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勰的文学通变观：《文心雕龙通变》再探,本文是文心雕龙方面毕业论文提纲范文和《文心雕龙通变》和刘勰和文学类硕士学位论文范文.
文心雕龙论文参考文献：
内容摘 要：刘勰通变论针对的是现实文坛的绮靡之风,具体指向文学创作中“文辞气力”的通变,涉及个体创作、时代文学与历代文学.个体文章“文辞气力”的通变,依赖时代文学的新声、历代文学的法则,而时代文学的开创、历代文学的延续又依靠个体创作的通变,三者相互制约、共同发展.刘勰的文学通变观包含整体的文学发展与具体的个人创作,不是关于文学的“复古”或者“继承与创新”.
关键词：文心雕龙通变个体创作时代文学历代文学
“通变”一词源自《周易·系辞》,其涵义主要有二：一是蕴涵了“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1]的一切事物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二是包含了“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2]的通晓变化之理,后者立足于前者的事实基础上.詹瑛认为,刘勰是具体运用周易通变理论以解释文学现象的第一人[3].唐辉则进一步认为,易学通变理论具有支持文学创新的积极意义[4].《通变》篇的研究者大多能从《周易·系辞》中寻找“通变”概念的根源,且主要集中在词源学的角度来解释《通变》,如詹福瑞《“通变”解义》[5]、石家宜《换个角度看“通变”》[6]、蔡钟翔《释“通变”》[7]等.扩大和深化对“通变”观念的了解和研究,不失为《文心雕龙·通变》篇的一种解读方式.但研究者先阐释概念再解释内容的方法,容易为自己分析出来的概念所限.因而,重新对《通变》篇的文本内容进行分析是必要的.从《通变》文本分析来看,刘勰通变论具体指向文学创作中“文辞气力”的通变,涉及个体创作、时代文学与历代文学.
一.通变与个体创作
“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8]各种文学体裁有其自身的体制规范及写作要求,即“有常之体”.各类文章中的辞采、风骨没有一定规则可循,因人、因事、因时的改变而不断变化,即“无方之数”.刘勰在文学事实的基础上,提出文学创作中“有常之体”与“无方之数”两个相对举的观念.基于此种文学事实,在具体的个体文学创作中,创作主体需通晓变化之理,关键在于“体资故实”与“数酌新声”.
创作主体在实践“通变”理论时,需要在“名理相因”的常则、常理上进行,即先有“有常之体”的“资故实”,才会有“文辞气力”的“酌新声”,有常之体是通变的基石.“有常之体”并非指文章体裁固定不变,而是指创作时体裁的名义、规范及其写作要求相互因循[9].“文体之变”可从两个方面得到印证,一是刘勰直接论及文体存在起源和流变,《序志》载“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刘勰将文体分为文、笔两大类论述各体文章,各篇内容皆包括有“原始以表末”一项,即推究各种文体的起源及流变；二是刘勰对各类文体的来源、发展都有事实论证,从《文心雕龙》文体论各篇章中可探得.文章体裁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并非黄侃所言“不可变革者,规矩、法律是也”[10].
“通变”能使一个作者的文学生命不至于枯竭、僵化,甚至可以开创一个新的文学时代.从个体与整体的关系上来说,个体文学生命的持久亦是整体文学生命的延续,在此种意义上,个体“通变”能使整体文学得到新生命,继续向前发展.
二.通变与时代文学
纪昀评《通变》篇云：“齐梁间风气绮靡,转相神圣,文士所作,如出一手,故彦和以通变立论.”[11]牟世金从魏晋文学的时代背景出发,分析刘勰所论“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淡”的文学现象,亦称刘勰“不满于这种发展倾向,态度十分鲜明,且特撰《通变》一篇,就是力图改变这种不良倾向”[12].《文心雕龙·序志》载：“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毋庸置疑,刘勰通变论针对的是现实文坛的绮靡之风.童庆炳认为,当时的文学创作单调匮乏即是“穷”,而“变”可以挽救时代文学,开创新的文学局面,不“变”,文学创作就面临着枯竭、死亡[13].从整个文学的发展来看,时代文学之穷可分为创作主体、文学体裁两方面的穷尽,某一方面的缺失都会造成时代文学之穷的局面.
创作主体之穷,主要指创作主体无法突破个体已形成的风格,也无法创变出属于自己的新风格,长此以往,则陷入穷困之境.创作者一味模仿前代的文学作品,并不因时代的变化带来个体文学的创新,造成一个时代的文学只是前代文学风格的延续,这是创作主体之穷.此外,一味反对前代作品,刻意求异避同,使得时代文学失去对前代文学的继承,表现为轻薄浮躁,缺乏深度,仅有的变化也只停留在枝微末节处,这也是创作主体之穷.马茂元在《说“通变”》一文中明确表示,“拘泥于古,知有古而不知有今,是错误的；背弃成法而师心自用,知有今而不知有古,也是错误的”[14].
文章体裁之穷,指某种特殊的文章体裁趋向逐渐僵化而不复存在.体裁所含蕴的可能变化及其可能呈现出来的风格都被前代作者发掘殆尽,后来者无法超越前代的文学作品,写的人也愈来愈少,直到体裁消亡.旧事物的消亡往往伴随着新事物的发生,旧体裁的作品不完全随体裁的消亡而僵化,反而转化为新体裁发展的养料,有助于新体裁的发展成熟,这便是上文提及的“文体之变”.从历代文体的发展来看,文章体裁之穷所带来的“文体之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推动整体文学的繁荣发展,但于某一时代文学来说,文章体裁之穷未必能够带来“文体之变”促进时代文学的发展,也许会阻碍其发展.
三.通变与历代文学
历代文学的发展也有“常”与“变”两面.“常”的一面是“九代咏歌,志合文则”、“序志述时,其揆一也”.在“文体有常”的法则下,历代文学都发生了变化,“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即是历代文学“变”的一面.刘勰不止于分析历代文学发展中“变”的一面,且从历时的角度进一步得出历代文学的“从质及讹,弥近弥淡”的发展结果和“竞今疏古,风末气衰也”的原因.历代文学“竞今疏古”的风气演变,是时代文学衰变的历史缘由.刘勰认为,“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虽古今备阅,然近附而远疏矣”,才学之士“近附远疏”的行为与历代文学“竞今疏古”的现象是一致的,具有普遍性.而这种文学发展的共性却是刘勰所想要纠正的.
纠正这种文学的发展在于提升个体认知与实现“文辞气力”的通变.提升个体认知在于给创作主体灌输一种“弥近弥淡”的文学发展认知.刘勰通过打比方和事实例证来论证“竞今疏古”或“近附远疏”的文学结果,目的在于提升创作主体的认知,即“矫讹翻浅,还宗经诰”,诱导创作主体进行通变.于刘勰言,“宗经诰”是实现“通变”的前提条件.刘勰认为,“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檃栝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文章的优劣总有一个判断的标准,而这个标准在刘勰眼中就是“宗经诰”.
对于实现“文辞气力”的通变方面,刘勰举了汉代五家赋文,即枚乘《七发》、司马相如《上林》、马融《广成》、扬雄《羽猎》及张衡《西京》.刘勰所举之赋均属苑囿宫殿一类,文章体裁相同,夸饰手法一致,故刘勰评为“五家如一”.很显然,刘勰所举之例在文辞上存在变化,故而是“通变之数”的体现.“诸如此类,莫不相循,参伍因革,通变之数也”,文辞气力通变的实现是在“有常之体”的沿循上,对有常之体的因循也是创作者进行通变的应有之处.故而刘勰先论及“是以规略文统,宜宏大体.先博览以精阅,总纲纪而摄契；然后拓衢路,置关键”,尔后才提及“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的“通变之数”.
“文体有常”是存在的文学事实,又或者说是一种文学规律,对应“通变”的第一涵义,而“文辞气力”的通变则是立足于前者的基础上通晓文章创作的变化之理,延续个体文学的生命.而个体文学的创作又关涉时代文学、历代文学.亦如吴海清所论,文学的变化必须在整体的、规范性的文化空间中进行[15].刘勰的文学通变观包含着整体的文学发展与具体的个人创作,具有系统性,不是关于文学的“复古”或者“继承与创新”.
参考文献
[1][2]南怀瑾,徐芹庭译注.白话易经[M].长沙：岳麓书社.1988:380,360.
[3]詹瑛.文心雕龙义证（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075.
[4]唐辉.易学视野中的刘勰文学通变观[J].云梦学刊,2005,(05):85.
[5]詹福瑞著.中古文学理论范畴[M].北京：中华书局.2005:187-195.
[6]张少康编.文心雕龙研究[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527-543.
[7]蔡钟翔著.蔡钟翔自选集：生生不息的中国文论[M].北京：中国书店.2010:335-343.
[8]王运熙.文心雕龙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268-273.
[9]（台湾）赖欣阳.重读《文心雕龙·通变》篇——论“文学传统”与创作的关系[C].河北大学出版社,2007:349
[10]黄侃撰.文心雕龙札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04.
[11]张少康编.文心雕龙研究[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535.
[12]牟世金.文律运周日新其业——《文心雕龙·通变》新探[J].文史哲,1989,(03):87-88.
[13]童庆炳.《文心雕龙》“会通适变”说新解[J].河北学刊,2006,(06):126.
[14]中国文心雕龙学会选编.文心雕龙研究论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630.
[15]吴海清.形而上世界与历史世界的统一——释刘勰的通变观[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5,(03):7.
（作者单位：湖南理工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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