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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 要：“女性民俗”是女性在自己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反复出现、代代相习的生活文化事象.文学作品中的“女性民俗”对表现女性生命内核、塑造女性人物形象、深化作品主题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以女性民俗作为观照维度,以迟子建的代表性著作《额尔古纳河右岸》作为考察对象,透过迟子建笔下的女性民俗挖掘其背后深层意义和潜在价值.
关键词：女性民俗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女性生存
民俗作为一种生活文化的核心体现,总是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影响着作家们的文学创作,实现民俗与作家创作之间的互动,因此我国当代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以民间文学理论为出发点提出了“大文学理论”,认为“民俗学,也是一种视野,一种方法”[1],主张当代的文学文化研究要有民间立场.东北女作家迟子建在当代文坛因其独特的行文气质而备受关注,其作品有着鲜明的民俗化倾向,可以说东北传统的民俗文化孕育了她独特的文学世界.本文试图以女性民俗相关理论作为关照维度,以迟子建的代表性著作《额尔古纳河右岸》作为主要考察对象,对其中涉及的女性民俗及其丰厚的文化底蕴进行深层意义的挖掘.
一.女性民俗界定
女性与民俗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民俗文化是影响女性生活的重要文化因素.在民俗学相关理论中,“女性民俗”主要是指“女性在自己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反复出现、代代相习的生活文化事象,包括妇女的衣食住行习俗、婚姻礼仪习俗、生育习俗以及民间信仰、岁时节日及游戏竞技等诸多方面.”[2]有学者认为文学作品中的女性民俗对于表现女性生命内核、塑造女性人物形象、深化作品主题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通过文学文本对“女性民俗”进行再认识,不仅有利于女性民俗文化内涵的深度发掘,而且有利于女性民俗文学意蕴的多维解析,使之成为构建文本、阐释文学现象的独特路径和视角.本文将“女性民俗”这一民俗学研究范畴有机地融入到迟子建文学研究中去,使之成为阐释迟子建笔下女性民俗现象进而挖掘迟子建女性观的独特路径,因为迟子建在其著作中书写了大量跟女性有关且女性特征鲜明的民俗,这一视角对于解读其笔下塑造女性人物形象以及对女性主体命运的思考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迟子建笔下的女性民俗书写
1.婚嫁民俗与女性不幸命运的呈现
婚姻是维系人类生存和延续最基本的活动,婚嫁民俗是民俗学尤其是女性民俗研究的基本范畴之一.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迟子建描绘了众多形态的婚嫁民俗,呈现出了男权社会下女性不幸的婚姻现状,女性在父权制社会中往往得不到婚姻自由的权利.如小说中写到拉吉米全心全意为了女儿马伊堪而活,说“这姑娘是捡来的,拉吉米把她抚养大,是他的眼睛,离了她,拉吉米会瞎的.”[3]但也正是因为这种过分的爱,造成了马伊堪的悲剧.拉吉米拒绝任何人接近马伊堪,在她已经长大成人以后还是不愿把她嫁出去.他这种过分的占有欲,使得自己的女儿失去自由恋爱的权利,以至于到最后逼得马伊堪跳崖自杀.迟子建还在小说中描写了“转房婚”这一婚姻民俗形式,“转房婚”是指兄长去世之后,小叔与嫂可结为夫妻,但弟弟亡故兄长不能娶其妻.在小说中,尼都萨满向达玛拉表达了压抑在心中多年的爱意,两人明明相爱却不能结合,因为尼都萨满爱上了自己弟弟的遗孀,“那种情感又是为氏族所不允许的,注定要使他们因痛苦而癫狂”.氏族规定女性要在丈夫死后仍然忠于他,要压抑自己的感情而不能爱上其他人.于是达玛拉不但受到氏族人的排挤,也得不到女儿的理解和祝福,最后郁郁而终.
迟子建并不仅仅是简单的在小说中对传统婚姻民俗形式进行罗列,而是通过各种婚姻民俗向我们展示了父权制下的婚俗形式对于女性的戕害,揭示了女性卑微地位甚至悲剧命运的根源.作者描写婚俗这类典型女性民俗的背后是呈现对父权统治的控诉,女性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从事低等的工作,或是在家庭中承担生养的任务,她们在经济和心理上都依赖于男性,听从于男性的摆布.在夫妻关系中,丈夫是妻子的统治者,而妻子相对于丈夫而言,只是一个泄欲或生育的工具.迟子建正是从婚嫁民俗这个角度切入,向读者立体地复现了父权社会中女性所受的压迫和欺凌,揭示了父权制统治下女性真实的生存状态.
2.物质生存民俗与女性美好人性的赞扬
除了揭示女性生存地位的婚俗描写,迟子建还在小说中描写了许多展现女性美好品质的鄂温克族物质生产生活中的女性民俗.“我和列那从小就跟着母亲学活计,熟皮子、熏肉干,做桦树皮篓和桦皮船,缝狍皮靴子和手套,还有烙格列巴饼,挤驯鹿奶,做鞍桥等等.”[4]这些由妇女经营的活动在迟子建看来对生活质量的提高起了重要作用,虽然男性的打猎作为主要的食物来源,但在日常生活中,女性劳动也不容忽视.更为突出的是在饮食民俗这一领域,女性则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小说中有这样一段对饮食民俗的描写:“婚礼的菜肴是杰夫琳娜操办的,她灌制的香肠大受欢迎,她把袍子肉剁碎,然后掺上老桑芹和山葱,对上盐,搅拌以后灌进肠衣里,放到铁锅的沸水里,轻轻煮上三五分钟,将它捞出,用刀子切段,吃起来鲜美无比.她还用吊锅煮了几只野鸭,汤里放了切碎的野韭菜,鸭子吃起来肥而不腻.此外还有清蒸孢头,驯鹿奶酪,烤鱼片和百合粥.”[5]显然从这段描写中我们可以发现女性在饮食这一民俗范畴内占主导地位,菜肴的制作几乎全都由女性完成,而用餐时间往往是是部落成员交流及维系部族成员关系的最佳时刻,因此从这个层面上讲,女性在家庭内部所起到的维系作用至关重要.从这一层面上来讲,迟子建笔下的女性闪烁着温馨美好的的人性之光,凸显了迟子建对于女性美的赞扬.迟子建曾说渴望温情是人类的一种共有的情感.正是这一独特的人生感悟和审美趣味,使她的笔下的女性具有一个明显的美学特征,那就是字里行间都透露着和谐、柔美宽容和悲悯.
3.萨满信仰民俗与女性乌托邦的寄托
《额尔古纳河右岸》始终贯穿着浓厚的原始的萨满教描写,展示了众多原始生命仪式.萨满教是鄂温克部落生活法则里不可或缺的精神给养和支柱,它集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灵魂和祖先崇拜为一体,相信万物有灵和灵魂不死,萨满巫师能往返于神、人之间,是神与人之间沟通的桥梁,是氏族的保护人,更是一个氏族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他们身上具有让人敬畏的神力.小说中的萨满巫师妮浩,在迟子建笔下是富有奉献精神的并且具有神性的女性,她一次次地“跳神”拯救他人,却在拯救中丧失自己的亲生骨肉.尽管这样,每次面临选择时,妮浩萨满还是选择了救治别人.女儿贝尔娜对母亲跳神产生了恐惧,最终逃离了家庭,而妮浩也决定不再生育.在迟子建笔下,她挑战了世俗里的母性,也超越了人性的表达,她试图通过萨满与女性的融合,建构一个女性话语乌托邦世界,在萨满民俗文化中迟子建找到了心目中女性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契合,妮浩在迟子建笔下是一个宽厚、慈悲的萨满形象,同时也是一个凄苦、有大爱的母亲形象.
除此之外,在文中迟子建还为读者呈现了许多带有神秘气息的原始萨满仪式,“尼都萨满用桦树皮铰了两个物件,一个图形是太阳的,一个是月亮的,把它们放在父亲的头部.”[6]太阳和月亮这两个意象在萨满文化中具有特殊的含义.萨满原始神话中有这样的表述:“月亮是*,太阳是情郎,他们本是一对情侣,当地与天、黑暗与光明、白昼与黑夜产生时,太阳先升起归于白昼,月亮后升起归于黑夜,虽难以相会,但仍相亲相爱.”[7]基于以上解读,笔者认为迟子建看到的不仅仅是女性的压迫,提倡的也不仅仅是女性如何反抗,而是从更高的角度出发提倡女性意识的重构,进而在之间寻求一种平衡,构建一种和谐平等的关系.作为一个女性作家,迟子建自觉不自觉地站在的立场上,思考着男女之间的关系和互动,试图寻求一条和谐之路.
三.结论
迟子建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向读者展现了长久被忽略和遮蔽的东北民间生活图景,尤其是东北传统民俗文化中的女性形象在她的笔下异常鲜明,迟子建通过借助传统女性民俗这一外在形式把文学建构与现实生活进行连接,通过女性民俗的书写生动立体地记录勾勒着女性的真实生活,展现了其生存背后隐藏着的文化表达,进而显露了她对于女性生存价值的重估与思考,也包涵着她对女性主体话语建构所寄托的乌托邦理想.因此从“女性民俗”这一视角切入解读迟子建的创作,对于全面理解作者的女性观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M].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2]钟敬文.钟敬文诗学与文艺论[M].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
[3]邢莉.中国女性民俗文化[M].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
[4]孟慧英.尘封的偶像：萨满教观念研究[M].北京出版社,2000.
[5]刘钊.迟子建的“萨满”形象与乌托邦诉求[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11,30
[6]张丽丽.迟子建小说的民间情怀[J].小说评论,2010(04)
注释
[1]钟敬文：《钟敬文诗学与文艺论》,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第222页
[2]刑莉：《中国女性民俗文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第1页
[3]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第223页
[4]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第7页
[5]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第181页
[6]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第58页
[7]孟慧英：《尘封的偶像：萨满教观念研究》,北京出版社,2000,第314页
（作者介绍：范宗朔,大连外国语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民间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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