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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思政论文写作 时间:2023-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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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近代欧洲列强的政治军事压迫,中东伊斯兰世界自19世纪以来产生了追随西方现代性的世俗化浪潮.但是,世俗化浪潮却激起了政治伊斯兰[1]的强烈反弹.政治伊斯兰有着共同目标,即确立伊斯兰教法(Sharia’h)在政治系统与社会生活中的核心地位,但该运动内部存在极大差异.例如,同属政治伊斯兰范畴,突尼斯复兴运动(Ennahda)通过选举上台并与世俗派结盟,黎巴嫩真主党(Hezbollah)却拥有独立军事武装并号召建立伊斯兰国.欧美学术界与舆论界时常将政治伊斯兰视为同质性整体,而忽略该运动内部的多样性.这种认识模式将其简化为一种崇尚“圣战”、号召建立神权统治、反对信仰自由的反现代运动,并且导致了所谓的“伊斯兰恐惧症”.[2]这种简化的思考方式也或多或少影响了我国部分公众对中东局势的认识.

为了更好地理解政治伊斯兰内部异质性,本文旨在:(1)划分政治伊斯兰的子类型;(2)研究各类型在阿拉伯地区穆斯林民众中的影响力;(3)利用该类型学来解释两大政治伊斯兰运动——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与突尼斯复兴运动——在阿拉伯之春以后的不同结局.首先,政治伊斯兰内部在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性上存在尖锐对立.根据其在传统与现代关系上的立场,我将政治伊斯兰划分为三种派别:伊斯兰原教旨派、伊斯兰温和派,消极世俗派.虽然已有大量学术著作注意到政治伊斯兰的异质性,[3]本文的贡献在于提出了清晰可操作的划分标准,并且比较不同派别的社会影响力.其次,理解不同政治伊斯兰派别在民众中的影响力具有重要性.以往绝大部分政治伊斯兰研究采取自上而下的视角,聚焦于上层政治与宗教领袖的观念与行动,观察他们如何在重大历史事件——如革命、战争与选举中——动员民众.但普通民众的态度并不必然受上层精英所摆布.许多历史事件表明,能否准确把握民情民意决定了一个政治伊斯兰运动成功与否.在阿拉伯之春以后,同属政治伊斯兰阵营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与突尼斯复兴运动都成为本国的执政党派;但前者因政变而,后者继续保留了执政地位.我将通过解释二者的政治殊途,来展现政治伊斯兰类型分析的意义.

本文结合了文献分析与量化研究.其中量化部分的数据来自具有抽样代表性的第三轮阿拉伯指南针调查.该调查数据包括12个中东阿拉伯国家的约一万多名被访者.本文发现,阿拉伯地区大部分民众认同伊斯兰温和派的政治观点.政治伊斯兰的发展,并不必然导致亨廷顿所预测的“文明冲突”.[4]此外,能否获得伊斯兰温和派民众的支持,影响了政治伊斯兰运动乃至当地统治集团的政治命运.因此,本研究可以为中国在中东战略布局的风险评估提供参考.

一、激进世俗化与政治伊斯兰

历史上,政治与宗教在伊斯兰世界中紧密结合.正如美国学者JohnEsposito所总结:“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作为一名穆斯林不是简单地意味着从属于一个信仰共同体,而是要生活在由伊斯兰教法统治下的伊斯兰国里.”[5]作为商业贸易、婚姻继承、刑事惩罚等诸多领域的基本规范,伊斯兰教法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法律系统,囊括了上千年时间里积累的、在不同文化地理区域内形成的法律制度、判决和实践.[6]但是,这样一种政教关系的传统模式被西方殖义所打破.面对西方列强的咄咄进逼,大部分穆斯林国家丧失了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

自19世纪左右开始,伊斯兰世界的精英们投身于各种政治运动,试图构造一种能重振伊斯兰文明的新型政教关系模式.根据对现有文献的梳理,我总结了四种类型的政治运动,它们分别追求四种不同的政教模式.已有文献中还没有对上述运动的公认、清晰的划分标准,我尝试性地运用三个维度来作区分:伊斯兰教法治国,政治多元主义,宗教领袖的政治权力.具体而言,第一,国家是否应当根据伊斯兰教法或其原则来制定、实施法律?第二,伊斯兰政党与非伊斯兰政党(例如世俗党派、基督教党派)是否应当共存,或者应当由二者之一垄断政权?第三,宗教领袖是否应当掌握政治权力?表1总结了这四种类型运动的各自特征.我在下文进一步讨论.(见表1)

激进世俗化运动旨在清除伊斯兰在政治制度以及公共生活中的影响,甚至消灭宗教信仰本身.[7]该运动以土耳其凯末尔革命与伊朗巴列维王朝白色革命为代表.在这些改革中,凯末尔与伊朗礼萨汗(MohammedRezaShah)清除了政治与法律制度中的伊斯兰教法元素,并模仿欧洲国家建立了世俗的制度体系.伊斯兰政党或势力被限制或禁止参与政治.此外,宗教领袖的政治权力被大幅削弱:凯末尔直接废除了哈里发制度;而礼萨汗大规模没收宗教财产,并剥夺什叶派教士的司法权.[8]但是,曾经席卷中东的大部分世俗化运动在1970年代逐渐失去民意支持:推动世俗化的政权大多未能满足民众的基本公共品需求,同时放任贫富差距扩大与上层腐败;而阿拉伯国家联军在1967年阿拉伯-以色列战争中败北,意味着长期奉行的世俗化政策未能让穆斯林国家重拾荣光.

当世俗化运动遭遇重大挫折,政治伊斯兰开始兴起,其中包括以沙特阿拉伯萨拉菲教派[9]和伊朗伊斯兰革命[10]为代表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首先,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核心诉求是确立伊斯兰教法在政治制度与社会生活中的全面性指导地位.[11]在这两个国家中,伊斯兰教法覆盖了从刑法到经济法的几乎全部法律部门.其次,伊斯兰势力或党派完全掌控政治权力.在伊朗,由宗教领袖和教法学者主导的守卫者会议(theGuardianCouncil)有权否定任何被他们视为“非伊斯兰”的候选人的政治参与权.而任何支持世俗主义的政治势力在沙特阿拉伯很难公开生存.再次,在宗教领袖参政方面,伊朗的什叶派教士充任了大部分重要的国家机构,例如守卫者会议、专家议会(AssemblyofExperts)和总统职位.虽然不及伊朗什叶派教士的权力那么广泛,沙特萨拉菲建制派对国内政策也具有相当影响力.[12]

伊斯兰温和派是在世俗化运动失利背景下兴起的另一支伊斯兰运动.该运动试图将伊斯兰教法与现代政治原则相结合.伊斯兰温和派以埃及穆斯林兄弟会(MuslimBrotherhood)为代表.在伊斯兰教法方面,穆斯林兄弟会成立之初,即以推动伊斯兰成为全社会总体性指导规范为目的.穆兄会承认非伊斯兰政党候选人(在埃及语境下,主要指基督教科普特派)有权利参与政治选举.在宗教领袖的政治权力议题上,穆兄会虽然不寻求建立伊朗式的政治体制,但提出应当建立一个由伊斯兰教士组成的顾问机构,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13]

消极世俗派是最近二三十年里逐步走上中东政治舞台的另一支政治派别,体现了世俗力量与政治伊斯兰更深层次的相互妥协.[14]在最近几十年中,阿拉伯地区民众的宗教信仰程度高涨,一些世俗派精英意识到消除伊斯兰的社会影响力几乎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部分政治伊斯兰运动领袖也承认某些政治伊斯兰诉求不具备现实可操作性.称之为“世俗”,因为其坚持伊斯兰教法与国家政治、法律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的分离;“消极”,在于其不主动、积极地去消除伊斯兰的社会影响,而是承认政治伊斯兰作为一种公民社会组织或者选举式政党在公共生活中发挥作用.消极世俗派的代表性力量为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正发党竭力与原教旨主义保持距离,并在阿拉伯之春以后大力宣传其政治立场.[15]突尼斯复兴运动为正发党追随者之一.至此,我已总结了四种政治运动及其核心诉求.下文将利用第三轮阿拉伯指南针数据,来分析上述运动类型在当地的影响规模.

二、四种政治派别的影响规模

阿拉伯指南针数据是由美国密歇根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研究者与中东国家学者共同承担的具有抽样代表性的横切面问卷调查.[16]第三轮调查于2012年至2014年期间完成,涉及12个国家14809名被访者:阿尔及利亚、埃及、伊拉克、约旦、科威特、黎巴嫩、利比亚、摩洛哥、巴勒斯坦、苏丹、突尼斯和也门.本文通过潜在类别分析,根据被访者在伊斯兰教法、政治多元主义与教士参政三个维度上的不同态度,将他们划分为四个不同群体.潜在类别分析基本原理与模型统计值参见附录.表2呈现了主要统计模型结果以及衡量被访者态度的十个具体指标.我将四组子群体命名为准原教旨派支持者,伊斯兰温和派支持者,消极世俗派支持者,以及摇摆派.总体而言,伊斯兰温和派支持者是规模最大的子群体,约占样本的42%.其次是准原教旨派支持者,约为样本量的24%.消极世俗派支持者规模相对最小,包括了15%的被访者.约19%的被访者态度模棱两可,态度摇摆.此外,统计结果中没有任何一组子群体的态度符合激进世俗化运动.该发现符合文献和政治现实,因为激进世俗化运动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已经在中东地区逐渐式微.(见表2)

表2从第四行开始为各组群体对十项指标的赞同概率.数字越高,表示该群体越有可能赞同某一指标;1代表该群体完全认同,0表示完全反对,0.5表示即不认可也不反对.

我们首先分析伊斯兰温和派支持者.对于伊斯兰教法维度的五项指标,该群体赞同概率相当高,因此他们强烈倾向于伊斯兰教法治国.在政治多元主义方面,温和派支持者有很高的概率赞同不同类型的政党都应当参与议会竞争,而对其他陈述都倾向于反对.同时,该群体也强烈反对宗教领袖影响政策和担任公职.温和派支持者赞同伊斯兰教法治国,支持政治多元主义,反对教士参政,其态度很接近伊斯兰温和派的核心主张.该群体在有关教士参政方面与穆斯林兄弟会——伊斯兰温和派的典型代表——的参政纲领主张有细微差异.穆兄会曾提出建立一个由宗教领袖组成的机构,为政府政策提供咨询意见.如果将“提供政策咨询”理解为“影响政府决策”,温和派支持者们在这方面不同于穆兄会上层的政治主张.

准原教旨主义者的态度不同于温和派支持者.首先,该群体几乎完全赞同伊斯兰教法治国的陈述.其次,该群体倾向于赞同宗教人士影响政府决策和担任公职.在政治多元主义方面,该群体支持伊斯兰政党或势力垄断政治权力,并且反对世俗政党垄断政权.但是该群体也支持不同类型的政党势力都参与议会竞争.这表明该群体关键诉求是伊斯兰政党势力能够参与政治;在伊斯兰政党参与议会竞争的前提下,该群体并不排斥非伊斯兰政党也同时参政.该群体在伊斯兰教法与教士参政方面与沙特萨拉菲教派为代表的原教旨主义相一致,但是不完全反对非伊斯兰政党参与政治,因此我将该群体命名为“准”原教旨主义者.

消极世俗派支持者反对政府或议会完全执行伊斯兰教法,尤其反对在刑法部门实行伊斯兰教法,但对婚姻继承等私法部门是否执行伊斯兰教法没有持明确态度.该群体也支持政治多元主义,反对世俗政党或伊斯兰政党垄断政治权力.此外,该群体强烈反对教士干预政治.简言之,该群体反对在公法部门执行伊斯兰教法,反对教士干预政治,支持政治多元主义.

最后是摇摆派.该群体在伊斯兰教法方面表现出一致的支持态度,但是对世俗政党垄断政权和伊斯兰政党垄断政权均表示高度认可;此外,此群体对宗教领袖能否参政也没有明确态度.此群体在世俗化还是伊斯兰化的命题上举棋不定.这表明相当一部分的被访者(估算约19%)对上述任何一种类型的政治运动都不认同.我在结论部分进一步讨论摇摆派的政治意义.

三、比较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和突尼斯复兴运动

上文总结了原教旨派等四种群体在阿拉伯地区的总体分布,但是各国具体情况不一.在西方化程度较深的阿拉伯国家,消极世俗派占据规模优势;而在更传统保守的地区,原教旨派或温和派将是主流.如果一个倾向原教旨派的执政集团统治着温和派或消极世俗派支持者占多数的社会,其政治稳定性将存在很大的变数.因此,本文提出的类型学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地的政治局势.2011年中东地区爆发了阿拉伯之春,埃及、突尼斯、利比亚、也门和叙利亚发生了政权更迭或陷入内战.利比亚、叙利亚与也门延续至今的内战带有明显族群、部落冲突的特征.而在埃及与突尼斯,两大政治伊斯兰组织——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和突尼斯的复兴运动——通过和平选举的方式,一度成为执政党派.但是,穆兄会与复兴党作为执政党的命运截然不同.前者掌权不到两年就被埃及军方推翻,并以“恐怖主义组织”的罪名遭取缔;而后者作为执政联盟的重要一员,分享政治权力至今.那么,如何解释两大政党在议会选举中的成功?又如何解释二者的命运殊途?本文以政治伊斯兰类型学作为解释框架来回答上述问题.

(一)埃及穆斯林兄弟会

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于1928年由青年教法学者Hassanal-Banna建立,致力于传播保守的信仰方式和推动社会改革.在阿拉伯之春以前,穆兄会已经成为埃及乃至中东地区最大的非政府组织,其功能横跨宗教传播、社会福利、公动、政治参与等诸多方面.穆兄会成立之初快速发展而成为政府眼中钉,al-Banna于1949年被身亡.1952年纳赛尔领导的政变推翻君主制后,埃及建立以军人为主导力量的政权.纳赛尔政权的意识形态糅合了世俗主义与阿拉伯民族主义;但鉴于伊斯兰信仰的民间影响力,其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对宗教势力进行妥协.纳赛尔政权对宗教势力采取“利用但限制”的策略:一方面支持那些愿意与政府合作的宗教领袖,并依赖伊斯兰话语来建构合法性;另一方面,小心翼翼地防止整个埃及社会的伊斯兰化,并限制宗教势力干预政治.该策略与穆斯林兄弟会的政治立场格格不入.穆兄会不甘心作为一个“依附性”组织,而是要运用伊斯兰教法来改造政治与社会.由于根本立场的冲突,纳赛尔政权和穆兄会的短暂联盟于1954年破裂,穆兄会高层遭大规模清洗.1970年代早期,萨达特继任成为新的埃及总统.为了平衡国内左派势力,萨达特解除了对穆兄会的禁令.在萨达特政府的默许下,穆兄会发展成为埃及最大的社会组织,影响力遍及行业协会、信用合作社、基础教育等.萨达特遇刺后,新总统穆巴拉克既有打压,也有拉拢:穆巴拉克一度允许穆兄会成员以个人身份参与议会选举,但也利用选举、打压穆兄会候选人的方式限制其政治影响力.

穆兄会与埃及军方之间的脆弱和平在阿拉伯之春后再次被打破.穆巴拉克退位后,穆兄会组建的自由与正义党在2011年议会选举中赢得议会过半席位,其推出的候选人穆罕默德·穆尔西在2012年总统选举中获胜.但是,一系列问题导致穆尔西政府举步维艰.其中最主要的是,穆尔西及其背后的穆兄会扩大总统权限、修改宪法、垄断立法权力,严重激化了其与其他政治势力的矛盾.埃及军方趁机发动军事政变.穆兄会遭遇成立以来的第二次重大挫折.

为什么穆兄会在阿拉伯之春以后的两次重要选举中获得胜利?穆兄会内部同时存在温和与原教旨两种政治倾向.其高层试图在这两种政治倾向中保持平衡,维持组织的团结一致.但总体而言,穆兄会执政以前以温和立场为主.例如,在穆巴拉克时期,穆兄会的政治纲领承认科普特基督徒等非穆斯林群体的政治权利,不提倡宗教领袖直接干预政治;而且该组织积极从事教育、医疗和福利事业,为自身打造和平的、建设性的公民社会组织形象.[17]根据表3的分析结果,伊斯兰温和派约占埃及样本中的三分之二,而其他三个群体分别约占10%左右.那么可以由此推论,穆兄会总体温和的政治立场符合埃及绝大多数民众的政治倾向.与绝大部分民众的立场一致,是穆兄会在议会与总统选举中获胜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执政以后的穆兄会在政治斗争中逐渐偏离了温和立场.例如,在阿拉伯之春以后,制定新宪法成为埃及当时最重要的政治议程之一.为了控制负责起草新宪法的宪法委员会,穆兄会不断将其他政治派别清除出该委员会,最后强行通过一份没有广泛民意支撑、带有浓厚政治伊斯兰色彩的新宪法.[18]总统穆尔西以及穆兄会高层的政治行动,虽然得到了原教旨派的支持,却引发了温和派、世俗派和其他非穆斯林党派的强烈反对,引发全国范围的游行.在后者看来,穆兄会有试图建立原教旨派的嫌疑.而早对穆兄会虎视眈眈的军方在世俗派和基督教党派等的支持下,以恢复秩序的名义借机发动政变.

政变之后,穆兄会被列入“恐怖主义组织”名单,其高层被搜捕,附属组织被取缔.那么,穆兄会能否东山再起?首先,埃及仍然存在政治伊斯兰的社会土壤.高达三分之二的埃及被访者持温和伊斯兰立场,另外约10%的人倾向于原教旨派.埃及军方政变只改变了上层建筑,却无法撼动政治伊斯兰的社会基础.其次,穆兄会剩余势力的策略选择尤为重要.部分残存少壮派号称要用“流血”、“以牙还牙”的手段来复仇.如果穆兄会走上极端路线,将更加偏离国内主流民意,很有可能被边缘化.再次,埃及军方迫于合法性或国内压力可能在未来对穆兄会解禁,如同20世纪70年代萨达特总统对穆兄会的怀柔.因此,如果穆兄会回归温和立场,有可能在未来重返埃及政治舞台;即使穆兄会从此式微,有可能其他政治伊斯兰组织将填补穆兄会留下的空白.

(二)突尼斯复兴运动

突尼斯为中东地区世俗化程度较深的国家,这从根本上影响了当地主要的政治伊斯兰组织——复兴运动(Ennahda)——的政治纲领.早在18世纪,当地穆斯林统治者开始引进西方的军事技术和教育体系.在法国殖民时期,突尼斯的西化程度进一步加深.1956年独立后,首任总统HabibBourguiba采取了激进世俗化政策:没收宗教机构财产,取消宗教法庭和法律,甚至限制麦加朝觐和开斋节活动.世俗化运动将当地社会撕裂为两个部分,接受西方教育和生活方式的上层精英与固守传统信仰的底层民众.在1960年代末期世俗化运动陷入低谷的社会背景下,一群青年学生和社会活动家组建了一个致力于传播伊斯兰信仰的松散组织,并在该组织基础上于1981年正式成立了复兴运动.复兴运动成立后规模迅速扩大,引起Bourguiba的警惕并遭到其断断续续的打压.1987年本·阿里通过政变成为突尼斯新统治者.阿里同样对伊斯兰采取“利用但限制”的策略,一方面标榜自己为虔诚穆斯林以获得民意支持,另一方面对任何可能威胁其统治的宗教势力无情打击.在阿里铁腕治下,大批复兴运动骨干流亡欧洲或者被捕入狱,该组织在突尼斯本土几乎销声匿迹.

阿拉伯之春以后,复兴运动重建了在本土的组织力量,成为国内举足轻重的政党.其在2011年全国选举中获得37%的议会席位,成为议会第一大党;而位于复兴运动之后的八个政党一共才获得35%的席位.但是,由于经济增长乏力和国内政治斗争,复兴运动主导的内阁于2014年集体辞职.在同年议会选举中,该党成为议会第二大政党.由于没有政党获得足够多票数能够单独组阁,复兴运动加入了议会第——大政党——世俗政党NidaaTounes—的执政联盟.2016年,NidaaTounes的多名议员由于内讧而辞职,复兴运动再度成为拥有议会席位最多的党派.

复兴运动两度在议会选举中获得成功,得益于其总体上的温和立场.与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类似,复兴运动自成立之初内部就存在两股力量:一部分成员承认制与议会制、团结世俗力量、不急于推进伊斯兰化;而另一部分为原教旨派,鼓吹政教合一的伊斯兰体制.温和派逐渐在内部路线斗争中占据上风.[19]在海外流亡期间,复兴运动部分领导者开始与同样被阿里政权迫害的世俗反对派合作.在2011年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以后,复兴运动高层没有在修宪进程中利用席位优势将“伊斯兰教法为主要法律来源”的条款写入新宪法.在2014年议会选举后,该党与世俗政党组成执政联盟.不仅如此,复兴运动高层的意识形态开始向消极世俗派靠拢.最近的中东局势变化让政治伊斯兰在当地乃至全世界被视作一股消极反动的力量:恐怖主义的伊斯兰国(ISIL)肆虐中东,执政土耳其的正义与发展党日趋专制,而埃及穆兄会被列入恐怖主义名单.为了摆脱政治伊斯兰的负面形象,复兴运动在2016年全国大会上宣布从本党纲领中删除政治伊斯兰内容,在未来效仿西欧的基督教党派.[20]

复兴运动能坚持温和派立场,源于以下几个因素.首先,突尼斯受法国政治文化影响颇深,相对于其他阿拉伯国家更加自由、世俗和包容.原教旨立场固然能吸引一小部分保守信徒,但无法获得广泛社会认同.其次,自1980年代末至阿拉伯之春长达二十余年的时间里,该党大部分领袖流亡英法德等西欧国家,耳濡目染现代政治观念与制度.此外,是以RachedGhannouchi为首的部分运动领导人的政治判断.Ghannouchi为复兴运动创始人之一和目前的主席,是该组织的首要意识形态专家和战略专家.在其力主之下,复兴运动坚守了温和派路径.

复兴运动高层的政治判断符合现实民意.根据表3中显示的阿拉伯指南针数据结果,突尼斯有近一半的被访者认同消极世俗派,该比例远远高于世俗派在整个阿拉伯地区的平均比例.而温和派仅占该国样本的四分之一,原教旨派比例更低,仅占11%左右.因此,复兴运动立足伊斯兰温和派、拉拢消极世俗派的策略,准确地迎合了国内大部分民众的政治诉求.

(三)穆兄会与复兴运动的异同

穆兄会与复兴运动在历史起源、意识形态和发展历程上具有高度相似性.首先,穆兄会与复兴党皆为伊斯兰复兴运动.穆兄会成立较早,为政治伊斯兰的开拓者之一.复兴运动是后起之秀,曾长期接受穆兄会的支持.其次,两个运动内部都存在着温和派与原教旨派之间的意识形态路线斗争,并且在获得政权以前都总体上秉持温和派立场.再次,穆兄会与复兴运动成立后受到执政当局的忌惮和打压;在阿拉伯之春爆发后,二者都从反对派一跃而为主要执政党.

二者在执政以后作出不同的战略选择,并因此走上不同的道路.穆兄会急于扩大权力,将伊斯兰元素注入政治系统,不仅与世俗派裂痕加深,还得罪了原来的温和派基本盘.与穆兄会不同,复兴运动的策略为立足温和派,拉拢世俗派.这表现为其积极与世俗派和解、暂缓推动伊斯兰教法入宪、删除政治伊斯兰党纲.根据事后的民意调查以及现实政治走向,复兴运动的策略更为成功、更符合本国主流民意.

四、总结与讨论

本文目标是划分政治伊斯兰类型,分析不同类型的影响规模,并利用类型框架来解释穆兄会与复兴运动执政的不同结局.根据对文献的梳理,本文总结了中东地区四种派别的政治运动:伊斯兰原教旨派、伊斯兰温和派、消极世俗派与激进世俗派.原教旨派致力于建立伊斯兰国,在其中伊斯兰教法为政治制度与法律的基础,教士掌握权力以保证法律与政策不偏离伊斯兰教法,而非伊斯兰派系无权参与政治.温和派在坚守伊斯兰教法核心地位的前提下,试图吸收现代政治原则.激进世俗派不仅要求清除伊斯兰在政治系统与公共生活中的影响,还试图消灭宗教本身.部分世俗力量与政治伊斯兰势力相互妥协,组成了消极世俗派;其承认政治与宗教在一定程度上的分离,但主张保障政治伊斯兰团体参与政治的权利.量化研究发现,伊斯兰温和派在阿拉伯地区中居主导地位,约40%的被访者认同该派别的政治立场.原教旨派的影响力其次,获得了24%左右被访者的支持.消极世俗派的影响力最弱,其支持者占样本的15%.此外,近五分之一的被访者没有明确的政治立场.而由于伊斯兰信仰在中东地区复苏,激进世俗派在该地区已经被边缘化.

这些发现不同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亨廷顿认为政治伊斯兰的理想政制完全不同于西方政治体系;他预测随着政治伊斯兰的兴起,21世纪穆斯林世界与西方国家的矛盾冲突会愈演愈烈.但是,亨廷顿的分析把伊朗伊斯兰革命、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甚至极端组织混为一谈,而没有把握它们之间的重大差别.已经有不少文献指出政治伊斯兰内部差异.本文通过数据分析,进一步发现原教旨派虽然获得了相当一部分阿拉伯民众的支持,但居主导地位的为温和派,而且一些政治伊斯兰运动正在转向消极世俗派.

更重要的是,亨廷顿的研究没有预判到政治伊斯兰在21世纪初期已现颓势.无论是世俗力量或是政治伊斯兰,都是作出富国强兵的承诺来获得社会支持.世俗化运动在20世纪上半叶横扫中东地区,是因为精英与民众普遍相信效仿西方政治体制能够实现富强.阿拉伯国家在1967年阿以战争中的惨败,使许多民众对世俗化运动丧失信心.而政治伊斯兰适时打出“伊斯兰才是解决之道”(Islamisthesolution)的口号,宣称只要恢复伊斯兰的社会核心地位就能实现文明复兴.1979年伊朗革命诞生的伊斯兰政权一度成为中东政治伊斯兰的榜样.但由于对外战争、国际制裁与国内政策失误,伊朗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停滞不前,难言成功.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的短暂执政也以混乱与失败告终.一些中东国家轮番试验了世俗化与伊斯兰化两套意识形态,却似乎还没有走出经济落后与政治动荡的困境.数据分析中约五分之一的摇摆派被访者没有清晰的政治立场,体现了他们对世俗化与伊斯兰化两条道路都不完全信任.如果政治伊斯兰的颓势在未来继续加重,那么其很难成为一股导致文明冲突的力量.

本文还以埃及穆兄会与突尼斯复兴运动为例,展现了类型学框架对当地政治局势变迁的解释力.针对埃及样本的量化分析发现,大部分埃及民众赞同温和派的政治立场.穆兄会获取政权后的政治举措却倾向于原教旨派、疏离了温和派,因此导致的社会不满与政治冲突给了埃及军方可趁之机.当然,其他外部因素例如经济陷入困境、政治对手的负面宣传、与军方的长期紧张关系也是穆兄会的重要原因.作为突尼斯议会主要政党的复兴运动采取了巩固伊斯兰温和派、争取消极世俗派的策略,符合数据分析所揭示的当地主流民意.民众的政治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同属政治伊斯兰阵营的穆兄会与复兴运动的政治命运.

政治伊斯兰类型框架下的量化分析,还能为判断当地政治局势的未来走向提供参考.例如,在当前埃及有接近80%(温和派加原教旨派)的被访者赞成伊斯兰教法作为国家治理依据的观点,表明政治伊斯兰在埃及社会仍然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虽然近期在埃及军方的铁腕统治下,暂未出现成规模、公开的反对势力,但政治伊斯兰势力很有可能重振旗鼓.本质上为世俗主义的埃及军方,也将长期面临合法性不足的问题.这将是中国在当地经济投资必须考虑的风险问题.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

归纳上述:上文是一篇关于伊斯兰和政治伊斯兰和特征方面的思政论文题目、论文提纲、思政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编者按:审思伊斯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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