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大学毕业论文> 专科论文>材料浏览

当代文学有关专科开题报告范文 和论当代文学海外译介的可能和未来以贾平凹《高兴》的英译本为例相关硕士毕业论文范文

主题:当代文学论文写作 时间:2024-03-19

论当代文学海外译介的可能和未来以贾平凹《高兴》的英译本为例,该文是当代文学有关论文范文和高兴和译介和英译本类论文写作资料范文.

当代文学论文参考文献:

当代文学论文参考文献 外国文学期刊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汉语言文学本科毕业论文文学杂志排名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场域中,贾平凹无疑是最有实力也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相对于在国内文坛的重要地位和巨大影响,贾平凹作品的海外传播却不尽如人意,并未得到充分和有效的译介与传播.事实上,贾平凹作品的译介开始较早,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贾平凹的一些中短篇小说就通过国家外文局的《中国文学》杂志和“熊猫丛书”项目被译介到了海外,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译介并未产生实际的影响.1989年,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浮躁》获得美国第八届美孚飞马文学奖(PegasusPrizeforLiterature).该奖项致力于各国优秀文学作品的翻译与推广,在贾平凹获奖后,评委会即聘请著名翻译家葛浩文(HowardGoldblatt)将该小说译为英文,1991年《浮躁》的英译本Turbulence由美国路易斯安纳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几乎与此同时,贾平凹的作品也逐渐走进了海外汉学家的视野,《人极》《木碗世家》《水意》《即便是在商州生活也在变》等作品被收入海外汉学家编译的各种中国文学作品选集.可以说《浮躁》的获奖与自主翻译,使贾平凹成为十年代最早为英语世界所了解的中国当代作家之一.

90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中国影响力的增强以及中西方文学交流的日益频繁,莫言、余华、苏童、阎连科、王安忆、毕飞宇等当代作家的大量作品被译介到海外,特别是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屡获国际性的文学大奖等,似乎都表明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正在从边缘向热点转移.参见季进:《作为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中国比较文学》2014年第1期.但是,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笔耕不辍、力作不断的贾平凹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却归于沉寂,波澜不惊.尤其是贾平凹至今已出版了16部长篇小说,这样的创作体量,是当代作家中极为罕见的,理应得到海外世界的关注与译介.然而,在1991年《浮躁》英译本出版后的20多年里,竟然再没有一部长篇小说在英语世界得到过译介.直到一年前,随着《废都》《带灯》《高兴》这三部重要作品几乎同时被译介到英语世界,这种冷落沉寂的现实才有所改观.我们注意到,这三部小说的英译本皆出自英语为母语的翻译名家之手,正好呈现了学术出版、资助出版与商业出版三种不同的译介模式、翻译观念与接受图景.深入研究这三部小说的英译,不但有助于探讨贾平凹小说英译的现状和特点,也可能为探索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战略的多重可能性提供有益参考.

1993年出版的《废都》是贾平凹最富争议和最受关注的作品,出版后不久便被禁长达16年,2009年才得以重新出版.2016年1月,由葛浩文翻译的《废都》英译本由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出版社出版.与《浮躁》一样,《废都》走的还是海外汉学家翻译、国外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学术译介路径.国外大学出版社是中国文学海外译介的重要平台,但是他们的主要导向是为学术研究服务,主要目标读者是海外的中国文学研究者,而这部分受众数量极其有限,同时因为大学出版社非营利性的定位,很少开展宣传和推广活动,因此发行量有限,覆盖面较小,这类译本的影响只囿于少部分专业受众.《高兴》发表于2007年,延续了贾平凹对农民题材的专注,写了进城以后的农民的困顿生活与精神历程,故事生动,语言幽默,又饱含了作者对社会变革之际中国农民命运与城乡矛盾等问题的深沉思考.2017年10月,由英国翻译家韩斌(NickyHarman)翻译的《高兴》英文版HappyDreams走的是商业出版路径,由美国亚马逊跨文化出版事业部(AmazonCrossing)出版,通过亚马逊向全球发行,一时间引发广泛关注.而发表于2013年的《带灯》是贾平凹首部以女性为主人公的小说,被誉为体现了贾平凹“对中国文学传统的创造性地转化”的“新世纪的长篇杰作”,李遇春:《传统的再生——为贾平凹长篇小说〈带灯〉新版作》,《长江文艺评论》2016年第5期.备受评论界好评.2017年,由美国杜克大学教授罗鹏(CarlosRojas)翻译的《带灯》英译本TheLanternBearer,由中国时代出版公司CNTimesBooks出版发行.事实上,早在2013年,即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带灯》同年,该小说就入选了由和主导的“两个工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和“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计划,得到了翻译与海外出版发行的资助.也就是说,《带灯》英译本的翻译与出版走的是中国政府主导的“中国文学走出去”战略下资助出版的译介路径.

由于学界对《废都》和《带灯》所采取的学术出版与资助出版译介模式的利弊已有过一定的探讨,本文将重点讨论《高兴》英译本的译介模式与特点,兼与《废都》和《带灯》做比较,以此阐明,中国当代文学海外译介的可能取向就是《高兴》英译本为代表的以目的语读者为归依、以归化为主的翻译模式,以翻译所提供的“间距”和“之间”的辩证,潜移默化影响与形塑西方读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想象与认知,从而在未来提供出何谓世界文学、何为中国文学的“中国方案”.

目前,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译介主要有两大模式:一种是自己主动“送出去”,另一种是西方主动“拿过去”.“送出去”是以中方为主导,站在中国文学本位立场的主动译介;“拿过去”是以西方为主导,从西方文化的立场所进行的选择性译介.显然,“拿过去”要比“送出去”译介效果更为理想,这已成为国内学术界与创作界的共识.毕飞宇就曾说过:“我觉得我们最好不要急着去送,而是建设自己,壮大自己,让人家自己来拿.”高方、毕飞宇:《文学译介、文化交流与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国翻译》2012年第3期.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必须先让人家“看得见”,别人才能决定是否要“拿过去”.而且,更为关键的是,这个“可见度”不是作为绝对独立的国别文学的可见度.既然在过去众多带有偏见性的观念里面,中国当代文学仅仅充当了西方文学次等的模仿品,那么,他们在看到中国文学时,就不可能只是看到中国,也应该看到自身.在一个更具包容性的理解当中,全球化已经使我们无法“跳出世界(历史)的语境讨论中国”、参见欧立德:《当我们谈“帝国”时,我们谈些什么:话语、方法与概念考古》,《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6期.讨论西方,更遑论作为文化交互*的翻译.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节译本或选译本的作用也不容忽视.谢天振就多次强调,现阶段中国文学外译中要重视传播手段和接受环境等方面的因素,“我们在向外译介中国文学时,就不能操之过急,贪多、贪大、贪全,在现阶段不妨考虑多出节译本、改译本,这样做的效果恐怕更好”.王志勤、谢天振:《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问题与反思》,《学术月刊》2013年第2期.

由西方商业出版社主导的《高兴》英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先是通过节译进入西方出版社的视野,再通过全译本走入西方读者的视野.2008年,韩斌在读了贾平凹的新作《高兴》后就决定翻译该小说,并马上联系了一家西方出版社,同时联系贾平凹商讨英译本的授权事宜,但由于种种原因,译介并不顺利.同年,她先在英国主流媒体《卫报》发表了节译的《高兴》片断.2015年,亚马逊跨文化事业部的编辑看到了该节译,于是邀请韩斌完整译介该小说.亚马逊跨文化出版事业部是亚马逊集团旗下专门出版翻译作品的部门,现已成为美国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外国文学作品出版机构.AnnaBaddaley,“Inanyone’slanguage,AmazonCrossingisahit”,TheGuardian,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5/jun/22/in-anyones-language-amazon-crossing-hit.从2010年该机构设立以来,已经先后将包括陈忠实、冯唐、路内等多位中国作家的19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纳入翻译出版计划,其中包括《高兴》在内的15部作品的英译本已在美国出版,亚马逊跨文化出版事业部也成为目前中国文学作品英译重要的商业出版社之一.

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6期

除了出版,亚马逊集团旗下世界最大的图书销售平台也是中国文学英译本最重要的海外销售渠道.《高兴》英译本的出版得到了亚马逊的重点推介,入选了KindleFirst优选阅读项目.该项目通过每月新书信息推送,让会员在下月新书正式出版前以低价甚至免费从6本精选新书中选择一本提前阅读.入选的新书不仅在会员中享有较高的阅读量,而且会员的评论又会吸引更多读者,持续推动书籍销售.此次HappyDreams纸质版于2017年10月1日正式出版,但8月起KindleFirst的读者就可下载阅读电子版.截至2017年11月底,亚马逊和美国著名书评网站Goodreads网站读者的评论大部分都来自KindleFirst项目的读者.这种发行和推广模式,也让中国文学不再局限于实体书店中东亚文学书架的某个隐秘角落,缩短了中国文学与西方读者的距离,更重要的是亚马逊根据读者阅读历史和习惯的化推荐策略,也有助于打破读者对中国文学心理上的隔阂,“比如说有人喜欢读悬疑小说,如果这本是悬疑小说就会进入个性化推荐,并不是跟中国的关键词挂钩,而是跟内容挂钩.打破了国家的疆界,并不是你对中国文学感兴趣才会看这本书,而是针对内容本身”,《亚马逊助推中国文学走出去》,http://culture.ifeng.com/a/20150831/44557104_0.shtml.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消弥西方读者把中国文学想象为“另类”(alternative)的某种集体无意识,扩大中国文学在西方的读者群.著名翻译家杜博妮(BonnieS.McDougall)曾把中国文学的西方读者群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汉学家和中国文学爱好者,另一类是无偏好读者(disinterestedreaders).BonnieS.McDougall,“LiteraryTranslation:ThePleasurePrinciple”,《中国翻译》2007年第5期.后者对中国文学题材并没有特别的偏好,而是更关注作品本身的可读性和叙事风格.这类读者数量庞大,却长期受到中国政府主导的出版社以及国外大学出版社的忽视,而亚马逊作为商业出版社追求销量的目标及其庞大的读者数据库,让他们在《高兴》的译介和出版过程中,都亟需并能够关注和覆盖这部分庞大的海外普通读者.

从“译什么”、“为谁译”到“怎么译”,翻译的过程就是不断选择的过程.翻译观念作为译者对翻译活动的总体认识和理解,始终有形无形地制约着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选择,影响宏观层面的翻译策略和微观层面的话语处理.从某种意义上,翻译就是一个普拉特(MaryLouisePratt)所谓的“接触地带”.它不仅使各种政经的、历史的、文化的观念有了一个空间化的存现形态,而且更是见证了它们之间共存、互动,特别是“根本不均衡的权力关系”.“接触地带”本指“殖民前沿”,是帝国主义扩张的衍生词汇.不过,在承认殖民征服和武力统辖的前提下,近来的研究也不断揭示,被殖民者的能动力量,他们通过戏仿、征用各种殖民的话语为己用,最终达成一种反征服的效用.当然,在后殖民的视域里,“接触地带”所强调的是“被殖民者主体试图用与殖民者的术语结合的方式表征自己”的一面,而实际上,诸多的历史现实也揭示了殖体如何运用被殖民者的语言来进行政治管理的另一面.因此,以一个更具整体性的思路来说,“接触地带”毋宁诠释了接触双方互为征引和自我他者化的跨文化现象.参见〔美〕玛格丽特·路易斯·普拉特:《帝国之眼: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第11页,方杰、方宸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具体到翻译,它不仅启动了一个文化系统在面对域外文本时已有的各种操作案例,也同时会启动它关于自身论述的进程.面对他者,也同时是面对自我.因为它需要调动一切既有的“文学外交”礼仪和方案来做总体的规划和布局,也需要调动更微观层面的社会文化记忆来解说文本中的细节,从而认识到那些看似习以为常的概念如何包孕对话的生机.

《高兴》的译者韩斌是专注于中国当代文学英译的英国翻译家,一直积极推动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的译介与出版,也是当代文学海外推介网站纸托邦(PaperRepublic)的创始人之一.她除了翻译实践,还通过写专栏、演讲、授课、读书会等各种活动,身体力行地将中国当代文学推介给英语国家的普通读者.https://paper-republic.org/nickyharman/.她虽曾执教于英国伦敦大学,但她不同于葛浩文和罗鹏,并非传统的东亚系教授,而是翻译实践与教学领域的专家.她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作家鲜少译介,反而特别关注中国新锐作家的作品,从虹影、韩东、严歌苓到安妮宝贝、巫昂、颜歌的作品都有译介.韩斌明确主张“读者中心”,强调译作必须能让目的语读者享受到阅读的乐趣.她认为翻译在本质上是某种形式的写作(authorship),是一种自我表达方式(translationasaself-expression),不同的译者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和风格.翻译过程中面临的语言、文化方面的鸿沟,让译者不得不成为主动的改写者(activere-writer),因而她认为译者隐形的观点是荒谬的,译者理所当然拥有属于自己的声音.http://www.cerisepress.com/03/09/translation-as-self-expression-nicky-harman/view-all.

因此,《高兴》的译介采取的是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翻译策略.异化是以原文为中心,强调原文文化,充分尊重原作的风格,归化则以目的语读者为中心,尽量照顾读者的阅读偏好和审美情趣.伽达默尔所谓“视界的融合”,正是照应这种张力并存的状况,而不是完全依靠消解差异,来构成一种境界.参见〔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第8页,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简要的总结见该书“译者序言”.一方面,文本要被理解,诠释者或者说翻译者就要主动地接近原文的语境和历史,“政治正确”地进行“异化”;但另一方面,解读毕竟也是难免“偏见”和“意识形态”的“不正确”过程,因此,必须要做一种自我中心式的“归化”,让译者现身,作者隐身.《高兴》作为一种“闲聊式”小说的代表,“闲聊式”的对话是其文本建构的重要手段,也是该小说叙事语言的最大特点,但是这种家长里短、鸡零狗碎般的话语碎片的“闲话风”以及原文中夹杂的大量对话、内心独白和梦境等都给翻译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即使在韩斌的预设中,所谓的英美读者,其主流的消费口味,仍习惯于接受连贯的、充满起伏的传统叙事模式.即使他们熟悉西方后现代式的拼贴、碎片等书写技巧,也暗自假设来自异域中国的小说,最主要的功能是讲好故事,而不是卖弄技巧,这些技巧他们已经见怪不怪了.所以,韩斌首先在叙事形式上对作品内容进行了调整.她通过段落分割、加入引号、括号或是斜体加以标记,使译文变得更为流畅连贯.例如小说第一章中刘高兴与卖鸡小贩关于她是否骗秤的对话:

原文:胡说,啥货我掂不来!我说:你知道我是干啥的吗?我当然没说出我是干啥的,这婆娘还只顾嚷嚷:复秤复秤,可以复秤呀!

译文:“Bullshit!Nowayisthatthreepounds!Icanalwaystellhowmuchsomethingweighs!DoyouknowwhatIwantitfor?”(Ofcourse,Ididn’ttellherwhatIwanteditfor.)

Butshekeptshouting,“Putitonthescalesagain!Goaheadandputitonthescalesagain!”

原文中这段对话包含在大段叙事中,译文通过分段和引号将对话分割开来,同时将旁白加入了括号,通过加入这些标记,更利于译文读者对小说的理解.出于同样的考虑,译者还把原文中很多间接引语改为了直接引语.例如原文中“韦达接电话了,问是谁,我说我是刘高兴,是孟夷纯让我给你个电话.韦达说孟夷纯出来了?我说她没有出来……”译文处理成了直接引语:

ThistimeMightyanswered.“Whoisit?”

“HappyLiu.MengYichuntoldmetocallyou.”

“Issheout?”

“No.”……

第二,译者的归化策略还体现在通过使用调整、增减,甚至改写等手段,加强译文的连贯性和逻辑性,把原文中语义模糊之处加以明晰,改善读者的阅读体验.译文中常见的调整手段包括调整句子结构和语序、整理逻辑以及叙事视角的转换等.例如原文中的这句:塔是在一堵墙内,树的阴影幽暗了整个墙根,唯有我的烟头的光亮,我一边吸着一边盯着烟头的光亮,竟不知不觉中纸烟从口边掉了下去.译文是:Thewallenclosingthepagodawasoverhungbytreesandplungedindeepgloom.Thetipofmycigaretteprovidedtheonlylight.Istaredatit,andthecigarettefellfrommyfingers.译者通过调整句内语序与重心,对原文中白描式的叙述进行调整,把“从口边”调整为了“frommyfingers”,同时对原文进行了断句处理,使原来连续的、多主语的(塔、树的阴影、烟头、我)复杂构句形式,变成了短句连续表述,意思更加清晰,也更符合英语的构句特点.

译文中的增补手段主要是为了解释原文中一些独特的文化意象和背景.比如小说一开始就提到“以清风镇的讲究,人在外边死了,魂是会迷失回故乡的路,必须要在死尸上缚一只白公鸡”,译文处理成了Freshwindfolkbelievethespiritofsomeonewhodiesawayfromhomehastomakeitswayback.Incasethespiritgetslost,youtieawhiteroostertothebodytoguideit.原文读者都了解中国人魂归故里,入土为安的文化传统,但是英文读者却不具备这样的文化“预设”,所以译者通过加入hastomakeitswayback来减少翻译中的文化障碍(culturebump),改善阅读体验.译文中增补的incase和toguideit则把原文中隐含的逻辑关系明晰化,也体现了归化的翻译策略.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源文本也做了一定程度的删减,删去了一些冗余的叙述和那些对小说主题、修辞或其他文本功能无足轻重但却可能加大文本在目标语言文化中受阻性的表达.例如第六章中有一大段五富与高兴讨论女人和娶老婆的对话,既涉及到了一些西方读者比较抗拒的歧视女性的话语,又提到了焦大和林黛玉等西方读者文化背景中缺失的文化意象,因此对西方读者的阅读体验而言会造成障碍,而这段叙述又与小说的主题关系不太紧密,因此译者采取了删减的处理方式.改写的手段在全文62章中几乎都有所体现,比如第35章共3000来字的原文用到了65次“说”来连接发话者与直接引语或间接引语,但是译文中直译成said之处却不足半数,有些地方直接用引号来取代,有些地方译者为了传达讲话人的语气和情感,则采取了增加修饰成分的方法,如:“黄八说:我不憋,你们才憋哩!”译为“It’llbeyouthatbursts,notme,”saidEighthuffily.通过添加huffily,增补了讲话人生气的情绪.还有一些地方,译者则用added,muttered,decreed,addressed,exclaimed,suggested,retorted,asked,objected,demanded,barked,shouted等方式来改写原文中的“说”.这些多样化的词汇,既有力揭示了原文的丰富层次,也有效避免了目标文本中用语重复的问题,展示了文本变化灵动的面相.又如该章中有“那个一米八左右的人解开上衣用衣襟擦汗,我已经清楚他在震慑我们”的描写来体现主人公内心极度害怕审问时的心情,译文把“一米八左右的人”用改写的手法译成了“Oneguy,toweringovertherestofus”.如若采取直译的方式,由于中西方平均身高的差异,英语读者无法体会“一米八左右的”的身高和主人公中等身材的身高悬殊,给本来就胆战心惊的主人公带来的心理压力,也就无法理解为何主人公觉得“他在震慑我们”.通过改写的手法,译文的逻辑才能为读者所理解和接受.

同样出于译者是“改写者”的翻译观念,韩斌把小说原标题“高兴”改译为了happydreams.原标题的“高兴”既指主人公刘高兴,也带有一些反讽的色彩.译者结合小说情节和文本风格改译后的标题,也达到了一语双关的效果,既包含了主人公的名字,也暗含了译者对小说情节的解读,更重要的是这个标题比笼统意义的“高兴”更加具体,容易吸引目的语读者的阅读兴趣.可以说,从happy到happydreams看似变化无多,却触及了赫什(EricD.Hirsch)所尝试分辨的一组近似概念:meaning(意义)和significance(意味).在其人看来,文学诠释或者扩而广之的阅读、翻译过程,必然触及作者意图和读者(译者)意趣的分歧、对话,前者固定于文本,相对稳定,是为meaning;而后者常变常新,是文本对读者发起的邀约,因人而异,充满significance.有鉴于此,周宪主张以“交互解释”(inter-interpretation)来解说某一文本在跨文化旅行时,所形成的“复杂的、差异的和冲突的解释、渗透和抵制等关系”,并进而指出,“任何人的研究工作始终受到解释共同体(interpretivecommunity)的解释规则的制

约”.周宪:《文化间的理论旅行: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论集》,第22、23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该观念不仅把解释或者说翻译看成是历史性的,同时也是协作性的,直指“世界文学”的观念,必然不是指一个或若干个具体的文学文本,而是围绕着这些文本的世界性协作关系与过程.换句话说,“读者中心”在一个宏观的意味上,是解释“世界文学”发生的导向和动力.

“读者中心”的翻译观念还影响了译者在微观层面的话语处理.韩斌在译者后记和采访中就多次提到,她认为在翻译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为主人公刘高兴在英语中找到合适的说话口吻和风格,以求在译文中实现人物“言如其人”,符合小说整体人物形象的塑造,增强译文读者心中故事的真实感和可信度.《高兴》叙述的是底层人物的故事,这些人物说话的特点主要是表达不正式、口语化,夹杂着大量方言,甚至还有粗俗的语言,句型上多为短句.韩斌通过使用能表达相同意思的合适的俚语、俗语、方言词来再现原文的叙事语域,例如文中重复出现的“老婆”、“城里人”、“嫖客”、“骂人”、“把他的”分别译成了missus,cityfolk,herjohn,diss和Damnhim.有的翻译理论家把翻译活动视为一种“权利游戏”,认为翻译作品很大程度上由编辑决定,而编辑最关心的是译文在目的语中是否“易读”.韩斌也多次在采访中提及了编辑对译文的影响,例如译者根据编辑的意见删去了译文中一些过于英国化的话语,改为了更符合美国读者阅读习惯的表达方式,比如原文中“我们……快快活活每人赚了五百元钱”,最初的译文是“We’dbeenreallychuffedtoearnanextrafivehundredyuaneach,…”,“chuffed”与叠词“快快活活”传达的语气相仿,但编辑认为这个词英国味太浓,所以最后修改为“We’dbeenpleasedaspunchtoearnanextrafivehundredyuaneach,…”.又例如“胡说”的翻译,初稿译为Nutstothat后改为Screwthat,最后采用的是美国读者最熟悉的Bullshit.正是译者在这些微观层面的细腻的话语处理,才使得《高兴》的英译本披上英美文学的外衣,获得普通读者的认可.

评价译作是否取得了预期的译介效果,必须在目的语语境中考察其译介效果和接受情况,这主要可从销量与评论两个方面入手.从销量来看,根据亚马逊网站的统计数据,截至2017年11月底《高兴》英译本的销量排名远超《废都》和《带灯》.对译作的评论分为普通读者评论和专业评论两类.书评网站的评分与评论是考量普通读者接受情况的重要依据,根据美国主流书评网站Goodreads截至2017年11月底的数据,出版仅两个月,《高兴》英译本已有510次读者评分及68次评论,评分次数及评论量在中国当代文学英译本中已相当靠前,甚至超过了2012年葛浩文翻译的莫言长篇《檀香刑》的英译本SandalwoodDeath,而《废都》英译本仅有31次读者评分和5次评论,《带灯》英译本竟没有任何评分记录.值得注意的是,《高兴》英译本的读者评论中有相当部分都聚焦于故事情节和主人公的遭遇,提到了阅读小说时带来的乐趣及对了解中国社会的兴趣,肯定了译本的流畅性和可读性.除了普通读者的评论,还有一些专业评论刊发在《科克斯评论》《华盛顿独立书评》《出版人周刊》等权威学术性评论杂志和出版行业专刊上.《科克斯评论》在介绍了小说情节后,指出这部小说政治性不强,可读性很强,但是故事本身相对平淡.《华盛顿独立书评》的长篇评论肯定了小说的艺术价值,并把小说与中国社会现实相联系,认为刘高兴的故事是当代中国的缩影,并把他的遭遇与当代农民工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遭遇联系起来.《出版人周刊》同样也着重讨论了小说中国工业化与农民工境遇、社会阶层分化的背景,认为小说展现了中国的政治历史和丰富的艺术传统,呈现了正在经历变革的国家所面临的代价.

可见,专业评论主要还是把中国当代小说看成是了解中国社会现实的窗口,甚至把政治性解读为中国当代小说自带的标签.而普通读者的评论则更倾向于关注小说本身的故事性与艺术性,重视小说的阅读乐趣及翻译给阅读带来的影响.这种读者群体的分野,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思考.我们对于翻译文学的定位是什么?中国文学走出去,是走向所谓的市场和通俗,还是允许它可以保持某种精英特性,一如现代主义作品出现在19世纪的西方那样,曲高和寡,应者寥寥?如果它需要的是市场,那为什么政府导向型的翻译成效甚微,市场是纯粹的阅读趣味和可读性吗?如果翻译注重的是异质性,为什么在普通读者中不能引起兴趣,反而在专业读者那里因为政治化的标签,而变得颇有市场?难道这是在变相暗示,普通读者甚至比专业读者更具意识和全球眼光,不愿意用意识形态的框架自我设限?还是普通读者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政治意识,只有浅薄的题材观念和阅读习惯?更进一步,难道中国文学真的没有所谓世界性的因素,它不是被打上国别文学的标识,就是被安置到流行市场中,这个世界性,是不同文学观念间的不间断磨合过程,还是其结果?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中西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国当代文学已经越来越紧密地成为“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使中国当代文学的独特风貌在世界文学共同体中得以充分展现,译者在其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但是,作家与翻译家的沟通、作品*人以及翻译版权等方面的诸多问题,长期以来成为制约贾平凹等中国作家“走出去”的绊脚石.当然,我们可以反问这块“绊脚石”到底从何而来?西方作家是否也具有如此强烈的走出去的?也因此,走出去是走向世界?还是走向一贯困扰我们的中西等级秩序?走向一种新的西方认同?贾平凹在谈及为何自己的作品在海外未能得到应有的译介时,曾表示“我平时都生活在西安,和汉学家很少认识,性格也不善和外界打交道……翻译之事长期以来就成了守株待兔”.高方、贾平凹:《眼光只盯着自己,那怎么走向世界?——贾平凹先生访谈录》,《中国翻译》2015年第4期.从他的回答中,可以看到贾平凹已经认识到了与翻译家沟通的重要性,我们也欣喜地看到了他近年来对待翻译态度的转变.

贾平凹充分意识到了翻译的重要性,甚至把翻译看成是某种意义上的创作,“翻译和创作者是一样的,是另一种创作”,“所谓的世界文学就是翻译文学,不翻译谁也不知道你写得怎么样,因为谁也看不到.所以翻译的作用特别大,我自己也特别敬重那些翻译家”.贾平凹:《翻译是另一种创作,我特别敬重翻译家》,见新华网,2017-8-30,http://news.xinhuanet.com/talking/2017-08/30/c_129692863.htm.这与韩斌的观点倒不无相通之处.同时,为了克服与海外翻译家由于语言和文化差异带来的沟通障碍,贾平凹研究院已经与年轻的译者NickStember合作,全力打造其作品英译推广的英文网站“丑石”(UglyStone).该网站力图全面介绍贾平凹的生平和创作,不仅有对《浮躁》《废都》《高兴》等已获译介的作品的评论和介绍,还特别详细地介绍了《秦腔》《古炉》《极花》《老生》等还未译介到英语世界的国内出版情况、篇幅、故事情节及作品评论等的具体信息,并提供了这些作品的部分节译作为参考.这种做法不仅可以吸引更多译者特别是海外翻译家对贾平凹作品的关注,缩短作家与翻译家的距离,而且还可以把翻译选择的主动权逐渐交还给译者.在翻译实践过程中,贾平凹也积极配合译者,参与译文的建构.在韩斌翻译《高兴》的过程中,贾平凹耐心地解答她对于源文本的问题,更有甚者,为了解释清楚“六角楼”、“炕”等一些地域特色的建筑和器物,他甚至给韩斌发去了手绘草图.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当代作家也能充分认识到翻译的重要性,并积极参与到目的语语境下以译者为主导的译作的“创作”过程.

翻译文本的选择问题已经引起了中国学界的重视,它是中国文学世界性阅读成功与否的重要基础.对于翻译家而言,文本选择也是关乎其译介成败与否的关键.应该说,源语语境内的单方选择与主导已不再是主流的译介模式了,更为合理的选择,应该是在目的语语境中思考中国当代文学译介的文本选择问题,而在这方面深谙西方文学和文化传统、读者阅读兴趣与审美心理的目的语翻译家具有先天的优势,毕竟文学与文化的传播根本上是以接受方的文化逻辑为依据的,也就是说,中国文学的流向是西方所遵循的文化发展逻辑,所以这些翻译家更能从目的语文化发展的逻辑出发,来判断哪些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更有希望在西方世界得到接受和认可.对于贾平凹作品而言,尽管《高兴》在国内的影响力远不及《秦腔》和《废都》等作品,但是不仅韩斌和亚马逊看重《高兴》英译的价值和市场,葛浩文也不约而同地把《高兴》作为贾平凹长篇小说英译的首选.在谈及对贾平凹作品英译选择时,葛浩文曾表示:“我觉得他的《高兴》肯定在美国有读者.贾平凹希望我先翻译他的《废都》,我觉得《废都》在美国可能有读者,《秦腔》就不好说了.”姜妍、〔美〕葛浩文:《贾平凹“秦腔”美国难找出版方莫言不会外语受阻》,人民网,2013-10-15,http://culture.people.com.cn/n/2013/1015/c22219-23201937.html.由于贾平凹的坚持,他最后还是先翻译了《废都》,但从《废都》英译本的销量和评论等方面来考察,无论是对汉学家等专业读者,还是对西方普通读者而言,这本被寄予厚望的英译本并未在英语世界产生很大的反响.因此,《高兴》的译介模式,应该成为未来中国当代文学海外译介的主导模式,在翻译文本选择方面,更多地参考翻译家的意见.当然,我们更愿意相信,这只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内,扩大中国文学的影响力和中国作家的知名度,是首要问题.假以时日,未来中国文学译介的主导权还是可以重新回到我们自己手中.中国当代文学应该提供关于何为世界文学、何为中国文学的“中国方案”,透过主动的推介来强化中国参与世界文学体系建构的自主权,以中国的方式给出世界文学与中国文学经典的标准,但这显然需要时间.

总之,考虑到中国与西方国家在对待翻译文学时接受语境与接受心态等方面的差异和不平衡性,在现阶段推动当代文学的海外译介最合理也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以目的语读者为归依,以归化为主的翻译策略,潜移默化影响与形塑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学的想象与认知,推动西方普通读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接受,真正让中国当代文学实现宇文所安所说的“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中国文学与文化传统应该成为全世界共同拥有的宝贵遗产”,使“中国文学成为一种普遍的知识”.季进:《另一种声音——海外汉学访谈录》,第14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同时,在翻译实践中充分尊重异质文学与文化价值的翻译*,让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在交流中互相碰撞、增益和融合,从而不断拓展和丰富世界文学共同体的话语空间和内涵.正如同法国当*论家朱利安(FrancoisJullien)所言,我们必须在“间距和之间”当中,来思考中西的文化他者性:“必须清理出之间以凸显出他者;这个由间距所开拓出来的之间,使自己与他者可以交流,因而有助于它们之间的伙伴关系.间距所制造的之间,既是使他者建立的条件,也是让我们与他者得以联系的*.……必须有他者,也就是同时要有间距和之间,才能提升共同的/共有.”换言之,恰恰是因为译本和原本,以及翻译所提供的“间距”和“之间”,世界文学才有了建立的可能,文学的话语也才变得更加多元和丰富.

言而总之:本文是关于对写作高兴和译介和英译本论文范文与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当代文学本科毕业论文当代文学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有帮助.

中国当代文学的现状和问题
摘要当前,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研究论点呈现多元化、分歧化发展趋势,难以有效完成其经典化演进过程,而且文学的价值出现扭曲,从而使文学批评缺乏构建力与影响力,进而造成对当代文学研究是诸多质疑 基于此,本.

文学视觉审美和媒介变迁评《媒介生态和当代文学》
想法,尽最大努力减轻舆论对社会稳定性的伤害是舆论引导的重中之重 第一,在舆论的产生演变中,群体会因为轻信而冲动 在群体生活中,因为“沉默的螺旋”机制的客观存在,群体意见很难达到.

当代文学的缺陷
李雅坤文学评论家杨光祖教授在其相关文章中,多次批评当代小说——即便是一些著名作家的作品,也未脱“三俗”的鄙陋 作家只会技术,不懂艺术,缺少思想,作家没有.

中国当代文学批评
摘 要本文重点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状况以及现实问题进行阐述,重点分析应该如何更好地推动文学批评的发展 关键词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文艺创作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

论文大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