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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邦媛论文参考文献：
幼时,她身体孱弱,几度与死神擦肩而过；青年时,漂泊台湾,走上教育之路；中年时,两度赴美进修,将西方文学引介到台湾,又将台湾文学推介至西方世界；耄耋之年,她荣获第九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10 年度散文家”奖.她是台湾人“永远的齐老师”,著名作家白先勇这样形容他的老师齐邦媛：“她一生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真！”并称她为“台湾文学的守护天使”.
无父的幼年世界
1925 年末, 爱国将领郭松龄倒戈张作霖,在巨流河战役中兵败,夫妇惨遭杀害,张作霖悬赏捉拿的名单中,从德国留学归来后一直追随郭松龄的热血青年齐世英赫然在列.匆匆与家人一面后,风雪交加的夜里,27 岁的齐世英开始了逃亡生涯.那时,女儿齐邦媛还不到两岁.
1924 年元宵节, 齐邦媛出生于辽宁铁岭,因母亲怀孕时生病,先天不足导致出生后体弱多病,快满周岁时高烧不退,气若游丝,母亲一直抱着她哭.有个亲戚见到,说：“这个ㄚ头已经死了,差不多没气了,把她放开吧！”母亲不肯松手,丈夫在德国读书,两个孩子是她唯一的寄托.祖母于是在零下二三十度的深夜派人去十里外请医生,就这样拣回一条命.为了感谢这份恩情,母亲请医生给孩子取个名字.
“邦媛”,出自《诗经》：“子之清扬,扬且之颜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因祖父齐鹏大在张作霖的奉军里为官,由营长做到团长、旅长,念在他二十多年忠心耿耿,一家人才没有受牵连.齐邦媛的幼年几乎是无父的,在东北的旷野中,她跟着哥哥满山遍野地跑,夏天去拔棒槌草、黑浆果,冬天在结冰的河面上打滑溜,还有宽容慈爱的母亲,用她仅有的小学教育把寂寞人生化作许多夏夜的故事.狼群出没的草原、牧草重生的欢乐,激发了齐邦媛的想像力,给了她终生的文学上的启发.
6 岁时,由外祖父带领,穿了崭新棉袍的齐邦媛和母亲、哥哥一起从沈阳上火车,三天三夜后来到南京,站台上,等待他们的,是一个英俊自信、双眼有神的陌生男人.温和的君子,这是父亲留给童年齐邦媛的第一印象.亡命天涯的日子,父亲见到了留德、留日的同学们,听了多次演讲、宣传后,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加入了国民党.
生活依然是动荡的,东北沦陷后,已是国民党要人的父亲,偷偷潜回东北安排抗日工作,一家人从南京到北平又到天津,不断搬迁.住在天津法租界时,因为日本奸细无处不在,姓“齐”很惹眼,不得不经常改姓,上小学的齐邦媛每天必问母亲的一句话是：“妈,我今天姓什么？”
1934 年夏天, 体弱的齐邦媛得了肺炎,几度生命垂危,在医生建议下,父亲送她去北平德国人开办的“西山疗养院”.在火车上吃饭时,父亲教她怎么切牛排、怎么拿刀,那是童年少有的温馨记忆.
在疗养院,齐邦媛是唯一的小孩,那时肺病是重症,院里经常有人死去.她用读书克服恐惧和独孤.在一位病友姐姐那儿,她读了不少新文学的书,书缘从此根植于生命中,一年后回到南京上学时,作文写得特别好.
走进南开
家乡沦陷,很多东北青年流亡到北平,齐世英说服行政院成立“国立中山中学”,招收流亡学生.华北局势紧张后,中山中学被迫迁往南京郊区.
有一天,哥哥带回家一位姓张的学生,在温暖的火炉前,齐邦媛看到一个18 岁的男子用一切自尊忍住号啕, 叙述了家破人亡的故事——父亲是沈阳县局长,因放走了不少地下抗日同志,被日本人在广场上浇油漆烧死了,一家人四散逃亡,他进了教会办的中学,信奉了基督教,靠一本小小的《圣经》支撑着活下去.后来流落到北平,考入中山中学.
“张大非”,这是他给自己改的名字.从此,每个星期六,齐邦媛都期待着他那忧郁温和的笑容.一家人给了张大飞亲人般的关怀,可是不久,芦沟桥的战火就隔断了这温暖的缘分.抗战全面爆发后,张大非报名军校,改名“大飞”.临行,他送给齐邦媛一本《圣经》.
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半个中国,全国性的逃难开始了,刚刚在小学操场上唱完“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童年就骤然结束.齐邦媛一家随着中山中学一起转移,此起彼伏的哭声中,国文老师领着大家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从南京到湖南,又到桂林、四川,一路上,老师们随身携带教科书和仪器,不管户内还是户外,只要能容下数十人,随时上课.从他们身上,齐邦媛看到了献身与爱、自尊与自信.
颠沛流离中稍稍安定,张大飞的信就来了,他已考入空军官校,时刻准备报效国家,并急切盼望着回信.齐邦媛成了家里最爱写信的人,他们开始书信往来.
1938 年11 月,中山中学在四川落脚后,父亲把齐邦媛送到四川沙坪坝的南开中学,炸弹声伴随着读书声,抗战正如火如荼.升旗仪式上,校长张伯苓满怀地演讲,鼓励“国不亡,有我！”的志气,宣扬教育救国的理想.学生们受到鞭策,不跑警报的时候,埋首用功；跑警报时,仍然带着课本,准备第二天的考试.
南开注重国际性,英文教材难度很高,师资非常优秀,受张伯苓校长感召,老师们守护着一方净土,用“敲打教育”让学生在恶劣的环境里端正地成长.“你不戴校徽出去,也要让人看出你是南开的.”张校长的话,齐邦媛终生铭记.
在南开,齐邦媛神驰于文学,她大量阅读古典小说,初中毕业时,《水浒传》看了两遍,《红楼梦》看到第六遍仍未厌倦.高中时,学校开设了中学少有的选修课,她特别喜欢孟志荪老师的诗选、词选课,教杜甫诗时,联想到国仇家恨,孟老师声泪俱下,教室里弥漫着幽愤悲伤的气氛,久久难消.浸润在唐宋诗文中,优良的学习风气为齐邦媛奠定了一生读书做人的基础,中国文学史中的重要佳作在那时几乎全部背诵了下来.
父亲创办的《时与潮》杂志编辑部也是齐邦媛最爱去的地方,那时,编辑部聘请了文学界的著名人士翻译外国作品,在那儿,她读遍西方名著的中译本,一些正在翻译的原版英文书,也能先睹为快.随杂志社在防空洞躲警报时,主编伯伯常常对她说：“来来,考考你.”他考的章句远远超出高中范围,日积月累,齐邦媛的英文水平突飞猛进.
在成长的关键岁月,重视教育的父亲,为她打开了眼界,播下了文学的种子.
沙坪坝的中学时代,张大飞成了最稳定的笔友,她在信中给他讲学校的活动,办墙报、参加演讲、给前线战士寄慰问信,也和他探讨散文诗,并抄寄诗选、词选给他；他则用浅蓝航空信与她分享成长：由于在重庆保卫战中表现优秀,他被选为第一批赴美受训的中国空军飞行员,回国后加入了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与美国志愿军并肩作战.战火中,两颗成长的心灵靠得更近了.
1943 年毕业前夕, 张大飞所属部队在重庆换机,他赶到学校去看她,在突如其来的暴雨中,他把她拢进他的大雨衣里,就像当年用棉大衣裹住那个12 岁的哭泣女孩.谁也没有想到,那是他们今生的最后一面.
师从朱光潜
高中毕业后,齐邦媛考入战时迁往乐山的武汉大学哲学系,大一结束时,她收到教务处通知,命她去见教务长朱光潜.一位大学者要召见一个大一学生,害怕多于荣幸,齐邦媛惴惴不安地走进充作办公室的文庙大殿,见到了那位穿灰长袍的“老头”.她的联考分数,英文全校第一,朱光潜希望她转入外文系：“我已由国文老师处看到你的作文,你太多愁善感,似乎没有钻研哲学的慧根.你如果转入外文系,我可以作你的导师,有问题可以随时问我.”
开学后,在朱光潜引领下,她读雪莱、济慈、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目睹朱光潜讲到动情处或无语凝噎,或以手大力挥拂、横扫时,20岁的齐邦媛第一次真正看到了西方诗中的意象,令她一生受用不尽：“朱老师略带安徽腔的英国英文,引我们进入神奇世界,自此我终生爱恋英文诗的声韵,像山峦起伏或海浪潮涌的绵延不息.这也是一种缘分,曾在生命某个漂浮的岁月,听到一些声音,看到它的意象,把心栓系其上,自此之后终生不能拔除.”
对英文诗孜孜以求的同时,齐邦媛猛然发现,浅蓝色的航空信很久没有收到了.1945 年6 月, 她收到哥哥寄来的信,信里附上了张大飞的信.那是一封诀别信,张大飞已壮烈殉国,年仅26 岁.之后,她收到一个包裹,是张大飞的战友寄来的,用美军的帆布军邮袋装着,正是七年间她写给他的一百多封信,是“一个少女在残酷战争中成长的心路历程”.
从此,她把张大飞埋在心底,留给回忆,当张大飞在信中多次提到过的计志文牧师来乐山传道时,她受洗成为基督徒,以此纪念他.
抗战胜利后,各大学兴起“读书会”,会上的讨论充满政治控诉,在非左即右的对抗中,齐邦媛感到,书斋和雪莱更适合自己,唯有“背几行雪莱热情奔放的诗,可以拾回一些自信”.父亲也在来信中说：“吾儿生性单纯,既对现在功课有很大兴趣,应尽量利用武大有名的图书馆多读相关书籍,不必参加任何政治活动.”
1946 年, 武汉大学迁回武昌珞珈山,外文系的老师有一半另有高就,朱光潜也到北大文学院筹划新局,临行,他请来吴宓作武大外文系主任,并特为交待对齐邦媛的论文进行指导.在论文中,尚未从张大飞去世的悲痛中走出的齐邦媛研究了雪莱的爱情观,不料,大纲被吴宓改了一大半,他还用毛笔写了两页英文大纲,并且加上一句中文:“佛曰爱如一炬之火,万火引之,其火如故.”
齐邦媛知道,老师是告诉她：“要朝一种超越尘世之爱去想,去爱世上的人,同情、悲悯,‘爱’不是一两个人的事.”由个人的小爱到民族大爱,齐邦媛相信,救国有很多道路,在大多数人因政治狂热和内心苦闷而受惑于政治文学的时候,大学最后一年,她选修了冷僻的《神曲》,因为太难,学生只有她一个.
“弦歌不辍”,南开精神她从未忘记,她只想走一条简单的道路,那就是：读书.
远行台湾
大学毕业后,国内动荡,工作无着落,适逢父亲好友马廷英来上海为台湾大学聘请教授,在他介绍下,1947 年9 月, 齐邦媛登上了螺旋桨飞机前往台湾,任台大外文系助教.远离家人,满怀愁绪,落寞孤独,书成了最忠实的伴侣.一次参加武汉大学旅台校友会时,作报告的她吸引了一个年轻人的目光,只第一次见面,他就下决心要娶她回家.
他叫罗裕昌,是武大电机系学长.校友会后,他经常带同学来单身宿舍陪伴齐邦媛,在生活上关心照顾她,他还送给她一个自制的木盒收音机,无数个深夜,电台的节目驱散了齐邦媛的孤独感.在朋友们的鼓励下,她给父亲写信介绍：“罗君二十八岁,武大电机系毕业,来台湾即在铁路管理局工作,现在任台北电务段长.他很努力上进,很有毅力……”
1948 年10 月,齐邦媛与罗裕昌由牧师证婚,定此一生.父亲郑重赠言：“不能让丈夫耽误公事,也不能伤他尊严.”不久,父母带着妹妹们来台,从此,家乡成为回不去的故乡.
婚后,罗裕昌调往台中,齐邦媛辞职随行,孩子们陆续出生,她在家相夫教子.三年后,在南开同学沈增文介绍下,到台中一中教高中英文.终于能穿着优雅的旗袍“从菜场、煤炉、奶瓶、尿布中‘偷’得几小时重谈珍爱的知识”,看着眼前四十张仰头听课的脸,知音之感令她感动,南开精神鼓舞她踏上了教育路途.
1956 年初夏, 齐邦媛如愿考取“美国国务院交换教员计划”,在台湾美国新闻处面试时,新闻处长问：“你家里有这么小的三个孩子,你的丈夫会让你去吗？”她急中生智回答：“我丈夫鼓励我去,他是一个顾家男人.”众人大笑,那时,女性主义刚刚萌芽,“顾家男人”这个词,是她不久前从一本英文周刊上看来的.
美国一年,她先是在寒冷的密西根州教学,后来又在别人讶异的目光中选择了更寒冷的怀俄明州,为了体验故乡的严寒况味,享受久违的“冰天雪地之美”,她在零下40 度的户外下车步行,没想到几分钟后就被警车追上押回室内,以“避免愚蠢的死亡”.
交换结束后,齐邦媛回到台湾省立农学院教英文,因自编的教材新颖独特,选修的学生越来越多,常因座位不够引起纠纷,于是向校长建议设立外文系,那是学术生涯的开始.
教课之余,齐邦媛还受邀在位于台中市雾峰乡北沟的故宫博物院任秘书,这份工作带来了新的视野,她研读文献、请教专家,经常一手抱着幼儿,一面猛背著名的窑名与特色.在故宫,她接待过泰国国王、约旦国王,以及许多国家的总统和艺术家,偏僻的北沟农场,一时成为繁华之地,每每这时,齐邦媛总会想起北京故宫,想起海峡对岸的万里江山.
在台中, 齐邦媛渐有声名.1961 年的一天,一位50 多岁的老修女慕名而来,她是静宜女子文理学院负责人,一见面就态度强硬地对齐邦媛说:“我们现在需要一位教美国文学的人,请你来教！”当齐邦媛解释自己对美国文学没有准备时,她几乎要发脾气了：“你们中国人就是太客气了,我告诉你,我是经过考虑才来的,我派了学生听过你的英文选课.”
诚惶诚恐接受了这份工作,自觉没有经验,齐邦媛开始拼命下苦功读书,在静宜图书馆,她读遍了所有的美国文学书,教学相长,学生反应很好.
1965 年, 诺贝尔经济奖得主海耶克博士到台中演讲,齐邦媛受命担任现场翻译.海耶克的英文带有德国腔,不容易懂,他往往要讲五六分钟才让她翻译.得益于在南开和武大打下的坚实的英文基础,面对挑战,她完成得非常好,事后被评价“你是当中翻译的最好的”.此后,每有重要人士来台中,都请她担任翻译.
学术理想
“你一生做个教书匠,很可惜啊！”从少年时就胸怀大志的父亲不止一次对齐邦媛这样说.由青年进入中年,“学术理想”的梦让她心有不甘.1967 年,“ 美国学人基金会”给台湾两个进修名额,要求45 岁以下,44 岁的她抓住最后的机会递交了申请.来台整整20年,她已由教育部审定,升为正教授,为了立足于学术界,仍需不懈奋斗.
到美国后,齐邦媛一边受邀在一所名为“树林中的圣玛丽”的女子文理学院开设中国文学课程,一边在印第安纳大学选修比较文学和英美文学.丈夫工作繁忙,孩子们都托付给了年迈的父母,对于家庭的负疚让她惜时如金,学期结束,成绩单上三个A, 一个A-, 来自台湾的小友称她为“我们中国人的光荣”.然而,在印第安纳大学图书馆,望着放置中国当代文学的书架空空荡荡,当被学者们问到：“台湾有文学吗？”她的心隐隐作痛,英译台湾文学的愿望从此潜伏.
学位还有半年才能修完,可是母亲又来信催促,她已延期半年,不能再不顾家庭了.追求学问的梦被敲碎,齐邦媛坐在草地上哭了很久.就这样,进修一年半后,她回到台中中兴大学（原省立农学院）履行回原校服务三年的约定,在由她推动、促成的外文系任主任,教务长唯一的要求是“少穿太花的裙子”.聘教师、编教材、开学科会议,外文系的学术水平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其时,丈夫工作变动,家已搬至台北,三年期满后,齐邦媛告别了中兴大学,受台北国立编译馆馆长王天民之邀,担任人文社会组主任.对文学的大量吞吐有了用武之地,终于可以将台湾文学用英文介绍给西方世界了,她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在余光中等五位教授的协助下,历时两年,《中国现代文学选集》由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发行.选集出版后,华盛顿大学出版社转来十六篇评论文章,几乎全是肯定的赞誉.
国内,二十年的政治风云几乎令文学断裂,这套选集,是第一次比较完整充实地介绍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英译本,后来,作为教材,它走进了美国的大学,齐邦媛为中国文学打开了一扇通往世界的窗户.
在编译馆,齐邦媛兼任教科书组主任.当时的暂用本教科书,受到的批评太多,尽管大家都在喊“救救孩子,还给孩子读书的乐趣”,却没人敢直说是政治色彩太浓.她决心改革.在那个尚未完全开放的社会,要想编一套真正的国文教科书,而非政治宣传品,这是个大难题,需要挡住旧势力的各种攻击.处于漩涡中心,稍有不慎,就有被请进“保安大饭店”（警备总部的别称）的危险.
齐邦媛做好了迎战准备,她撤去了那些政治文章,新增了现代小说、散文、诗歌,果然,国文一、二册初拟篇目提交编审委员会不久,就收到教育部一位教授“忽略国家民族意识,选文有幼稚的新诗和翻译报导文章,不登大雅之堂”的指责.齐邦媛亲自去解释,最终,她的不卑不亢、谦虚诚恳赢得了尊重,换来了教授的“一杯好茶”.
编第三册时,她推荐了黄春明的《鱼》,时未能通过,反对最激烈的是资深编审者洪为溥先生,他说：“这篇文章讲小孩子骑脚踏车,在山路上将买给爷爷的鱼掉了,回到家反反复复不断地喊,我真的买鱼回来了！相当无聊,怎么讲呢？”齐邦媛用美国课本中选用莎士比亚《麦克白》中的一段话作为例子说服他：“‘明天,又明天,又明天.一天又一天在这碎步中爬行,直到注定时刻的最后一秒.’一个简单的字,一再重复,它所创造的意境,老师大有可讲之处.就像《鱼》,小孩不断重复‘我真的买鱼回来了’,也有令人玩味低回之处.”
第二次讨论正酣时,洪为溥突然站起来说：“我们的学生百分之八十在乡镇,对《鱼》中祖父和孙子之间的感情应是很熟悉,这样朴实的情景会让他们感到亲切.”通过,齐邦媛热泪盈眶.
国文教科书一直是舆论的焦点,每本书定稿都有“声音和愤怒”,父亲调侃她“当了芝麻大的官,却惹上天天上报的麻烦”.一版六册国文教科书定稿后,齐邦媛去请台静农题写封面,台静农赞赏地说：“敢这么编国文课本,有骨气！”
编译馆五年,齐邦媛做了很多改革,完成了多项计划,包括：翻译中国现代文学创作进军世界文坛；放下“政治正确”的尚方宝剑,从文学的角度新编国中国文教科书；以及编纂西方文化经典和“现代化丛书”.王天民馆长离职后,她也从编译馆全身而退.
1977 年, 台大聘请齐邦媛教英国文学史,她欣然前往,那是她的终身志趣.在她授课的第“十六教室”,第一堂课就盛况空前,座位全部坐满,后面站到贴墙,连窗外也站满了人,她一度怀疑自己走错了教室.讲台上,对着选择文学的青年人,她像当年的朱光潜老师一样,用一生最响亮的声音朗诵雪莱的《西风颂》：
啊！狂野的西风,生而犷烈的秋风——
枯萎的落叶,在你倏忽而至的吹拂下,
飞旋如巫者横扫的鬼魅,……
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一首不老之歌,让她回到二十岁的心情,每每站在台湾哑口海的岩石上,总会想到东北巨流河,这一生的故事,她想写出来.81 岁时,齐邦媛开始撰写《巨流河》,历时四年,完成了这部史诗场景的自传.她的学生、著名作家简媜以“一出手,山河震动”来形容此书的份量.在和简媜的对话中,齐邦媛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很够,很累,很满意.”
（摘自《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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