.
（二）以诗人名字进行命名
“梨花体”“羊羔体”“乌青体”“啸天体”“秀华体”等都是以诗人的名字对某一类作品进行命名.“梨花体”是取赵丽华的谐音进行命名,由于2006年网上流传赵丽华的诗歌《一个人来到田纳西》《我终于在一棵树下发现》等,这些过度随意、过度口语的大白话立刻在网络上掀起轩然大波,引起网民的集体质疑、谩骂、嘲讽与恶搞,不少网民模仿梨花体,粗制滥造了大量废话诗,以表达他们对诗与非诗之界限混淆的愤怒与嘲讽,被网民命名为“梨花体”.“羊羔体”则取车延高的谐音,是2010年10月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揭晓时衍生的一个话题,“鲁迅文学奖”一揭晓,网络上便流传出车延高的一批以影视明星徐帆、刘亦菲、谢芳等为写作对象、偏于口语化的诗歌,被命名为“羊羔体”,一时之间,网络上大量网民相互传播、复制并仿写这种诗歌.“乌青体”“啸天体”“秀华体”等则分别以乌青、周啸天、余秀华等诗人的名字进行命名.
（三）以群体特征命名
由沈浩波、朵渔等诗人于2000 年夏天提出的“下半身”写作,由李少君、张德明等提出的“新红颜写作”,洪烛等命名的“新归来诗人群”等命名也在诗坛上人尽皆知,在纸刊和网络上都曾掀起哗然大波.这些命名是以群体的共同特征进行命名的.
沈浩波等人于2000年提倡的“下半身写作”是对一直以来的严肃文学的反叛,在网络的助推下强劲地冲击诗坛,遭来抨击、争议,也引得一批盲目的追随者争相模仿.这一命名所涵盖的是书写“下半身”“肉体”,强调“感官洞开”“及时行乐”“纵欲”等特点的诗歌,这一命名惊世骇俗,其强劲的冲击波造成了诗歌界长时间的喧嚣与混乱.而在各种批评、争议的混乱中,沈浩波、尹丽川等代表诗人浮出历史地表,成为“下半身写作”这一命名中的标杆,他们的诗名得以确立和传播.虽然有争议,但却成为诗歌史上不可绕过的一个标签.诗歌界各种命名层出不穷,其意义或许正在于此.
此外,各种以“新”和“后”命名的概念纷纷出现,如“新归来诗人”群套用了“归来诗人群”的概念,指一批20世纪十年代因为各种原因离开诗坛,于新世纪初又重新回归诗坛的诗人,有邱华栋、沙克、洪烛、李少君、潘洗尘等,但他们在刊物上的露面尚未引起足够关注.及至2011年6月23日,“中国新归来诗人”博客在新浪网出现,将海内外一大批具有类似创作经历的诗人汇聚起来.2015年底,“中国新归来诗人”微信群和相应的微信公共平台建立,作家网、中诗网等知名网络媒体纷纷推出作品展,这一命名渐渐得到认可.“新红颜写作”同样如此.对于什么是“新红颜写作”,张德明指出：“受网络的自由化特征和开放性氛围的影响,诗歌博客时代的女性诗歌写作最为真实地呈现了女性情感世界的方方面面,也最为丰富地展示了女性在诗歌艺术探险和审美呈现上的不拘一格,一个时代多维而生动的女性形象得以精彩地展示在我们面前.”⑦这一命名一出,在网络上和纸质刊物上都炒得沸沸扬扬,一些在博客上寂寞写作的女诗人突然一夜走红,这一命名在热闹一番后归于沉寂,但这一命名下的几位代表诗人如金铃子、重庆子衣、施施然等却由此从众多女诗人中浮出.这就是“新红颜写作”命名的存在意义.命名是暂时的、权宜性的,但对诗人诗名与作品的传播却贡献不小.热潮一过去,所命之名本身就完成其使命而归于沉寂,曾经顶着这些“名”的代表诗人却抱得声名归.
（四）以载体命名
“女子诗报诗群”“扬子鳄诗群”等诗歌群体的命名都是以载体进行的,刚开始这些群体都有自己的刊物,而后在此基础上开辟网络上的阵地,在网络上集结一大批诗人和读者,并以原有刊物进行命名.《女子诗报》本是1988年“女子诗报”这个女性诗歌群体创办的一份报纸,是女性诗歌的依托载体和展示平台.1994年,《女子诗报》在强令禁止出版的压力下停止出版了,“女子诗报”群体也失去了阵地,但2002年6月“女子诗报”论坛的建立,又将许多女性诗人重新汇集于“女子诗报”这个群体,2002年9月出版的《女子诗报年鉴》成为“女子诗报”新的阵地,是1988年《女子诗报》铅印对开大报报纸的改版和另一形式的延续.从此,“女子诗报”以论坛和《女子诗报年鉴》的双重形式为活动平台和形式载体.这一命名集结了国内外三百多名女诗人,为中国当代女性诗歌写作提供了一个广泛、全面的聚集地,也成为传播女性诗歌的一个重要平台.“扬子鳄诗群”则以《扬子鳄诗刊》、扬子鳄诗歌论坛的双重形式存在.《扬子鳄》是1988年由麦子、阿权等人创办的一份民间诗报,20世纪90年代中期,诗人刘春加盟后与麦子共同编辑两年,后来停刊.2001年2月,刘春出资将《扬子鳄》改版为诗刊继续出版,出版6期后于2007年被迫再次停刊.其间,即2000年6月,刘春创建《扬子鳄》诗歌论坛,在全国诗界产生广泛影响,集结了全国各地的一批诗人和诗歌爱好者,被称为“扬子鳄诗群”,显然是以《扬子鳄》诗刊与诗歌论坛为载体进行的命名.“网络诗歌”“微信诗歌”“地铁诗”“手机诗歌”等各种命名也都是以载体形式为依托进行命名.
此外,当下诗坛还存在许多以地域或诗歌风格命名的诗群、诗派,无论是哪种性质的命名,所命之名都成为诗人们头戴的一顶帽子,诗人们集结于帽子之下,集体亮相于各种刊物、选本等纸质媒体与论坛、博客、微信朋友圈和公众平台等新媒体上.这些帽子成为他们出入各种诗歌圈子的门票,为他们抱团取暖提供了便利,集结于帽子下的诗人尤其是帽子集结者,其作品传播得更快更远.由此看来,命名成为抱团取暖的一种方式,为诗歌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命名作为一种传播方式
新媒体的出现,并非仅仅为人们提供新的传播、交流平台,而是从根本上改变了大众观察、把握世界的方式和观念.同样,在新媒体语境下,命名已不仅仅只是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而已成为一种传播方式.有学者指出：“命名的合法性它既不是来自于命名的对象,也不是来自于命名者自身,而是相反,它来自另外的东西.”⑧所谓“另外的东西”,其实就是来自传播.命名是为了在文学版图上占据一定地盘,从而占据一定历史地位,但其是否能挤进历史序列,取决于其传播效力的大小.只有命名被认可,并形成比较大的影响力,才能进入文学史秩序,亦才能反过来证明命名的合法性.
新媒体传播中,“名”的重要性非同寻常.好的“名”是吸引大众眼球最直接的广告,名字取得好,就成功了一半.对于命名的重要性,鲁迅先生早在《谈皇帝》一文中便讲过一个故事,一个老仆妇告诉过他一个对付皇帝的办法,即在给皇帝吃菠菜的时候,如果说那是便宜的菠菜,掌握生杀大权的皇帝便会生气,所以不能说那是便宜的菠菜,而是另取一个名字“红嘴绿鹦哥”,名称一变就可以让皇帝吃得心甘情愿、开开心心.可见,命名何其重要.在新媒体语境下,“名”如果不够新奇、敏感、刺激,不够吸引眼球,大众就会像吃菠菜一样没有胃口,而若将菠菜变更一下名称,其命运便完全不一样.新媒体语境下的诗人们深谙其道,命名时抓热点、卖点和敏感词汇进行命名,引起关注、热爆,无论是被捧还是被骂,只要能被大众记住,目的就达到了.因此,新媒体时代的命名热潮此起彼伏,使渐趋边缘化的诗歌频频引人注目,让人感觉诗歌的春天来了,但其实,诗歌的所谓“升温”并非因为创作水平和艺术水准的提升,而是与名称引起的争议热闹程度有关.
新媒体语境下,由于信息海量,各种“名”一不留神就会被淹没,因此命名无法遵循自然生成、成熟过程,而是需要主动出击触发舆论关注.而在新媒体环境下,由于新媒体平台的即时性,命名时大都缺乏理性思考,更倾向于情绪的宣泄,因此无法让有着共同利益诉求的大众形成完全一致的意见,更不能奢望有着不同利益诉求的大众达成一致地支持某一命名.因而,新媒体只能发挥自身媒介传播优势,诗人们在命名时亦只能遵循新媒介传播的规律和逻辑,命名时不是依靠符号和象征存在的价值与号召力,而是寻找“点”,通过事件获得广泛关注与支持,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都是对命名传播的推动.只要大众有反应,就是传播效力的体现.反应越强烈,无论正负效果,对所命之“名”而言都是一种推动.而如何寻找“点”？“炒”是关键词.新媒体语境下的许多命名,大部分都是诗人、批评家、学者、媒体鼓吹与“炒”热的,炒话题、炒隐私、炒概念等成为“命名热”的重要炒作方式.
（一）炒话题
进入新媒体时代后,诗歌要想获得关注度,形成影响力,就需要不断制造热点话题,因而大多数命名都会制造吸引大众眼球的话题.在“梨花体”命名中,“*朗诵”显然成为炒作的热点话题.由于“梨花体”遭到诸多网民炮轰,为力挺赵丽华,数十位诗人以“支持赵丽华,保卫现代诗歌”为口号,于2006年9月30日在第三极书局举办诗歌朗诵会.当朗诵会进行到一半时,轮到诗人苏非舒上场,身穿十六层衣服的他在女友帮助下一层一层脱光所有衣袜,全裸上台朗诵其诗歌《仅此而已》,但未及朗诵完毕即被第三极书局的管理人员关灯与制止.随后,苏非舒被派出所拘留十天.这一事件被媒体后,立刻引爆大众的关注力,成为各媒体争相报道与讨论的热点话题.在此过程中,由于媒体、报道和舆论热议,“梨花体”愈发为更多人所了解,引发了关于口语诗歌的热议,苏非舒也一举成名天下知,积累了他符号资本的第一桶金.在“羊羔体”命名中,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得主、武汉市纪委书记车延高给当红明星写诗成为炒作的热点话题.2010年10月19日晚,诗人、文艺评论家陈维建在微博上转发《徐帆》一诗的部分内容,并由车延高的名字而将这类诗命名为“羊羔体”,引发网民对“羊羔体”的热传和热议,在微博、网络上对“羊羔体”、鲁迅文学奖和诗歌发展生态的讨论掀起热潮,各大媒体也获得热点新闻与可供爆炒的热点话题.而在“秀华体”命名中,“脑瘫”“农民”以及诗歌《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等都成为媒体反复炒作的话题.可见,在新媒体语境下,只有提供热炒话题的命名,才能传播得更远,其传播效力才能更持久.
（二）炒隐私
“秀华体”的命名不仅依靠热点话题的制造,还依靠对隐私的热炒.余秀华走红后,各种媒体纷纷掘地三尺深挖其隐私,对其成长经历、感情、婚姻、目前生活状况等等各种细枝末节都予以关注,而这些信息都引爆了大众的关注力,余秀华家被“踏破门槛”.一个一直以来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女诗人,被媒体深挖各种隐私,关于其脑瘫的身体疾病、平时生活起居、父母、丈夫、儿子等各种细节都被于媒体之下,甚至她与王法等人的纠葛都被暴露出来.隐私的炒作虽然给她带来很多负面争议,但她的诗名正是在激烈的正反面争议中得到传播.而媒体的关注总是会转移的,当大众的注意力成为过去时,余秀华开始主动兜售自己的隐私.她接连在诗中呈现自己跟朵渔、何三坡、陈先发等知名诗人的交往,不仅写下了与何三坡“我们喝着酒,误入彼此的禁区”,也写读朵渔的诗时“产生了和他交合的冲动”,而跟陈先发交往时则是“我的肥屁股之下,江水汹涌”.这些隐私给媒体尤其是新媒体提供了持久不歇的热点,让“秀华体”以及“脑瘫诗人”的命名成为当下诗坛无法忽略的一个诗歌现象.
（三）换标签
各种命名其实都是一种贴标签的行为,但贴标签亦有黔驴技穷之时,各种命名此起彼伏,能吸引大众眼球的毕竟是少数,因此命名者们便将已有的标签改头换面,虽然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但换一个标签,便又重新引发大众的兴趣,比如“新红颜写作”这一命名的提出.一些在博客上写诗的女诗人写了多年诗,一直默默无闻未能引起关注,但2010年5月1日李少君和张德明将这种写作现象贴上“新红颜”的标签,在各种争议中,一批女诗人便突然走红了.其实所谓“新红颜写作”,就是女性诗歌写作,具体而言是博客时代的女性诗歌写作,只不过是将“女性诗歌写作”更换一个新的标签而已.但旧标签被命名者稍微一改,就如将菠菜改成“红嘴绿鹦哥”一样,立刻被新媒体语境下的大众广泛接受和喜爱.如河北的施施然,在新浪开了个人博客,2009年11月开始写诗,半年时间便写出六十多首诗,虽然跟帖者众多,却并未因此“红”起来；但以“新红颜写作”的标签贴出之后,这位女诗人便迅速成为各种刊物、媒体和奖项的宠儿.虽然引来诸多争议,但在新媒体时代,争议就意味着关注度,意味着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和传播了施施然的诗名.金铃子、重庆子衣等女诗人的成名过程亦然.“打工诗歌”是新世纪以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诗歌标签.有人认为打工诗歌其实就是以前的左翼诗歌,认为郑小琼的诗歌“深层次地衔接和打通了新世纪诗歌与上世纪左翼诗歌关注底层、书写现实的优良传统”⑨,显然是在新的时代新的语境下将底层诗歌、左翼诗歌换了一个名称,重新获得关注.“秀华体”亦是新媒体时代命名换标签的典型例证.余秀华的诗曾在《诗刊》2014年第9期下半月刊“双子星座”栏目发表过组诗《在打谷场上赶鸡》,一直未引起反响,而在微信平台上推出时被贴上“脑瘫诗人”的标签后,余秀华立刻走红,显然不乏“红嘴绿鹦哥”效应.
四、命名的尴尬
如此命名,以及命名的如此传播,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命名的尴尬.各种命名本是对特征、主题、美学风格或思想趋向的概括,或对现象、流派、诗体的总结,但新媒体语境下的许多命名,都并非如此,而是以先入为主、先发制人、横空出世的姿态理念先行地命名,甚至许多命名成为随意为之的行为,正如有人指出的：“网络赋名形成过程不同于以往民间舆论的缓慢潜在发展,而凭借新媒介技术平台呈现出强有力的显性影响,甚至直接触发事件以出乎意料的方式推进.”⑩新媒体语境下,各种命名主要是为博取注意力,增加关注度和点击率,圈定话语势力范围,因此,命名的最大尴尬是名与实的不符,是概念炒作大于实践,所命之名大都与诗体、诗作或诗风没有必然关联,命名者并不关注名实是否相符,而主要关注是否能引爆大众的注意力与关注度.因此,当下很多命名都不过是话语的泡沫,各种新名目新旗号都不过是在自说自话成为“乱花渐欲迷人眼”的肇始者.郑慧如曾指出台湾的诗学界状况：“各类的‘诗学’名字取得隆重堂皇,虚实掩映,却未必有知识性的基础作为后盾,而往往只是诗运动的学术化妆,或是一个人的喧天锣鼓.”大陆的诗歌界更是如此.“梨花体”“脑残体”“知音体”“红楼体”“排比体”“走近科学体”“蜜糖体”“鹅毛体”等各种命名层出不穷,但大多数都是一个人或少数人的锣鼓喧天,是粗制滥造的话语泡沫.“鹅毛体”的命名不过是因为唐国明写有《雪白的鹅毛雪白的墙》和《鹅毛床》等有关“鹅毛”的诗,其中写道：“假如一天我累倒了/不要把我的名字刻在雪白的墙上/要把我用雪白般的鹅毛/用雪白般的鹅毛埋葬”,有网友戏称为“鹅毛体”,便被唐国明和媒体采纳,再加上他因痴迷《红楼梦》而隐居十一年续写《红楼梦》,为媒体提供了炒作话题,因而使“鹅毛体”曾获得一些媒体关注,但影响一直不大.“乌青体”则纯属哗众取宠,为诗歌抹黑.乌青的《怎么办》《对白云的赞美》《假如你真的要给我钱》等诗被网友发布在微博上后一夜爆红,转发一万多条,并引发网友竞相“模仿”和恶搞,这类诗被命名为“乌青体”,后又于2014年在网络上再次走红,确立了“乌青体”成为继“梨花体”“羊羔体”之后的另一诗歌命名.但这些命名的话语泡沫就如肥皂泡一般,在大众的眼前飘荡几下即销声匿迹.
有些命名虽然并非完全是话语泡沫,但也存在很多局限.荣光启曾对以代际命名的方法作出反思：“我们的诗歌命名通常只在时间和历史上做文章,只对一代一代的写作者负责,很少触及本体意义上的诗歌内在状况.”“不是追求自己在诗学上对前辈的超越,而是急于成立集团公司来最大限度地获得诗歌市场份额,诗写得好不好是次要的,关键是能否借着这个时代的文化传播机制满足这一代人的文化明星梦想.”确实,以代际划分进行的命名无法真实反映诗歌发展的复杂生态和诗人个体的诗歌特质,无法形成一代与另一代诗歌的标识性特征,因而,代际命名的方式显得过于简单粗暴.其他命名方式其实也同样如此,不是根据诗歌界正在发生发展的诗歌现象、问题而进行的概括,大都是为了“占位”、划定话语势力范围,命名者试图将诗人安放进诗歌史序列中,依靠头顶的“名”占据一个位置,重视了“名”而忽略了诗歌本身的诗歌技艺、内质,造成名实不符.这些命名其实不是对诗歌本体价值与意义的归纳概括,而是各种机构、媒体甚至批评家、诗人个体为占据诗歌市场份额所采取的传播策略.各个命名者像诗歌市场的投机者,先提出一个命名,然后按照命名炮制一批作品,拉上一帮媒体、书商、评论家、学者和诗人吹捧一番,热炒一番,如此将所命之名挤进文学史家、诗歌史家的眼睛,从而挤进历史序列.这些命名大都是从诗歌外在的因素出发,以挤进文学史、诗歌史序列为目的,而非以“诗”的本体探寻为目标.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命名其实能留下来的并不多,大部分被淘汰,而且,即便“名”留下了,亦并非这个“名”下所有的诗人都能进入诗歌史、文学史,能留下的只是极少数优秀的诗人个体.
因此,在新媒体时代,诗歌命名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已成为一种有效的新型传播策略,但“名”背后的“实”,即诗歌文本的艺术水平、审美价值、思想含量等文本魅力才应是诗人、学者和媒体主力打造与传播的主体.只有名实相符,诗人、诗歌群体、诗歌文本才能经得起时间考验和历史检验.■
【注释】
①［德］海德格尔：《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见《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孙周兴译,44-45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②哈特曼主编：《语言与语言学词典》,126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版.
③［德］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见《诗·语言·思》,彭富春译,69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
④［法］皮埃尔·布尔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包亚明编译,9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⑤谢冕、雷达、陈晓明等：《九十年代文化与新状态恳谈会纪要》,载《钟山》1996年第2期.
⑥葛红兵语,见范钦林、葛红兵、王世诚等：《20命名的合法性及其功能性》,载《文艺争鸣》1997年第1期.
⑦张德明：《新世纪诗歌研究》,156页,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⑧王世诚语,范钦林、葛红兵、王世诚等对话：《20命名的合法性及其功能性》,载《文艺争鸣》1997年第1期.
⑨王琳、向天渊：《郑小琼诗歌与左翼文学传统》,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16年第1期.
⑩高宪春：《新媒介环境下的“网络赋名”与“命名”：场域视域下的舆论生成分析》,载《南京社会科学》2013年第11期.
郑慧如：《台湾当代诗的命名效力与诠释样态》,载《江汉学术》2014年第3期.
荣光启：《对当代中国诗歌命名问题的反思——从“中间代”开始》,载《诗歌月刊·下半月》2006年10-11月合刊“中间*论特大号”.
［罗小凤,扬州大学文学院.此文系201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媒体语境下诗与公众世界之关系新变化研究”（15XZW035）、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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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时代高校传统文化传播策略
摘 要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了中国人最基本的文化基础,当代大学生作为社会发展的主力军,却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并不全面,甚至缺乏兴趣 新媒体用其新鲜和快捷的特点吸引了不少大学生,他们通过微信、 ……形式与.
新媒体时代下的三晋文化传播策略
文周 婧摘 要手机媒体、互联网、数字媒体的发展意味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新媒体时代改变了大众获取知识与信息的方式,以山西这一特定区域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总和为核心的三晋文化,在新媒体时代的传播方式也.
公益微电影：新媒体时代关于卫生健康工作传播方式以《萤儿飞》公益微电影为例
【摘 要】新媒体时代,卫生健康宣传工作利用传统媒体传播遇到瓶颈,媒介融合下的传播格局对卫生健康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 本文旨在探索公益微电影作为新媒体时代卫生健康工作传播方式创新的必然,并以萤儿飞作为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