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主体性身份构建的质疑以《矢志不渝：明清时期的贞女现象》为中心,本文是关于主体方面硕士学位论文范文跟《矢志不渝：明清时期的贞女现象》和主体性和身份相关本科论文怎么写.
主体论文参考文献：
王栋亮
性别史尤其是女性史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重要领域,同时也是社会文化史研究切入的重要视角.对于女性史研究,大陆学者与海外学者遵循着不同的研究路径.大陆学者的成果多以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为背景,构建女性“被启蒙”“被解放”的历程,以呈现女性逐渐提高的历史主体地位.从较为宽泛的角度看,大陆学者的研究基本遵循着“五四话语”而展开.与之不同点是,海外学者的研究更关注于传统女性在生活中的主动性,以《矢志不渝：明清时期的贞女现象》（以下简称《矢志不渝》）为代表的女性史研究著作,试图突破“五四话语”的解释框架,打破传统女性被“被启蒙”“被解放”的形象,构建她们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以消解“五四话语”中所展现的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被动状态.研究表明,这一企图只能部分地实现.她们所构建的女性主体形象仍然是在传统基本格局下的突破,“五四话语”并不能从根本上推翻.
一、“五四话语”下的女性史研究与不足
应当说,女性“被解放”话语的塑造与近代国运的变化与国族主义的兴起密切相关.国势的沉沦使近代中国的知识界产生了深重的思想危机,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男人／男权产生的自卑.无论是反思民族积弱的根源还是寻找男性自卑的动因,新知识界的目光都聚焦到女性那里.他们认为,女性“妨文明之进化,蠹社会之资财”,是“天下积弱之本”,中国之所以被塑造成麻木不仁的民族,“实四千年来沉沉黑狱之女界之结果也”.在知识界关于民族国家的最初想象中,卑弱女性与当时的中国处于相互印证的同质地位,这一点几乎在当时的知识者中达成了共识.国族主义话语让本无关联的“女性”与“民族”成为互为象喻的两端,卑弱的女性成为衰弱国族的象征.学者高彦颐对此曾解释说：“从晚清到‘五四’新文化时期,有着落后和依从的女性身份,一直是一个与民族存亡息息相关的紧迫问题.当帝国主义侵略加剧时,受害女性成了中华民族本身的象征———被男性强权‘’和征服.对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的政治解放及中国进入现代世界来说,女性启蒙成了一个先决条件.”[1]因此,去“女性化”就成为现代民族国家构建中亟须解决的问题,并由此奠定了“五四话语”的基础.
“五四话语”的积淀不能不影响到学术界.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妇女生活史》可谓女性史研究的开山之作.作者陈东原在“自序”中曾说：“三千年的妇女生活,早被宗法的组织排挤到社会以外了.妇女才是畸零者！妇女才是被遗忘的人！除非有时要利用她们,有时要玩弄她们之外.三千年来,妇女简直没有什么重要.”[2]从上述观点看,陈东原将三千年这一长时段的妇女群体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定性,并以新文化运动反传统的基调将其定位为被摧残、被迫害的对象.
将几千年来的女性作为一个整体予以单一的定性,其结论是令人怀疑的,俯首可拾的事例不断冲击着“五四话语”的严谨性.例如,在17世纪中国社会出现的“悍妻”现象曾一度引起学者的关注,它的存在虽然难以撼动传统社会基本的格局,但也足以说明将女性作为一个整体笼统地叙述显然有失学术的严谨.另外,清末民初知识界兴起的女子“分利说”曾风靡一时,但史料和现有的研究成果表明,这一结论同样有失公允.传统社会贫寒之家的妇女必须参与劳动,否则家庭会陷入饥饿的恐慌.[3]为了参加社会劳动,南方很多下层妇女是不裹脚的.只有富裕之家脱离了社会生产的上层妇女,为了那份独特的审美观才将脚板裹起来,将自己束缚于绣楼、闺房之内,从而把自己与乡野贫民泾渭分明地区分开,以显示自己独特的社会地位.但富裕之家的妇女并非全然脱离社会生产,在男性主体缺失的情境下,她们会以女性独特的方式参与家庭财富的积累.[4]
实事求是地说,“五四话语”对于传统女性受压迫境况的描述显然有所夸大,对其存在的家庭和社会意义有所缩小.因此,“五四话语”叙述下的女性形象过于笼统、抽象,有失丰满,显然不能将传统女性形象完整、准确地树立起来.
二、女子“主体性”身份构建的尝试
正是“五四话语”下女性形象的干瘪,促使一些学者开始反思此解释系统的解释维度,部分美国学者对此进行了有意义的尝试.她们试图突破原有的叙事框架,颠覆传统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被动形象,重新评估她们在社会生活的地位,并产生了为数不少的女性史著作.以《矢志不渝》为例,它是美国学者芦苇菁对于女性史研究的经典之作.作者不仅梳理了贞女的情感、理想和生活历程,还解释了塑造年轻女性社会性别身份的因素以及她们如何看待和表达尊严、责任和情爱,并以此为基点揭示了明清的政治、文化、思想变迁的特点.它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作者试图质疑“女性是历史发展的受动者,是被儒家意识形态麻醉的对象”这一观点.
为此,作者从传统女性在家庭网络中主动向贞女靠拢的种种表现,来证明她们普遍存在的主体意识和主动性.
就作者所描述的贞女现象而言,确实站在了“五四话语”的对立面.长期以来,知识界和学界所构建的贞烈形象都是被压迫、虐杀的对象.例如,维新知识分子宋恕、严复、康有为在其著作中就曾对南方盛行的贞烈现象及对女性所造成的苦难予以无情揭露.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显然沿袭了这一思路,他们仍将女性守贞视之为旧礼教压迫的结果,是“惨无人道的事体”.[5]而在芦苇菁先生的著作中,女性守贞却背离了知识界一贯宣扬的“解放话语”体系,这些女性的选择并非来自外界压力,而是她们主动选择的结果.其中援引了《碑传集》中的一则事例作为贞女之典范：贞义王媛,建宁府之崇安县四隅里人.父元豹,诸生也.媛年十八,邑子虞孔委禽焉.其翁廷亮亦诸生.聘三岁,孔病死,父隐不使知.久之,廷亮葬其子,梓过四隅中,家人出观,媛觉大恸,脱簪珥,易缟衣,告父母曰：“父教儿读书,妇人之义,夫死不嫁.
儿虽未与成婚,然心已许虞氏子矣.今没,而当往守虞氏.”父不听.媛退欲求死,母甚爱之,昼夜防护,然几死者数矣.
贞义王媛只是明清时期万千贞女中的普通一员,她的事例与清末民初知识界的宣传有明显不同.其不同之处在于,贞女王媛的价值取向并不是家族压迫的结果,反之却是违抗父母之命,实现自我选择的结果.芦苇菁的著作集中研究了明清时期大量存在的王媛现象,分析了到底是哪些因素促使这些女性不惜违背父母之命而走向了贞女之路.通过此类现象的研究,作者试图构建传统女性自我身份的认同过程,以此表达她们与男性一样作为历史主体的地位,而这一目的恰是海外研究中国丛书系列关于女性史研究的着眼点.例如,在《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中,作者就力图证明妇女并非父权与夫权的被动牺牲品,而是中国传统文化形态与社会秩序的积极有力的参与者.
《闺塾师：明末清初的江南才女文化》的作者宣称,其写作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写五四史观,证明明末清初的江南闺秀远不是受压和无声的,这些妇女在男性支配的儒家体系中创造了一种丰富多彩的和颇具意义的文化生存方式.
以《矢志不渝》为代表的女性史著作的研究结论,复原了传统女性在社会生活中自我选择的过程和主体性表现,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五四话语”所树立的女性被动形象.
三、对女子“主体性”身份构建的质疑
笔者虽然承认以《矢志不渝》为代表的女性史著作在丰富女性形象,展现其多彩生活方面颇有建树.但是,在笔者看来,这一研究路径的解释力度仍是非常有限的,这些结论并不能颠覆“女性是儒家意识形态麻醉的对象”这一观点.
众所周知,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中国社会逐步确立了“家国同构”的政治模式.在此架构下,政治实现了*化转向,而生活*却趋向政治化,“三纲五常”成为社会生活的价值判断标准.“三纲五常”的最大特点在于强调君权与男权,这一威权随着政治的*化转向而内化于社会生活中,成为人们日常行为尊奉的主要准则.女性在家庭与社会中地位的获取要依附于男性,她们为了维持自身的地位反过来也在强化文化的男权特性.为此,传统社会的女性知识分子,也在竭力鼓吹维护男权的社会*秩序,如班昭的《女诫》、宋若莘的《女论语》、明成祖仁孝文皇后的《内训》等都是此例.清初,王相的母亲作《女范捷录》,其中的《贞烈篇》大力鼓吹女性节烈.
很显然,产生于传统农业社会的儒家文化是典型的男权文化,其中虽有仁爱之义的渗透,但男尊女卑的观念也随处可见.明清时期高度皇权主义政治的出现,使历史上的贞烈观念走向极端,并因政治的干预而影响了千万女性的抉择.不难明白,贞烈抉择是男权文化精心为女性规划的荣誉之路,也是女性书写自身不朽传奇的不二之选.在此社会氛围中,女性的贞烈之举如若是被迫的,无疑是传统礼教的牺牲品；如若是女性的主动选择,则表明她是儒家文化和现有统治秩序的认同者,这充分说明她是儒家文化的麻醉对象.毕竟,儒家文化反映的是男权特质.因此,女性对贞女身份选择的越决绝,说明她受麻醉的程度越深.是故,从这个角度分析,《矢志不渝》试图推翻“女性是被儒家意识形态麻醉的对象”的努力很难取得认同.“五四话语”中女性的“被压迫”形象至少还有一个隐性的前提,那就是被压迫的女性不一定是既有文化和统治秩序的赞同者.而在既有的秩序中,女性的主体意识和自我身份的认同,显然是对“三纲五常”主导下的社会制度的主动迎合,她们沉醉其中而浑然不觉,难以摆脱其被麻醉的形象.因此,如若从这个角度分析《矢志不渝》,作者的写作目至少有一半已经失败了.
通过“五四话语”与反“五四话语”的比较我们发现,同一研究对象,因话语体系的差异而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结论.研究者应该如何看待研究结论的差别和其中的关系呢？
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明清女性的社会生活呈现出现代性和保守性并存的“二元性”[6],但处于萌芽状态的现代性并不能取代女性固守了两千多年的价值观念.首都师范大学的梁景和先生曾在“20世纪婚姻史”筹备会上说,历史研究者在动笔之前对研究对象的形态会有一个基本判断,然后对其进行充分论证.《中国妇女生活史》和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的女性形象构建是传统女性“常态”和“变态”的描述.梁先生的概括应当是精准的.在传统体制下,处于“三纲五常”笼罩下的女性多在男性的羽翼下生活,这是传统女性生活的常态.然而,中国地域广阔,东西南北发展环境各有不同、区域文化各有特色,再加之家长开明程度不一,在诸多要素的影响下,传统女性的社会生活会产生一定程度的变异,从而异于常态,但这只是局部范围的.常态和变态的结合才构成了传统女性生活的真实状态.
因此,对于传统女性生活状态的认定,无论是“被动性”的,还是“主体性”的,都是历史真相的不同侧面,它们只有有机地组合起来才可能是历史的全部.用单一的侧面显然难以解释历史的真相,以偏概全所产生的漏洞是显然易见的.这也充分说明,每种构建历史的范式的解释力度都是有限的,研究者在选择解释工具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必须要搞清楚它的适用范围和解释维度,在此前提下对研究对象做出合理的解释.也只有如此,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注释
[1][美]高彦颐著：《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李志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2]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自序”第2页.
[3][美]程为坤著：《劳作的女人———20世纪初北京的城市空间和底层女性的日常生活》,杨可译,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版.
[4]王燕：《忙碌的妇女：晚清城市富裕阶层妇女的劳动》,梁景和主编：《第二届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87—103页.
[5]秉一：《旧礼教演成的悲剧》,《女星》第8期,1923年7月5日.
[6]赵崔莉：《被遮蔽的现代性：明清女性的社会生活与情感体验》,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年版,第204页.
作者单位：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责任编辑姜虹）
回顾述说：上文是一篇适合不知如何写《矢志不渝：明清时期的贞女现象》和主体性和身份方面的主体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主体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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