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文学困境中的一次逆袭,本文是关于文学研究毕业论文题目范文和元代文学和逆袭和困境类本科毕业论文范文.
文学研究论文参考文献：
《元代多族士人圈的文学活动与元诗风貌》,刘嘉伟著,人民出版社,2016
一、引语
在中国历史上,元王朝一统天下,疆域辽阔, 强大的国力足以震撼全世界.正如忽必烈时期的秘书监臣札马剌丁所奏： “如今日头来处,日头没处都是咱们的.” 但是,与无可否认的大元帝国强盛国力相比,世人对元代文学的评价却高低不一.元明鼎革后,明人既挟武力战胜之余威,又有种族偏见横亘胸中,故对元代文学颇多轻视,动辄云“元无文” “元无诗”.直到清人立国,学者对元代文学态度始有所改观,而给予了较高评价,赞曰“元人文化不弱”.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元代文学研究,则始于20世纪初.在王国维、吴梅等诸位先生的推动下,近百年来,元代杂剧与散曲研究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中令人瞩目的显学,使得元曲乃有元一代代表性文学的观念深入人心.到20 世纪90年代,元曲之外,元代诗文词赋、话本小说以及文学批评等方面,也引起了学者关注,关于元代文学的总体评价随之越来越全面与客观.
不过,在进入21 世纪后, 元代文学研究却难以维系昔日辉煌,而陷入了困境之中.10 年前, 查洪德先生曾指出过所面临的严峻局面：一方面,元曲研究在大热之后逐渐趋冷,而诗词文赋等传统文学研究并没真正开拓出来；另一方面,元曲研究主力多转移战场,而元诗文研究队伍尚未形成.［1］此外,邓绍基、李修生、赵义山、杨镰、张晶等学者也对这种沉寂局面深切关注,纷纷撰文探讨实现突围的可能性路径,并达成基本共识：走出困境的道路,在于开拓元代诗文等传统文学样式的研究领域.近年来,不少学者用行动做出了有力回应.不同于之前多集中于元杂剧与元散曲研究,这些论著多致力于元代诗文等传统文学样式的研究,元曲研究一家独大的失衡局面得以扭转,而诗文研究逐渐成为元代文学研究的主流.其中,最近出版的80 后学者刘嘉伟教授所撰《元代多族士人圈的文学活动与元诗风貌》（人民出版社2016 年版） 一书,以元代民族融合为切入点,集中于诗歌研究,在学术观念更新、新文献史料挖掘以及诗歌风貌概括等方面,用力颇多,创获可观,在世纪之交形成的元代文学研究困境中,实现了一次极为成功的“逆袭”.
二、对萧启庆“元代多族士人圈”一说的完善
中国文学史上,元代作家的民族成分最为繁富与多样.除汉族作家外,尚有蒙古、回回、畏吾儿、契丹、女真、葛逻禄、唐兀、人等几十个少数民族的作家,涵盖了当时所谓的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大种群.他们基于共同的文化造诣、兴趣与品位,相互之间存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发展到元代中后期,熟谙汉族士大夫文化的蒙古、色目人士日益增多,于是突破了族群的藩篱,与汉族士大夫共同形成了一个士人阶层.
20世纪90 年代以来,门岿、杨镰等人据此而对元代少数民族作家队伍进行多方考证,逐渐形成了“元代少数民族作家群体”的概念.在台湾,元史专家萧启庆则进一步提出了“元代多族士人圈”一说.进入21 世纪,萧氏对这一说法进行补正,并以专著形式《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 以及《九州四海风雅同元代多族士人圈的形成与发展》（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版）,对元代多族士人圈予以论证.他认为： “各族士人通过姻戚、师生、座师、同年、同僚、同乡等关系,建立紧密的社会网络,并且共同参与诗文唱酬、雅集游宴、书画题跋及著作编刊等文化活动,频繁互动,各族士人并且具有共同的群体意识———信仰、价值、行为规范及政治理念———乃能融为一体.”［2］这一提法,受到了中国大陆学者的广泛认同.首先是在历史学领域,李治安教授曾在教学中将其作为重要内容向硕博研究生讲授［3］,展龙博士曾借此来论述元末汉族士大夫的民族认同意识［4］.其他如张沛之《元代色目人家族及其文化倾向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以及刘成群《吴澄国子监改革与元代的儒学生态》［5］等,也都吸纳了“元代多族士人圈”的观点.
“元代多族士人圈” 概念的提出,不仅打破了之前学界所形成的元朝族群之间彼此疏离的误解,而且也为元代少数民族诗文研究乃至整个元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近乎全新的视域.其中具有开拓性且最值得称道的,则是刘嘉伟的专著《元代多族士人圈的文学活动与元诗风貌》,其对“元代多族士人圈” 的文学活动、文化互动,进行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深入研究.更为可贵的是,他在书中对萧启庆先生的成说进行了完善,形成了新的研究理念.
一方面,在萧氏研究的基础上,刘嘉伟结合文献材料,展现元代多族士人网络的一些新变,即“亲”与“师”关系的新变.就姻戚而言,他指出,元代士大夫打破族群的壁垒,互通婚姻,而多族通婚,促进了民族融合,增进了彼此的交流,加强了多族士人之间的联系,扩大了多族士人圈的范围.就师生而言,他指出,在元代中后期,学而成名的非汉族士人大量涌现,他们的道德文章、艺术水平为汉族士大夫所钦佩,遂纷纷向这些异族士人学习.此外,他还指出,在华夷一体的元代,各个族群之间广泛交往,彼此接纳,形成了稳定的社会关系.汉族士大夫甚至娶“胡女”,拜“胡人”为师,这种社会关系,前期罕见,几为元代多族士人圈所特有.［6］
另一方面,他则通过元代多族士人圈的文学活动, 探讨了元人的文化认同、元代少数民族作家的活动,并对元代诗歌的风貌与成就做出不同于前人的概括与估衡.查洪德先生曾就此评论道： “嘉伟的论文借用这一概念,对元代多族士人圈的文学活动做了具体考察,并揭示这种多族士人互动对元代诗风形成的影响,当然是开拓性的.经过这样具体的考察和分析,再看‘中华文化是中国多民族共同创造的’ 这句话,就是那么实在,那么真实,那么有说服力,让人感觉是亲切的,而不仅仅是一种说法.”［7］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元代多族士人圈的文学活动与元诗风貌》一书为21世纪的元代少数民族诗文研究, 拉开了充满生机与希望的一幕.
三、一手资料的批判性文本细读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顺畅推进离不开两个基本条件： 一曰观念, 二曰文献.21世纪以来, 元代文献整理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尤其是《全元文》与《全元诗》汇辑出版,极大地推动了文学研究进展.杨镰先生曾在世纪之初憧憬过： “我们相信,通过《全元文》与元诗全编的最终完成,21 世纪的元代文学研究的整体面貌将为之改观,20世纪以来人们倍加关注的元代文学研究将达到新高标.”［8］正逢其时,刘嘉伟《元代多族士人圈的文学活动与元诗风貌》的研究,就是在扎实的元代诗文文献基础上逐步展开,不仅如此,他还极力挖掘海内外稀见文献,对一手资料进行批判性文本细读,博览约取,考镜辨章,以此超越前人获得了更加客观、全面与正确的体认.对于他的研究成果,台湾“研究院”曾永义院士曾以十二字高度评论：“发人所未尝发,言人所未尝言.”［9］
元代曾出现过中国文学史上唯一的林（盖为今天的中东甚至中东以西的欧洲地区） 诗人金哈剌.哈剌, 元末人,赐姓金,字元素（又作原素）, 自号葵阳（或葵阳老人）,是有基督教信仰的“也里可温”, 他从现今的西亚,甚至可能是欧洲一带,东迁中土,在文学、艺术领域多有建树,堪为东西方交流史上的一个奇迹.但是,由于他的诗集《南游寓兴诗集》在中国亡佚已久,所以对他诗歌的研究很少,自然也无以见出他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而刘嘉伟却不惮劳烦,多方寻得现藏于日本国立公文馆的抄本,然后对其进行了截止到目前最为全面的研究.
通过对抄本《南游寓兴诗集》的反覆细绎,他在书中,一方面对前人的成说加以纠正与补充,另一方面则以其为样本,从新的角度对元代极其宏阔多元的文学与文化现象加以解读.金哈剌生平未见碑传, 《元史》与《新元史》等史志亦无记载,家世、生年不详,故对他的族籍、生平、交游、诗集散佚等情况,一直不能形成定论,有待发覆之处颇多.如对于金哈剌的族籍,萧启庆先生指出, 《录鬼簿续编》以其为康里人氏之说有误,而杨镰先生则认为其为林人.刘嘉伟则通过元明之际诗僧来复所辑《澹游集》,进一步补证了金哈剌确实为林人.又经《元代多族士人圈的文学活动与元诗风貌》一书统计,现存《南游寓兴诗集》收诗327 题, 凡362首,此外,刘嘉伟还辑得多首集外佚诗,由此见出,在元代色目诗人传世的别集中,其诗作数量仅次于马祖常与萨都剌.赵昌平先生曾指出： “每一种新文献的发现或旧资料的考订,都潜在地对各种文学文化现象提供新诠释的可能.学科整体研究的突破经常以文献学的突破为前提.”［10］在诗集考订的基础上,金哈剌的文学史意义由之彰显.正如该书第十章所指出：其人本是基督教徒,但融摄“四教”,隐然可见元代不同文化间的交融.在多元文化影响下,金氏诗风不主一格：或豪放不羁、直白真醇,或雍容典雅、宏朗高华,或清雅高逸、幽深淡远,具有较为独特的文化价值与认识价值.金哈刺的创作实绩,融入了元阔多元的文学生态,彰显了元代文化与文学的新异之处.
对元代诗僧释来复《澹游集》的重视与考证,也可以见出刘嘉伟善于从一手资料的批判性解读中获得创见的治学路径.元代文坛曾出现过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诗僧大量出现.邓绍基先生甚至说过, 在每35 首元代诗歌中,就有1首僧诗.［11］并且诗僧与非汉族士人更唱叠和, 往还频繁, 更为前代所无.这其中,以释来复的交游最具代表性.释来复所辑《澹游集》分上下卷,之前,徐永明、杨镰诸先生曾对其略有涉及,但是少有专门研究者.刘著则在附录中专附《从〈澹游集〉看元末东南诗坛的构成———兼论该集之文学史意义》一文,对难见的清抄本《澹游集》的诗作数量、所涉诗人地域分布与身份构成等加以统计与分析,从而指出了其在之前被遮蔽已久的独特的文学史价值.这些研究,对我们重新认识元代文学,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四、元诗风貌的客观呈现
就整体而言,截止到目前,世人对于元诗的认识,至少走出了三大误区：一是,明人带有偏见的“元无诗” 论；二是1949 年以来的“元诗主要反映了严重的民族压迫”论；三是受一代文学之盛影响的“元代传统诗文处于消退期”论.随着学术观念,尤其是民族观念的开放,在元代诗文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基础上,学界对于元代诗歌已经有了新的评价：就数量而言,以近百年国祚而拥有诗人5000 位, 留存诗作14 万首；就质量而言,元代诗坛的兴盛“不让两宋”（杨镰语）.近年来,元诗研究逐渐升温,元代较为知名的诗文作家几乎均有相关的研究论著问世,有关元诗风格体貌的介绍与概括不断涌现.而其中尤其以刘嘉伟《元代多族士人圈的文学活动与元诗风貌》的研究最为突出.
刘著全书皇皇40 万余言,对于多族士人圈, 尤其是其文学活动加以考察,将宏观研究与微观分析相结合.其上编为“通论”,考察了元代非汉族士人群体的形成与发展,元代多族士人圈的关系网络、文化认同、发展历程与地域分布,并且考述了多族士人圈的文化活动,揭示了多元文化交融下的元代文化精神与诗歌新貌；下编则为“分论”,以点带面, 每章以一两位文学家为圆心,对他们的文学活动进行个案研究,再现元代多族士子切磋攻错、友好交往的历史,探讨多族士人圈互动对于彼此文化修养、诗文风貌、政治追求的深刻影响.由之,客观地揭示出前人所未曾能道的元代诗歌风貌.
就整体来说,元代多族士人圈的互动,促进了纪行诗的繁荣和叙事诗的发展,而且,他们尚武的文化传统与耿介的精神气质,不仅激扬着豪放洒脱之诗风,而且始终秉持“崇古尚质”的文学观念.具体而言,文坛宗主虞集、主持风气的马祖常、交游广泛的萨都剌与皕贤、极具人格感召力的泰不华与余阙,又在不同历史时期,具体影响着元代诗坛,变化着元诗风貌.其中,虞集乐于教化引导和提携荐拔多族士子,形成了不容忽略的凝聚力,使得非汉族士人不断向风趋雅；马祖常与馆阁诸公的唱酬和与僚友的诗道切磋,以及对多族士子的荐引, 则使得当世“得士无惭龙虎榜,盛朝一变古文章”；非汉族诗人领袖萨都剌、皕贤,一为回回人,一为葛逻禄人,他们所践行的“清和” 诗风,涵醇茹雅,笔触工润,则反过来使汉儒熏陶浸染,成为一代风尚.其他如蒙古伯牙吾台部人泰不华的服膺儒学,唐兀人余阙的师法魏晋,林人金哈剌的融会佛禅, 无一不是具有感召力的时代诗豪.
元代诗人跨越汉、蒙、维吾尔等不同族籍,并且在信仰上涵盖儒释道以及伊斯兰、基督教等宗教.元代拥有着中国历史上最具代表性和最广泛的诗坛.数论中国历代王朝之诗,元诗的数量并非最多,然而,元诗的风貌却几乎是最难把握者.刘嘉伟却通过深思缜密的功夫,以十章之篇幅,而将元诗的风貌逐次呈现出来,既全而不泛又细而不烦,既切中肯綮更兼客观翔实.其学术价值也由之彰显,正如曾永义先生所称赞,其“总体地呈现了元代文化文学的特殊面貌,是为研究中国文学史、文化史不可或缺的参考书,其学术价值是有目共睹的”.［12］
五、结语
实际上, 在元代文学研究困境之中,刘嘉伟《元代多族诗人圈的文学活动与元诗风貌》一书的成功“逆袭”,同时体现在了两个方面：一是就研究成果而言,他在元代诗歌研究方面取得了多方突破；再者是就研究者而言,作为元代文学研究青年一辈的杰出代表,他在一定程度上宣示着研究队伍的壮大.若以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为线索,百年来的元代文学研究谱系在承传方面,历经数代,分别为《全元曲》时代、《全元文》时代以及当前的《全元诗》时代.近年来,刘嘉伟精进不辍,成果累累,堪为《全元诗》时代的优秀代表.作为80后,他在元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潜研精思已经十余年,其硕士论文即以元代著名色目诗人皕贤为研究对象,博士论文又在此基础上扩展,题目就是“元代多族诗人圈的文学活动与元诗风貌”,当时颇得学界前辈的首肯与心许,并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既经充实后,其又被纳入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之中.身为《全元文》时代的中坚, 查洪德先生曾对后辈殷殷而道：“我要说的是,嘉伟对文献的发掘,是深入的；文献掌握,是全面的；对问题的分析,是入微的.其学风,是扎实的.”［13］故这本书的出版, 庶几宣示着元代文学研究已然超越困境,而正在迈向一个茂林嘉卉般的新时代.
注释
［1］参见查洪德：《元代文学研究的困境和出路》,《民族文学研究》2006年第3期.
［2］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蒙元史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5页.
［3］参见李治安： 《元史十八讲》,中华书局2014年版.
［4］参见展龙：《试论元末汉族士大夫的民族认同意识》, 《内蒙古社会科学》2008 年第6期.
［5］参见《朱子学刊》编委会编： 《朱子学刊》（第21辑）,黄山书社2012年版.
［6］参见刘嘉伟：《元代多族士人圈的文学活动与元诗风貌》,人民出版社2016 年版,第36—42页.
［7］查洪德：《元代多族士人圈的文学活动与元诗风貌·序》,人民出版社2016 年版,第3页.
［8］杨镰：《元诗研究与新世纪的元代文学研究》,《殷都学刊》2002年第3期.
［9］参见曾永义：《元代多族士人圈的文学活动与元诗风貌·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
［10］赵昌平： 《文献、文化、文学之契合》,《文学遗产》2013年第6期.
［11］ 参见邓绍基： 《元代僧诗现象平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5年第3期.
［12］同注［9］.
［13］同注［7］.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魏建宇）
点评:此文为关于元代文学和逆袭和困境方面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文学研究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文学研究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逆袭成为合伙人，这个服务员真牛
2018年9月26日,堪称“餐饮界航母”的品牌火锅“海底捞”上市,创始人张勇夫妇以600亿身价,一跃成为中国前50名的富豪 而从1 7岁就追随张勇做服务.
快递小哥华丽逆袭：翱翔蓝天驾机服务剁手党
快递小哥华丽转身今年30岁的汪勤金出生在江西省乐平市郊外的一个贫寒农家,父母都是在地里刨食的农民 2009年秋季,汪勤金怀揣太原科技大学法学、经济学双学位书,和同学结伴一起逐梦深圳 一天,汪勤金偶遇顺.
张弼士：永不言弃的伟大逆袭者
张弼士永不言弃的伟大逆袭者 高艳娜 这世界上,从来不乏成功者,有靠家族背景走向成功的,有白手起家靠个人奋斗打拼成功的 两种成功带来的经验模式,注定不同,但是后者,更激动人心,激励着屌丝们追梦 .
新媒体环境下汉语言文学困境
林 洁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我们已经进入了信息化时代,信息化时代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新媒体的广泛应用 新媒体技术影响着我们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也改变着我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同时也对汉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