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要的激励：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配套政策的理性选择,该文是关于大学相关专升本论文范文跟一流大学和激励和理性类专升本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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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是政府与高校之间的一个契约,政府和高校围绕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形成了委托*关系.为更好地履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契约,政府需要汲取激励契约理论中的有益思想,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配套政策制定,尤其是资金管理和拨款政策上,综合采取多种激励契约形式,有效激励高校和高校校长努力工作.
关键词：世界一流大学；配套政策；激励契约理论；激励契约形式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485（2017）03-0029-06
一、激励契约理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配套政策的有益分析框架
激励契约理论是现代契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根据契约经济学,契约理论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古典契约理论、新古典契约理论、现代契约理论.古典契约理论深受古典经济学的影响,是一种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假设上的标准化契约理论,具有完全自由选择性、个别性、不连续性、即时性等基本特征.新古典契约理论建立在垄断竞争和不完全竞争市场模式假设上,强调边际分析法、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均衡,具有抽象性、完全性、不确定性等特征.现代契约理论主要研究经济主体如何通过特定的契约安排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激励契约理论是在委托*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属于完全契约理论.现代意义的委托*概念最早由罗斯（Ross.S）提出.委托*的出现是现代社会分工细化和专业化发展的结果.随着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进一步分化、细化,权利所有者由于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专业能力很难有效行使其所有权,而分工的细化和专业化则产生了一大批具有专业知识、专业能力的*人,他们经受过专业训练、拥有实践经验,能够*委托人行使好被委托的权利,为委托人创造更大的利益.委托人将所有权委托给*人,*人以其专业优势代表委托人行使部分决策权和经营权,由此产生了一种新的关系,即委托*关系.委托*关系及其问题是委托*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委托*理论的中心任务就是在利益相冲突和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下,研究委托人如何设计最优契约（治理结构与治理机制）激励*人,以保证*人按照委托人的利益行事.［1］如果没有有效的激励机制安排,*人的行为很可能会最终损害委托人的利益.
激励契约理论是契约理论和现代公司理论相结合的产物.“激励契约理论主要探讨了激励契约的具体形式以及企业经理人员的激励问题.”［2］激励契约理论研究的核心是激励问题,即委托人借以契约方式形成的激励机制诱使*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做事情,这种以契约方式形成的激励机制被称之为“激励契约”.激励契约实质上是一套激励机制,显然,不同的激励契约代表不同的激励机制.激励契约在形式上表现为一种条款,又称合约、合同或协议.“经济组织的方式,政府指定的法律、法规,以及各种规章制度,本质上都是不同类型的合约.”［3］激励契约理论中的契约不同于法律中的契约,法律中的契约主要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就某方面或某几方面设定的权力义务达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协议,而激励契约理论中的契约比法律中的契约广泛,除指具有法律效力的契约,还包括基于交往和信任而形成的广泛存在的默认契约.激励契约理论所关注和研究的激励契约形式,究其实质,是一种契约形式存在的激励机制.激励契约形式具有兼容性,可以综合运用.激励契约理论特别关注在一个充满竞争的环境里,委托人如何综合运用各种激励契约形式,激励*人尽最大努力工作,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实现委托人利益的最大化.
国务院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明确提出要创新财政支持方式,更加突出绩效导向,形成激励约束机制.尽管激励契约理论主要是从交易行为的角度为解释现代企业而构建的理论框架,与高等教育政策研究不在同一界域,但是其有关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委托*关系、委托*问题、契约、激励契约形式、激励契约效果等的解释,对我们研究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配套政策制定有关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参考价值.因此,将其作为分析视角和框架引入高等教育政策研究,进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配套政策有关问题探讨无疑是必要的、有益的,也具有一定的适切性.需要说明的是,一般认为实物地租、计件工资、按相对产出支付报酬等都是激励契约理论提出的行之有效的激励契约形式,但鉴于前两者与高等教育政策研究契合性较差,而后者比较复杂且是现代契约理论研究的重点,因此,本文选取的激励契约理论,主要与研究按相对产出支付报酬这种激励契约形式有关.
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政府与高校之间的一个契约
“大学全球排名已成为衡量大学全球竞争力的晴雨表.”［4］随着国家、高校、民众对大学全球排名的重视,大学全球排名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以至于人们对世界一流大学的理解越来越统一,也越来越简单.高等教育属于公共服务,政府是主要管理者和供给者.近些年来,国家先后提出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创新驱动、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等一系列重大战略,这些战略的实现离不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加之,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主要是人才的竞争,尤其是一流人才的竞争,而一流人才需要一流大学来培养.我国属于高等教育“后发型国家”,尽管高等教育规模居世界第一,但还不是高等教育强国,还处于追赶型发展阶段,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差距仍比较明显.因此,我国政府对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一直高度重视,先后推出了名目繁多的项目或工程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
政府对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有责任担当、有行动愿望,这当然是好事,但问题就在于政府并不是高校本身.尽管政府投资举办了大量高校（主要是公立高校）,根据“谁投资,谁拥有产权”原则,政府理应是高校的实际拥有者,对高校拥有所有权,但是政府显然不能也不适宜直接进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于是,政府通过委托*机制将一流大学建设委托给高校,由高校进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这样,政府和高校就形成了委托*关系.事实上,从委托*理论来看,政府和高校之间的管理关系,其实质也是委托*关系,只不过政府和高校的管理关系表征的是委托*关系“集合”,围绕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而形成的委托*关系表征的是委托*关系集合的一个“元素”而已.就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这一项目或工程而言,政府和高校之间的委托*关系是这样形成的：政府印发具有一定法律效力的文件,向社会上所有高校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项目或工程计划；高校根据自身愿景、现实情况和需求向政府申报参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项目或工程；政府根据既定标准和实际需求审核批准高校申报；政府与高校签订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协议；高校根据协议开展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政府则监督、考核高校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效果,并给予相应的支持.这样,围绕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政府和高校就形成了一种委托*关系,政府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委托人,高校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也就成为了政府和高校之间的一个契约.
通常来说,委托人和*人建立契约是自主自愿的.尽管委托人和*人建立契约目的是自利的,但契约能够维护契约缔结各方的利益,引导契约缔结各方恪守承诺、承担职责,围绕共同目标实现各自利益.因此,“大学与政府建立契约,首次将大学置于高等教育管理的中心位置,为大学与国家之间建立现代宏观管理的关系铺就了一条可行之路”.［5］事实上,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国家推出的一系列重大计划或项目,诸如“211 工程”“985 工程”“教育信息化建设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2011计划”“高等学校科技创新计划”和“特色重点学科项目”等,都是以契约方式进行管理和实施的.“这一系列重大计划和项目的实施,经过了政府颁布计划或项目、高校参与申报、政府审核批准、双方签订协议、高校执行实施协议、政府协议期满的考核评估等环节,实现了政府对这些重大计划和项目的管理.政府与高校这种管理关系可以视为一种契约关系”.［6］
问题是,这些项目或工程并非都能得到很好地落实.实际是,这些项目或工程大都在落实过程中出现了“打折现象”.客观说,致使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很多,任何单一归因恐怕都难以服人.但是,高校作为项目或工程的*人,其努力程度显然是一个十分关键且必须重视的因素.根据委托*理论,委托人和*人的目标实际上并不完全一致,委托人追求所有权带来的利益最大化,*人出于自利存在机会主义行为,追入、奢侈消费和闲暇时间最大化；委托人和*人信息不对称,*人因其信息优势可能存在逆向选择和败德行为.委托人为了诱使*人按照自己的设想实施、推进项目或工程,就必须采取一定的方式对*人进行激励.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这一项目或工程也一样,政府作为委托人,为达成《总体方案》提出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目标,就必须重视对高校进行有效的激励.诚如有研究者指出的：“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委托*问题,建立监督机制和激励制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两个主要途径.但是,监督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且成本较大,因而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显得尤为关键.”［7］
三、有效激励：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配套政策的理性选择
“世界大学排名在一定程度上正在推动政府政策选择和大学决策.”［8］政府通过委托*将一流大学建设委托给高校,由高校来落实和推进.由于委托人和*人之间目标不尽一致、信息不完全对称,显然政府不能做“撒手掌柜”,为了激励高校按照政府既定目标努力落实和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政府需要采用一定的激励契约形式给予高校有效的激励.
（一）等级秩序比赛的激励
等级秩序比赛的激励是拉齐尔（Lazear）与罗森（Rosen）于1981 年提出的激励契约理论模型,又称“锦标赛模型”.在该模型中,劳务市场被设定为一种等级秩序的竞赛市场,身在其中的工人存在竞争关系；处于较低工作等级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会受晋升和既定晋升相联系的工资增长幅度的影响；生产率高的工人获得较高工作等级和较高收入；扩大收入差距会激励工人更加努力地工作；扩大CEO 同其他高层管理成员之间薪酬差距,有利于提高公司绩效.拉齐尔和罗森设计的以等级秩序为基础的激励契约形式,由于强化了委托人和*人利益一致性,被认为是对激励契约形式的一个重要发展.
2015 年11 月国务院《总体方案》印发后,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都成为了高教界研究的热点.但是,尚无人对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相关配套政策进行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事实上,高教界几乎都知道,对政府来说,当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出台相关配套政策,尤其是资金管理和拨款政策方面的配套政策.但是研究者习惯性地认为,这是政府的事情,与自己无关.这种“习惯性不作为”充分说明,高校学术研究的智库功能还有待强化.尽管《总体方案》明确提出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要进行“多元投入”,要体现“分级支持”“动态支持”和“合力支持”,但是,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更为具体的资金管理和拨款政策应是怎样的？是像“985 工程”和“211 工程”一样实行“入者有份”吗？还是要像“2011 计划”一样实行奖励性支持？还是有其他更好的方式呢？
2016 年底,我国2016 年度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经费拨款数额正式公布,有60 所高校获得资助,总经费达1.09 亿元.这次拨款最大的亮点就是获资助高校的拨款数额几乎各不相同,其中中国人民大学最多,达1138 万元,新疆大学最少,仅18 万元.这种分类别分层次划拨经费的方式显然比较合理.但是,政府想要有效激励高校努力工作,较为理想的资金管理和拨款政策,无疑是将相关的各项财政投入作为竞争性资源,由有关高校通过竞争性的竞赛获得,而不是直接拨付.为此,政府要做好两方面事情：其一,明确等级秩序.政府作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委托人,要将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相关的各项财政投入分成若干等级秩序,由低到高设置经费数额,等级越高经费越多,而且不同等级之间经费差距要明显,否则没有激励效果.具体操作上可模仿德国的“卓越计划”,分期竞争评选,分级动态支持,以形成我国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良性循环.［9］其二,突出竞争性.政府将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相关的各项财政投入分成若干等级秩序,其目的不是寻求各个等级的最佳匹配高校,而是由有关高校以竞争性的竞赛方式,获得较高的等级和较高的经费投入,以此激励高校为建成世界一流大学而努力,避免逆向选择和机会主义.
（二）异质工人理想劳动合同的激励
激励契约理论假定有能力较高和较低的两类工人,这两类工人并没有进行自我归类与自己同类的人进行结盟,而是混合竞赛的,由于信息不对称,较低能力的工人往往会进行逆向选择,导致混合竞赛无效率.雇主为防止较低能力的工人进行逆向选择就必须对工人进行分类,并组织其参加适当的比赛.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如果已知每类选手的身份,同时存在竞争的阻碍,就会产生有效率的混合比赛和有效的激励.
《总体方案》印发后,“211 工程”和“985 工程”高校普遍关心自己能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方阵”.社会各界也在关注,到底哪些高校会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方阵”,中国民办高校有没有可能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客观地说,近些年来,随着中国民办教育的快速发展,一大批民办高校异军突起,从其办学本身看,这些民办高校理念清晰、管理规范、机制灵活、团队精干、生源和经费充足、社会声誉佳、社会影响大,论其发展基础和态势,确实让人产生中国民办高校完全有可能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之想法.但是,就世界一流大学具备的要素和特质而言,国内高校不管是公办还是民办都与之存在不小差距.
美国学者阿特巴赫（Altbach）认为,卓越的研究、顶尖的教授、学术自由、大学治理、充足的设施和资金等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要素［10］.萨米尔（Salmi J）认为世界一流大学有三个不可或缺的元素：优秀教员和卓越学生的高度聚集地；能提供优良学习环境和进行高端研究的资源；良好的治理功能,能支持战略远景、创新和灵活性,能不受官僚阻碍做出决策和管理.［11］周光礼通过抽取国际化学术标准关键要素归纳出世界一流大学共同的特质包括：具有一流的国际声誉；具有世界一流的师资队伍；具有世界一流的优势学科；培养出大批的精英人才；具有充足而灵活的办学资源；具有完善的管理构架；具有较高的国际化水平.［12］陈婷婷、杨天平通过对“ARWU”“THE”与“QS”排行榜进行分析指出,世界一流大学存在拥有世界领先的科研成果、一流的教师队伍、优质的生源、超凡的人才培养能力、充裕的财政投入、优良的硬件设施以及高水平的国际化程度等一系列共性特征.［13］就世界一流大学的要素和特质而言,中国民办高校无论在师资队伍、优势学科、优质生源,还是在国际化程度、科研成果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短板,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确实难度很大,但这并不代表中国民办高校没有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愿景、动力和潜力.
事实上,中国民办高校具有强大的内驱力,蕴含着无限的能量.截至2015 年12 月,全国独立设置的民办普通高校456 所,中外合作大学9 所,民办高校已经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没有民办高校的参与是不完整的,也是不健康的.竞赛出效率,竞赛出成绩.激励契约理论相关研究已证实,公办高校和民办高校这两种异质的高校类型进行混合竞争,可以产生有效率的混合比赛,对激励有关高校更好地履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契约具有重要意义.出于激励高校更好履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契约的目的,政府更应该将民办高校纳入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方阵”,不但要加大投入、创造条件引导、鼓励民办高校尽快成长,而且要将民办高校和公办高校放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同一个平台上进行混合竞赛,让两类高校在混合竞赛中取长补短、优胜劣汰,在混合竞赛中将外在激励变成内在驱动力,在公平竞争、混合竞赛中扶优扶强扶特,进而为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和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企业经理人员的激励
如何用契约解决现代企业制度中所有者与经营者分离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并避免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这是委托*的一个根本问题,也是激励契约理论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激励契约理论认为,解决委托*问题既要给企业经理适当激励,又要对其进行控制以避免委托人控制权失控.这就要求通过设计契约、控制权分配等引导企业经理人员根据股东的利益行动.罗森（S.Roen）通过分析各种契约带来的反应,将控制分配既定条件下*人的激励分为惩罚、奖励两种：作为惩罚的激励,包括违约所付出的代价（发现违约行为契约被停止）、声誉的损失（以*人履约历史推断其诚信,用声誉威慑*人行为）及市场力量的压力（潜在的新管理方式对现行管理的挑战）等三个方面；作为奖励的激励,衡量经理的绩效及其对组织成功的贡献设计奖励机制,为使管理和契约的激励更有效,将激励报酬与经理可控制的工作结果挂钩.
“火车跑得快,全靠头来带.”高校校长对高校改革发展具有全局性影响,高校能否顺利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能否有效履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契约,与校长本人的眼界、胸怀和作风密切相关.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王义遒教授指出：“在建设一流大学中,最关键的还是大学领导人的作用.大学成长的经历告诉我们,包括蔡元培在内的众多大学校长,是怎样以他们宏大的气度、敏锐的眼光、宽阔的视野、深邃的思想和踏实的作风,把大学引上一流的.”［14］事实证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离不开一流的大学校长.“美国重视在全球遴选杰出大学校长并因此拥有世界最好的大学校长,这是美国拥有世界最多最好大学的一个成功经验.”［15］综观世界大学排行榜上的一流大学,都曾经拥有一位或多位非常著名的校长,正是因为这些校长富有创新性、开拓性的工作,才成就了这些学校世界一流大学的地位.当下政府推动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校长的责任重大、使命艰巨.诚如厦门大学王洪才教授所指出的：“超一流的大学校长的诞生则是建设‘双一流’的寄托所在.”［16］
高校校长作为高校的法人代表和行政主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政府和高校之间有关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委托*关系中,实质意义的*人就是高校校长.“考虑到高校校长对高校履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契约中的重要性,因此,政府在制定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配套政策时,要注意对其进行有效的激励.根据激励契约理论,围绕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政府可以通过下面方式激励高校校长努力工作.其一,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契约的履行过程中,发现高校校长存在逆向选择或机会主义行为并导致不良影响时,可以终止契约,将其高校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方阵”中除名；其二,结合高校校长以前承担政府项目或工程落实情况考察其履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契约的能力和专业水准,对不胜任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高校校长及时进行撤换；其三,积极创新现行的管理模式、治理方式,灵活利用市场力量激励高校校长为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而努力工作；其四,强化奖励的激励,根据《总体方案》按照每五年一个周期就高校校长对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贡献或工作绩效进行考核,对工作突出、效果显著的高校校长进行嘉奖,如给予物质奖励、授予荣誉称号等.
四、结语
总之,《总体方案》作为一项公共教育政策,政府出台怎样的配套政策已经成为高校、社会、媒体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政府必须尽快制定出科学、合理、可操作的配套政策给予回应.这既是《总体方案》作为公共教育政策的内在要求,也是政策制定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更是高校落实好这项政策的重要保证.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是政府与高校之间的一个契约,围绕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政府和高校形成了委托*关系.为更好激励高校履行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契约,政府需要汲取激励契约理论中的有益思想,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配套政策制定,尤其是资金管理和拨款政策上,综合采取多种激励契约形式,有效激励高校和高校校长努力工作,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战略目标的实现付出更大的努力,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简而言之,上文是关于一流大学和激励和理性方面的相关大学硕士和大学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大学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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