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越游记》与其历史地理学价值探究,本文是历史地理学有关论文范文素材和《南越游记》和地理学和价值有关学年毕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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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 要：《南越游记》是清陈徽言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赴粤奔丧、寓居广州期间撰写的一部地理游记类散文,详细载述了清中后期广东地区的山水古迹、风土物产、轶闻琐事等情况.内容丰富,记述真实,为清中后期广东的历史地理学研究提供重要的史料.通过历史文化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交通地理与历史疾病地理等方面着重探讨其历史地理学价值,可以一窥清中后期自然与人文地理景观在广东的反映及其演变.
关键词：《南越游记》 广东 历史地理
古今皆言“读万里书,行万里路”,自唐宋以后,地理游记类文献发展迅速,至清末数量可谓浩如烟海.在古代,广东常被称为“化外之地”,随着经济重心的东移南迁,才得到真正的开发.关于广东的地理游记,目前已知最早的便是唐代段公路的《北户录》,此后也有不少文人志士宦游或游历广东期间记录此地的物候物产、地貌景观、民风民俗等情况.本文要探讨的便是清道光间陈徽言寓居广州期间撰写的《南越游记》.此书收录于《岭南丛书》①,说明其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正如张维屏为其作序道：“而凡游粤者,箧置一编,亦可为见闻考证之资.”[1]156但此书的历史地理学价值并未受到学界的应有的重视②,笔者便尝试从历史文化、自然、交通、疾病地理等视角作初步的探讨.
一.陈徽言与《南越游记》
陈徽言（？-1857）,字炯斋,别号石宝子,云南剑川人.道咸间以诸生为国子监典籍,因军功保举通判.自15岁起他便跟随长辈游历四方,后来还独自游走齐、鲁、燕、赵等地,年仅二十却已走遍大半个中国,期间又多居于南方.陈氏曾如此描述自己,“予童时即浪迹江湖,雅不喜沾举子业,顾好驰骋于诗古文词,恃其逸足绝尘.而往同辈见所作,辄谬加奖许,由是遂好之笃焉,而举业益不治.”[1]194可见其好于游历、诗文,而恶于事帖作股.咸丰七年（1857年）,陈在江西东乡力战太平军,不敌身亡,时年尚未及而立.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因兄长逝世,陈徽言赴粤奔丧,寓居于广州,期间“时时追忆身之所历,耳目所经,凡此邦山川、古迹、民风、物产,莫不丛杂书之,亦颇及遗闻琐事”[1]157,遂于次年著成《南越游记》,计三卷.可见,此游记乃收录陈徽言赴粤途中及寄居广州期间的所见所闻,文字写实.正如他在自序中感叹道：“石湖、霞客所为,非予所望矣,惟是自抚斯编,不胜感慨系之.”[1]157《南越游记》虽然在叙述事物更注重抒发作者的情感,“时时寓意劝惩”[1]155,不像《吴船录》、《徐霞客游记》这类专注于记载地理事物与现象的著作,但它也描述了十九世纪中叶及其以前的众多人文与自然地理景观,为现今广东历史地理研究提供了诸多的帮助.
二.《南越游记》之历史地理学价值
（一）历史文化地理方面
1.陈徽言对广东的地理认知
在区域历史地理研究中,感觉地理学占有特殊地位,因为感觉地理代表人们对一定区域感觉印象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评判及其文化排斥或认同,并影响着人们的空间交往与文化交流.[2]在感觉地理资料中,除了诗词歌赋等直接反映人们的感觉地理与地域评价外,游记类作品也有同样的功用,因为游记作者是亲身体验并获得较真实的地理认知,有从印象到排斥或认同的体验过程.陈氏赴粤途中及寓居广州期间,所产生的诸多地理印象,皆在《南越游记》中有所体现.他过梅关入粤,首先到的便是南雄,他发现“南雄地瘠民贫,钱粮积欠累累”[1]185.后乘舟至韶州城“人烟稠叠,百雉临水,为东广上游重郡……城中居肆者,强半广州人.富庶不及赣州,而地势要冲,差与相等”[1]158,可以看出当时韶州府的地理位置是相当重要的,当时有不少的广州人到此经商.另有,“南中富饶繁会之区,无逾此者”[1]162,这是陈徽言对佛山镇的评价,反映了天下四大镇之一的佛山在晚清时期仍较为繁荣昌盛.陈氏不仅描述他对广东部分地区的地理认知,而且也有对广东的一个整体印象,“粤地幅员辽阔,擅尽山海之利.市列珠玑,户盈罗绮”[1]175,这反映了当时广东发达的商品贸易.陈氏对晚清广东的感觉印象的表达对于广东感觉地理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2.对少数民族之载述
关于少数民族之记载,陈徽言在卷三“明贤轶闻、琐事漫识”中用较大篇幅载述了“山瑶”③一条.“山瑶”即“过山瑶”,瑶族的一支,在广东主要分布在粤北山区.陈氏认为今之瑶人源自五溪蛮.“瑶之在粤西者,多胡、侯、蓝、盘四姓,其在楚、粤之交者,多赵、李、唐、沈诸姓.此数大姓,在诸瑶中独强悍,余姓推之渠魁,各雄长一区焉”[1]201,此处体现了粤西瑶族的人口分布与内部结构.此外,陈徽言详细记载了瑶族的族源、分布、民居建筑风格、饮食、民风民俗等情况,以及自宋嘉泰中至清道光间历代统治者的制瑶之策.为今天我们研究广东瑶族之分布及社会变迁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史料支撑.
3.对民风、民性之考察
广东向来好赌之风尤盛.陈氏亦在游记中多次提及.不论城市还是农村,皆有之风.比如,“乡村葺有斗蟀猎场,众云集焉.有秉衡者先为权其轻重,然后各出相示,辨色审形,较量强弱,两意既当,放而使斗,谓之‘秋兴雅剧’,其胜者得饼.非真有饼也.饼一斤乃白金铢半,饼之云者,虚托言耳.”[1]173-174陈氏记载南海县两人斗蟀曾有饼多至三十万斤,赌本之大,令人惊叹.在“博徒”一条中也描述了广东的其他方式,如兴起于潮州并传播至会城的花会,会城的各种钱摊、骰摊、女摊、白鸽标场等,这都显露出广东之风的肆虐猖獗.另外,他指出,潮州人因地与闽之漳泉接壤而沾染了重财轻生、彪悍好斗的性格,常有械斗事件,同时证实了他赴粤前对潮地民风、民性的认知.同时陈氏在文中也多次提及广东盗风尤盛的现象.这些都为探究清中后期广东民风、民性提供重要的资料.
4.对信仰崇拜与风俗习惯的记载
卷之二“风土、物产”载述了广东部分地区的信仰崇拜与风俗习惯的情况.其中,“琼俗尚神”一条记载了“琼州土俗多淫祀,梵宇之外木佣、土偶,雕塑者不可胜计,其神名号亦夥.迎神时,鎏舆彩仗耀道周,如上帝、天妃、邓天君、羊元帅等会,动聚万众,男妇喧阗,举国若狂”[1]172,由此可以看出,琼州崇尚多神信仰,迎神会成为了当地百姓的盛会,但极为耗费金钱.到嘉庆中,积弊已久的陋俗才革除.但是省内各地信仰情况不一.道光十五、十六年间,广州城兴起设醮坛之风,“每岁九月华光神诞,里人先期于双门设坛,延羽流诵经,谓之保境平安醮.”[1]173每次需费万金以上,颇为浪费,后因官府禁止,此佞神之风才逐渐减少.
在婚俗方面,广州有哭嫁的习俗.“广州女子于归时,邻里戚
咸来送嫁,每一入至,相对噫呜流涕,若歌若哭,移晷乃罢.已复自詈媒灼并及其夫,情辞愤惋,满座累嘘,俗谓之‘开叹情’”[1]170.以哭声诉说封建买卖婚姻不能自主的悲痛之情,这种婚俗体现的是道教追求自由的精神[3],至今已鲜见.另外,随着珠江三角洲桑基鱼塘生产模式的发展,妇女逐渐获得独立的经济能力,于是催生了顺德女子出嫁“不落家”的习俗.“顺德女子幼时,与里中女伴结金兰会,歃血会盟,誓待同盟者嫁毕,始各返夫家.波靡相从,父母翁姑莫之能禁.其先字人者,花烛届期,所衣亵服,诸女为之缝纫,上下密联,使难解脱,虑其与夫相呢,致背盟也.于归礼毕,夜漏尽即返故居,自此夫妇隔绝,罕能觌面.”[1]170可见金兰会对出嫁女子有着极强的约束力,书中还详细描述了因女子出嫁后背叛盟约而发生命案的事件,后因此风气稍变.
战争以后,会城妇女开始移风易俗,“十年前妇女装饰,平髻垂髻,头面光净,近则浓脂厚粉,颈后大鬃长尺许（粤俗呼妇女燕尾日‘鬃’）,以纤妍女子而为此态,彼炫其美.”[1]169而“士大夫向皆深衣大袖,冠服合度,粲然可观；近则尚狭尚长,不分衫袍,俱垂逾骭.”[1]169可见,战争以后不仅政治、经济方面受到外来的冲击,民众的风俗习惯亦有所变化.
5.地方戏曲
在“粤曲”一条中,陈徽言记“南中土曲有二种：一曰‘摸鱼’一曰‘解心’.‘摸鱼’良家妇女类能歌之,‘解心’则惟珠江花舫及勾栏中群艳歌焉.”[1]174,可见当时不同人群专唱不同种类的粤曲.“每灯晨月夕,狎客杂遝,小鬟抱琵琶歌以侑酒,宛转呢喃,满座倾耳”[1]174体现了粤曲在百姓中是相当受欢迎的,而且“其中悉用土字土语”[1]174,不同于多数记载皆言粤曲在民国时才改为白话演唱,此处便证明了在咸丰年间已开始用方言演唱粤曲.
（二）历史自然地理方面
1.对自然灾害的记载
广东因地理位置特殊,自古至今皆是风灾、水灾的重灾区.本书各卷中都谈到了道光间的相关情况.如“道光戊申八月,飓风甚厉”[1]166,“地多飓风”[1]173.“癸巳五月,大水沿岸,围基多溃,省垣东西民舍水及半扉.是秋飓风复厉,风水相激,坏庐舍人畜无算.凡四阅月,水始平……南海诸乡被水尤甚,居民奔丘垤栖止.”[1]187这里完整地载述道光十三年（1833年）风灾、水灾的发起、时间跨度、受灾范围及情况、所带来的损害程度,以及受灾居民之应对等.
2.对动物资源分布之载述
在这方面,仅卷3中涉及对虎的记载.在“巢僧”一条中,便有清初虎患的记录：“增城郭北有山嶻然,高者曰华峰,山麓多古树.国初有异僧爱其胜……时方有虎患,僧与虎画界而居,虎不遵约束,夜食其犬…….”[1]198此外,另篇亦记录了道光间南雄虎患、县官祭神驱虎之事,“其驱虎一事尤奇,荒村中白昼虎来攫人,未向晦,居民即群键户.公祷于神,北川平川虎迹浸绝,而南山者犹时出为患.”[1]185可见自清初至晚清,广东虎患频仍,时人的应对既有尝试与虎和平相处,也有通过祭神来平息虎患等方式.
（三）历史交通地理方面
历史交通地理向来是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热点.在这方面,本著中颇有价值的便是关于梅岭古道的记载.梅岭古道乃唐开元四年（716年）由丞相张九龄奉诏开凿的,是唐代以后粤赣之间交流的官道,也是重要的军事要道.陈氏入粤之路走的就是梅岭古道,他越大庾岭至梅岭,过梅关折向南行抵粤.在梅岭之上,“徒步登眺,万笏峰峦簇拥足底；伫立纵目,尘襟顿爽也.道上堠亭茅店,人语宣庞；货物络绎,丛委于地；担夫村女,行歌相逼；山野之音颇娱客耳.”[1]158此处描写了咸丰年间梅岭古道人货不断的繁忙景象.于梅岭之巅,有一关楼,名曰“梅关”,又称“南越雄关”、“岭南第一关”,乃粤赣之分界处.陈氏“逾此折而南,峰回路转,不数武,突有楼观拥出,金碧辉煌,正当孔道,盖云封寺与关庙相峙岭之半焉.”[1]158过关楼、下南坡,当时所遇云封寺,今已迁至山麓并成为当地文化旅游景点.梅岭古道向来是入粤要道,因而沿途多有刻写历代文人墨客诗文字句之碑、摩崖石刻.学界多认为战争以后,五口通商,梅关古道自此衰落.笔者认为,由陈徽言所见,其实不然,咸丰间依然呈现繁华之景,其衰落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直至粤汉铁路开通才真正的衰落.因而,《南越游记》之记载可作晚清梅岭古道由盛及衰的史料依据.
（四）历史疾病地理方面
近年来,历史疾病地理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关于清中后期广东的地方疾病及时人的应对、治疗,陈氏的游记当中亦稍有记载.在卷2“风土、物产”中便有“疠疡”一条.疠疡,即俗称的麻风病,在南方地区广泛分布,岭南地区尤甚.陈氏言“东南地气卑湿,居人每有疠疡之疾,岭外呼为疯”[1]178,这里提到东南地区的气候环境,便体现了此疾明显的地域特征.“是疾能传染至伤,合家得之者,人皆憎恶”[1]178,可见时人对麻风病的憎恨、厌恶情绪.“广、潮二州旧有麻疯院,具其类而群处焉,有疯头领之”[1]178,则反映了粤人建麻疯院隔离疯人的应对办法.对于此病的治疗,古代医书多有涉及,但在民间多有偏方.卷3则记有“妄传医方”一条.“香山有富人刘公岳者患疠疡,或传方,言人胆制米可治”[1]199,最终落到了一人被取胆而死、一人获罪处死的悲惨结局.通过《南越游记》的记载,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广东关于麻风病的基本情况,对于广东乃至全国的历史疾病地理研究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三.结语
综上所述,《南越游记》是极具历史地理学文献价值的.首先,此书虽篇幅短小,但内容丰富,涵盖自然与人文地理景观,而重于人文方面,较多的反映清中后期广东的风俗民情.其次,这是作者游历广东的所见所闻,内容真实性较高.
游记内容涉及自然、文化、交通、疾病等多方面情况,为广东历史地理学各分支的深入研究提供史料与分析路径.此游记成书不过约百七十年,许多事物或失传,或流传于今,探讨其历史地理价值可一溯今天的古迹、民俗等方面的起源或演变.但此书存在一些不足,如部分内容似有夸大成分,内容分类过于简单以致混杂,使用时要稍加辨别与考证.
注 释
①本套丛书收集岭南学者、作家之著述,及其他有关岭南之文献.着重收有历代学术成就卓著、影响广泛之著述,务期反映岭南文献之全貌.
②研究《南越游记》的专篇仅有杨皑的《略议〈南越游记〉中的某些标点》（发表于《广东史志》2012年第四期,第67-68页）,并未有从历史地理学价值的角度进行探讨.
③瑶：原文中为“猺”,是古代统治者对少数民族的蔑称,校点者据《辞海》改之,下同.本文沿用此改动.
参考文献
[1](清)张渠撰,程明校点;(清)陈徽言撰,谭郝子校点.粤东闻见录 南越游记[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
[2]张伟然.湖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马强.唐宋时期中国西部地理认识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33.
[3]王丽英.道教与岭南俗信关系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234.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
综上所述：上述文章是适合《南越游记》和地理学和价值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关于历史地理学本科毕业论文，相关历史地理学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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