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尼西亚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分析,本文是关于中等论文怎么撰写跟中等收入和印度尼西亚和陷阱方面论文怎么撰写.
中等论文参考文献：
吴崇伯,钱树静
（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南洋研究院,福建厦门361005）
关键词：印度尼西亚；中等收入陷阱；基础设施；物流成本；行政效率
中图分类号：F12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856(2017)03-0079-15
收稿日期：2017－02－16
基金项目：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海洋经济合作研究”（16D790029）
作者简介：吴崇伯,男,江西赣州人,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南洋研究院教授,经济学博士；钱树静,女,山西人,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摘 要：得益于较快的经济增长,2004年印尼年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080美元,正式进入中低收入国家的行列.但经历了近1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印尼经济2013年以后增速开始放缓,人均国民收入下降趋势明显,同时还伴随着经济承压、货币贬值,出口受阻、贸易逆差增加,税收减少、政府财政赤字上升等负面影响,为此,许多人预测印尼将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印尼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是由一系列经济与非经济因素引起.为避免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印尼现正对经济进行结构性调整,从过度依靠自然资源发展经济的旧模式转变为依靠人力资源的提升以及科技创新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模式.但从可预见的未来,前景并不乐观.
一、经济减速导致印尼将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悲观预期
位于马六甲海峡附近的“千岛之国”——印尼,人口众多,是除中国、印度和美国之外的世界第四人口大国,因其经济规模、科技与军事实力,以及良好的发展潜力,成为东南亚地区不容忽视的龙头.作为东盟创始成员国和最大的经济体,印尼人口数量占到东盟共同体的40%,经济总量占东盟的30%左右,印尼国内消费市场占到东盟的38%,不容小觑.在过去10多年,印尼一直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也因政治、社会安定,获得国际市场青睐,被国际社会认定为新兴经济体国家.印尼外商投资协调局的数据显示,2015年印尼吸引内外资实际投资额达436亿美元,同比增长17.8%,协议投资额达1482亿美元,同比剧增45%.［1］尤其是中国,在2010-2014年期间,来自中国的投资达4.95亿美元,2015年增加到6.28亿美元,2016年印尼吸引外国投资297.5亿美元,其中,新加坡投资额91亿美元,为印尼最大外资来源地,日本54亿美元居第二位,中国投资额2665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313%,名次从2015年第九大投资国跃居第三大投资国,［2］投资落实比率也由5年前不足10%提高到26%.
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印尼经济经历了几年低落期,在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刺激下,2011年GDP增长率恢复到6.224%,达到金融危机后经济增速最高点,之后印尼的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放缓.其中,2013年的GDP仅增长5.57%,首次跌破6%；2014年,因世界范围内经济持续疲软,GDP增长率进一步降到5.02%；2015年,继续受全球经济放缓的影响,商品下跌,印尼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减少,再加上资本外流的压力,印尼的经济增长仅为4.79%,比政府预期的5.7%低将近一个百分点,是2009年以来增长最缓慢的一年.［3］为促进经济复苏,印尼政府在2015年以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包括通过多次降息刺激投资,通过放宽外商直接投资的限制以吸引国外资本,通过降低企业所得税改善商业经营环境等等,但政策效应还需观察.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采用现价美元记录的印尼GDP数据,除1997年和1998年两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GDP从1996年的2,273.7亿美元突然跌落到1998年的954.5亿美元外,印尼的GDP总量保持着增加的态势,而且亚洲金融危机后经济总量的增加更加明显、速度更快.但是,这一趋势在2012年发生转变,印尼的GDP开始逐年降低,从历史最高点9,178.7亿美元,降到2015年的8,619.3亿美元,呈现经济放缓的现象,详见图1.而且,从人均国民收入GNI上看,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如图2所示.客观上讲,国际市场对印尼大宗商品需求的减弱是印尼经济放缓的直接原因,但从本质上而言,过分依赖资源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根本原因,印尼在基建、科技、资金、人才等领域的短板仍是经济快速增长的瓶颈.
1996年,印尼的人均GNP首次突破千元大关,达到1090美元,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在1999年跌落到最低点,仅为570美元,之后稳步上升,于2004年再次过千,越过“贫困陷阱”.之后一路稳步攀升到2013年的3740美元,但是2014年和2015年印尼人均GNP却分别滑落到3630美元和3440美元.［4］近年来,随着印尼GNP的下滑,印尼国内代表消费者购买力水平的机动车销量、代表投资者信心水平的水泥销量等均呈现出下行态势,各方关于“印尼经济将继续减速”的悲观预期有所抬头,甚至有人预测印尼将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水平之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新的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徘徊的一种状态.面对印尼当前的经济疲态,许多国际分析师提醒,印尼必须加快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消除贫富差距,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二、印尼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分析
(一)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贫困问题远未解决
虽然印尼经济的发展有目共睹,人均收入已经超过3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国内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之间的差距仍然很大,并且不断扩大.印尼报导的数据,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在过去14年里从0.32增加至0.39.但一些经济学者认为这个数值偏低,如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一项研究指出,印尼的实际基尼系数应该在0.45附近,与菲律宾及柬埔寨“并驾齐驱”.［5］
受益于经济的快速增长,印尼的贫困人口在20世纪后期急剧下降,从1960年的60%下降到1996年的11%.［6］不幸的是,亚洲金融危机后,印尼的贫困人口比例又开始反弹.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统计数据,在印尼,每日生活费低于3.10美元
按照2011年的购买力平价.的贫困人口仍占总人口的36.44%,该数据远远高于同期全世界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值28.9%,是东南亚地区中等收入国家中最高的,甚至超过该地区中低收入水平的越南一倍多.
菲律宾为28.92%,柬埔寨为21.58%,马来西亚为2.71%,泰国为1.23%,越南13.81%.收入最高的20%人群占全社会收入的47.38%,而最低收入人群的占比仅为7.24%.2015年3月,印尼40％贫穷人口的消费支出占比17.1%,2016年3月降为17.02%；而20%富人的消费支出占比48.25％略微降低到46.89%,中间阶层40%人口的消费支出占比由34.65％提高到36.09%.［7］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许多投资并没有进入实体经济领域,就业仍以非正规职业和农业为主.虽然,印尼农业就业比重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达到最高峰值,超过55%的就业集中在农业,之后虽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但是农业依然占全国就业的1/3以上,远远高于世界中等收入国家不到10%的均值.［8］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数据库的最新数据,目前在农业领域就业的男性占印尼就业男性的35.36%,女性这一比例是33.4%.根据中国驻印尼泗水总领事馆的调研报告,在2012年约有60.14%的印尼劳动力大军在非正式领域谋生.［9］在农业和非正式领域的就业,往往得不到医疗、退休、劳动事故等保障.多数劳动力没有获得适当的社会福利是印尼收入不均衡的重要原因.
(二)行政效率低下,贪腐现象严重
除了悬殊的贫富差距问题,印尼的腐败问题也一直是个难以根除的桎梏.印尼的腐败几乎可以渗透到普通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基层公务员在内的政府工作人员都有索要小费的习惯.根据印尼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印尼败指数为3.63,
指数的取值范围是从0到5,0表示高度反对腐败,5则意味着完全包容腐败.对腐败非常宽容,在随机调查的位于33个省份的1万个家庭中,43%的人认为*等民事文件时,给政府官员额外的费用是可以接受的,属于正常情况,37%的人认为为了加快*程序、适当贿赂是可以理解的,属于正常情况.［10］
腐败现象的普遍存在和贪污受贿猖獗,一方面导致社会不公,使拥有特权和资源的人群获得不公平利益,另一方面造成社会透明度低下,使政府政策效果远离预定设想,使国外投资者的投资成本大幅增加,严重损害了当地的投资环境.根据世界银行现有数据,
缅甸只有2012年到2016年的数据.在印尼开办公司的成本一直高于周边国家,2003年开办企业流程的成本占人均GNI的137.6%,同年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泰国的占比则分别为33.1%、31.9%、28.6%、和18.8%,而新加坡则仅为1%.到2016年,开办企业流程成本占人均GNI的比例已经下降到19.4%,但依然比马来西亚、越南、泰国、菲律宾的成本高,这几个国家除菲律宾为15.8%、新加坡为0.6%外,其他国家落在5%-6%左右,详见图3.值得一提的是,自从2012年缅甸的占比数据收录在世行数据库后,缅甸替代了印尼成为占比值最重的国家,在2012年高达157.7%,是这一地区所有国家历史最高值,但仅仅4年后就下降了3/4,如果保持这样的速度,印尼极有可能重新回到东盟开办企业成本最高的国家.
虽然,印尼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设立了专门的机构,但收效甚微.其后推行的司法改革,也没有在实质上改变印尼“三毒”——贿赂、结、裙带关系在海关、税务、和移民部门的盛行.贪污受贿现象猖獗的印尼,在透明国际组织历年清廉指数排名非常靠后,2014年在176个国家中排名第118位.2014年当选的草根总统佐科践行消除腐败的承诺,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根据透明国际2017年初公布的上一年排名,印尼的腐败问题有所改善,清廉指数上升到第90位.但相对于本地区其他国家,印尼的腐败程度仍旧堪忧,与期望的排名60位还相差甚远.在刚刚的印尼居民电子项目腐败案中,国家预算值高达29.5亿人民币,其中仅有51%真正用于项目的实施,剩下49%均被20多名政府官员分割,其中包括24名国会议员.投资额度巨大的电子数据系统历经7年都未建成,说明印尼在提高行政效率、遏制腐败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基础设施薄弱,生产配套设施较差
印度尼西亚的基础设施落后一直是其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瓶颈,对外资企业而言,因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的制约,在印尼运营中不可避免地面临生产能力不足、运输成本高昂的现实问题.导致印尼基础设施严重滞后、且分布失衡的现状,客观上是由印尼的地理特点决定的.印度尼西亚由17,000多个岛屿组成,别称“千岛之国”,除了几个大岛屿外,多数岛屿处于未开发状态,部分岛屿甚至还处于原始状态.除了爪哇岛、苏门答腊岛、加里曼丹岛和苏拉威西岛外,其他岛屿上的道路交通、电力、通讯、供水、港口设施都非常落后.例如,集中了全国65%人口的爪哇岛,占有全国736%的铁路里程,而苏门答腊岛与爪哇岛的公路占印尼的58%.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过去30年间,印尼人均耗电量有一定的增长,从1980年的45.16千瓦时,增加到目前的787.68千瓦时,但依然处于东南亚地区最低水平,仅稍高于缅甸的人均耗电量水平,远远落后于邻国马来西亚4512千瓦时、泰国2471千瓦时的水平.虽然印尼拥有1700多个港口,但缺乏大型良港,仅有11个港口是集装箱港口,众多资源丰富、人口密度小的岛屿之间的物流和交通,90%依靠昂贵的陆上运输,［11］陆运能力的严重不足阻碍了商品和物资的流通.此外,印尼的海运港口和空运机场常年处于超负荷运转的状态,因为印尼具有商品进口地主要聚集在爪哇岛、出口地集中在资源丰富的加里曼丹岛的特点,所以货运主要集中在这两个岛屿,过度的拥挤不仅提高了运输成本,而且降低了海港和空港的运行效率.还有,印尼仍然严重缺电,这与其中等收入国家地位格格不入,近80%的电力生产和消费集中在爪哇岛,因电力不足,许多地区被迫实行停电或供电管制的政策,全国约1/5的人口无法使用电力产品.［12］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印尼每百人互联网用户数在2008年前与中低收入国家基本一样,但2008年后,印尼与中低收入国家的差距开始拉大,而且越来越明显,详见图4.互联网用户的不足,必将制约印尼在新经济领域的发展.
根据最近世界银行公布的2016年物流绩效指数排名,
物流绩效评估的项目包括海关、基础设施、国际货运、物流能力、跟踪和记录,以及实际时间.在160个国家当中,印尼排名第63位,在短短2年之内降级10位.虽然政府官员强调,印尼排位的下跌并非是物流欠佳,实则是其他国家业绩好转的缘故,但印尼物流评级在东南亚地区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其不仅远低于排名第5的新加坡,还低于泰国、马来西亚和缅甸,而柬埔寨虽然排名落后于印尼,仅为83名,但柬埔寨的排名正在不断上升中.提高印尼物流绩效指数的评级,需要从物流运输设施、主要商品供应链、人力资源开发、物流供应商、技术实施和规则协调这6个方面加以改进.［13］
(四)科技发展水平落后,创新能力动力不足
根据印尼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用来衡量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核心指标——人类发展指数HDI在印尼每年都有改进,但没有突破70分.［14］根据联合国发展计划署每年公布的各国数据,印尼仍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16年在全球178个国家中排名第108位.这从侧面说明印尼科技发展水平仍然较落后.印尼PPM学校创新与协作中心称,根据2014年全球创新指数,印尼在143个国家中仅排名第87位,较上一年的85位下降了2位,低于新加坡（第7位）、马来西亚（第33位）、泰国（第48位）、越南（第71位）等周边国家.［15］由于创新被认为是刺激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印尼的排名令人十分担忧.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统计数据,2000年从事R&D研究的印尼人数是44,984人,占人口总数的0.021%,到2009年从事R&D研究的人数则仅为21,349人,占总人口比重的0.009%,绝对数和相对数都出现了明显的下降.目前,印尼每百万人口中从事R&D的人数仅为89.527,不仅远远低于高收入国家的3836人、中高收入国家的660人的平均水平,而且与中低收入国家618人平均水平的差距也非常明显.2000年每百万印尼人口中,从事科技研究的人数是212,这一数据到2009年则不到90人,是东南亚地区唯一一个下降的国家.在本世纪初比印尼稍逊一筹的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则进步飞快,同一时期的泰国则由168人增加到974人,马来西亚的增长最显著,从153人增加到2052人,增长最慢的菲律宾也从71人增加到189人.
因世界银行数据库数据的制约,泰国的数据是1999年和2014年,马来西亚是1998年和2014年,菲律宾是2003年和2013年,印尼是2000年和2009年.同样地,印尼在科研领域的投资也非常有限,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08%,远远低于新加坡的2.19%、马来西亚的1.26%和泰国的0.28%,甚至低于越南的0.19%和菲律宾的0.14%.据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的2016-2017年全球竞争力指数报告,印尼得分像以前一样是4.52,但在138个国家中居第41位,排名跌了4位,在2015-2016年期间,印尼排名第37位.［16］韩国与印尼相似,在1988年实现人均GNP4590美元,迈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但不同于印尼,韩国依靠科技创新,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摆脱了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到1996年就成功跨过人均GNP12,736美元的门槛,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虽然后来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一度跌回到中高收入国家行列,但依靠其科技实力,于2003年重新达到人均GNP13,360美元,之后以每年0.44%的增长率攀升.［17］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加强科技创新是印尼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钥匙,否则在东盟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将无法抵御激烈的竞争.因此印尼政府必须重视科技创新,并增加资金投入,在全社会形成科技创新的氛围,以此推动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再上一个新台阶.
(五)过早的去工业化现象导致制造业发展滞后
由于殖民时期经济的畸形发展,印尼经济在非常长的一段历史中,严重依赖油气业和农业经济作物出口.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印尼政府认识到经济不平衡的严重性,采用了减少倚重油气业的经济政策,在这项政策的引导下,印尼工业迅速崛起,很快利用廉价劳动力优势,形成了外向型加工制造业,工业逐步振兴并最终取代农业成为国民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然而,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印尼工业受到重大冲击.由于政府对基础设施及研发的投入有限,劳动力技能低,印尼的加工制造业发展缓慢,制造业增长速度明显落后东南亚周边国家,且呈下降态势,2016年的工业增长速度仅为3.36%.［18］而且最近10年,制造业对印尼的贡献率也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从2004年的历史最高值28.37%,降到2009年的26.17%,目前制造业对印尼GDP的贡献度进一步降为25.5%,［19］各年的具体贡献率见图5.
根据印尼工业部统计数据,2016年第四季度工业增加值增速未达到此前6.8%的预期,实际只有5%,较第三季度下降0.2%,较上年同期下降1%.印尼工业至今未能恢复元气,印尼经济增速反弹受到明显制约.工业可吸纳大量就业和资本,可促进人力资本和技术资本的积累和升级,可推动国家生产力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的大幅提高.只有工业恢复活力,印尼经济增长的引擎才能真正恢复.印尼是全球十大制造国之一,但印尼工业以轻工业为主,重工业在众多领域和行业都是零基础状态.
三、政府对策
为避免陷入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印尼现正在对经济进行结构性调整,从过度依靠自然资源发展经济的旧模式,转变为依靠人力资源的提升以及科技创新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新模式,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消除贫困,盘活非就业人口
印尼国内数量庞大的非就业人口,是经济发展落后、贫富差距巨大的结果,但是,也是印尼经济提升到一个新台阶的切入点.如果能够提高劳动参与率,盘活非就业人口,使2/3的普通印尼人成功脱贫,那么印尼就拥有了一个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事实上,佐科政府也一直把增加就业、消除贫困作为工作的重点,希望2017年印尼贫困率降至10.5%,失业率降至5.6%,基尼系数变成039,［20］到2019年进一步把贫困人口比例下降到6%-8%,基尼系数落到0.36.［21］
为盘活非就业人口,提高劳动参与率,印尼政府两个重要的抓手是：吸引国外投资和促进国内小微企业发展.通过放宽外商投资限制,给予投资战略产业的外国公司更加优惠的投资、税收优惠,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国企业在印尼投资建厂.2015年政府通过简化89项工业贸易规定、降低企业贷款利率、减少采矿及工业园区设厂所需的许可证数量、削减油电等能源等措施,促进招商引资和扶持小微企业,2016年又进一步放宽了近50个行业的外商投资限制.目前,印尼共有16.6万家中小企业,政府越来越认识到,这些中小企业对印尼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为使其充分发挥吸收劳动力的积极作用,印尼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为中小企业发展助力.根据印尼工业部的计划,2017年政府重点扶持5000家中小企业,到2019年受到政策倾斜的中小企业数将达到20,000家,这些措施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整个生产流程中提供便利,包括产品标准认证和设备采购融资,另一方面是通过完善公共设施帮助企业拓宽市场渠道,例如搭建数字交易平台和支付系统.［22］
此外,印尼政府从2015年开始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普通大众的政策和措施,如建造面向工人的廉价房；提高医疗保险计划覆盖率到72%,为劳工提供了福利保障；将街头流动的小贩安置在固定集市中,并减免税收和摊位租金；加紧加大投资建设乡村,保护低收入社群等.政府的诸多举措,取得了一些成效,贫富之间的鸿沟缩小,基尼系数逐渐降低.印尼在2015年3月份的基尼系数是041,同年9月份降低为0.40,而2016年2月份再降低为0.39,也就是说在一年期间降低了0.02基本单位的基尼系数.［23］虽然这些措施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效果仍然不那么令人满意.
(二)发展农业,努力消除农村贫困
印尼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67%,印尼目前约有4200万人从事农业生产,约占该国劳动力总数的38%.印尼的贫穷和接近贫穷的人口总数中,72%的人生活在农村,他们的平均收入都很低,而且年年都在原地踏步,因此,发展农业是改善贫富差距的基本条件.佐科上台执政后,将发展农村经济,建设农村社会放在重要位置,其设立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有竞争力的、公平的和可持续发展的农业产业化系统,进而实现粮食安全和农民福利.根据印尼2015-2019年中期发展规划,政府将在未来5年中进行农业改革,至少为450万农户提供新的耕地,开垦100公顷新农田,改善300万公顷农田的灌溉系统并建设25个新水库,成立服务于农民和中小企业的专业银行,加强和改善粮储公共公司的物质供应能力等；粮食领域的目标为稻谷产量增加16.17%,年产量增至8200万吨；玉米产量增加1/4,年产量达到2410万吨；白糖产量的增幅超过45%,实现年产量跨越380万吨；渔业产量增至1880万吨,数量增加51.61%.［24］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包括加大对农村地区的财政支持,改善包括道路、桥梁、电站、灌溉系统在内的农村基础设施；帮助农民掌握最新的农业技术,并鼓励他们在生产活动中积极使用；向农民提供急需的农业生产资料,包括肥料和良种；完善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推动企业与农户合作；为年轻农民提供培训,培养农民的创业精神,推动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扩大爪哇岛以外的农田开发等.如果上述措施都能落到实处,印尼政府则有可能帮助传统农民脱贫,农业发展也会上一个新台阶.但目前外界对印尼政府持观望态度.
（三）发展制造业,实现“印尼制造”的二次振兴
作为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主力军,制造业是一国综合实力的体现.要切断贫困链,就必须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而要提供充分的就业机会,就必须大力发展工业,尤其是劳工密集型制造业,因为只有制造业,以及农业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印尼第二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四成到五成,但只有不到两成占比来自制造业,根据印尼工业部的数据,2016年制造业对印尼GDP的贡献率为18%,比10年前制造业的占比低了7-8个百分点.因担心出现逆工业化现象,印尼政府积极推行“出口导向”的工业发展模式,期望实现“印尼制造”的二次振兴.在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中,增加投资便利化设施和服务、建设工业园区和发展物流网最引人注目,降低工业用能源、减免税收等具体措施也为工业加快发展铺平了道路.值得一提的是,政府积极推动国有企业在一些特殊工业领域做大、做强,这些领域包括可持续能源、海洋经济、基建和住房、采矿、制造、战略国防、重工业和造船等,通过国企在这些未来优先发展领域的成长提升“印尼制造”的国际竞争力.
近年来,由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往东南亚国家寻求更为廉价的劳动力,许多制造业往东南亚国家迁移.印尼政府借势推出许多措施,营造便利的投资环境,积极承接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鼓励本国制造部门在技术和管理方面进行革新,这些措施有效地吸引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投资.2016年印尼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289.6亿美元,较2015年增长8.4%,其中只有27.4亿美元投在矿业中,占比9.4%,而在2013年这一数据是17%,2016年FDI中最大的份额是在制造业为78%,但2013年制造业的份额则仅为55%.［25］这说明,印尼政府正在积极转变严重依赖矿业、能源资源的发展老路,开始重视制造业发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果印尼能够成功改造技术落后的传统工业,提高具有比较优势产业的科技含量,那么就有可能避开中等收入陷阱.
(四)发展基础设施,降低物流成本
发展经济落后地区、缩小地区贫富差距、提高国家整体竞争力需要大力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印尼经济学家梅代尔的研究结果表明,修建铁路网将极大降低印尼的物流成本,全国性铁路网能够为经济增长贡献两个百分点.
但是,印尼基础设施多来年一直以落后著称,是其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在2015年的估计,在总共133个受调查国家或地区当中,印尼的基础设施竞争能力居第84位.另外,据印尼交通部长公布的最新数据,印尼2015年港口基础设施在全球排名第82位,火车基础设施排名第43,机场基础设施排名第66.印尼交通基础设施仍欠完善.越来越认识到基础设施对经济发展的严重制约,2014年上任的佐科政府将基础建设作为其执政的重点之一.按照《2015-2019年中期建设发展规划》设计,到2019年,印尼的电力普及率将从81.5%提升至96.6%,公路里程从38,570公里增至45,592公里,铁路里程从5434公里增至8692公里,港口数量从278个增至450个,机场数量从237个增至252个,轮渡码头从210个增至275个,水利灌溉系统将得到大力改善.如果以上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实现之后,印尼基础设施竞争力有可能提升到第56位,［26］港口、火车和机场基础设施排名分别提高到第35位、第25位和第25位,［27］物流成本将从现在的占GDP的24%降至20%以下.［28］
然而,如此雄心勃勃的计划实施起来绝非易事,事实上,包括铁路建设在内的众多基建规划进展缓慢.其中最主要的障碍是资金短缺和征地问题复杂.虽然印尼投入在基础设施上的国家预算不断提高,从2009年的76.3万亿印尼盾增加到2016年313.5万亿印尼盾,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增加了3倍多,但是基础投资资金缺乏问题仍然非常严重.按照《2015-2019年中期建设发展规划》,需要投入到基础建设中的资金5000万亿盾,但是印尼政府积累的国家预算只够2000万亿盾,约60%的开支需要私营企业、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承担.例如,印尼计划在2019年底新修铁路3258公里,加上对原有路线的提速改造,总投资就需要233万亿印尼盾,其中大部分资金来自私营部门,规划中的苏拉威西岛和苏门答腊铁路网计划投资额分别为64.81万亿盾和77.6万亿盾,政府能够提供的资金不到27%.［29］然而,即使投资者有意愿投资基础建设,也往往会被复杂的征地问题吓退.印尼土地私有,农村地区实行基于历史占有、承认乡村集体所有的产权制度,但是各地的习惯做法又不尽相同,这意味着建设一条上百公里的铁路需要途径数10个乡镇.而且,民众一方面乐见铁路开通后带动经济发展的局面,另一方面又认为征地会损害自身利益而拒绝配合.所以,在投资者需要自行征地的常规做法下,即使投资者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征地,也不一定能够按时开工和完成建设,甚至会与当地民众发生激烈的冲突.政府应该在征地问题上加大引导力度,否则很难在短期内改变基础建设薄弱的现状.
(五)抓住人口红利黄金期,提高人力资源质量,改善劳动效率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15岁至64岁的印尼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1971年达到历史最低点,为53.38%,之后一直处于上升通道,2015年达到67.13%.目前印尼53%的人口处于30岁以下,［30］抚养比从1971年的历史最高点87.33%降到2015年的4896%,老年抚养比稳定在6%-8%之间,儿童抚养比从1971年最高点81.08%逐步下降到目前的41.25%,印尼正处在“人口黄金时期”.和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相比较,印尼的人口红利优势比较明显,如图6所示.这种人口红利会继续,直到2036年达到一个峰值,之后人口红利趋于消失,2040年65岁以上人口将是目前的3倍,将迈入老龄化社会.因此,如果印尼能够抓住人口红利黄金期,投资提高人力资源质量,改善劳动效率,加快经济发展,就可以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作为世界上第四大人口大国,印尼劳动人口基数大、劳动力资源丰富、社会抚养压力相对较轻,但是印尼劳动力所受的教育水平不高,将近一半的劳动力只受过小学教育.根据世界银行最新数据,印尼劳动力人数1.24亿,在就业人口中,小学以下教育程度达5460万人,占总人数的47.9%；初中程度为2030万人,占20.3%；高等教育程度为1120万人,其中大学水平约790万人,占696%.可见,印尼劳动力资源丰富,但劳动力教育水平有待提高.人口大国发展成为经济大国,第一个重点就是解决人才问题.
近些年,印尼加大了对教育的投入力度,教育经费逐年提高,2009年教育预算开支224万亿盾,2012年增加到286万亿盾,2016年384万亿盾,8年增长了1.71倍,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如图7所示,印尼的中学入学率已经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18%快速增加到目前的82%,高校入学率则由不到3%提升到31%,拥有3500座高等院校等.此外,印尼政府也非常注重高等教育的私有化,努力使普通民众获得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实施高等教育法人化改革,允许有条件的公立高校转变身份为独立的法人实体,允许私人按国家教育政策开办各级各类学校.而且,印尼政府计划在未来5年内,在全国设立500多所社区大学,使高中毕业生都有机会获得1-2年的职业培训,以提高人力资本的质量.同时,印尼政府也借鉴德国的经验,计划通过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来提升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并鼓励职业学校办工厂、与当地企业密切合作.
尽管印尼在教育上的投资额与年俱增,但其投资比例却还有待提高.例如,2000年后印尼公共教育支出占政府支出的比重有明显的提高,从2001年的11.60%提升到目前的17.51%,但与东南亚其他邻国相比较,还处于落后地位,目前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泰国分别为21.48%、2094%、20.3%和18.86%.［31］同样,用于衡量政府教育投资的重要指标——公共教育支出占GDP比例在印尼也比较低,低于全世界4.4%的平均水平,仅仅高于缅甸和菲律宾,低于其他邻国,马来西亚、越南、泰国和印尼的最新数据分别为6.09%、5.76%、4.56%和3.33%.［32］只有利用人口红利的黄金期快速提高人口素质,才有可能摆脱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厄运.
(六)切实放宽准入,营造新的投资环境
长期以来,印尼的投资环境饱受诟病,除了基础建设落后等硬件问题外,政府政策反复、腐败严重等老大难问题一直困扰着国内外投资者,直接制约着印尼经济的发展.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创办企业所需天数的信息,在印尼创办企业的天数一直奇高,2003年这一数值是181天,而周边国家至多是其1/3,马来西亚和泰国都不到40天,更不用提新加坡,仅为个位数.经过10多年的发展,印尼创办企业的天数也在逐步降低,到2015年降到47.8天,但依然列在东南亚国家末位,
缅甸除外,缅甸仅有2013年和2014年的数据,都为76天.而且,逊于全世界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详见表1.
为了改变投资环境恶劣的局面,印尼政府做了许多努力,但似乎成效并不理想.近年来,大宗商品持续低迷,印尼经济过度依赖初级产品出口的弊病更加凸显,经济增速放缓,政府在外力的推动下选择放宽外商准入条件,政府优先改善投资环境.2016年6月,印尼总统佐科签署总统令,宣布放宽近50个行业的外商投资限制,不少行业是首次获准外资进入.高速公路、餐饮、电影、冷藏、废物处理、大中型电子商务等行业受到了全面“松绑”的待遇,印尼政府允许外国企业全资进入,在通信服务、会展、卫生保健、机场服务等行业,外资占股上限则由之前的49%调高至67%.此外,外国企业若在印尼购物中心内开设面积超过400平方米的百货商店,也能持有最多达67%的股份,［33］该举措被舆论称为“爆炸式变革”.如果印尼能够在改善投资环境上做出实质的改变,减少不必要的政府监管、减少政府在市场准入方面的过度干预,利用其世界上最年轻的人口大国地位,将会成功实现经济重新发力,摆脱中等收入陷阱.
（七）推动科技发展与技术创新,为印尼经济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最新数据,印尼政府在R&G研发支出非常低,仅占GDP的0.08%,不仅低于东南亚地区的平均值30.7%,而且低于低收入国家平均值23.2%.相比其他邻国,印尼在研发上的投入非常有限,如表2所示.如果不改变这种状态,印尼很难在全球经济竞争中表现良好,脱离中等收入陷阱的厄运.
为了改变印尼科技发展与技术创新的落后局面,政府在2014年提出要建设100个科技园区的计划,100个科技园以任务的形式分派到各地区、各部门,以实现全民科技创新的宏伟目标.此外,印尼还计划建立9个重点研发中心,根据各地经济特色和优势,统一规划旅游产业研发中心设在巴厘岛和西努沙登加拉,在北苏拉威西、北苏门答腊、泗水和东爪哇省分设海藻研发中心、棕榈研发中心、热带疾病研发中心和咖啡可可研发中心.印尼政府也正在尝试和其他国家发展科技合作.例如,印尼和法国已经启动了一个项目,以促进两国在战略领域的科技合作,包括国防领域.该项目名为“Nusantara计划2016”,由两国政府出资,并由印尼研究、技术和高教部与法国外交和国际发展部以及国家教育、高等教育和研究部联合管理.印尼政府期望通过开展研发投资,该项目将推动相关领域的发展,如先进材料、纳米技术、信息和通信、预警系统等.该项目的资助期为2年,资助对象包括大专院校、科研机构以及两国开展合作的企业.
如果印尼能够不断加大对科技、研发领域的支出,认真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和区域创新体系,就可以提高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支撑作用,从而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
印尼人均GDP于2010年才开始超过3000美元,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09年和2010年印尼人均GDP为2,980.95美元和3,125.22美元（以2010年不变价美元表示）.进入中等偏低收入国家的行列.因此,严格说来,现在讨论印尼是否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还为时尚早.不过从预测的角度来分析印尼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则非常必要.未来印尼是否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主要取决于：印尼盾汇率的稳定；佐科总统近10年的经济业绩；制造业是否能实现二次振兴；以及农业与农村问题是否能够得到解决.
四、结论与启示
由于历史原因造成印尼经济严重依赖油气业和农业经济作物出口、制造业发展缓慢、农业人口比例大、贫富差距悬殊的局面,再加上基础设施薄弱、创新能力不足的制约,即使印尼拥有人口红利的优势,也非常可能因经济增长乏力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避免或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两大抓手是提高效率和提升创新能力.效率的提高有赖于基础设施的改进和政府对公平商业环境的改善,创新能力的提升则依靠教育投资的增加和研发投资的加大.
同印尼一样,我国同样面临着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只不过印尼需要应对的是“中低收入陷阱”,而我国需要面对的是“中高收入陷阱”的挑战.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结果,一国如果在28年内无法从中低收入水平迈入中高收入,则可以看作落入“中低收入陷阱”,无法在14年内从中高收入行列进入高收入行列,就可以认为落入“中高收入陷阱”.
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定义,中低收入国家的人均GDP位于825美元与3254美元之间,中高收入国家人均GDP则处于3255美元到10,064美元这个区间.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我国2000年的人均GNP仅为940美元,仅用了8年时间就跨越了“中低收入陷阱”,于2008年实现了人均GNP3100美元.
用现价美元表示,见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NP.PCAP.CD?locations等于CN.之后,我国人均GDP以12.44%的年均增长率增长,到2016年我国统计局公布的人均GDP为8866美元,如果我国能够保持这样的发展态势,“中高收入陷阱”将不能称之为问题.但是,我国依靠廉价劳动力和资本投入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老龄化导致劳动力供给日益减少,因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趋于零.如果我国经济增长模式依然是简单地依靠劳动和资本投入的数量型经济增长,那么必将走向一种均衡状态——人均收入增长陷入停滞,即“收入陷阱”.因此,转换经济增长动力机制的成功与否,决定了我国是否能跨越“中高收入陷阱”的关键.
不同于印尼,基础设施薄弱、严重依赖资源出口等制约因素在我国并不严重.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在基础设施上的进步有目共睹,工业体系比较完整.但是,和印尼完全一样的是,两国均缺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金钥匙——提高包括制度因素的广义技术.对我国而言,在现阶段,技术进步、劳动质量的提高比增加资本和劳动供给对经济增长的意义更大,而且比印尼更加迫切.因为我国通过对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人口红利获得经济增长动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问题是,如何才能提高索罗增长模型中的全要素生产率？答案非常简单——依靠创新.同印尼一样,我国摆脱“中高收入陷阱”也应该依靠加大教育和研发投资、建立公平的商业环境这两大核心.
接受教育程度高的劳动力和较高的研发支出是实现创新的基石.根据世界银行40多年的统计,高收入国家每年用于教育公共的开支占GDP的比值都高于4.5%,2001年后的占比超过5%.而我国每年用于教育公共开支的占比远远低于这一水平,2000年前一直低于2%,最近几年才实现了4%的目标,仅仅与全世界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持平.同样,我国研发支出也仅占GDP的2%,相比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加大教育和研发投入,才有可能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同时,实现创新还需要保障机制,即政府需要提供一个良好的、公平竞争的商业环境.首先,因为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加大对私有产权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可以激励企业家进行长期的研发投资和长期的技术积累.其次,政府需要放松管制、减少市场干预,这样才能尽可能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最有效的创新发生在市场最需要的领域.
在我国制造业逐步丧失低劳动成本竞争优势的背景下,只有在教育、研发、公平商业环境领域取得足够的进步,才有可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顺利跨越“中高收入陷阱”.
注释：
［1］《张锦雄：印尼今年经济发展将比去年更好》,中国新闻网,2016年5月6日,http://www.chinanews.com/gj/2016/05-07/7862165.shtml.
［2］《中国内地成为印尼第三大投资来源地》,《人民日报》2017年1月26日.
［3］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KD.ZG?locations等于ID&view等于chart.
［4］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NP.PCAP.CD?locations等于ID.
［5］《印尼 贫富差距大 奢侈品销量激增》,《联合早报》（新加坡）2012年3月18日.
［6］张蕴岭等：《东亚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与安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03页.
［7］Ayomi Amindoni, “Indonesias inequality narrows to 0.39 in March”, The Jakarta Post, August 19, 2016.
［8］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SL.AGR.EMPL.MA.ZS?end等于2007&locations等于XT&start等于2007&view等于bar.
［9］http://surabaya.mofcom.gov.cn/article/ztdy/201112/20111207901489.shtml.
［10］http://www.ccdi.gov.cn/xcjy/hwgc/201401/t20140109_44819.html.
［11］Satria Sambijantoro, “Jokowi Presses ahead with Integrated Port System”, The Jakarta Post, May 6, 2015.
［12］“RI growth needs more infrastructure spending: S&P”, The Jakarta Post, February 29, 2015.
［13］《印尼物流绩效指数比前年降10级》,《国际日报》（印尼）2016年8月7日.
［14］https://www.bps.go.id/linkTableDinamis/view/id/1211.
［15］《印尼参与东盟经济共同体竞争的创新经济学》,中国驻印度尼西亚经商参处网站,http://id.mofcom.gov.cn/article/sqfb/201412/20141200839064.shtml.
［16］《我国竞争力的挑战》,《千岛日报》（印尼）2016年10月11日.
［17］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NP.PCAP.CD?locations等于KR.
［18］https://www.bps.go.id/linkTableDinamis/view/id/1216.
［19］https://www.bps.go.id/linkTabelStatis/view/id/1199.
［20］《总统冀2017年贫困率降至10.5%》,《千岛日报》（印尼）2016年12月9日.
［21］《印尼政府致力于缩小贫富差距》,《印度尼西亚日报》（印尼）2015年12月17日.
［22］《印尼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参考消息》2017年3月23日,http://www.cankaoxiaoxi.com/china/20170323/1798999.shtml.
［23］《发展基础设施缩小贫富鸿沟》,《国际日报》（印尼）2016年8月20日.
［24］《印尼2015-2019中期发展规划即将正式公布》,《千岛日报》（印尼）2015年1月9日.
［25］《大宗商品下滑连累众多国家印尼何以独善其身？》,《印度尼西亚星洲日报》（印尼）2016年5月12日.
［26］《印尼基础设施建设需资5000万亿盾》,《国际日报》（印尼）2016年5月9日.
［27］《佐科称2019年我国基础设施全球排名前35》,《千岛日报》（印尼）2016年5月9日.
［28］《澳企将投资5千万美元发展物流运输》,《国际日报》（印尼）2016年7月22日.
［29］《印尼铁路建设向落后地区倾斜》,《人民日报》2016年6月15日.
［30］《印尼总统佐科：东亚将成为全球最具动力地区》,《21世纪经济报道》2016年9月3日.
［31］［32］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SE.XPD.TOTL.GB.ZS?locations等于ID-PH-VN-MM-MY-US-TH&view等于chart.
［33］《印尼放宽近50个行业外资限制》,《印尼商报》（印尼）2016年6月6日.
［责任编辑：闫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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