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严歌苓新移民小说的身份叙事,该文是关于严歌苓类硕士学位论文范文和严歌苓和身份叙事和移民相关硕士学位毕业论文范文.
严歌苓论文参考文献：
摘 要：在新移民文学中,身份认同是一个核心的和恒久的主题,当然,由于时代的不同,作家身份的差异、大众审美情趣的变化等种种原因,每一时期、每一作家笔下的有关身份认同的叙事都有其自身的特点.严歌苓作为新移民文学的领军人物,其作品呈现出的身份叙事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学魅力,成为她反抗中心与主流、证明自我存在价值和意义的有效途径,这其中尤以性别身份叙事更具特色.
关键词：新移民小说；身份叙事；严歌苓
作者简介：张栋辉（1980-）,女,山东乳山人,烟台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海外华人文学.
[ 中图分类号] ：I106 [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39(2018)-15-114-03
作为“新移民文学”的代表人物,严歌苓对自己的文学创作有着明确的认知和极高的追求.她不仅长于塑造西方人物眼中的“他者”形象,更立足于表达整个人类的精神探索,“文学创作需要经历和经验的积累、强烈情感的激发,但更需要不断地去挖掘及开拓,将个人的情感升华为人类的普遍情感,对自我的故事筑成‘寓言’”.1[P83] 她长期致力于通过对一系列主流社会和关系的边缘书写来对自己的文化身份进行某种确认,这种身份的确认是来自种族的、国别的、性别的多重变奏,成为作者反抗中心与主流、证明自我存在的价值与意义的一种方式.这种对身份的认知与思考,不仅是华人移民群体的执着探寻,也是在当今这样的经济全球化时代中,文化日益混杂、身份日益模糊的世界各族群所面对的精神困惑之一.因此,建构多重纠葛中的身份叙事,既是严歌苓的创作特色,亦是她对文化超越和精神自由的不懈追求.
一、“身份”的界定：“自我”建构与文化身份的确立
“身份”即“认同”.人的身份是一个复杂的界定,它是由人的种族、国籍、性别、出生地、居住地、语言、职业、阶层、宗教信仰等多种元素共同构成的复合体.这些构成身份的任何一种元素都会因时因地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这样一来,“身份”的界定就变成了无休止的流动的过程,具有鲜明的“自我”意识的个体生命就处于一种变化的状态,“身份确认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内在的、无意识的行为要求.个人努力设法确认身份以获得心理安全感,也努力设法维持、保护和巩固身份以维护和加强这种心理安全感,后者对于个性稳定与心理健康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P331] 对于每一个个体生命来说,身份的确认首先和文化体系联系在一起,文化作为某个民族经过漫长的历史变迁所逐渐积累的精神形态、具有特征的物质产品以及特定的行为和思维习惯的综合体,它必然会对生活于其中的个体身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生活于某一固定国家地域的人,他的文化身份相对单一恒定,可是随着人类迁移现象的增加,这种相对恒定的文化身份不断受到各种外在种族、国家的异质文化的挑战,而呈现出一种流动的非恒定状态.当然,迁移并不意味着自身种族文化身份的消失,而是这种状态下的身份建构会在迁移过程中不断地汲取外来营养,吸收异质文化中的优秀养分,从而将本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与异质文化的丰富性统一起来.英国学者霍尔认为：“身份并不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透明或毫无问题.也许,我们先不要把身份看作已经完成的、然后由新的文化实践加以再现的事实,而应该把身份视作一种‘生产’,它永不完结、永远处于过程之中,而且总是在内部而非在外部构成的再现.”3[P208] 因此,华人移民的跨国生活经历必然是会加剧身份认同的复杂性.大多数移民通常会希冀摆脱固有种族的局限,不断努力,试图跻身于移居国的主流社会之中.这样,他们可以更自由地出入于居住国的各种生活层面,享受他们合法的公民权利和国家保障,同时,他们也可以很自主地远离本民族文化传统中的种种弊端.但现实情形却是,新移民无论在价值观念和言谈举止和主流社会多么相似,他们内在的文化传统和外在的生理特征决定了他们完成彻底的身份认同决非想象的那般容易.
海外华人生活的地方,大多会形成一些以唐人街为文化标识的华人区,从文化心理和身份认同层面看,唐人街承担了海外华人在异域保持本土文化和异质文化冲突和交融的文化缓冲功能,随着华人移流意识的增强和生存的需要,越来越多的华人后裔已经冲出了文化的缓冲地带,跻身居住国的主流社会,这种情形下,熟悉的文化保护膜被强行剥离掉,地暴露于异质文化中的移民也加剧了对居住国身份认同的渴望.“对‘文化身份’的不确定感和茫然不知所从,曾经困扰过无数的在美华人,这种情状在美国华文文学中有着反复的表现.”4[P107] 在这种情况下,对文化身份的确立成了海外华文文学普遍表现的一个永恒主题,当然,由于时代的不同、主流意识形态的差异、作家群体的更迭、大众审美情趣的变化等种种原因,这种身份认同的具体过程会产生个体的、流动性的差异,这种差异也反向证明了身份认同的丰富性和重构性.当个体脱离母体文化,置身于异质文化中时,文化身份呈现不断寻求突破、不断被异质环境悬置的状态时,这种身份的确认会呈现一种开放式的状态,在建构基础之上不断重构.
后殖民文学批评家霍米? 巴巴提出了“杂粹”的文化身份理论,这一观点是指移民因时空的跨越而产生了复杂的身份,这种改变使传统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随之瓦解,代之包容、矛盾、流动的文化身份认同,正如学者黄万华所说：“身份并非是一种界定或归宿,而是对自身拥有的文化资源的不断开掘.如果我们能更关注这一过程包含的悖论、矛盾,更关注文化情感、生存策略对身份书写的影响,华文文学中的身份认同会呈现出更丰富的意义.”5[P9] 在严歌苓的诸多作品中,我们会发现“杂粹”理论的广泛运用,因为具体文本中这种指向身份焦虑和文化融合的细节非常多,很多时候并不能将其文化身份简单地加以界定,所以身份认同将会呈现出复杂的丰富的多重表征.
严歌苓的长篇小说《寄居者》就比较典型地体现了这种身份认同的驳杂性.这篇小说讲述了华裔女性May、流亡上海的犹太青年彼得、混迹美国下层的犹太人杰克布? 艾德勒之间错综复杂的情感纠葛,在情感的讲述中渗透着文化、国别、种族等多重身份指向.叙述者May 出生在美国的华人移民家庭,成长于各种族杂居的上海.当她无可救药地爱上了逃难到上海的犹太青年彼得、被他忧郁的气质和优雅的行为所打动后,为了帮助彼得逃离日本人即将实行大屠杀的上海,May 策划了一个骗局,将与彼得容貌颇有相似的杰克布?艾德勒骗到上海,偷取了他的护照,带彼得登上了逃往美国的船只.然而,登船的瞬间,May 却失望于彼得的冷酷自私,最终选择留在上海,与已经投入抗战的杰克布共生死.小说中的几个主要人物都具有比较混杂的文化身份：May 作为华人移民,在美国饱受歧视；彼得作为逃亡的犹太人,在混乱的上海苦苦挣扎；杰克布也是犹太人,在美国生活无着,到上海后被日本人欺凌.流散者身份所带来的茫然、焦虑和一定程度的恐慌,成为他们挥之不去的精神梦魇,也促使不断思考华人和犹太人这两个世界上最古老的流散族群的民族性格与文化特性之间的相似与区别.这从侧面传达了严歌苓在文化融合中身份焦虑的具体体现和“杂粹”的文化身份观的确立,单纯的个体生命因时空的跨越在不同的场景中拥有了多变的文化身份体验.
在短篇《太平洋探戈》中,严歌苓则通过文化认同的孤独坚守折射出文化身份的异域迷失.小说中的主人公毛丫在美国街头卖艺为生,表演以瓷碗、盘子、瓷勺为道具的中国传统杂技,每天重复同样的动作,过着同样的生活,在她进行她的第三百多场表演时,她依然是美国三号街上的外来客,这种以自闭状态来保护脆弱的内心世界成为新移民文化身份确立过程中典型的反面例证.
此外,《无处路咖啡馆》中的女留学生“我”、《阿曼达》中的陪读丈夫杨志斌、《大陆妹》中的大陆妹等一系列人物形象的塑造中,都渗透着作者对文化身份认同的多方位、多层次的理解与定位.
在文化、经济全球化浪潮日益高涨的多重文化语境下,严歌苓在创作中对文化身份确立的思考,显示着只有在文化间的多元共生与互动交流基础上,我们才能确立合乎时代和族群的文化身份观,这也是新时期移民文学长久以来始终的追问与探寻.
二、性别身份：历史与政治消融中的性别立场
海外华人拥有多重的文化身份,而海外华人中的女性尤甚,东方、移民、女性的三重异己身份,使她们承受着多重压力：来自西方世界的强权压力、来自男权社会的性别歧视、来自故国的同族排斥.所以,以性别身份为基点,体察回溯个人的成长史、家族兴亡史、民族的灾难史、移民的辛酸史都成为她们在海外寻求身份确认的有效方式,对于海外的移民女作家来说,写作成为她们确认自身文化价值和精神慰藉的有效途径.
西方20 世纪60 年代产生的女权主义运动,一度将男性与女性对立起来,对20 世纪西方社会的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后来,极激烈的女权主义理论被温和女性主义理论所取代,对男女的差异性表达以及倡导之间的和谐相处成为主要内容.中国七八十年代是继五四运动之后是受西方理论影响最大的时代,女性主义理论进入中国后对中国当代的文学批评理论产生强烈的冲击,女性主义文学也渐渐浮出历史地表,成为当代文学创作的一股强劲潮流.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并不像西方社会那样热衷于从政治方面和理论层面去探讨,而是极力表达女性独特的性别体验和审美旨趣.
严歌苓赴美前已是引起文坛关注的青年作家,有着相对成熟的文化价值判断.赴美后,处身于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体系之中,特别是在女性主义运动发展最充分的美国,无可避免地会接触到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新思想的冲击,势必引起她更深层次的思考.因此,严歌苓赴美后的作品中更为注重浑然意义上的女性表达,崇尚宽容的女性,质疑女权主义的极端立场.这显然源自她经过双重文化洗礼之后对性别身份的独特理解.她在塑造这些女性时,把自己对女性的理想置放其中,并且深入到女性的隐秘心理,刻画了女性内心的欢娱和悲哀,力求将本真的女性精神世界呈现在读者面前.罗素认为：“有大型的历史学,也有小型的历史学,两者各有其价值.但它们的价值不同.大型的历史学帮助我们理解世界是怎样发展成现在的样子的；小型的历史学则使我们认识有趣的男人们和女人们,推进我们有关人性的知识.”6[P14]严歌苓对于历史的书写无疑是属于后者的,她是一个关注历史的作家,但并不热衷于宏大的历史叙事,而是喜欢从个人的微观视角出发,以个人的沉浮折射出历史的巨大变迁.
女性视角是严歌苓叙述历史的切入点,这种性别立场是对女性作家个人化写作立场的坚持,消解颠覆了一直由男性占据的权威话语和主流的历史叙事模式.以《第九个寡妇》为例.小说中的人物跨越了几十年的漫长历史,建国前的历次重大战争,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反”、“五反”、“四清”、“反右”、“”等大大小小数次运动都在主人公王葡萄的生活中一一展现.战争和政治运动使得家园被毁、生死离别、亲人反目、朋友背叛成了普通民众生活里不停上演的残酷戏剧.然而,跌宕起伏、惊心动魄的政治戏剧在寡妇王葡萄的眼中,却不过如墙外的季节更迭、村外的人来人往一般简单：“过去十四军来了,驻下来.后来又走了.八路军来了,也走了.土改队住了一年,还是个走.过去这儿来过的人多呢——洋和尚,洋姑子,城里学生、日本鬼子、美国鬼子,谁待长了？你来了说他投敌,他来了说你汉奸,又是抗日货、又是日货大减价,末了,剩下的还是这个村,这些人,还做这些事：种地、赶集、逛会.”7[P206-207] 没有任何特殊的意义.政治生态的变化,远不如她照顾二大、填饱肚子、纳鞋底那样实实在在、真真切切,由此政治在她眼中成为一个虚化的概念.这种生存态度在田苏菲（《一个女人的史诗》）和冯婉喻（《陆犯焉识》）身上同样如此.她们对身旁的政治权力的更迭远不如对丈夫的一嗔一笑更关注.战争与政治似有若无地飘在她们精神世界的边缘.而她们沦陷于个体的儿女私情中,且哭且笑.所以,在这几位女性的史诗中,历史、政治都退隐到现实生活的幕后,生存与爱情才是她们生命的精神支撑.
在《小姨多鹤》这部小说中,严歌苓更将笔墨于竹内多鹤这位日本遗孤身上.在日军大溃败的1945 年,日本女孩多鹤在族人集体自杀的时候,出于求生的本能活了下来,后被一个中国家庭买去做传宗接代的工具.日本人的身份使她在尴尬和仇恨中存活.她既为这个家庭带来了生儿育女的希望,同时又是仇国的代名词.虽然这个家庭在数十载的生活中始终笼罩着一种复杂难言的家庭氛围,但最终人性本初意义上的关爱和理解还是抹掉了外在的政治标签,构建出一个温馨的、超越种族和世俗*的奇异家庭.这部小说中,严歌苓把对女性生存的关注、女性自我的确立过程透过竹内多鹤这个日本移民的一生而展现出来,其中灌注着她对种族、意识形态、宗理等的多重文化思考.
作为具有复杂身份认同的女性作家,严歌苓正是在以性别身份为基点的历史叙述中来重塑历史,对历史进行重新书写和深度挖掘.这种历史书写的方式既是个人的,也是民族的,既是丰富的,又是深刻的,表达了她对个体生命生存价值的肯定和对人之灵性的呼唤与祈盼.
严歌苓的新移民小说以身份叙事为出发点,反复言说和挖掘东西方时空下的丰富人性,对文化价值判断与国家、阶层、种族、性别等概念进行了客观理性的质询与考量.这种选择使严歌苓的创作呈现出与中国当代文学迥异的艺术风貌,显示了新移民文学作为跨文化的华人文学的独特价值.
本文总结，上文是一篇适合严歌苓和身份叙事和移民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关于严歌苓本科毕业论文，相关严歌苓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
被误读的人性之歌读严歌苓的新作《芳华》
从少女小渔起,严歌苓的艺术敏感就牢牢地盯住了一类女性形象的创造包容各种凌辱,承受万般苦难,命运就像不间断的噩梦笼罩,人在梦中沉默着,发不出丝毫的喊叫与哭泣,但又无比坚韧,顽强地挣扎 她就像黑土地那样藏.
身体觉醒：双重人格的角逐以严歌苓《白蛇》中孙丽坤形象为例
基金项目本文为黑龙江大学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人文社会科学）,项目批准号QW201603 摘 要作为“重述神话”系列之一的白蛇,严歌苓改写了传统的白蛇传奇,讲述了在“&.
女性视角下的移民和人文关怀论严歌苓的《扶桑》
摘要严歌苓是当代著名的旅美作家,其大多数作品均是从女性视角出发创作的 作为一个女性作家,严歌苓的作品中充满了对于女性生命存在的一种关怀 本文以扶桑为例,通过分析作品中严歌苓对女性移民生存方式、爱情以及.
个体经验和精神分析学深度关于严歌苓长篇小说《芳华》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能够直击读者心灵世界,令读者为之怦然心动为之颤栗不已的一部长篇小说,是海外女作家严歌苓的芳华（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4月版） 在进入新世纪之后异军崛起的一批海外作家中,严歌苓处于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