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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批判性思维论文写作 时间:2024-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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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先武

杨先武,湖北省荆州市郢都中学特级教师.

长期以来,我们的教育忽视对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培养,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在课堂上经常看到的是,教师按照课前的预设来引导学生思维活动的方向,以达成与“正确结论”相吻合的“共识”.因此,学生不敢大胆地提出质疑,更不敢发表独立的见解,唯书、唯师、唯上的现象十分严重.虽然新一轮课程改革已历经十多年,但这种状况并未改变.

近年来,随着核心素养的提出,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批判性思维已成为我国教育的一个热门话题,并引起人们的关注.可以相信,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必将在我国越来越受到重视.批判性思维通俗地说,就是批判性地思考.它不是简单的推翻和否定;而是要“探个究竟”,看看有没有道理.批判性思维强调不要被“定论”所束缚,不轻信别人的思想言论,不盲从别人的行动.它始终坚持:任何思想都没有受质疑的豁免权,同时,任何思想都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批判性思维提倡反思和质疑,这种反思和质疑不仅仅是针对别人,同样也包括对自己.任何观点,不管多么符合自己的想象、直觉或愿望,都要有充分的依据来证明其合理性,不能强词夺理和强加于人.批判性思维是创新的前提和基础,是一名合格的现代公民必须具备的素养.正因为如此,许多国家都高度重视,如美国从1991年开始,便要求各级各类学校将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作为重要目标,做到“从娃娃抓起”(在幼儿时期就把孩子置于观察、思考和提问的环境中).而在我国,对于批判性思维的研究还只是刚刚开始,亟待加快推进的步伐.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不仅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目标,也是基础教育各科教学尤其是语文教学不可推卸的责任.

语文作为一门最具灵活性和开放性的学科,与思维的关系最为密切.语言与思维相伴而生,并与思维共同发展.要提高语言运用能力,必须注重思维品质的提升.而批判性思维是对思维的再思维,是一种高品质的思维,它对于语文教学来说显得尤为重要.语文很少有“标准化”的答案(除字音、字形等得到确认的基础知识外),尤其是在解读文本的过程中,对某些问题往往会见仁见智.因此,语文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主要任务不是“启发”学生去寻求“统一”的认识,从而得出“准确无误”的结论;而是引导他们以个性化的思维方式去研究和探讨,激励他们发表独立的见解.也许这种见解还不够成熟,但它不为定论所束缚,不为教参所左右,因而充满灵性和生气,时常闪耀出创造的火花.基于这一认识,笔者在语文教学中十分注重引导学生进行批判性思考,鼓励他们想别人所未想,言别人所未言.实践证明,学生一旦有了广阔的思维空间和言说的自由,就能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质疑),大胆表达自己的观点,甚至在某些问题上敢于与专家和权威“唱反调”.笔者常常被学生的独到认识所折服,屡屡在课堂上收获意外的惊喜.现通过几个教学实例谈谈粗浅的体会.

一、独树一帜论项羽

项羽一直以来是饱受争议的历史人物,他拒过江东而自刎更是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既有“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的推测(杜牧《题乌江亭》),亦有“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的断言(王安石《乌江亭》).人教版高中语文选修教材《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中的《项羽之死》(节选自《史记·项羽本纪》)有一道讨论题:“项羽该不该过江东,历来意见不一,试就这一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

笔者在课堂上组织学生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时,两种观点界限分明,“该”派与“不该”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辩,正反双方难分高下.正待进行小结,突然有个叫林焕杰的学生举起了手.我对他的发言充满期待,因为他平时读过不少文学作品,常常写一些颇有见地的读后感.果然,他的观点与众不同.他认为:争论项羽该不该过江东是毫无意义的.理由有两点:第一,对于项羽究竟该不该过江东以及在过江东后能否卷土重来,争论的双方都是站在历史的可能性方面加以判断,但无论哪种说法都脱离了实际.以项羽的性格,他决不会像杜牧所希望的那样“包羞忍耻”,死是他唯一的选择.也就是说,根本不存在项羽过江东和卷土重来的可能性,因此没有必要为该与不该展开争论.第二,项羽乌江自刎的价值一直被低估了.自古以来评价项羽之死的意义都局限在人物本身,赞美的是他的英雄气概,却未能认识到项羽的自刎不仅体现了他的英雄气概,更重要的是,他的死为“楚汉之争”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这虽然不是他的主观愿望,但确实停止了一场无意义的争斗.试想,项羽如果真的卷土重来,结果只能是战乱不断,尸骨遍地.这样无休止地争权夺利,换来的却是百姓的家破人亡,困苦不堪.而项羽的死却换来了国家的统一与老百姓的安定,这意义才是最重要的,这价值才是最珍贵的.

老实说,这一观点是笔者未曾想到的.虽然笔者并不认为讨论“该”与“不该”毫无意义(至少是一个理性思辨的过程),但它确实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其认识也未免流于肤浅.而林焕杰同学通过审视和质疑,跳出了这一窠臼,对项羽之死产生了新的认识,并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后来,他在自己的随笔本上写了一篇文章《也谈“卷土重来”》,比在课堂上的发言更加全面和深刻).可以说,没有批判性思维,就不可能产生这种独到的见解.笔者也由此得到启示:课堂讨论固然是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的重要途径,但所提出的问题必须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和广度,应避免陷入“非此即彼”的思维怪圈.

二、“你是什么”不带情感吗?

批判性思维首先是从质疑开始,没有质疑,就没有批判性思维.笔者以为,在课堂教学中,学生质疑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必不可少.古人早就说过,“学贵有疑”,“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须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首先就体现在“疑”的主动性上.但实际情况是,我们很少在课堂上看到学生质疑,即便是一些享誉教坛的名师,也不敢或不愿在课堂上让学生质疑.这种状况是极不正常的.从严格意义上说,一堂没有学生质疑的课,无论气氛多么活跃,都算不上真正的优质课.质疑不仅仅是提出不懂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对已知的观点和结论进行审视和分析,判断其理由是否充分、论证是否合理,结论是否可靠.如果认为有问题,就不应轻易接受,而应该重新论证.下面以笔者执教朱光潜先生的《咬文嚼字》为例,谈谈以质疑为起点的批判性思维.

《咬文嚼字》是一篇专谈语言运用的文章,作者通过一些实例阐述了语言文字和思想感情的密切关系.文章开头以某演员将郭沫若的剧本《屈原》中的台词“你是没有骨气的文人”改为“你这没有骨气的文人”为引子,并结合其他实例,对“你是什么”和“你这什么”在用法上的差别进行了比较和辨析,从而得出结论:“‘你这什么’倒不仅是‘坚决的判断’,而且是带有极端憎恶的惊叹语,表现着强烈的情感.‘你是什么’便只是不带情感的判断,纵有情感也不能在文字本身上见出.”

笔者要求学生对这段话也来一番“咬文嚼字”,既可以补充实例来加以印证,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思考这个结论是否成立(我经常在课堂上提醒学生不要盲目接受).学生大都感到从朱光潜先生的阐述中受到了启发,并通过其他的例子说出自己的体会.但也有同学对朱光潜先生的结论提出了质疑,认为“你是什么”在用于批评的对象时,确实缺少情感,显得比较平淡,但在用于赞美的对象时,却具有浓厚的感彩.这一看法使笔者很感兴趣,便请质疑者拿出足以证明的依据.他很快就举出孙楠演唱的《五星红旗》中的一句歌词:“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笔者首先肯定他的发言有一定的道理,但同时指出他所举的例子不够典型,因为这句歌词虽然运用了“你是什么”的句式,但它并不是一种性质判断,而是直接表达对五星红旗的赞美.紧接着,又有同学举出了实例:“你是一个大英雄”“你是我们的贴心人”“祖国,你是我的母亲”“老师,你是辛勤的园丁”“看到护士,我就想说:你是美丽的白衣天使”……这些句子无不饱含着感情.由此看来,朱光潜先生所下的结论只说对了一半,其后半部分所说的“‘你是什么’便只是不带情感的判断,纵有情感也不能在文字本身上见出”与实际运用并不完全相符.

在笔者的课堂教学中,学生质疑已成为家常便饭.无论是平时的教学,还是执教公开课、示范课,我都要在课堂上鼓励学生质疑.事实证明,学生具有不可低估的潜能,只要教师正确引导,就能养成质疑的习惯,并不断提高质疑的水平.而当学生养成了质疑的习惯,就会克服尽信书本、尽信老师的盲从心理,就不再被动地接受现成的结论,而是必先经过自己的一番思考.随着思维能力的提升,他们往往对某些事物产生与书本和老师甚至与专家学者不同的认识,并敢于向权威挑战.

三、为王道士鸣不平

《道士塔》是余秋雨文化散文的代表作,自发表后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学习这篇散文,并没有太多的障碍,笔者在执教这篇课文时采用了以课堂讨论为主的方式.在学生读完课文后,我并未急于抛出问题,而是和往常一样,先让学生提出阅读时产生的疑惑.很快就有学生提出:作者与王道士并非同一时代的人,王道士的所作所为他并未亲眼看到,但文中的叙述却那样具体生动,似乎他老人家就在现场.这是否有些违背历史事实?作者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而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但作者却以大量的篇幅谴责王道士,这岂不是把王道士当成了批判的重点?这两个问题都是笔者在课前未曾想到的,但我认为学生提出的问题比我课前预设的问题更有探讨的价值,于是临时做出了调整,让学生结合课文,就上述问题展开讨论.下面重点谈谈学生在讨论第二个问题时所发表的见解.

有同学认为:王道士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从本质上看并不是坏人,也不是故意干坏事.但文中却把王道士写得很可恶,似乎成了出卖文物的主要责任人.既然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那就不应该把“屎盆子”全扣在这个小人物的头上.有的同学认为:王道士虽然看管着莫高窟,但他的地位很低,既没有什么文化,也没有保护文物的能力.从他的角度想一想,如果他不同意将那些文物卖给外国人,面对前来的车队又能怎样?到头来终究会失去.因此,不应该把矛头对准王道士一个人.还有的同学根据文章中的相关叙述指出:其实敦煌文物的流失并不全是王道士的过错,那些当权者才是罪魁祸首.王道士也曾把此事上报给官府,如文中写道:“趁下次到县城,捡了几个经卷给县长看看,顺便说说这桩奇事.”但那些官员们却昏庸无能,根本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才导致珍贵的文物被大批运走.余先生还设想自己去“拦住他们的车队”,但很快便推测出最终的结果:“要是车队果真被我拦下来了,然后怎么办呢?我只得送缴当时的京城,运费姑且不计.但当时,洞窟文献不是确也有一批送京的吗?其情景是,没装木箱,只用席子乱捆,沿途官员伸手进去就取走一把,在哪儿歇脚又得留下几捆,结果,到京城时已零零落落,不成样子.”既然如此,怎么能把王道士当成“罪人”呢?

听了学生们的发言,我对《道士塔》也有了新的认识.如果说我在课前和许多人一样,对这篇散文倍加赞赏,那么,这场讨论使我对它的评价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也感到,作者对王道士出卖文物的行为进行了过多的渲染(文中的描述并非依据历史事实,而是凭自己的想象进行虚构),使批判的对象出现了错位.正如有的同学所说,造成敦煌文物流失的罪魁祸首是那些当权者,但余秋雨先生却把污水全都泼向了王道士.在文章中,怒斥、鄙视、嘲讽王道士的语句比比皆是;而对于当权者的谴责仅聊聊数笔,并显得软弱无力.这便削弱了文章的思想深度.可以说,这场讨论不仅是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增强的体现,而且使笔者受益匪浅.

笔者以为,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不能停留在口头上或只是课堂上的点缀,而应该成为语文教学的常态.它不仅可以极大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而且有助于教师自身素养的提升.首先,教师自己的知识视野和文化视野必须开阔,且具有较强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才能成为批判性思维的引领者.很难想象,一个知识浅薄、眼界狭窄、不善质疑和反思的教师,会引导学生摆脱僵化的思维模式.而现时的状况是,不少教师存在着浓厚的教材和权威崇拜意识,正如王栋生先生所说,是在“跪着教书”;有的则未能摆脱“工具论”的思想束缚,把语文课程当成了一门单纯训练语言技能的课程.在他们看来,语文教材是用以传授语文知识和训练技能的范例,只能挖掘和欣赏文章中的“美点”或“妙点”;不能有任何怀疑或对其进行重新认识和判断.因此,其课堂教学根本不给学生提出问题即质疑的机会,更不能发表不符合“定论”的见解.这样的教学焉能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其次,教师必须善于引导,既要营造平等、宽松和谐的教学氛围,又要注意把握分寸.批判性思维不是一味地“找茬”和“挑刺”,如果在课堂上信马由缰,就会造成思想混乱,甚至无法收场.尤其是当课堂上发生了意料之外的情况,教师必须灵活处理,适时调整.这无疑对教师的应变机智和课堂驾驭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笔者深切地体会到,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是一个双向交流和双向传递的过程,也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教师在引导和参与学生质疑、反思和探讨的同时,也会从学生各具个性的感悟和体验中受到启示,得到新的收获,从而真正实现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发展.

本文结论,该文是一篇适合批判性思维和常态和培养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关于批判性思维本科毕业论文,相关批判性思维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

阅读教学中批判性思维能力培养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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