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爱玲和王安忆爱情书写异同以《倾城之恋》和《香港的情和爱》为例,该文是倾城之恋方面有关论文怎么撰写跟爱情书和论张爱玲和《香港的情与爱》相关毕业论文怎么写.
倾城之恋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本文拟从《倾城之恋》与《香港的情与爱》出发对两篇作品进行具体分析,二者虽然在人物与场域选取上均存在一些相似之处,但笔下或世俗或理想的爱情叙事走向也有所区别.王安忆用文本证明自己和张爱玲艺术观和人生观均存在分歧,却有意无意地呼应了自己和张爱玲的确有着某些共性.
关键词：张爱玲；王安忆；爱情；世俗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4-0-02
张爱玲、王安忆都是上海人,两人或多或少地与香港有过关联.王安忆曾在接受采访说如果要选择一座城市长期生活,香港是她的理想之地.她把取材于香港的《倾城之恋》认为是张爱玲“最好的小说之一”[1](37),时隔半个世纪,也将笔触伸到香港.如果将张爱玲在1943年发表的《倾城之恋》与王安忆1993年发表的《香港的情与爱》文本加以具体对比,我们发现二者在对于情爱的书写有着相似之处,但故事走向上由于两人成长环境、历史的变迁、对人世的不同理解存在着各自书写差异.毫不夸张地说,王安忆用这部作品完成了对《倾城之恋》在爱情价值理想的判断和选取.
一、人物和场域的选取
张爱玲和王安忆都擅长写外来者在异地的境遇,但前者笔下更多的是被时代抛弃的陌生人；王安忆更钟爱写被城市抛弃的陌生人,如同她作品中淮海路上的女孩子系列形象,在日新月异的城市,像局外人一样被上海抛弃,流露出王安忆内心真实的焦虑和隐忧.二者彼此相似之处是在被“抛弃”的外壳下,都掩藏着角色急于进入社会却进入不了的彷徨之苦.
虽然同样是外来者,流苏、逢佳和范柳原、老魏之间并不一样.男性是观光者地位,对于他们来说,熟悉的地方已经厌倦,可以在新的环境里游刃有余.比如在《香港的情与爱》中,老魏说：“把最悠闲和最自在的时间留给香港”[2]503,范柳原和老魏始终处于主动地位,操控着交易的进程.这段关系中,女性则属于流浪者地位,对于她们来说,熟悉的地方容不下她们,这个世界难以承受的冷漠,更是因为毫无选择,只能被迫移动,白流苏对范柳原的试探、逢佳和老魏的调情,体现了女性生存的焦灼与无奈.当外来者之间的差异终结,境况的共同性开始了,无论是流苏、逢佳还是范柳原和老魏,时代的反复无常使观光者和流浪者都感到不确定.
小说发生的场域,均选取香港作为故事主要空间.《倾城之恋》发表于1943年,这时候的香港是英属殖民地,是英国在亚洲殖民入侵的历史产物.王安忆创作于1993年的《香港的情与爱》中关于对香港的描写,更偏重于化,半殖民地的焦虑到了王安忆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对在现代性面前个人的焦虑和迷茫.
张爱玲和王安忆分别把白流苏与逢佳从上海到香港设定为流浪者身份,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她们的叙述空间香港的地位.与香港的联系密切程度,也影响到她们小说创作中对香港的理解与构建,将两个人的比较置身于城市文化比较的视野里,依着自身惯有的预见,在香港中注入文化意蕴,写出在香港的发生的凡俗人性.“角色从一个空间挪到另一个空间时,‘新’‘旧’因素是互相掺杂的,由此也造成了一种混合效应”[3](289),从上海到香港,是主人公空间地理位置上的移动,更是他们人生大背景的置换.叙述时空差异对都市的迁徙提供了叙述者不同的都市经验和诗学,由于时代的差距,王安忆可以在这段感情描写里更为从容,更为纯粹地的描写她理想中的情和爱.
二、世俗下的人生
对于王安忆来说,从她1983年创作《美丽的香港》开始,到九十年代中篇小说《香港的情与爱》发表以及2017年《红豆生南国》的出版,她经历了最初对香港的“隔岸观火”,尝试渐渐融入她的繁华都市浮世绘.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曾评价：“张爱玲有名句’我们都是上海人’,到了王安忆笔下,大概不妨有’我们都是香港人’之叹吧！”王安忆在《“世俗”的张爱玲》里说正是由于张爱玲的“虚无和务实,互为关照、契合、援手”,一手造就了她最好的小说——《倾城之恋》.这两篇小说对照阅读后,我们是否可以设想,半个世纪后王安忆用《香港的情和爱》完成了对《倾城之恋》的私人补充,从原作中创造出了自己的宇宙,她们的爱情写作有着相似的世俗性,也有着不同的理想观.
王安忆撰文写“世俗”的张爱玲,客观而论,她们彼此都有着对日常生活的喜好,在文化和心理层面不厌其烦地一遍遍雕琢故事,擅长把简单的故事写得丰富繁杂,把生活写得详尽琐碎,都是“世俗”的.但世俗的内核却有所不同,在相似的表壳下,王安忆是入世的,细节是温暖的饱满的,张爱玲却流入虚无,细节是苍凉.
王安忆曾多次否定自己与张爱玲的“相像”,她郑重地说道:“我和她有许多不一样,事实上我和她世界观不一样.”.在《“世俗”的张爱玲》中王安忆提出张对世俗的“爱好是出于对人生的恐惧,她对世界的看法是虚无的”[1]35,张的细致描绘是直接得出“苍茫的结论”的,有些孱弱.张爱玲在对现时现刻具体生活的沉迷和人生奈何的虚无世界观之间的距离或近或远,二者之间遥相对照,巨大的落差形成了一种强烈的荒谬感和悲剧感；王安忆虽也沉迷于具体的现实生活,但她的世界观则不是虚无的,她对世俗生活的热爱是出于对生命的尊重和对人生意义执着的探求.正是由于王安忆对平常人的生活方式充满理解,并发现了平凡生活后面所蕴含的人生智慧,她的小说才不会像张爱玲那样苍凉和虚无,而是展现了一种“沉甸甸”的“饱满和丰硕”的人生.这样的人生当然不再“虚无”,而是充满生气,极具生命力的.
《世俗的张爱玲》中王安忆认为张爱玲与她的人物走得最近的一次是《倾城之恋》,其中包含张爱玲的人生观,但因为作者和人物之间走得太近而露了真身,笔下人物也略有些跑题.王安忆写下《香港的情与爱》,同样包含对张爱玲的人生观的见解.关于张的虚无和王的实在的关系,借老魏的一段更为确切——“因这却把那个虚空给拴住给坠住.而凯弟只会放大那虚空,使那虚空更多飘无定所.”[2]583张爱玲的风格和感知方式和王安忆有着很大不同,张有些像凯弟,能将最世俗的东西戏剧化,世俗气在虚无之下富有艺术性,假亦真时真亦假；王某种程度而言是逢佳,能将最戏剧的东西世俗化,真作假时假亦真.张爱玲认为“苍凉”有“启示性”,她体会的虚无挽救了俗世的庸碌之风,使这些无聊的人生有了苍凉的大背景,而那些自私又盲目的蠢蠢欲动,就有了接近悲剧的严肃性质.反过来,王安忆太过实在的世俗性,因为讲究“情”与“义”,对笔下的人物刻画太过理想,人物缺乏人性的审视和批判,叙述欠缺厚重感而稍显轻灵有余.
三、理想化的“爱情”
大背景和环境下的成长,她们把握世界的方式不同,叙述的故事也会有差别.王安忆和张爱玲都经历了一个破坏的时代,前者在战争硝烟中感触到时代湍流下的惘惘的威胁,是处于时代背景下的个人主义者；后者经历的不同于国破家亡,更多的是人性的挣扎对历史的反省,是个人背景下的时代主义者.《倾城之恋》是张爱玲难得的圆满结局,光是题目就带上了理想化色彩,给了读者对于角色和故事的浪漫幻想,即便张爱玲用反讽的情感基调,全文弥漫无边无际的、深远的苍凉之气来掐断旖旎,把读者带回到现实中来,但终究给了白流苏最初想得到的婚姻.而在《香港的情与爱》中,王安忆有自己对理想爱情的见解,由于利益走到一起的逢佳和老魏,特意蒙上一层温情的面纱,情义绵绵弥漫了整篇文章.
对于爱情,张爱玲的看法是矛盾的：既感到悲观迷惘,但又不放弃希望,在孤独和绝望中坚守,希冀能够寻找一份真爱.白流苏和范柳原在利益和的驱使下,迂回试探欲擒故纵,不料世事大变,生存忽而成为艰辛之事,才珍惜起眼面前的一点慰藉,它给人一种盲目的安全感.这是处在“时间和空间一样”的“荒芜”之下,是极具苍凉的底色和人生况味的生存本相.
王安忆对张爱玲某些方面是持不赞同意见的,与张爱玲认为人性的凉薄相反,王安忆对“良心”和“情义”的极度推崇和信赖,情爱的真假虚实已经不重要了,王安忆想表现的是在情爱之上的“义”,借助对“良心”、“情与爱”的无限信赖与倚靠,支撑起整个文本.她还认为人曾经在的泥沼中堕落,但人自身又同样具有自我拯救的力量,反观张爱玲小说中,这种自我拯救的力量是不存在的.但一致的是,张爱玲和王安忆,各自从不同的角度消解了爱情的神圣.
在书展接受采访的时候,王安忆用“传奇”来描写香港,显然,她理解的“传奇”和张爱玲将《倾城之恋》编入《传奇》中“传奇”用意有所不同.《倾城之恋》结尾的时候以“传奇里的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达成对传奇的反讽,而王安忆用《香港的情与爱》对这座城市的传奇的补充.传奇是“提炼于我们最普通的人生,将我们普通人生中的细节凝聚成一个传奇”；传奇是“将平淡人生中均分在朝朝暮暮里的细节凝结起来,它将人和人的相逢提炼为邂逅”[5]259.王安忆用最具俗世特征的市民,自认为香港里面无所传奇,只是有关“情和爱”,逢佳和老魏离开了香港,什么都没了,但是情义会阴差阳错地使这段感情更倾向于“传奇”.
《倾城之恋》是张爱玲已经能给的最好的结局,可王安忆不一样,写出一篇属于自己的“倾城之恋”,是富有个人韵味的倾城之恋.她安上了这样的结局,有意无意地和张爱玲照应,但是王安忆终究是王安忆,即使语言漂浮,但是底色和情感还是饱满.正如张爱玲,即使故事是以两人结婚,并不彻底的书写却让人惘然.
四、结语
如上所举,虽然人物之间有着很大的相似性,但张爱玲和王安忆看待世界的方式不一,在相似的人物设定下,情节上有巨大的差异.《倾城之恋》中有句——“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张爱玲为人生的苍茫作了合情合理的注脚,但王安忆并不愿意给他们一个圆满的结局.“圆满”这个词语到这已经很难被定义了,到底是婚姻还是情义？两对现世男女,被命运掷*般掷到了一起,在“香港”城里进行“交易”,拥有不一样的结局,张爱玲笔下的范柳原与白流苏的相互试探与调情,话语的模棱两可,互相的不信任和误会,最终缔结姻缘,却离心离德；王安忆用真诚拒绝虚伪,将老魏和逢佳利益交换而走到一起来的人,让他们带上真诚和怜悯,虽各奔东西,却情义永在.白流苏和范柳原是自私的,而逢佳却从自私走向无私.《倾城之恋》是表面不彻底的圆满内心数不尽的苍凉,而《香港的情与爱》却是表面的悲剧深层圆满.导致这样的小说走向,归根是两名作者的认识不一,我们很难判断谁更理想化,她们有各自对爱情的认知,并在创作中将这种认知具体化.
参考文献：
[1]王安忆.世俗的张爱玲[J].雪莲,2017(8):37.
[2]王安忆.香港的情与爱[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
[3]李欧梵著 毛尖译.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4]王纪人.解读王安忆[N].中国文化报,2002.
[5]王安忆.悲恸之地[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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