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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论文参考文献：
导言
近年来,受“新史学”思潮的影响,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领域中有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关注于“断代史”和“专题史”的研究,尤其注重对新史料的挖掘与再分析,有效地推动了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科的纵深发展.王安潮教授的著作《唐代大曲的历史与形态》（音乐学院出版社2011年出版,以下简称《历史与形态》）就是这种音乐史思潮研究背景下的代表性成果之一.
以唐代大曲这一中国古代音乐史中重要的音乐体裁为专题著书立说,有助于推进中国古代音乐专题史研究的深入与发展,对大曲这一专题的史料发掘和研究思路拓展亦有新的挑战.鉴于这一领域既有研究成果的宏富,要想在此有所突破和创新,除了要求研究者要具备音乐史通识和学科交叉的专精能力外,而且在唐大曲的相关问题上具有较高的分析辨识能力和驾驭能力,还要求研究者对这类专题的史料“不仅对各类学术争议具有通达的学术判断、理解和综合能力,并且在诸说并存、难有定论的情况下,能够提出可备一说的认识甚至新见,甚至能够解疑释结.①”《历史与形态》是一本对唐大曲进行全面而系统研究的专著,涵盖了唐大曲历史发展与形态特点的全部内容,涉及到的内容有历史文献疏证、曲目源流考辨、曲体结构辨析、用乐宫调考论等方面,对唐大曲发展链条上的汉魏大曲、唐大曲、宋大曲的历史与形态进行全面考索.该书的史料基础厚实,所容纳的研究材料相当丰富,著者广罗先贤前辈的关于大曲的研究成果,通过辨识梳理,加以分析论证.据笔者粗略统计,在《历史与形态》中,著者参考的古籍数目达53部,现当代著作达94部,参阅的学术论文达164篇,囊括了几乎所有唐大曲研究音乐家的文论和观点,著作例证了20部作品,对其中的《霓裳羽衣曲》《玉树后庭花》《秦王破阵乐》《春莺啭》和《伊州》等大曲名篇进行了分析与评价,这表明,著者在研究中进行了广泛的学术调研,对专题研究进行了创新性思考.可见.作者在唐代音乐史料上进行了细密爬梳,对唐大曲见存曲目的分类细致而全面,对大曲历史渊源的钩沉、流变考察精深,大大拓展并完善了现有唐大曲研究的思路.同时,对唐大曲的继续研究提出了有价值的对策性思考.这些都是王安潮对中国古代音乐史学科发展的创新性贡献,对于深化唐代大曲进一步或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迪意义.
王安潮教授具有深厚的史学素养,并综合运用哲学思辨与历史考证方法来对大曲的专题史学研究进行深入观察和分析,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辨之法对唐大曲开展多维考辨与论证,对作用于唐大曲发展的诸要素进行了缜密剖析,深邃而严密；对唐大曲的代表性名篇进行深度考辨与论析,对当前唐大曲的研究现状进行全面而中肯的评价；尤其对大曲形态特点进行本体解析、大曲遗存及其对当下音乐发展及创作进行了融会考辨,对今天的创作予以借鉴参考,熔古而铸今.这些举措为尽可能地展现唐大曲历史的各个侧面并揭示其丰富性奠定了基础.
一,实证与亡七较：队宏图的历史追本溯源
唐代大曲是一种综合器乐、声乐和舞蹈的多段体结构的大型歌舞音乐,《历史与形态》提出了以唐代大曲为代表的专题史研究的新的思路与新的方法.通过实证与比较,对大曲体裁进行了多维度综合考索.作者视野宏阔,一改以往唐大曲的线性结构或单元模块研究方法,以全新的视角构建了唐大曲理论架构的坐标系,从而展示了唐代大曲专题史研究的崭新气象.《历史与形态》以大曲这一体裁为着眼点,由唐代大曲的历史演进、唐代大曲名篇考和唐代大曲的代表性名篇的音乐形态研究三个坐标点构成,横坐标以大曲的历史线脉为基础,由汉魏大曲、唐大曲和宋大曲坐标点构成,著者站在这样的坐标系中观照唐代大曲的发展历史,在继承、发展和扬弃中探索唐代大曲研究的基本路径,而不是简单地解读经典文献,更不是人云亦云,因此新论迭出.在纵坐标中,既着眼于历史的考索,又有微观考察,以点衍面,对唐大曲名篇代表作进行考辨研究,由唐代大曲实际作品的产生与衍变探寻唐代大曲发展的规律,著作注重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密切结合,以多镜像来呈现古代音乐的原貌.
历史研究必须做到“一切用材料说话”,真研究不囿于既定的研究成果与研究观念,而是从材料的本真性与丰富性出发,在对研究对象作详尽考释的同时,还要不囿于传统的束缚,从现实出发,对历史现象进行思考,以新的视角对问题进行分辨与剖析,既要做到兼容并蓄,又要做到独出机杼.《历史与形态》注重多维考证方法的综合运用,尤其注意材料间的细微关系,使得历史研究线索明晰可辨.为保证文献的准确性,在文献的使用上力图从“原典”出发,避免现今唐大曲研究中忽视“原典”现象.为确保证据来源的确凿与权威性,在事关唐代大曲典籍版本的遴选方面,《历史与形态》尽可能做到以权威点校本为主,为突出材料证据的可靠性,在材料的选曲与运用方面,减少衍展比例,重视比较分析.对大曲曲目的考证是认识大曲的重要途径,著作以详尽的史料考证了史籍中所述的大曲,对汉魏大曲、唐大曲、宋大曲见存曲目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证,尤其是在前辈学者对于唐大曲曲目考证方面,通过引证史料进行了更为深入而全面地论证,考证了见存唐大曲的历史境况,在唐大曲曲名及其相关作品的内涵认识上更进一步,推动了唐大曲研究的纵深度.如：通过考证后认为王国维《唐宋大曲考》中考述的40曲,当有更多的大曲留存于史料中；认为王昆吾在对唐“大曲”来源的考证方面,将《教坊记》中记录的46曲中的《绿腰》划为由“民间歌曲加工而成”,对之,作者明确提出质疑；对于唐大曲的命名传统中的以地名为题,或以内容为题,确为音乐风格的研究提供拓宽了思路.在认真研究现存成果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文献资料,梳理了大曲传承的源流,从汉魏大曲到相和大曲,从魏晋清商大曲到唐大曲再到宋大曲,多方面考证了大曲的面貌,因而能够追本溯源,谈及唐代大曲的某些变异,已经超越了就事论事的局限,部分恢复了唐大曲的原来面目.
唐大曲以往的研究成果尽管对唐大曲的历史发展脉络有较为详尽的表述,但对各个时期的大曲的认识方面大多停留于表层,尤其对汉代至宋代大曲间的差异性认识严重不足.而《历史与形态》不只是注重个案研究,还以整体的贯通视野开展综合研究和比较研究.在研究方法的选择与使用上,除了合理运用实证法、推论法、分析法之外,著者非常重视比较研究法的使用.用比较的方法对汉魏大曲、唐大曲、宋大曲三个阶段,从曲辞、曲名、音乐结构、音乐手法等方面加以比对,从而形成更深入的认识,指出了大曲在各时期发展衍变是在三部性结构基础上做了具有个性化审美需求的取舍,其间差别较大,如汉代大曲与唐代大曲相似之处较少,而宋代大曲与唐代大曲在结构上也有很多不同,从而得出相和大曲诸要素与唐大曲关系较疏、清商大曲与唐大曲有一定的亲缘关系、宋大曲与唐大曲有角度雷同并当是唐大曲的历史延续的结论,从而厘清了大曲的渊源关系与发展线脉；在对《霓裳羽衣曲》《玉树后庭花》《秦王破阵乐》《春莺啭》和《伊州》五部大曲进行考辨的同时,进行了风格、素材、结构等比较分析与研究,作者从大量的典籍文献中竭力搜寻唐大曲的相关信息,并通过比较的方法,对唐代大曲的结构、素材与风格开展创新性探索与开拓性研究.《历史与形态》注重既有研究和新创研究间的相互映衬,力图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来进行.王国维、阴法鲁、丘琼荪、陆云逵、杨荫浏等学者在大曲体裁的历史演进研究方面,从各自角度在宏观层面上予以梳理,藉此新识了大曲的发展脉络,指出以往大曲研究微观认识层面的缺乏以及对汉至宋代大曲间的差异性认识不足.著作在对清代以前关于唐大曲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时,充分肯定文字训诂、文学性的研究为后学者指出了方向.《历史与形态》同时指出,前人的一些研究确实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随意性阐发和延展臆断,以至于为唐代大曲的深入研究制造了一些障碍,这就需要研究者对其中的史料进行耙梳辨析,弄清事项的来龙去脉.《历史与形态》重视文本的整理与分析,始终将乐谱资料视为开展音乐研究的最重要依据,强调乐谱解译是实现唐大曲研究的重要路径,并以乐谱文本资料的挖掘与解译为突破口,推动对唐大曲的深入研究.著作通过对浩如烟海的历史文化资料的爬罗钩沉,令人信服地表明：只有通过对史学史料的甄别分辨,才能做出较为准确而科学的评价,也才能在更高的层面上正确理解与说明人类音乐文化发展的曲折性与复杂性.可以说,《历史与形态》对唐代大曲的研究,有力地推进了音乐史学研究.其中运用的多种分析和研究方法,提出的许多新认识和新观点,对从事音乐史研究的人都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二,本体分析：队开一态学的视角强代对唐大曲的感牲认知
20世纪以后对于唐大曲的研究多是“从文字到文字”的文献考证,从音乐分析学学科定位而言,离开唐大曲的具体音乐形态本体解析来谈论唐大曲,总有隔靴搔痒之感.就唐代大曲的研究而言,如何通过对其进行形态学分析（如旋律、节奏、宫调等）,一直是后学者的至真追求.《历史与形态》突破了“从文字到文字”的文献考据式研究方法,在充分汲取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集中观照当前唐代大曲乐谱的解译和新发现的大曲史料等前沿收获,提倡对唐大曲进行别开生面的开拓性研究,在唐大曲整体结构的文学性研究基础之上,重点通过形态研究,深入唐代大曲的音乐肌理,探究其艺术特点与艺术价值.与以往的研究方法不同的是,《历史与形态》从唐大曲的结构宫调系统及其与现存乐种之间的关系方面进行剖析,这一开拓性的、着眼于音乐本体的探究,超越了前辈学者“统而论之”研究的不足之处；在理论分析方面,《历史与形态》结合“个人笔记体记述”“文学作品中的资料”“古谱解译”以及“民间音乐”研究的成果展开唐大曲的史料分析与研究；采用“民族音乐结构”分析音乐的技巧和“核心音调分析法”,对唐大曲做出更“音乐化”的研究,尤其是对涉及较少的唐大曲“宫调”研究领域中的问题做出了开拓性探索,力图从大曲的音乐本体去认识其历史形态及其演进历程.
在对唐大曲具体作品的研究方面,作者选取了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五部代表性大曲进行个案考证,五部代表作品是：《霓裳羽衣曲》《秦王破阵乐》《玉树后庭花》《伊州》和《春莺啭》,分别以释名、历史沿革、演出、音乐特征等进行历史学考证,通过创作时间、舞蹈类型、音乐风格、音乐素材、音乐结果、创作意图以及大曲的传播等做深层次剖析, “认识了唐大曲的内在的艺术特色,也认识了其旺盛发展与影响的内在机理”（第241页）.《历史与形态》采用“句遍分析法”,通过对乐句发展手法的分析,深刻揭示唐大曲的结构运行特质；采用“主题乐句之贯穿及变奏手法”,通过对“乐句之结构原则”的分析总结,深入阐释了唐大曲的乐句、乐段、乐章间的结构原则以及总体布局上的“变奏原则”“渐变原则”“线性发展原则”和“三部性原则”等.关于唐大曲的整体结构,《历史与形态》通过与西方奏鸣曲式中的主部主题与副部主题进行比较,论述了唐大曲的三部性原则“彰显的是一种外在结构美”, “三部性原则”彰显的是外在的“显结构”美.在涉及唐大曲的两个对比主题句的分析方面,通过与奏鸣曲式的主部与副部主题之间的对比,指出唐大曲中的主题句是通过设计两个主题间多元化的联系,强调主题间的非对称性、衍展性和统一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与民间套曲中所采用的曲牌联缀的方法不同,唐大曲选用了精心设计的主题乐句,以其主导全篇发展,这样使全曲发展手法性格统一,彰显其严谨的音乐结构逻辑.在大曲的局部研究方面,《历史与形态》对研究对象的“过去时”“现在时”和“将来时”进行整体掌控,在宫调系统研究以及与现存乐种的渊源关系研究两个方面开展探索,关于唐大曲中的宫调问题,紧密结合大曲史料及其古谱解译成果,剖析了唐代大曲乐用宫调的使用特点,在论证“一宫专属”存在的同时,还论证了唐代大曲“移调”“离调”“转调”的变化特点,可以说,《历史与形态》在对唐大曲宫调使用的研究具有开拓性,其提出的新理论、新思路、新方法具有前瞻性,这种新的研究方法对于专题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历史与形态》注重音乐本体分析研究,突出音乐技术的解析,这是以往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中少有的作法.作者设计了不同于前人的音乐结构分析方法,以形态学视角对正史中的结构段落名辞、民间记载的大曲段落结构以及大曲各部分结构逻辑符合于唐大曲原貌等进行了细腻的诠释.但《历史与形态》并没有就形态论形态,而是在对唐大曲的结构、乐用宫调和传承关系分析唐大曲的音乐形态之后,继续追问“唐大曲与后世之乐的关系”,从唐大曲的乐种属性与命运谈及唐大曲的流向,通过音乐传播学的视角,考察了唐大曲与西安鼓乐、新疆木卡姆、福建南音、湖北田歌套曲以及东北鼓乐的关系,分析唐大曲的流变路线与方向问题,通过结构、手法与旋律本身构造的比对后,指出, “学者们从感官上认为柔美古雅的福建南音就是唐大曲的‘活化石’……这种想象也只能是一厢情愿（第330页）.”唐代大曲是综合运用了各种手法发展起来的大型音乐体裁,《历史与形态》对于唐大曲的研究探索从本体切入,直奔音乐体裁专题研究的本质,邃密精深,熔铸古今,是一部学术深度较高的史学专著.三,乐人与乐事：在文代人类学的视野中追寻
作为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一种重要音乐体裁,唐大曲从其本质上来说绝非单个事象的孤立存在,而是其本体构成及其相关生成环境关系的总和.唐代大曲是中国古代独树一帜的一种文化现象,它不仅是唐代重要的音乐体裁,其在整个中国古代音乐史中也占有特殊的地位.文化必由“人”为之而作用于“人”,但在唐大曲的研究中,以往很多研究者忽视了“人”这一重要因素在唐大曲的形成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对热衷并发展大曲的当权者缺乏系统的关照与探究.《历史与形态》注重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将古代乐种与现代乐种相互观照,把大曲作为一个文化单元,以唐代大曲为核心,多层次、多侧面、多角度展示大曲的历史与形态.作者指出,对唐大曲的研究不能就事论事,而应该强调对唐大曲开展研究应该包括“人”在内的全面考察,展现出音乐体裁发展中的人性之光,也暗语出当下音乐史研究中的人文要素的缺失现状.
《历史与形态》在重视唐代大曲本体分析与研究的同时,将探究的中心集中于历史视域中以及作品的衍生过程的乐人、乐事.从汉魏大曲到唐代大曲,再到宋大曲,展现了一种综合音乐体裁及其本体历时性生成的动态显现过程,在唐代大曲的历时性序列的考察中去追索其使之成为“现状”的内因或外因,很显然,这是一种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方法互融互通的研究策略.例如,著作中在对唐大曲的音乐本体的结构进行形态学分析时,以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对唐代大曲历史发展的回眸中做出深刻的省察,分析认为,唐大曲的三部性结构设计与当时重礼教、讲排场的文化氛围密切相关.实际上,影响并作用于唐大曲形成发展的要素很多,唐代政治开明,经济繁荣,开放包容,尤其是帝王的钟爱并参与,更是吸引了各色人等的广泛参与,使大曲的创作与表演蔚然成风.作者不仅论及政治家对唐大曲的影响,而且涉及外族之乐和俗乐对唐大曲的影响；不仅阐述当时的美学思想对唐大曲的影响,也述及文人和宫廷乐师对唐大曲的贡献.在论及政治家对唐大曲的影响时,《历史与形态》列举了隋炀帝、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以及其他政客对大曲的热衷与追逐,当权者对大曲的喜爱极大地拓展了创作与表演的空间,加速了唐大曲“巨制”的大型化发展,另外,积极吸收边地音乐元素是唐大曲在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基础,但唐代帝王和部分重臣的喜好却使大曲获得了真正的发展,政治因素的介入使唐大曲创演的规模及结构等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唐代具有良好的民族大融合的背景,加之各个宗教派别音乐观念在宫廷音乐的渗透,为大曲注入了音乐元素的动因,使大曲获得了“造新声”的多种素材,为大曲增添了异域风情,也使大曲的表演更趋华美.文人和宫廷乐师参与了大曲的歌辞与音乐创作,并将大曲传人民间,记录、保存了大曲的信息.
《历史与形态》从大曲发展史的角度重识大曲人文学科潜质,为我们全面认识大曲之类的音乐体裁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思路,也为我们提供了专题研究的方法、视角等方面的成功范例,将唐代大曲的形态放到专题史研究的整体脉络中去,在交流与互动中进行分析,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专题研究会成为新近乃至未来专题史研究的新的增长点.除了历史学研究的方法之外,同时吸纳社会学等学科成果与方法,以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拓展唐大曲的研究空间.深入大曲探幽微,又跳出大曲而博揽近来“新史学”交叉研究视域.正是由于《历史与形态》作者具有文史学家的人文关怀和高远视野,因而它能够让我们看到人文要素在音乐体裁发展中的突出作用,这对历史事象的理解与求解中,对其生存历史状态下人文因素的解析亦不可或缺,它们是大曲整体文化认知的重要组成部分.结语
《历史与形态》堪称唐代大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是综合近年来新兴史学研究方法、视角的创新之作,是在前人成果基础上更进一步的纵深研究,是迄今篇幅最大、内容最完整、阐述更系统的大曲专题史著作.著作不仅搜集了从汉代到宋代的全部大曲研究的史料,并基于这些史料将近代研究与古代研究结合起来,开展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总结了唐大曲研究中的共同特点,分析其不同之处与不足之处,而且形成了对唐大曲的美学特点、艺术价值和文化意义的整体把握,尤其是作者提倡的“音”本体研究,揭开了大曲特征的重要一面.《历史与形态》出版是值得我们欢迎和感谢的,作者聚焦于唐大曲专题,把唐代大曲的代表性作品及其相关问题提炼出来,运用音乐学方法探究、解析音乐事项的深层线脉关系及层次逻辑,理论与形态的问题,创作来源问题,乃至对今天的创作借鉴,将价值层面的现实关怀和知识体系的体系构建等方面综合为之,熔于一炉,探索走出一条音乐体裁专题研究之路,从历史沿革考证与形态特点解析,提出了新的研究方法与途径,对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领域进行了有益尝试和创新探索. “一部社科性质的著作,能否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并不在于是否提出某一理论体系或开创某一个学派,而是看是否掌握大量的前人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引经据典、旁征博引,辨析真伪、理清概念,提出问题、发现规律,使人清楚认识到音乐发展的内在本质,为我们今天认识、传承、发展传统音乐,提供科学的、有价值的参考.”①
学术研究可以浅入深出,可以深入深出,也可以深入浅出、而其中最值得推崇而又最难达到的就是深入浅出.该著作选取唐代大曲及其与之相关的历史事项、历史人物、历史现象,以最具有代表性的史料作为基础支撑,将历史脉络的粗线条与典型个案有机结合,谱文并茂、深入浅出、条分缕析地探究和揭示唐大曲演进的全过程以及背后的人文源动力.大曲正史文献极少,而古代诗论又颇多玄妙、语嫣,作者对之能综合多维考辨,以广搜史料与严谨逻辑推理将他们展现在读者面前,整篇少有深奥难解的术语,少有佶屈聱牙的长句,少有形式主义的套话,更少有拖沓冗长的废话,其文风通俗简洁,明晰有力,说理透彻,佐证材料,信手拈来.捧读这本厚厚的专著《唐代大曲的历史与形态》,笔者其中博杂丰富的知识积累、真切肯綮的评论文风和鞭辟入里的深入思考,心生羡艳,感慨作者潜心钻研、博采众长、厚积薄发的治学精神.通篇读来,我们能够感受到作者在享受唐代大曲的艺术美,享受唐代大曲的历史美,感受到音乐史学研究在面对全球化语境时审视历史的新角度、新材料和新方法,使那些常见的史料也因其新的思维而被“激活”,为综合视域下的活态史料,为寻探大曲本源和涵义焕发出新的光彩.
①王晓平,滋兰树蕙,润物无声——读（江南丝竹：乐种文化与乐种形态的总和研究）[J].音乐研究,2012(2)：122 -12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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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再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
3．修海林,陈诸家之说,立一家之言——评陈其射（中国古代乐律学概论）[J].音乐研究,2012(3).
4．王晓平,滋兰树蕙,润物无声—读（江南丝竹：乐种文化与乐种形态的总和研究）[J].音乐研究,2012(2).
5．赵复泉唐代大曲结构辨[J】．中国音乐学,1991(4).
（责任编辑姜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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