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学生的知识重构中国现代教育的起源,该文是关于现代教育类参考文献格式范文和世纪中国学生和现代教育和重构有关论文写作参考范文.
现代教育论文参考文献：
近代教育的兴起
1918年,任鸿隽从美国留学归来,在上海寰球中国学生会发表《何为科学家》的演讲,说起过去科举时代,读书人埋头用功的就是代圣贤立言的八股,所用的书自然是《四书味根录》《五经备旨》等；后来八股改为策论,提倡讲求实学、通达时务,所用的书,在四书五经之外又加上了《通鉴辑览》《三通考辑要》《西学大成》《时务通考》等,其中后面两书有声、光、电、化、重学、力学这些名词；再后来提倡科学,讲的还是这些内容.有人就以为,这不过是跟从前一样,只是做起文章来,拿化学、物理的名词公式,代替子曰、诗云等字眼罢了.任鸿隽指出这是一种误解：仍把“科学家”当作“文章家”.
废除科举、兴办学校、课本革命、校园革命,不是教育形式上的改变,而是要脱胎换骨,将知识翻新.任鸿隽说旧时学者一辈子都是在故纸堆中讨生活,现在办学校至少也得设几个实验室,买点物理、化学的仪器,才算得上一个近世的学校.就知识构成来说,古代中国人几千年来始终在经史子集里面皓首穷经.难怪传教士狄考文说,中国人只重记性,不启心智.
现在,我们来看看现代教育如何重构了中国人的知识世界.自19、20世纪之交以来,受到现代教育影响的,大致上是从1870年代出生的“七零后”开始的几代人.他们无论从事政治、军事、实业,都对20世纪的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要么有留学日本或欧美的经历,要么在国内的新式学堂上学,或者深受新式出版物的影响——教育不仅仅是学校教育,出版业也是教育的构成部分,不仅提供教科书,其他读物也是在参与教育,这是“大教育”的概念.
台湾学者沙培德研究过教科书中的知识传递,他认为自晚清以来到1920年代,教科书重塑了中国人的知识结构,是知识的关键来源之一.初等教育强调的是识字能力,以及算术、历史、地理和一般性的科学等；中等教育大致相同,并进一步包含特定的科学领域,如物理、化学和生物.教科书还让人理解有关社会的知识,将一个人放在家庭、学校、乡土、国族和世界的关系当中.与农耕文明时代单纯的生产、生活方式相比,在一个开始向工业文明迈进的时代里,学校和工厂、银行、公路、铁路、报馆、出版社这些新生事物基本上是同步出现的,翻译和印刷业的发展也有着密切关系.如果不从这种大变化的背景着眼,就无法理解教育的变化和教科书的变化.
京师大学堂从1898年12月开学, 经过1900年庚子事变的中断,1902年重新启动,以“中体西用”为基础,确立学科,设计课程,分政治、文学、格致、农学、工艺、商务、医术七科.20世纪初,一切都不一样了,旧的知识不够用了,大批外籍老师、留学归来的学生、教会学校培养的学生站在京师大学堂的讲台上,没有现成的课本,除了直接采用外文的,就是任课老师的自编讲义.
鲁迅早年读过许多旧书,17岁到了南京,开始接受新的知识训练,他留下的四册数学手抄本,字迹工整,几何图形都画得认认真真.1902年1月他在南京矿务学堂毕业,学过的功课有矿学、地质学、化学、熔炼学、格致学、测算学、绘图学等.郭沫若未入新学堂前,进了成都东文学堂的大哥和入了武备学堂的五哥,把新学的书籍源源不断地带回家塾,《启蒙画报》《新小说》《浙江潮》等都成为郭沫若的课外读物.那时,家塾壁上也挂起了四大幅合成的《东亚舆地全图》,红黄青绿各种色彩使郭家子弟的观感焕然一新.其时,科举将废,新学初起,小孩子们通过这些画报、地图,看见了一个更新、更美、更辽阔的世界.在一张老照片上,我看到留着长辫的小孩在课堂上拿发辫的辫梢作圆规用,左手按着一点作为圆心,拉紧了的辫梢,其长度就是圆的半径.他们当时正在上几何课.这是以往无法想象的.
中国的传统教育向来重纸面义理,不重实地调查,像郦道元、徐霞客、李时珍这样的人十分罕见.直到有了现代教育,学地质、生物的才知道要实地考察,学物理、化学的要进实验室,学心理学的要做问卷调查,学社会学、人类学的也要做田野调查.对此改变,蒋廷黻1933年在《对大学新生贡献几点意见》中说：“这是近年中国最大的革命,最有希望的现象.”20年后,他说得更清楚.在1953年的《高等教育的一方面》中,他指出“近代教育与传统教育有两点划时代的差别”.第一是“传统教育的范围限于人文的学问”,而“近代教育的范围是无限制的”,“以整个宇宙为其求知的对象”.第二,中国近代教育的任务是“利用西方的知识及西方求知方法与工具来了解中国国情及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要拿西方的地理学和地质学来知道和了解中国的地理和地质.我们要拿西方的生物学来知道和了解中国境内的植物和动物.我们要拿西方的电学和电力工程学来发展我们的电力.我们要拿西方的化学工程学来为中国人制造肥料、衣料、食物、建筑材料,及其他许多生活必需品.”这是因为,“各种西方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及其工具、方法,都是此前传统教育中所缺乏的”.
蒋廷黻生于1895年, 后来接受新式教育,从教会学校再到美国留学,拿到博士学位,成为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教授,用新工具、新方法,发掘新材料,开创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领域.
出版、报纸和刊物
当然,知识的重构不只是在学校完成的.胡适在上海读过《新民说》等著作,迷上了梁启超：“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新民说》给他开辟了一个新世界,让他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其他很高等的文化.《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使他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其他学术思想.郭沫若在四川读到梁启超编的《清议报》,说梁启超的言论虽浅薄,却表现出一种新的气象,他被拿破仑、俾斯麦吸引,也被加富尔、马志尼这些人吸引.梁启超成为几代人的精神偶像,成千上万的少年都是读他的文章长大的.1897年前后,当《时务报》一纸风行的时候,梁启超只有二十几岁,那时他已接触过西学,他编的《西学书目表》列举了战争后所译西书352种,他接触过其中一部分,多有向慕之心.流亡日本后,他更是大量接触西方著作,并通过他主办的《新民丛报》等期刊介绍给国人.
商务印书馆那套有名的“万有文库”,四千多册书可以看作是重构中国人知识世界的一个知识仓库.这四千册书几乎涵盖了各种不同的知识门类,每一本书都是小开本,薄本子,一百来页,方便阅读.那个时代读过书的人,特别是1930年以后成长起来的学生,很少有人没读过“万有文库”的书.彭令昭喜爱一本董之学写的小册子《各国民权运动史》,许多人比如金庸、王鼎钧、章开沅等都回忆早年读过“万有文库”的书.那时,不少小学、中学,还有民众教育馆都有一套“万有文库”.章开沅回忆：“在（江津）九中的图书馆中,最受欢迎的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万有文库’.由于是纸皮平装的小开本,纸张又比抗战期间内地出版的书籍洁白坚实,便于随身携带在寝室内外阅读,喜爱课外读物的同学几乎是人手一册.‘万有文库’把我们这些少年读者引入知识的海洋,从文、史、哲、经到天、地、生、化,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尽管生吞活剥,似懂非懂,却也增长了不少见识,特别是激发了强烈的求知欲……”这些课外读物和教科书一起,甚至比教科书更重要,使他们的知识不断得到更新.
在“万有文库”之外,“幼童文库”“小学生文库”成为几代小学生的精神食粮,“中学生文库”“百科小丛书”“少年自然科学丛书”也都为中学生所喜爱,此外还有“大学丛书”等.自1897年以来的几十年间,商务印书馆倾注大量心血推出各种出版物,将新思想、新方法、新知识带到国人的视野中.难怪日本人在1932年要炸掉商务印书馆,在他们的眼里,这是个教育文化的原动力.
影响中国人知识重构的,还有报纸和刊物等新媒介,包括专门给学生办的期刊,如商务印书馆的《学生杂志》,中华书局的《中华童子界》《中华学生界》,开明书店的《中学生》,等等.夏丏尊、叶圣陶先后主编的《中学生》深受学生喜欢.何兆武少年时在《中学生》杂志上读到顾颉刚的三篇文章,关于明末清初三大家,让他大开眼界.多少中学生是读着这些杂志长大,并持续地从中获取新的知识和灵感.它们毫无疑问都在参与着中国人特别是少年的知识重构.
在许多人的回忆中,都会提及图书馆给他们的影响,他们的知识视野,常常是图书馆给他们拓宽的.季羡林小学时代爱读课外书,到了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成为图书馆的常客,大量的外文经典都是在这里读的.1932年杨绛借读清华大学,也自称最爱清华图书馆.她回忆,刚到清华不久,中学旧友蒋恩钿就不无卖弄地对她说：“我带你去看看我们的图书馆！墙是大理石的！地是软木的！楼上书库的地是厚玻璃！透亮！望得见楼下的光！”杨绛说,钱锺书最爱的也是清华图书馆.费孝通、杨绛考进东吴大学都是1928年,那时在图书馆阅览室讨论和传看新书,很是常见,弗洛伊德、爱因斯坦成为他们的话题.弗洛伊德的书、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房龙的《我们生活的世界》都是费孝通推荐给杨绛的.
1932年,《振华女学校刊》刊登了费孝通节译的冯友兰《为何中国没有科学》,同时翻译了美国经济学家Edwin R.A. Seligman的《社会科学是些什么》一文,并在《译者附言》中说：
我们若认为西洋的文明有可取的地方,就应当从根底做起.但什么是科学精神呢？科学精神是人生态度的一种.哪种人生态度不能产生科学,哪种人生态度能产生科学？要解答这问题,所以我选了一篇冯友兰先生的《为何中国没有科学》一文.在这文中最重要的一点就在告诉我们科学的能否产生是视人民的思想方式、人生态度如何.思想方式和人生态度有他历史的根据,所以中国没有科学不是偶然的,要接受科学也不是可以偶然的.
林译与严译
林纾不懂外语,但郭沫若、林语堂、沈从文、苏雪林、钱锺书等人都记得林译小说带给他们最初的感动,当林纾以简洁的文言将西方人的情感和生活呈现出来时,这是一个中国人完全陌生的世界,他们的心灵所受到的冲击,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
郭沫若说：“林纾翻译的兰姆改写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吟边燕语》也使我感到无上的兴趣,它无形之间给了我很大的影响.”林语堂童年时有一个聪明而早夭的二姐,读过不少林译小说.姐弟俩曾一起口编了长篇侦探故事“库尔摩斯”,讲给母亲取乐.苏雪林读到了林译的《鬼山狼侠传》《撒克逊劫后英雄录》《十字军东征记》等,觉得域外风光胜过中国的旧小说,读得几乎入了迷,还模仿林译的笔调天天写日记.沈从文最初接触到的外国文学作品就是林译作品.有一天,他在亲戚熊希龄家发现两大箱“说部丛书”,就是林纾翻译的小说,一下子抓住了他.狄更斯的《冰雪姻缘》《滑稽外史》《贼史》这三部小说就占去了他约两个月的时间.从这些书开始,他逐渐走出了湘西.钱锺书自述读了林译而增加了学习外文的兴趣.两小箱“林译小说丛书”是他十一二岁时的大发现,带领他进了一个新天地.此前,他已读过梁启超译的《十五小豪杰》、周桂笙译的侦探小说等,都觉得沉闷乏味.接触了林译,才知西洋小说那么迷人.他开始反复不厌地阅读林译哈葛德、狄更斯、欧文、司各德、斯威佛特等人的作品.这位冷静的学问家很少以如此动情的笔触回忆往事,忆及林译作品给他少年时代带来的滋润时,他的笔调变得温情而有味.
1852生于福建闽县的林纾做过京师大学堂的经学教习,不懂外文,他自1897年与精通法文的留学生王寿昌合作翻译了《巴黎茶花女遗事》,后来译出了大约160余种小说,成为“以中国古文笔法翻译西洋小说的第一人”.康有为称赞“译才并世数严林”,虽然严、林都不高兴,却也是写实.严复也是福建人,生于1854年.与林纾不同,严复年轻时曾留学英国,是在英文原著中浸染过的.严复的译作陶醉过几代中国学子,自鲁迅、胡适、冯友兰以降,有谁不曾在严译著作中耗费过少年时光？严译之所以风行一时,冯友兰说有三个原因：一是甲午之战中国败于日本,又接连遭遇西方压迫,震破了中国人对古老文明的优越感,产生了了解西方思想的愿望,此前以为西方只是机器、炮、船舰、科学厉害,拿不出精神的东西；第二是严复在译作中加了许多自己的按语,拿中国固有的概念与原文作比较；第三是他将密尔和斯宾塞等人的现代英文翻译成最典雅的文言,读起来就像是读墨子、荀子的文章一样.中国人向来有敬畏典雅古文的传统,严复本人就有这样的迷信,所以力求信、达、雅,“雅”就是指这方面.
林译小说和严译的学术著作,给国人打开了一个个崭新的世界.曾几何时,严译《天演论》在学生中广为流行,全国上下多少青少年被它吸引.鲁迅在南京矿路学堂时,格致、地学、金石学之类虽都让他感到非常新鲜,但大大震撼他的还是《天演论》,他被深深地抓住——“原来世界上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胡适在上海澄衷学堂做过一篇作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试申其义》,就是读了《天演论》以后写的.“胡适”的名字也是这种风气下的纪念品.他本来的名字叫胡洪骍,在学堂改名胡适,字适之.像他这样改名的人当时有不少,他有两个同学,一个叫孙竞存,一个叫杨天择.陈炯明在广东法政学堂时改字“竞存”,显然也是读《天演论》的产物.
左舜生回忆,他在湖南长沙高等小学上学时,老师中有一位曹孟其,思想很新.有一次,曹先生在黑板上在写下：“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是《论语》中的话.接着,曹先生又写了几句话：“大宇长宙,方挟万象而趋,若骤若驰,而所遇无故物.”并说：“斯宾塞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整个宇宙是活的,一分一秒,都在变,都在新陈代谢,人不也应该像宇宙这样活泼泼地活着而日新又新吗？你们再想想,孔子的话也是不是与斯宾塞说的可以相通？”
斯宾塞的《群学肄言》是严复1903年翻译过来的.这位曹先生可以拿斯宾塞的话来解释《论语》,他的知识已不是四书五经所能限制,这就是知识结构的变化.至少已经有人从严复等人的译本里吸收到了近代文明的一鳞半爪的知识,尽管这些知识未必准确,但是开始影响他们的教学、师生之间的对话,进而影响他们的日常人生.这已经不再是王阳明跟弟子的对话,不再是朱熹跟弟子的对话,在他们的话语中间还夹着斯宾塞、赫胥黎、亚当·斯密、孟德斯鸠.乡试、会试的题目中出现“希腊学术源流”,出现“英大儒斯密氏”（亚当·斯密）,说明这些知识已逐渐进入到了主流教育的视野,这是20世纪初发生的事情.少年时代接触过严译的斯宾塞著作,在笔记中和写给同学的信中都留下痕迹,周恩来在南开中学时也接触过严译的孟德斯鸠《法意》.
我不想从知识史或教育史的角度来看待晚清以来一代代中国人的知识重构,而是从文明史的角度,看到那种不可抗拒的变化：传统教育无可奈何地退出舞台,这种社会演变过程,不是某个人、某个机构甚至政权和统治者所能掌控的,但教育、出版、新闻这些领域无疑站在文明变动的前沿.老帝国的崩溃与旧知识谱系的瓦解几乎同步,在19世纪幽深的长夜里,大量的译本将海量的新词汇、新概念带进国人的知识体系之中.
话语方式的变化
知识世界的更新,带来了话语方式的变化.自晚清以来,接触过现代教育的一代代学生不再匍匐在皇权的脚下.在他们的笔下,常常可以呼吸到与桐城古文、唐宋古文不同的气息.特别是辛亥之后,帝国谢幕,民国开启,学生已抛弃了过去的话语系统、表达方式,即使还是用文言或半文不白的文字来表达,但他们想要传递的价值常常是新的,不同于过去君臣等级秩序下的可怜光景.
1914年,陶行知在金陵大学毕业时写的论文《共和精义》,在毕业典礼上宣读,给黄炎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提出共和的三大信条是自由、平等、民胞,共和主义重视个人的价值.我特别注意到他的这一看法：“专制人民,不能一跃而至共和.其间有一定之顺序,不可强求,不可速长.否则,妄解自由,谬倡平等,秩序紊,伦常乱,公理愚昧,权利争,祸患所中,烈于洪水猛兽.”一个青年大学生确实说出了当时面临的共和危机,他从不同的角度思考了共和何以可能,比如教育、交通、人文之进化等,“同心同德,必养成于教育；真义微言,必昌大于教育”.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养成国家主人翁的资格,也只有民智日进,共和的阻力才会渐渐降低.
那时,连小学生也会思考这样的大问题,小学课本上就有这样的课文.上海进步书局1915年初版、1919年重印的《浙江省学校国文成绩》,其实就是小学生作文选,体裁有论、说、记、书、传等,一概都还是文言文,没有新式标点,不少题目也是在旧的范围立言,比如《修身论》《出孝入弟论》《君子求诸已论》,但也已经出现了一些新题目,比如《论大总统之名义》《振兴商务说》《共和说》.《共和说》是一位衢州学生崔大宝写的,短短不过二三百字,却论述清晰,有自己的见解,其中说：“盖专制之国,以国家为私物,一国之事,惟君主一人专之,国之兴也,民无责焉.国之亡也,民亦无责焉.而共和之国则不然,国民者,即一国之主人翁也,国荣即民荣,国辱即民辱,故一国之民皆视国事如己事,而各尽其一分子之义务,以共谋其国者也.”老师给这个学生的点评是：“辞达理举,委婉如题.”
无论大学生陶行知论共和,或是小学生论共和,大部分人用的还是浅显的文言,那是白话文运动的前夜,新旧交替的时代.如果我们把作文看作是学生的知识输出,一个人的知识结构、价值判断都悄然包含在其中.《周恩来早期文集》收入了不少周恩来少年时代的作文,比如1915年的《共和政体者,人人皆治人,人人皆治于人论》,这句话出自严复翻译的《法意》（现译为《论法的精神》）,他认为这是“共和真正之精神”所在,“欲求人民能具治人、治于人之资格,则必道德高尚,智识充足,知自由之真理,明平等之范围”.
这些或论共和,或论民意,或论共和政体的题目,传统的读书人绝不可能写出来,因为他们没有这些概念和知识.有了新的知识构成,才会有新的表达.
钱锺书会写漂亮的白话,也会写典雅的文言,但笔露的已不是狭隘的旧学.他在苏州桃坞中学就读时曾在《桃坞学期报》上发表过多篇文字,其中《进化蠡见》指出世人对达尔文进化论的误解,以为其要旨是“互相残杀”“最强勇之生物即能生存”,他指出这都是赫胥黎等误解了达尔文的意思,他们的误解有二：一是达尔文以为“最适者能生存繁荣”,而其门徒误为“最强者能生存繁荣”,钱锺书为此举了庄子寓言中的“栎木以不材而得全”等例子.二是达尔文说“互助牺牲等美德常发见于生物界中”,而其门徒则误为“生物界之互助牺牲实不可遇之事”.钱锺书说社会中个体之间的竞争,不是赫胥黎等心目中的生物竞争,“实是一种无形的策励,使弱者不致落伍,以使此社会中之各个体皆奋发有为,能得相等之发达进步”.1926年钱锺书才16岁,读了不少生物学的书,对进化论有了自己的见解.他读威尔斯的英文版《世界史纲》,对有关地球与生物演化部分感兴趣,就译为中文,取题《天择与种变》,他在译文前还写了一番话,认为威尔斯主张的“较适者生存”比起达尔文的“最适者生存”更见精辟,而有一日之长.
也是在1926年,张青莲在桃坞中学发表《为学无止境》一文,提及牛顿的力学20年前被以为是牢不可破、万古不易,等到爱因斯坦首创相对论,解开了牛顿力学不能解的种种现象.又说到爱克斯光（X光）发现时,能见人的肺肝,轰动一时,最近几个月密尔根发现的光,透射力且百十倍于爱克斯光,将来还不知道有什么更强的光.少年时代就明白学无止境的张青莲,后来成了有机化学家,中科院院士.
白话文的时代
新的知识构成与白话表述似乎更为合拍.1920年以后,小学课本普遍用白话文,学生学会用白话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一个普通的小学生可以写出流畅通达的白话文,文言的时代慢慢被翻过去了.
1929年, 杨绛在东吴大学的《东吴年刊》上发表一篇用英文写成的《1932年级（文理学院）》,讲述她的一个梦境,展望未来：“我们中的有些人,在吸取了永恒美丽的精神后,将展现我们时代新的风采,将为宇宙增添新的魅力.有些人,以科学的办法,会揭开那未知将来的神秘面纱,去探寻未知的世界.有些人,将利用法律去处理灾难性的政治问题,利用这有效的工具,去保护人民和国家.还有些人,将以熟练的医道,用知识和爱心去救治病人和穷人.”彭子冈在苏州振华女学校时发表的文字干净洗练,1933年他在《振华女学校季刊》上写的《虎丘游记》,笔下的文字是活蹦乱跳的：“春天,人们都似乎特别高兴,又是一个新生,浑身换了一身新细胞似的那么活啊.血液是电流般的循环,心与脉搏都显着例外的剧跳,这欢忻呀！”年纪轻轻的彭子冈几年后成为《大公报》的名记者,写出了许多吸引读者的通讯.查良镛（金庸）高中时表在《东南日报》上的文章,《一事能狂便少年》《人比黄花廋》都是干干净净的白话文,有少年的朝气,又有并不稚拙的见地.1942年9月,在他毕业之际,《东南日报》连载他论友谊之可贵的长文《千人中之一人》.多年后,他的武侠小说中常常触及的友谊观,《笑傲江湖》中曲洋与刘正风因音乐而缔交,正好就是“千人中之一人”.
他们的心智已被开启,知识世界已逐渐更新,所以笔淌着清新的气息.就是籍籍无名的小学生、中学生,他们用白话写的日记、作文也值得一说.他们写下真实的所见所感,未必句句都无瑕疵,但文字是清新可喜的.东阳菱塘乡村小学一个五年级学生的作文本,写的《秋天》《秋夜》《怎样抗日》《冬天到了》,都被老师用红笔批改过,其中《冬天到了》虽被老师改了不少地方,却给了一句“极佳”的评语,想来是因为作文最后一句话：“可怜穷苦人家,都要感到无衣的痛苦了.”这些孩子的表达能力并不出色,但都能写出他们自己对自然、社会和生活的一些感受.1947年江西省立天祥中学高二学生郭武纯,写了一篇作文《为政院改组略陈所见》.当时国民党正计划改组行政院,他在作文中有模有样地提出建议.从中可以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教育氛围,学生的知识可能不够,提不出什么有价值的想法,甚至他的文章也没那么通畅,但他们关切的问题,以及这种训练本身却都是很有价值的.
彭令昭在景海女子师范学校高中部念书时,在学生油印刊物《初生》上发表课外习作.1947年6月的一期有她用“欧阳英”的笔名发表的《代和代》,她向往没有*污吏,没有奸商,只有善良民众、善良风气、善良社会的世界.在她眼中,“上一代已经腐蚀了,我们用不到姑息他们,我们自己也并不健全,然我们一定要用我们的血汗我们的生命,作为砖石木材,为我们的小弟弟小妹妹去建设一个新的世界”.此时她不过16岁,已经能写出干净的白话文,整个调子是文学的、感性的、抒情的,充满了对现实的否定,对未知世界的憧憬和期待.
邵燕祥在育英中学念高中时,就给《新民报》北平版的副刊、上海的《观察》周刊等报刊投稿,发表了不少随笔小品.那时他已读过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读过的《新主义论》《论联合政府》,以及陈伯达的小册子《中国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评“中国之命运”》等,1947年10月参加了地下党的组织“青年联盟”.1948年,他又跳级考入中法大学.这年12月,他在《观察》周刊第五卷第十五期“文艺”栏发表了《币》,是一篇针砭币制改革坑害百姓的小小说,或者可以视为讽刺现实的杂感.结尾说“暴君的专制使人们变为冷嘲”,笔锋之犀利、老辣,今天读来仍会让人心惊肉跳,谁会想到竟出自一位十五六岁的少年之手.
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王蒙受丰子恺一幅漫画的影响,跳班考入私立平民中学.1946年,他爸爸的朋友李新来到他家.这位在他眼中文质彬彬的人,正跟随共方首席代表叶剑英,在国共两党与美国联合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驻北平调处小组工作.李新的到来让少年王蒙大开了眼界,“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三义、四大自由的阐释,那套自信的话语、雄辩滔滔的逻辑、全然不同的思想方法和表达方法,深深震撼了12岁的他.当时他已在读巴金的《灭亡》、曹禺的《日出》、茅盾的《子夜》与《腐蚀》、绥拉菲靡维奇的《铁流》等作品,李新的出现更加深了他对现实的痛感.那时他曾奉学校之命收听过北平市社会局长的讲话,那种拿腔拿调、官里官气令他厌恶：“我相信一个政权的完蛋是从语言文字上就能看得出来的,是首先从语文的衰落与破产开始了走下坡路的过程的.同样一个政治势力的兴起也是从语文上就显示出了自己的力量的.”而在读左翼著作时,那些新名词、新思想、新观念,无不让王蒙耳目一新.由陶希圣捉刀、署名的《中国之命运》,在他的心目中却是“半文半白,腐朽俗套,温温吞吞,含含糊糊,嘴里嚼着热茄子,不知所云,而又人云亦云,以其昏昏,使人无法昭昭”.所以他说：“一看语言文字,就知道谁战胜谁了.”那时,最让王蒙动心的著作是《大众哲学》《新主义论》和华岗的《社会发展史纲》、黄炎培的《延安归来》,还有苏联小说《虹》《土敏土》《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他被一种奇异的力量所吸引.初中毕业不久（1948年10月10日）,他就悄悄加入了地下党.1949年3月,他尚未高中毕业就奉命进团市委工作,开始了他的岁月.
那个时代的氛围都是这样,彭令昭在江南如此,邵燕祥、王蒙在北平也是如此.他们从小都读过不少文学作品,少年时走过的心路历程又是如此相似.概而言之,向往一个朦朦胧胧的新天新地,是许多生于1930年代的学子心中所共有的.知识重构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时代的深刻影响,要超越自己所处的时代谈何容易.但无论如何,他们已不再是子曰诗云的一代了.
（作者系文史学者、本刊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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