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传播视角下的人大代表通道观察,该文是人大代表专科毕业论文范文与人大代表和政治传播视角和通道相关电大毕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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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3 月5 日至20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首次设立“人大代表通道”[1],邀请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大厅接受中外媒体采访,涉及话题广、受众参与度高、传播效果明显.这是新时代我国政治传播和人大宣传的一次重大创新,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更加深入人心提供了鲜活样本.本文拟从政治传播的视角,分析“人大代表通道”的传播策略,探讨蕴含的价值,并提出改进的方向.
一、政治传播及其释义
“传播”和“政治”从来都是紧密相连的.“不管对‘政治’作出何种界定,关涉政治核心要素的举动实质上都牵涉着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的传播行为,而任何大众传播形态的改变,都可能引起政治形态的改变,所有社会化的过程也都是大众传播产生影响的过程.”[2]正因如此,“政治传播”越来越引起学者的注意.
“政治传播”概念,包含着政治和传播双重范畴,在西方主要聚焦于选举与民意调查等议题,以政治竞选为中心.在我国,一般认为,政治传播实质上是政治信息的流动过程.如邵培仁认为,“政治传播是指政治传播者通过多通道、多媒体、多符号传播政治信息,以推动政治活动过程、影响受传者的态度与行为的一种对策.”[3]荆学民、施惠玲等进一步指出,所谓“政治传播”是指特定政治共同体中政治信息扩散和被接受的过程.“这个貌似简单的规定中,‘政治信息’意味着从‘政治’中解构出来的本质因素,即这种信息只能是‘政治’的；‘扩散和被接受’,意味着从‘传播’中解构出来的本质要素,即政治信息是在‘扩散和接受’状态中的.二者的融合,形成新的‘政治传播’范畴.”[4]
总体而言,当前我国政治传播具有以下几个方面显著特点.
1. 国家（政党、政府）仍是政治传播的主体
被誉为传播学奠基人之一的拉斯韦尔认为,说明传播行为有一个简便方法,就是回答“谁、说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向谁、有什么效果”五个问题[5].政治传播中的“谁”,一般指“政治共同体”,主要指国家（政党、政府）.总书记鲜明指出,要“坚持和巩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6].在我国,国家（政党、政府）一直并且将长期主导着政治传播的过程,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不过,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政治意识的提高,尤其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的革命性变革,“社会”（包括社会组织和个人）的政治传播功能也在不断培育和发展,政治传播正由过去的国家（政党、政府）唯一主体向“全民参政”“全民议政”转变.我们应从实现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角度,对其持谨慎乐观态度.
2. 政治宣传仍是政治传播的主要模式
广义的政治传播,包括政治宣传、政治沟通、政治营销.“客观地说,中国政治传播的整体姿态和势能是以政治宣传为核心的.”[7]政治宣传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灌输性强,政治信息的源头被控制,传播渠道相对比较霸道.一个现实的例子是,目前体制下,重大政治信息的发布,只能通过新华社、人民日报这些权威媒体.在政治宣传惯性作用下,往往形成相对僵化的传播方式、枯燥呆板的传播话语,传递的政治信息民众不太容易接受.
3. 政治议题仍是政治传播的主要内容
客观而言,人民群众对政治信息的需求是与日俱增的,然而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与人民群众的高期望值相比,我国政治信息的“有效供给”仍然不足.在国家（政党、政府）主导的政治宣传下,宏大、抽象、艰涩的政治议题,仍然是当前我国政治传播的主要内容.当然,我们也欣喜地看到,近年来许多官媒（如人民日报的“侠客岛”）正尝试着将宏大、抽象的政治议题以各种方式予以解构、稀释,变得让老百姓更加喜闻乐见；具体、微观的民生类政治话题在政治传播中所占的比例,也在不断攀升.这是一个积极的演进.
4. 单向传播仍是政治传播的主要渠道
由于传播技术限制,以往国家（政党、政府）政策只能通过媒体实现上情下达,受众也只能通过电视台、广播电台、报纸了解国家动向.长此以往,点对点的单向传播成为政治传播的主渠道.由此带来的弊端是,互动性缺失,不知不觉中形成媒体和民间话语“两个舆论场”,理应通过政治传播所达到的传播效果不断趋弱.有学者呼吁,“目前亟须将更多的政治信息投放于大众媒介和互联网媒介渠道,并且赋予大众媒介和互联网媒介在政治传达基础上的政治解释和政治评论的权力,以更好地实现政治信息在政治传播中的‘蝶化’效应.”[8]上述这四个方面,表现出“一体两面”性.即,这四个方面既可看作是当前我国政治传播的主要特点,也可视为存在的主要不足.如何在现有的框架内,增加政治信息的“有效供给”,拓宽政治信息的传播渠道,创新政治信息的传播方式,从而把我国的政治传播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政治信息的需要,就成为迫切而现实的课题.
二、“人大代表通道”的传播策略
“人大代表通道”是位于北京人民大会堂大厅内的约10 多米长的步行通道.这是出席全国人代会的人大代表进入会场的途经之路.其实,在没有组织“人大代表通道”集体采访以前,通向会场的通道就是名副其实的“混合采访区”,就一直是各路媒体“围追堵截”出席、列席会议的部长的重要场所.“2008 年开始,通道上多了秩序线；2009 年又添了话筒架；2010 年,配上了音箱、话筒.慢慢地,通道就固定了下来.”[9]党的十九大上又开设了“党代表通道”.
本文所说“人大代表通道”,泛指全国人代会期间组织的“人大代表通道”集体采访这种政治传播活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共组织了5 场“人大代表通道”集体采访,45 名全国人大代表与中外媒体记者近距离接触,直接展开对话与交流,并通过电视及各网络平台现场直播,“让世界听见东方春天的声音”（新华社语）,成为的一大亮点.
1. 巧妙的时空设置
中国,世界瞩目.尤其是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为换届大会,更是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此次,共有3000 多名中外记者报名采访,其中港澳台记者和外国记者1000 多人.哪里最能呈现大会盛况、展示我国人大代表风采？毫无疑问,是国家最高议事殿堂人民大会堂.“把受众带入新闻事件的现场,为新闻事件找到最有冲击力、感染力、穿透力的场景,是新闻媒体的基本功.”[10]变被动为主动,把“人大代表通道”设置于人民大会堂大厅,在熙熙攘攘的人流前,大量的直播镜头、话筒对准代表,形成一幅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场景.这个颇具仪式感的场景,通过电视台和各网络平台的视频直播,实时呈现在无数希望了解大会信息的受众眼前,代入感和现场感极强.“通道”本就意味着自由、开放、四通八达,这种“通道式采访”,记者提问短平快,人大代表回答短促有力、真实自然,让人耳目一新.5 场“人大代表通道”分别在2018 年3 月5 日上午、9 日下午、11 日下午、13 日下午、20 日上午的全体会议开始前的“黄金时间段”举行,更见组织者的用心.
2. 生动的个体叙述
邵培仁在《政治传播学》中提出：“人,政治传播的关键.政治传播,总是人在传播,人在受传.在从传者到受众的路上,不论是作为起点的传者、作为终点的受众,还是在传播过程中作为滤网的*者,都是人.因此,政治传播过程中的人,就不能不是政治传播中的一个研究重点.”[1“1] 人大代表通道”的另一个传播策略,在于塑造了一个个“具体生动的人”.
首先,他们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由35 个单位选出的2980 名全国人大代表,肩负着全国人民的重托履职行权,而出现在“人大代表通道”的45 位全国人大代表,又是从2980 名全国人大代表中推选出来面对中外媒体.35 个代表团中,除台湾省外,其他34个代表团都有代表走上“人大代表通道”,其中,浙江、山东各有3 名,北京、上海、广东、河北、贵州、云南各有2 名.45 名全国人大代表中,女性人大代表11 名.除汉族外,还有藏族、回族（2 名）、维吾尔族、蒙古族、苗族、赫哲族等6 个少数民族代表.这些代表中,既有党政领导干部,又有一线工人、农民；既有企业精英,又有专业技术人员,此外还有新兴社会组织代表（吉林代表团的“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理事长张宝艳）,充分体现了全国人大代表广泛多元、代表性强的结构特点（参见表1）.其次,他们的叙述极具感染力.政治传播的本质是劝服,劝服的过程中传播者的形象、风格和表达艺术等对传播效果有决定性影响.面对媒体提问,45 位人大代表真诚作答,一些代表为说明问题还自带“小道具”.如首场“人大代表通道”,贵州省赤水市大同镇民族村村民杨昌芹代表,以一个“竹编水杯”吸引人们注意力：“在大家看来这是一个很普通的杯子,但它是我和农民走向脱贫攻坚的一个工具.”第4 场“人大代表通道”,在谈到科技扶贫时,中国工程院院士朱有勇代表拿出一个硕大的马铃薯表示：“自从当地（云南澜沧县一个小村子）推广冬季马铃薯种植后,每亩平均产出马铃薯3.1 吨,3000 元一吨,一亩地农民收入9000 元,冬闲田成了效率田,真正体现科技在扶贫中的作用.”此外,这些道具还有“镁宝”产品、翻译机、鱼皮饰品等.透过这些生动而别具特色的叙述,受众感受到的不再是“脸谱化”、泛道德化的“政治说教”,而是个性鲜明、感染力强的“侃侃而谈”.
3. 多元的民生话题
吉登斯认为“个人的便是政治的”,政治存在于个人生活的自由和幸福之中[12].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也意味着,相比于抽象的政治议题,具体的经济、民生话题更能符合大众的社会政治诉求.笔者根据45 位全国人大代表回答记者提问的主要内容,粗略梳理出了相对集中的十大话题（见表2）.通过此表,一个直观的呈现是,虽然也不乏“京津冀协同发展”这样的宏大议题,但代表与媒体关注的政治信息更趋多样化、扁平化,涉及的数字经济、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精准扶贫、司法公正、环境保护等等,都是受众普遍关心的国计民生问题.同时,对于这些具体的政治话题,人大代表都有自己的理性思考,而不是信口开河.比如,谈及数字经济,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首席执行官马化腾代表表示,“互联网+是手段,数字经济是结果,数字中国和网络强国是我们的目的”,颇有启发性.在谈到少数民族地区脱贫致富时,贵州省赤水市大同镇民族村农民杨昌芹代表说,“结合发展情况来看,如果要帮扶少数民族农村脱贫致富,必须深入挖掘他们当地的传统民族文化,当地的特色资源,这样远比直接用金钱帮助他们来得更有意义”,务实而充满见地.
4. 优化的传播路径
毫无疑问,互联网的出现给全世界的媒体业带来了颠覆性的影响,我国的政治传播也被裹进了这场洪流之中.“与传统媒体不同,网络媒介的互动和参与,使得论坛、博客、微博、微信先后成为论述公共事件、酝酿社会舆论的热点社会媒介.在这个过程中,既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也给传统的政治秩序带来了巨大的挑战.”[13]
尽管国家（政党、政府）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主导我国政治传播过程,但与网络政治传播方式相吻合,追求政治传播方式的开放、透明和更加接地气,已经成为政治传播的一个共识.一方面,5 场“人大代表通道”,都通过电视台及各大网络平台实时直播,只要愿意,会场外的受众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看发生在人民大会堂内的信息,了解更为生动和开放的全国人代会面貌.同时,拥有千万粉丝数的@人民日报、@央视新闻、@新华网等媒体微博*以及地方媒体微博*,都同步进行了直播,这也意味着透过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组成的“融媒体矩阵”,人大代表们的建言献策、话语言说不仅第一时间得到了最广泛的传播,而且受众通过微博评论等形式可以实时予以反馈,一个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互动与合流的网络公共空间俨然形成.会场内外、网上网下无缝衔接、实时交流,人大代表言说的话题成为公共话题,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出现重叠融合互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真正成为“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三、“人大代表通道”的传播价值
1. 构成全国人代会报道的重要一环,丰富政治信息
会议报道历来是政治传播的一种重要途径,但传统的会议报道,大多“程式化”,导致政治传播势能不断弱化.和地方媒体,试图从新闻专业主义角度,追求会议报道的新闻价值和传播效果的有机统一,也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这些各自为政、百家争鸣的做法,只是在政治传播方式方法上的努力,没有也无法触及政治传播的主体.换而言之,只有从政治传播的“供给侧”发力,会议报道才能从源头上推陈出新,实现从僵硬的政治宣传到柔性的政治沟通的嬗变.“人大代表通道”让全国人大代表这一政治群体首次主动亮相、直面媒体,结合自身经历和履职实际真诚回答记者提问,回应国内外对会议议题的关切,释放更多更高质量的政治信息,中外媒体“大呼过瘾”.
2. 拉近全国人大代表与民众之间的距离,增进政治信任
从学理上说,人大代表是人民利益的代言人,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想方设法了解民众的需求和愿望,是每一个人大代表的职责.同时,人大代表由人民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然而一段时间以来,由于全国人大代表是间接选举产生的,代表如何回应选民,选民如何有效监督代表,缺乏较为有效的载体.通过央视电视直播、网络视频直播等方式,“人大代表通道”将全国人大代表的履职行权、建言献策在聚光灯下,映入千家万户的电视荧屏、移动互联终端.一方面,这让平时难以“显山露水”的全国人大代表公开亮相,有利拉近代表与民众距离.另一方面,由于实时直播,“人大代表通道”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代表接受监督的直观窗口.通过这样的窗口,普通民众可以对全国人大代表“评头论足”,这对代表的履职能力、媒介素养都提出更高要求.这样的压力,传导到人大代表身上,会督促他们更加重视自身形象、更加扎实履职,不断练好履职“基本功”,提升自己“代”和“表”的能力,赢得选民信任,增进政治互信.
3. 架起传播中国声音、展示中国形象的平台,推进政治开放
是新闻宣传的“富矿”,但一个客观事实是,长期以来,聚光灯瞄准的更多的是国务院各部长、总理记者招待会,而对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的履职行权行为,媒体往往语焉不详.参加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全国代表,带着13 亿人民的重托而来.他们在“人大代表通道”上,讲述发生在中国大地的改革故事、发展故事、民生故事,将基层的声音传递到国家最高议事殿堂,让外界可以近距离观察中国人代会,近距离接触、感受全国人大代表风采.正如一些评论所指出的,“人大代表通道”以充分的事实向世界表明,“中国从来都不是关起门来自说自话的‘密室里的’,而是人民声音、意见的‘传声筒’和‘扬声器’.”[1“4] 人大代表通道”成为大会开放、透明、包容的一个代名词,成为传播中国声音、展示中国形象、推进政治开放的一个有效平台.
4. 展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越性,坚定政治自信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历史和现实已经充分证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是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目标的好制度,具有无与伦比的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任何一项制度的运行状况都与其主体因素密切相关,人大制度也不例外.人大代表是人大制度运行的主体性要素,各级人大代表的履职状况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这个制度的运行和绩效.“人大代表通道”上,人大代表正在从反映民声的传声筒转变为人民利益的捍卫者和代表者、言说者,受众从他们的一言一行中,感觉到的是大气、自信、开放的新时代气质,增进的是媒体和受众对人大代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了解和认同.
四、结语
从政治传播的一般规律看,政治信息历来都是所有新闻议题中的一个重要门类,然而在传播过程中,却又往往呈现新闻价值与传播效果“二律悖反”的困境,这也是我国时政新闻报道一直在努力寻求突破的关键点[15].从实践来看,“人大代表通道”的规制和完善,一是要防止出现强化政治仪式功能而弱化信息媒介作用的倾向.否则,“人大代表通道”容易落入形式主义的窠臼.这其中,要努力做到“两个避免”：接受媒体采访的人大代表,可以有适当的准备,但要避免“背书式”“表演式”采访,以人大代表与受众良性、真诚的互动沟通,不断提升信息传递的质量.在“人大代表通道”上,可以有花絮的发生,但要避免节外生枝,防止杂音、噪音冲淡主题,要以主动设置议题、引导舆论导向来积极回应社会和民众的关切.二是要逐步提高举办场次和参与代表数量.与十三届全国人大实有2980 名的代表总数相比,45 名占比仅为1.5%；5 场集中采访活动,也远不能满足中外媒体的需要.需要演练.一时之间将更多的全国人大代表推上“人大代表通道”并不现实,一个可行方案是,赋予各代表团更多自主权,让更多的全国人大代表能在各个代表团的团组开放日上发出人大好声音.此外,一些地方人大（如广东省人大）推动人大代表和媒体间建立常态化互动机制,鼓励媒体记者就热点问题找代表“建言献策”,鼓励代表主动和新闻媒体接触、回应社会关切的做法,同样值得参考借鉴.
总之,“人大代表通道”是特定时空条件下、释放集束信息、仪式感强的一种政治传播方式,是新时期政治传播话语的创新表达,是国家政治传播理念迭代更新的逻辑结果.它丰富了人代会报道样式,有利于促进政治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展示开放形象、坚定人大制度自信.这一做法,虽然脱胎于“部长通道”“党代表通道”,但可以而且应该为我所用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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