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公民权视角下中国参和国际气候谈判问题探析,本文是视角方面自考毕业论文范文与公民权和气候和谈判方面自考毕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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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气候问题已经上升成了国际性问题,国际社会就此召开了多次气候大会,然而依旧没有就碳排放量问题达成一致协议,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被要求承担超出能力范围的责任,谈判形势不容乐观.文章基于生态公民权的视角,采用理论联系实际,文献研究的方法,力求能从生态公民权的角度为我国气候谈判提供一些新的思路,以争取更多的话语权.
关键词：生态公民权 气候谈判 话语权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8）09-066-03
一、生态公民权概述
生态公民权这一概念最早进入人们的视野,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1970年3月日本召开了“公害问题国际座谈会”,当时著名的国际社会科学评议会便于该会首次提议“把每个人享有其健康和福利等要素不受侵害的环境的权利和当代传给后代的遗产应当是一种富有自然美的自然资源的权利,作为一种基本人权,在法律体系中确定下来.”虽然当时没有具体提出生态公民权这一概念,但是这段话却成为了生态公民权的精髓所在.后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公民权的探讨也相应从一个私人领域逐渐成为了普遍性的全球话题.
安德鲁·多布森（Andrew Dobson）是最早研究生态公民权的学者之一,他将生态公民权的含义重点放在了公民个体与生态环境二者关系的探讨和生态公民权根本目标的探索上.他认为生态公民权主要体现为人类社会现实中不同公民个体能够带来的生态踪迹的不对称性,及由此产生的公民个体的环境责任与义务,因此其根本目标是在于保护不同个体所享有生态空间的公平性.换言之就是,他认为,过度开发生态环境的个体应该负有更多的生态责任来修护生态环境,以便过少开发生态环境的个体能够在如此的生态环境中好好生活.
毋庸置疑,安德鲁·多布森的理论,与中国国情和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大会上所持的观点不谋而合.从理论上说,生态公民权理论的关键点在于维护各国公民平等享有生态资源的权利,这与我国建设生态型社会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相契合,且作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中国政府本着为人民谋福利的原则,使得生态公民权的运用更具有普遍意义.从现实情况来看,纵观历次气候谈判大会,中国的人口大国身份,常常被当作借口以要求中国承担更多超出能力之外的责任,而中国能够依之据理力争的焦点,仍然放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工业化起步早,对环境破坏时间长上,要想在气候谈判大会上取得突破,必须多管齐下,另辟蹊径,将生态公民权理论运用到气候谈判大会的博弈之中,以彼之矛攻彼之盾,为我国在气候谈判中争取话语权提供有力的理论保障.因此,本文意图将生态公民权与中国参与气候谈判大会的现实相联系,力求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二、气候谈判的国际形势及我国国际气候谈判的现状
（一）气候谈判的国际形势
目前气候谈判的国际形势十分复杂,美国单方面退出《巴黎协定》,让气候谈判再蒙阴影,欧盟虽高喊口号却难以平衡成员国之间的矛盾,最终收效甚微,俄罗斯也因为自身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的不足,难以领航谈判,中国虽然一直积极参与,但始终无法促成各国达成协议,各国在气候谈判大会中的博弈仍在继续.
（二）中国参与气候谈判大会的现状
1.中国在气候谈判大会中做出的努力和已获得的成就.近年来,中国从全球气候变化行动的参与者,逐渐转变成全球气候治理的贡献者,并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引领者.
首先,在思想意识方面.中国积极响应联合国的号召,历经数年,在全国上下营造出了“全民环保”的思想氛围,我国正奋力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之中.
其次,在国际形象方面,尽管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并不承担量化减排目标的义务,但中国力求在气候谈判中塑造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2017年第23届波恩气候谈判大会上,美国的缺席给中国创造了一个展现自我的良好契机,中国代表团在为期两周的会议上共参加了31次活动,给与会国家和人员以深刻的印象.中国在波恩会议上介绍了应对气候变化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在大会上宣布启动全国的碳排放交易市场,为我国积极应对气候恶化的形象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并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我们坚定的立场和负责任的态度.
最后,在实际行动方面,中国正全力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在主动承担与自身国情、发展阶段和实际能力相符的国际义务的基础上,还在推动《巴黎协定》达成、生效、实施等方面主动发挥作用.2017年11月14日,中国的碳排放交易市场正式启动,这也表明我国将会严格遵守我们在气候大会上作出的承诺,并为之采取了有力行动.除此之外中国还积极支持第三国际的国家发展清洁生产,为这些国家提供了大量的资金和设备援助,以及为其参与国际气候谈判会议、制定政策规划,相关人员培训等方面提供了大量的支持.中国还启动了在发展中国家开展的10个低碳示范区、100个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项目及1000个应对气候变化培训名额的合作项目.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第二十三届波恩气候大会上提出了“搭桥方案”,弥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歧,推进谈判正向进展.中国在本次大会上的突出表现和近年来在生态建设上的大力投入也赢得了世界的瞩目.马尔代夫能源和环境部长索里克·易卜拉欣表示,“如果领导力是由行动决定,那中国已经远远走在前面.”
2.中国参与气候谈判大会面临的困境和挑战.中国在气候谈判过程中取得的成就喜人,但气候谈判形势错综复杂,三足鼎立局面已然形成,各方利益不同,面临气候问题所作的取舍不同,中国作为未来气候谈判的引领者之一,也必将面临不小的挑战.
首先,从现实状况来看,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生产力较之建国初期已经有了质的飞跃,但仍旧存在发展不平衡,能源损耗大,科技含量较低等问题,发展与环保要想不矛盾,必须由科技水平来作协调,而目前,科技运用于经济发展,在我国并不多见,许多尖端科技也仅仅停留在研究试验阶段.因此,要切实减少碳排放量的同时兼顾经济建设,就必须在科技水平上做新一轮的突破.
其次,从国际形势来看,目前的国际形势异常复杂,各国都为了自身的利益绞尽脑汁,中国作为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很难在气候谈判大会上争取到更多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条款政策,且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俄罗斯的态度不明,都让整个气候谈判阴云密布,大国无计可施,小国更是抓不到方向,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如何在阴云密布中扬帆起航,争取到更多的气候话语权,就变成了重中之重.
最后,从争取话语权的方法来看,中国争取气候话语权的方式较为单一,数次强调自己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和工业化起步晚的事实,然而在国际气候谈判格局演变的背景下,中国正在被迫形成类似碳排放大国的身份,但其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并没有从根本上发生改变,中国依然并将长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因此,中国想要争取气候话语权,就必须另辟蹊径,拿起理论的武器,为中国参加气候大会保驾护航.而生态公民权理论就应该是针对人口大国这一身份最好的武器.然而,生态公民权理论尚不完备,有许多值得思考和探索的领域,如何将其更好地运用到气候谈判之中,这也将是中国日后为气候谈判努力的一个大的方向.
三、生态公民权为中国参与气候谈判提供的新思路
全球化正日益改变着人们对于气候谈判这种环境政治的意识,英国伦敦经济学院霍尔姆特·兰海尔指出,全球公民社会实际表达了一种在全球性问题的挑战面前世人所具有的全球身份认同感和全球意识.而“环境”作为需要保护的公共物品和超越民族国家的潜在威胁,这种两面性使得有必要构建一种新的理论空间来为保护大自然并避免生态灾难提供依据.生态公民权概念就是这一新的理论空间的一部分.生态公民作为生态环境的保卫者,生态保护的践行者,正在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因此生态公民权理论必将成为气候谈判中我国争取话语权的全新思路.
（一）以生态公民权唤起全球意识
生态公民权遵循自然生态之规律,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大自然有自己的一套运行法则,人们应该遵循.各国基于此种背景,应当在气候谈判的基础上树立一种共识,即生态公民权意识,并以此为指导,促进气候谈判向着更加深入的领域发展.以中国为例,总书记就十分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将其作为五位一体战略总布局之一.国家在大政方针上提出了宏观设想,生态公民权则将其落实到个人,从根本入手将生态政治社会化,提升生态公民权意识的影响力,使公民意识到,碳排放量的减少与自身权利息息相关,从而使生态公民权为我国气候谈判提供新的话语点.
（二）生态公民权是我国实现气候谈判的最终目的的推动力
全球气候谈判的最终目的是通过以降低碳排放为核心,改善气候变化带来的不良影响,推动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而目前,气候谈判的矛盾焦点就在于责任的分配,生态公民权强调为“生态踪迹”较少的公民谋求相等的生态权利.当前,在许多国家以中国人口众多为借口,而要求中国承担更多责任的形势下,我国便可换一种思路,从生态公民权的角度入手,因为我国工业化起步较晚,“生态踪迹”较少,而那些“生态踪迹”多的国家,就应该遵循这个理论,为“生态踪迹”较少的我国国民修缮生态环境,以使我们能够平等获得生态资源.这也与我国力争在气候谈判中的话语权的原因不谋而合,我国只是本着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为他们争取更多的生态权利,而非大肆发展经济,妄图称霸世界.
（三）生态公民是践行我国气候谈判成果的主力
无论气候谈判中的责任分配如何,每个国家都应该践行保护环境,减少碳排放量的承诺,促进本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而生态公民正是生态社会的建构者、生态精神的承载者、生态利益的维护者.如果说生态公民权为我国的气候谈判和环境保护提供了理论支持,那么生态公民就是践行这一理论的主力军.只有让全球的公民意识到减少碳排放量与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才能营造一个全民环保的大氛围大环境.因此,切实维护我国国民的生态公民权,一定程度上鼓励了我国生态公民的环保行动,二者相辅相成.
四、生态公民权视角下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对策
（一）结合气候谈判,提高我国国民的生态公民权意识
气候谈判大会上的博弈,关系到每一个中国人民的切身利益,但是除了相关学者的理论研究外,普通民众很少能够真正的理解目前中国气候谈判的现状.因此政府应该切实加大关于气候谈判方面的信息发布量,让广大人民认知现有的情况,与此同时政府、学校、社区等多个主体应该大力宣传组织学习生态公民权的相关理论,结合新时代下总书记提出的生态建设,使人民认识到,气候谈判大会的结果与他们息息相关.他们有权利要求国家为他们争取和其他国家人民一样平等享有自然资源的权力.这不仅能使维护生态权利成为一种时代潮流,也能够为我国的气候谈判做好前期的准备,更能够为气候谈判大会上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博弈奠定群众基础.
（二）在世界范围内推广生态公民权理论
生态公民权理论是一个双方面的理论,它不仅为“生态踪迹”少的公民寻求平等享有生态资源的权利提供了理论依据,更要求“生态踪迹”多的公民能够自觉的承担相应的环境责任.中国想要走出现在的气候谈判困境,除了转变国内人民的思想外,更应该唤起一种全球性的生态公民权意识,让那些“生态踪迹”多的国家,能够从意识上发生改变,自觉地承担更多的环境责任.而要想达到这个目的,中国就必须在气候谈判中,气候谈判前后,运用外交手段,在世界范围内推广生态公民权理论.当然,除了政府的推广外,专家学者的学术流也是推广生态公民权的方式之一.目前国内对于生态公民权理论的研究尚不完善,能找到的资料也乏善可陈.因此,有必要以中国学者的视角完善生态公民权理论在我国学界的研究.总而言之,以上两条都是在气候谈判大会间隔期实施以求达到一种辅助效果的对策,成效慢,需要做的工作繁多,道阻且长,却是将生态公民权理论运用到气候谈判中想要取得一个较好的效果不得不做的准备.
（三）立足生态公民权,坚定立场
在进行气候谈判时,中国首先应该坚定应有的立场,将生态公民权理论与以往气候谈判中常用的多种理论结合,灵活使用,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为我国人民争取权利是我国气候谈判的根本目的所在,因此应该把生态公民权理论作为谈判中的一个基石性的理论,作为我国一切气候谈判活动的出发点.在以往的气候大会中,许多国家往往以中国人口数量多为借口,要求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甚至提出碳排放量减少目标的大小应该按照人均减少量的累计来计算.而生态公民权理论恰好有效地反击了这一点,还为要求其他“生态踪迹”多的国家承担相应责任提供了理论保障,除此之外,为人民争取权利的论调也能够强有力地反驳“中国威胁论”.
（四）动员生态公民,以成果推动谈判
气候谈判的最终目的依旧要落实到具体工作上来,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要想解决本国的生态环境问题,减少我国的碳排放量,一味地通过经济压缩来实现是不现实的,动员我国的生态公民,发挥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传统,切实落实气候谈判大会上我国的承诺.生态公民作为我国减少碳排放量工作的主体,范围极广,他们之中不乏科学技术的推动者,良心企业的掌舵者,生态维护的践行者,绿色意识的传播者.只有真正调动起了生态公民的力量,才能够使我国的承诺超额完成.相应地,言出必行,甚至超额完成的大国形象也会反向促进我国气候谈判话语权的提高.
而如何动员生态公民,除了前文提到的提高生态公民权意识之外,笔者认为应该采取多点辐射的方式,依托于现有的环保组织,生态个人,广泛的社交媒体,多管齐下,共同动员,甚至可以从中小学开始辐射,由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一个家庭辐射周围的亲属,多点辐射,全面覆盖,才能够最终实现全民动员,全民生态.
五、结语
随着世界气候问题的日益严峻,力求促成各国协议的气候谈判大会将会越来越多,而充分理解和运用生态公民权理论,不仅能为我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创造新的理论依据,争取更多话语权,也为我国真正解决气候环境问题,践行气候谈判成果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和方向.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国际气候谈判背景下黑龙江省林业话语权提升途径研究”（14C007）;东北林业大学大学生科研训练项目“生态公民权视角下的国际气候谈判问题探析”（KY2017027）；高校基本科研项目“中国在全球气候合作治理中的地位及作用研究”（2572018BN0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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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东北林业大学 黑龙江哈尔滨 150040)
[作者简介：王棋,东北林业大学文法学院政治学与行政学学生,主要研究方向：行政管理；通讯作者：王青松,东北林业大学文法学院政治学与行政学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林业经济、公共管理.]
（责编：贾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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