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医疗保障与参保行为基于风险态度、健康状况和务工行业三个维度的考察,本文是有关医疗保障毕业论文模板范文和维度和健康状况和务工行业方面学年毕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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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农民工是我国特殊群体.截至2016 年,其总量达2.82 亿人,比2015 年增长1.5%（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2016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农民工人数规模庞大且总量逐年增加,其医疗保障问题受到社会广泛关注.一方面,受限于文化水平及职业技能,大多数农民工从事劳动密集型行业,“脏累险重”直接加大健康风险.然而由于其收入普遍偏低,又被排斥于城市就业与社会保障体系外,难以得到较高医疗服务保障.有些农民工不能得到合理及时医治,小病拖大,导致因病返贫、因病致贫.另一方面,伴随经济发展、人均寿命延长及慢性患病率的升高,农民工也更加重视医疗健康服务.在此趋势下,现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下文简称“新农合”）可能无法满足部分农民工医疗服务需求.此外,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加剧持续加大农村医疗保险支出,单纯依靠新农合,给政府带来沉重财政负担.因此适当推进商业医疗保险既可以提高农民工的医疗保障水平、满足其新农合之外的保障需求,也能够完善我国农民工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商业医疗保险是我国社会医疗保险体系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政府对其在完善社会医保体系中作用高度重视,多次颁发文件敦促其发展.国务院在2017年5月发布的《关于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层次多样化医疗服务的意见》中提出,要丰富健康保险产品,大力发展与基本医疗保险衔接的商业健康保险.此外,2016 年12 月国务院关于《“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的通知》中鼓励企业和个人参加商业保险及多种形式的补充保险,以解决基本医保之外需求.国务院在2014 年10 月《关于加快发展商业健康保险的若干意见》中提出,要扩大商业健康保险产品供给,令其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深化、健康服务业发展中发挥“生力军”作用.
由此可见,商业医疗保险在农民工群体中的普及,不但能够满足农民工多层次医疗保障需求、提高农民的医疗保障水平和医疗服务水平、促进城市融入,而且有助于推进农村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完善医疗保障制度、建立和谐社会.
邵爽等（2016）对北京市农民工参保医疗保险现状进行研究,发现多数农民工参保首选新农合,缺乏必要的商业医疗保险,而且对现有医保制度了解甚少.刘宏、王俊（2012）认为商业健康保险与新农合存在着互补关系,他们研究发现目前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市场上存在的问题是行业供给不足与居民需求的矛盾.刘芳芳、王秀华和卞虎（2010）研究认为短时间内我国基本医疗保险水平的提高会显著降低居民对商业健康保险的需求,表现出“挤出效应”.然而,孙蓉和王向楠（2011）认为社会医疗保险对商业健康保险的促进作用远大于对其的挤出效应.朱俊生（2010）指出商业健康险承担着补充保障主要提供者、基本保障主要竞争者、医疗保险机构与卫生服务提供者等三种角色.
国外诸多学者也对社会医疗保障与商业健康保险关系进行了研究.Cutler 和Gruber（1996）、Shore-sheppard et al.（2007）认为提高社会医疗保障的可得性和充足性会减少对商业健康保险的需求.Liuetal（2011）认为基础医疗保险的实施提高了居民保险购买意识与医疗保险信息认知水平,并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在基本医疗保险保障水平低、保障范围有限的现状下,有购买力的农村居民更倾向于购买保障程度高的商业健康保险.但是,Liuand Chen （2002）研究发现,中国台湾地区的商业健康保险与社会医疗保障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联系.此外,Patricia( 2006) 认为社会医疗保险与商业健康保险可以部分融合对接.
因此,基于上述文献,研究我国农民工商业医疗保险购买意愿影响因素,不仅能够为保险公司在商业健康保险市场的拓展提供实证分析,也可以为政府制定农民工补贴福利的政策提供理论依据,有利于缓解农民工“看病难、看病贵”的困境.
此外,H.Holly Wang 和Robert Rosenman（2007）通过对中国浙江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调查发现,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健康风险意识、健康保险认知较高,更愿意购买健康保险来规避风险.此外,他们还发现相比城市化较低的宁夏,浙江居民的保险需求更高.冯黎等（2009）研究发现女性比男性有更高购买意愿和医疗需求,他们认为这可能是由于女性对健康状况更为敏感.初可佳和孙健（2011）采用Logistic 模型分析了农户购买小额医疗保险意愿的影响因素,发现家庭收入、健康状况、对保险公司的信任程度、文化程度以及子女数量都显著影响保险购买意愿,然而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对购买意愿影响不大.孙健（2016）利用中国居民家庭收入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农民的社会网络越强,其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的概率越大.他进一步指出,西部农村地区社会网络对商业医疗保险购买意愿的影响大于东部以及中部农村地区.谭湘渝（2012）通过调查问卷的方法对医疗保险需求及满意度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他认为居民的文化程度与对社会医保的满意程度,会正向影响商业健康保险的需求.
Nguyen Ha 和Knowles James（2010）基于越南2001—2002 年健康调查数据发现,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高的家庭更倾向为子女购买健康保险.此外,与男性主导的家庭相比,女性主导的家庭更愿意购买保险.Barryg Ser（2000）、Spasojevic（2003）和DeWalque（2003）均发现文化程度与健康保险投保意愿呈现正相关.Beck（2003）通过对68 个国家的健康保险消费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一国的通胀率、居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和国家金融业的发展程度等经济指标能够对健康保险需求产生持续性的显著影响.此外,众多学者研究指出,受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影响,健康风险较高的个人愿意购买更多的健康保险.
风险态度是影响保险购买意愿的重要因素.顾孟迪、张婧屹、张延锋（2010）通过建立医疗保险购买决策模型,发现在面临相同健康风险时,风险规避度越高的决策者购买的医疗保险也越多.刘宏、王俊（2012）认为消费者对商业健康保险存在着逆向选择,消费者的个人风险偏好影响对健康保险的需求.此外,Finkelstein 和McGarry（2006）在对美国长期护理保险市场的研究中将大多数的消费者分为风险偏好和风险厌恶两种类型,并指出越是厌恶风险的个体越倾向于购买长期护理保险.Denise Doiron 和Glenn Jones 等人（2008）在对澳大利亚健康险市场进行研究时认为,风险偏好者不在意本人健康状况,进而降低了他们对健康保险的购买需求.
本文聚焦研究农民工的商业医疗保险的影响因素.在严谨的科学经济方法基础之上,笔者通过对农民工参保商业医疗保险意愿进行调查分析,找出能够显著影响农民工购买商业医疗保险意愿的行为因素和感知因素,通过对调研问卷的统计性描述和Logistic 回归实证分析,进一步研究年龄、性别、文化程度、收入水平、风险偏好等其他因素是否会对农民工参保商业医疗保险意愿产生影响,进而得出相应的结果并提出对策和建议,以期能够为对商业保险经营主体和政府部门发展农民工商业医疗保险提供新思路,促进商业医疗保险的健康发展.
二、农民工参保医疗保险的一般考察
农民工商业医疗保险市场存在着巨大的潜在保险需求,本文实证分析商业医疗保险购买的影响因素.除一般社会人口因素（如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外,农民工健康状况、心理特质以及打工行业特性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其对医疗保险的需求.以下讨论本文关键影响因素：
(一)风险态度
本研究采用风险承担意愿变量衡量风险态度.风险态度是农民工个体心理特质,影响其就业生活的方方面面.风险承担意愿可以部分反映农民工风险态度,代表其对风险的偏好.风险承担态度积极的农民工可划归为冒险类型,反之,承担意愿消极的划分为保守型.风险承担意愿较高的农民工对健康风险更倾向于自留风险.相比之下,风险承担意愿低的农民工会更积极地购买医疗保险以分散健康风险.因此我们期望风险承担意愿对农民工商业医疗保险购买意愿应有显著影响：风险规避型的农民工购买商业医疗保险意愿强,风险偏好型农民工购买商业医疗保险意愿弱.
(二)健康状况自评
农民工健康状况自我认知是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的直接影响因素.健康自评差的农民工对健康风险的认知与关注度也较高,医疗保险的购买意愿也更强.相反,健康自评好的认为自己身体好,没必要额外购买商业医疗保险,其购买意愿弱.这也是现实商品交易过程中商业医疗保险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产生的重要原因.因此,本文期望健康状况自评对农民工的商业医疗保险购买意愿有显著影响：农民工健康自评越好,其购买商业医疗保险意愿就越弱.
(三)职业流动性
大部分农民工打工具有季节性、流动性等特点.职业流动是产生健康风险的重要因素,农民工背井离乡,流转于不同省份,一旦患病无人照顾.此外,由于新农合地域限制,大多数外省打工农民工难以得到较好的医疗服务.因此本文期望职业流动性越高的农民工商业医疗保险购买意愿越强.
(四)务工行业
大多数农民工从事于劳动密集型工业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及零售业等行业,风险系数比较高.这些行业的最大特点是“脏累险重”,即工作环境差、工作时间长、劳动风险高和劳动强度大.这些都直接侵害农民工的身体健康,加大其患病概率,增加健康风险.此外,这些行业安全事故的发生率以及职业病发生率也较高,进一步加大健康风险.因此本文认为从事行业对购买商业医疗保险有显著影响.
(五)商业医疗保险对新农合的补充
农民工属于流动人口,大多从业于非正式部门,难以得到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保障.自2003 年起,党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我国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新农合.至今,新农合仍是保障农民工健康风险的主要手段.
相比新农合,商业医疗保险通过市场自发机制运作,提供灵活多样的医疗保险服务和产品,且产品具有针对性,可以满足农民工特定医疗保险需求；同时,商业医疗保险比新农合保障范围广、程度深、水平高,能够有效保障农民工医疗健康风险；再者,商业医疗保险公司具有较为完善和先进的信息服务系统和理赔系统,打破了新农合地区间行政区划限制和碎片化影响；最后,相比新农合,商业医疗保险定点医院的服务条件和医疗水平都相对较高,农民工可以得到较好的医疗服务与治疗.然而另一方面,相比新农合政府、集体和个人的保费共同负担,农民工购买商业医疗保险需要自己缴纳保费.
近年来,我国致力于形成多层次的农民医疗保障体系.2016 年1 月《国务院关于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意见》中强调了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和商业健康保险的衔接.然而,当前商业医疗保险在农民工医疗保障制度中所起的作用并不明显.据《2013 年第五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分析报告》,2013 年在农村基本医保（以新农合为主）覆盖人口比例由92.5% 提高到97.3%,而农村居民购买商业医疗保险比例则由6.9%降低到6.1%.由于受限于保险消费意识和收入水平,农民工主动购买商业医疗保险并不多,这导致商业医疗保险未能在补充新农合基本保障水平上发挥作用.
三、研究方法
(一)理论模型
随机效用理论（Random Utility）认为决策者的效用可以被分解为两部分：一部分与可观测因素相关,以效用确定项V 表示；另一部分与不可观测因素相关,以随机项ε来表示,此部分也通常被称为效用干扰项.对于在j 省的第i 个农民工,随机效用模型可构建为：
在实际数据中,我们假设如果农民工在2017 年购买了商业医疗保险,y 等于1；反之,取值为0.公式中其他人口特征变量（Z）包括：耕地面积（Landholding）、文化程度（Education）、人均收入（Income）、性别（Gender）.
本文采用李克特量表五分法衡量健康自评（Health）.具体采用分值范围的连续变量,将健康自我评价为“非常好”赋值为1、“好”赋值为2、“一般”赋值为3、“不好”赋值为4、“很不好”赋值为5.
相似地,风险承担意愿（Risk）反映个体承担风险的态度,将风险态度自评为“完全不想承担风险”赋值为1、“可以承担一些风险”赋值为2、“可以承担大部分风险”赋值为3、“非常乐于承担风险”赋值为4 和“很难评估”赋值为5.
采用虚拟变量衡量农民工从事行业（Industry）.例如,从事行业为建筑业赋值为1,否为0；从事行业为农业赋值为1,否为0；从事行业为服务业赋值为1,否为0 等.职业省际流动性（Crossboarder）主要考察农民工是否跨省打工.同样采用二元虚拟变量,若跨省打工则赋值为1,否为0.控制变量Z 中耕地面积、人均收入为连续型变量.性别为二元虚拟变量,男性赋值1,女性为0.受教育程度为离散型变量,1 为基本不识字,2 为小学,3 为初中,4为高中及以上.
性别会影响农民工性格、风险意识以及对事物的价值判断与决策方式等,最终会影响农民工商业医保购买意愿.本研究期望男性比女性购买意愿更强.这是由于男性更多从事体力强度大、危险程度大的工作,其外出频率高、接收新事物能力强、风险意识高,对保险需求更强.
文化程度反映个体学习能力和素质修养,也反映对新事物的接受和理解能力.文化程度高的农民工新事物接受能力和风险认知水平都较高.此外,当涉及保险理念及其专业性保险条款时,文化较高农民工理解度与认可度都较高,能够认识到商业医疗保险重要性.因此本文期望其保险购买意愿和积极性也就越强.
耕地面积反映传统土地保障功能的大小.土地作为农民工与农村连接的重要纽带,是其在家乡的主要收入来源,也是其最终返乡后的保障资源.随着我国老龄化的加剧,农民对土地保障的依赖程度愈来愈强.本文期望农民工耕种土地面积越多,土地所发挥的保障功能也就越强大,农民工对商业医疗保险的依赖性和认可度也就相对较低,相应地,参与商业医疗保险意愿也就越低.
(二)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数据来源于笔者对四川省和河南省农民工的调研.具体地点为四川省成都市、眉山市,以及河南省安阳市、焦作市、郑州市和驻马店市,共随机抽取32 个镇（乡）,并在每个乡镇随机抽取3 到4 个村、共330 户农户进行入户调研.调研方法为面对面访谈形式.去掉3 份关键数据缺失的问卷,调研最终得到327 份有效问卷,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8%,其中,河南省198 份,四川省129 份.四川、河南两省是我国打工大省,据统计数据显示,近几年两省农民工转移输出总量逐年增加.
调研对象为有打工经历的农民.为确切反映研究对象,问卷囊括了客观信息与主观信息：一为农民工个人及家庭基本信息调查,个体特征包括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等,家庭信息包括家庭人口、家庭收入、财产状况、家庭打工人数等；二为受访者具体打工信息,包括工种内容、时间、地点、收入以及不愿意创业的原因等.
为保证数据正确性和有效性,调查前对调研员进行了严格培训,以便他们对每个问题进行理解,保证调研交流通畅性.基于预调查,依据所收集信息对问卷不断进行修改和完善.正式调研分别于2016 年7 月及2017 年1 月、3 月和4 月进行.为控制反馈偏差（response bias）,访谈前研究员会告知农民工本次调研的目的为科研,且任何都不公开公布.农民工由村委会负责人、当地农业相关机构工作人员在各个村镇随机选取.每个问卷访问花费平均时间约为40～50 分钟.问卷访问结束后,受访者会得到价值8元的洗护用品作为回报.
(三)数据的统计描述
1. 农民工社会人口特征描述
如表1 所示,样本中新生代农民工占比31.2%,老一代农民工占比68.8%.下文分别从农民工的性别、文化程度、务农年限、农业年收入等方面来描述农民工社会人口因素特征.
从性别来看,男性在受访人样本总体中占比62.04%.受访人文化水平在小学层次的占样本总数的24.93%,在初中层次的占样本总数的49.86%,在高中及以上的占样本总数的24.08%.由此可见,大部分受访人都接受过教育,但文化程度不高.从代际差异角度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总体受教育程度远高于老一代农民工（初中及以上的新生代、老一代农民工占比分别为93.14% 和66.14%）.此外,总体样本中务农年限在20年以上的受访人占样本的64.87%,可推断大部分农民工在外打工同时兼顾农业种植.
2. 农民工风险承担意愿
如表2 所示,总体样本中农民工群体风险承担意愿自评为“完全不想承担风险”的占26.91% ,“ 可以承担一些风险”的占49.01%,“可以承担大部分风险及以上”的占23.79%.由此可见,风险中性的农民工较多,其次为风险厌恶.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完全不想承担风险”的人数远低于老一代农民工,分别占比为8.82%和34.26%.此外,新生代农民工愿意承担风险的比例也高于老一代.
3. 农民工健康自评
从表3 可以看出,样本中农民工群体自我评价为“好”及“非常好”的占74.5%,可见大部分农民工身体健康良好.从代际差异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自我评价“好”及“非常好”的占89.22%,分布较为集中；相比之下,老一代农民工群体相同评价的占比为68.53%,分布较为分散,且“不好”的比例明显高于新生代农民工.由此可见,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身体健康状况要好于老一代农民工.
4. 农民工打工行业、流动性
表4 数据显示,样本中打工地点在省内的农民工占比达到65.49%.多数农民工选择在本省打工,可能是出于要兼顾家庭和农业种植的考虑.
打工地点选择的代际差异较大.老一代农民工明显以省内打工为主,跨省就业的仅占20.75%.相比之下,新生代农民工跨省就业比例为53.46%.这一结果反映出新老农民工进城务工动机的差异.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生活更加向往,流动半径更大,更勇于追求自我发展；而老一代农民工则表现出对农村依恋性较大,土地情结较强.
从就业工种来看,样本中农民工群体偏向于服务行业,占比达到57.31%,其次是工业及建筑业（建筑装修、电焊工、煤矿工）,占比达到35.67%,而农业（生态种养殖、农技员）占比则不到1%.从代际差异角度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从事服务行业,占比为70.29%.此外,调查显示,从事农业工种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为零.相比于传统的择业观与就业限制,新生代农民工表现出在就业选择观念上的转变和就业选择上视野的扩大,不再像老一代农民工选择体力劳动强度较大、工作环境较差的行业.
四、实证分析
对调查统计数据进行模型拟合及实证分析后,我们发现,回归结果显示,风险态度、从事行业、职业流动性、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及户耕地面积等均对商业医疗保险购买意愿有显著影响.具体分析归纳如下：
农民工风险承担意愿对商业医疗保险购买影响为正,且在1%水平下统计显著.风险承担意愿较高的农民工更易做高风险工作,其健康风险较大,因此也就具有较强商业医保购买意愿.
健康自评对农民工购买意愿影响并不显著.受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影响,健康自评较低的农民工更倾向购买医疗保险.这是由于自评较低的农民工对未来患病预期高,购买商业医保意愿更强.健康状况好坏直接决定看病、住院频数和医疗花费.一般来说,健康自评低的农民工对健康风险认知与关注高于自评较好的农民工,因此其医疗需求更高,购买意愿也就越强.
相比其他行业,从事服务业的农民工商业医保购买意愿较低,且该影响在10%水平下统计显著(p 值：0.06).大多农民工就业于劳动密集型工业制造业、建筑业等行业,工作环境差、工作时间长、劳动风险高、劳动强度大等行业特点将直接侵害农民工身体健康,加大其患病概率.相比这些高强度行业,服务业健康风险较低,因此农民工商业医保购买意愿较低.
打工的省际流动性对商业医疗保险购买意愿有正向影响.相比本省打工的农民工,打工更具流动性的农民工面临健康风险较高,因此购买商业医疗保险意愿更为强烈.部分农民工打工从事行业具有季节性、流动性等特点,他们流转于不同省份,因此购买商业医保可以弥补新农合地域限制造成的低保障,使外省打工农民工得到较好的医疗服务.
参保新农合的回归系数为负,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参保新农合对于农民工购买商业医疗保险意愿呈现显著的反向作用,即参保新农合的农民工购买商业医疗保险意愿较低,对商业医疗保险具有挤出效应.此结果说明,虽然商业医疗保险保障范围更广、保障水平更高,但是在保障功能上,新农合与商业医疗保险存在很大的重合部分.因此,对于同样具备医疗保障和医疗服务水平的新农合,其又比商业医疗保险低,收入水平相对低的农民工就更加倾向于选择新农合而减少对商业医疗保险的购买.所以,无论是从医疗保障功能上还是缴纳保费上,新农合都在一定程度上对商业医疗保险产生挤出效应.而且,近些年随着政府部门对新农合的宣传与推广,很多农民工已经切实体会到新农合完善的医疗保障功能,更加认可和信赖有政府支持的新农合.而相当一部分保险公司并未重视商业医疗保险在农村市场的开发和宣传,导致农民工对新农合的认可程度和信赖程度更大于商业医疗保险,这就进一步抑制了农民工对商业医疗保险的需求,必然形成对农村商业医疗保险市场的挤出效应.此外,为了提高新农合的参保率,大部分乡镇推广新农合时不需要体检即可直接参保；而营利性的商业医疗保险其健康体检比较严格,这就进一步降低了农民工对商业医疗保险的购买意向,也对商业医疗保险产生挤出效应.
除上述关键变量外,数据显示,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及户耕地面积对商业医疗保险购买意愿有显著影响.首先,结果显示男性购买商业医保意愿高于女性,且该结果在10%水平下显著（p 值：0.03）,这说明购买意愿呈现显著性别差异.一方面,男性农民工多从事体力劳动,工作压力大、条件差,健康受损的风险较大,因此更需要商业医保来保障；另一方面,女性受农村传统观念影响较大,常常以男性为家庭支柱,购买保险一般以男性为主.此外,男性农民工对保险和风险的认知水平高于女性农民工,因此其购买商业医保意愿高于女性.
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工购买商业医疗保险意愿产生正向影响,且在10%水平下显著.该结果与假设一致,即文化程度越高,购买商业医疗保险意愿越强.此外,结果显示年龄越低的农民工对商业医保需求越高.可能的解释为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水平较高、对健康风险认知更高,因此对医疗保险需求较高,因此他们对商业医保购买意愿更强烈.
户耕地面积回归系数为正,且影响显著（p 值：0.03）.表明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户耕地面积对农民工购买商业医疗保险意愿呈现显著的正向作用,即户耕地面积越多,其购买商业医疗保险意愿越强.此结果与期望相左,可能的解释就是农民工耕地面积越多,务农收入越高,购买保险的经济支持能力也就越强.此外,土地保障功能的增强也可能令农民工意识到医疗保障的空缺与重要性.
人均收入反映出个体经济购买水平.结果显示,该变量对购买意愿影响为正,即收入水平越高,其经济购买力就越高,保费承担能力也越高.商业医疗保险作为一种商品,农民工作为消费者,其收入水平毫无疑问对购买保险意愿具有重要影响.当前中国农民工商业保险购买率低,直接原因之一是经济收入偏低,大多数商业保险的保费对多数农民工意味着较大的经济压力.因此,只有当其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农民工才具有较高保险消费能力和购买.同时,收入越高的农民工追求健康生活的能力更高,对自身健康风险的关注度也更高.相应地,他们对商业保险的认可度就越高,其保险购买意愿也越强.反之,收入偏低的农民工对生活水平要求低,更关注基本生活需求,仅满足于社会保障来分担基本风险,因此其对商业医保购买意愿较低.
五、讨论与总结
农民工对健康风险的分担还停留在家庭储蓄和社会医保等传统风险分担机制上.商业医疗保险在农民工群体中的普及,不但能够满足其多层次医疗保障需求、减轻疾病风险负担、提高医疗保障水平,而且可以推进与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的衔接,形成多层次的农民医疗保障体系.然而受限于意识和收入水平,农民工商业医疗保险投保率较低,导致商业医疗保险难以在补充新农合保障水平上发挥市场化和专业化作用.
本文建立离散选择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民工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的影响因素.基于对新生代和老一代农民工的深入调研,研究发现风险承担意愿、打工行业、性别、学历、年龄及户耕地面积等均对参保意愿有显著影响.
农民工商业医疗保险市场存在巨大潜在需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 年保险公司健康险保费收入2410.4 亿元,仅约占人身险保费收入的15.2%.相比美国、日本等保险市场发展成熟的国家该保费收入偏低.此外,2006 年至2015 年健康险保费收入呈上涨趋势,2012 年以后增速尤为明显,由此可见我国健康保险市场发展潜力巨大.
因此,对我国农民工商业医疗保险购买意愿进行研究,切实反映农民工的商业保险购买意愿,不仅能为保险公司及政府提供商业健康保险市场发展政策制定上的理论依据,而且有利于缓解农民工“看病难、看病贵”的困境,促进城市融入、提高生活质量和人力资本.此外,本研究对进一步完善我国医疗保险保障体系,缓解我国政府社会保障财政支出的经济压力,推动保险行业的健康发展,具有一定实证意义.具体政策建议包括如下几点：
第一,健全保险法律体系建设,加强对保险机构的监管力度.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法律体制和监管体系的完善.健全商业健康保险法律法规与监管体系建设对保险市场、保险机构、社会大众及监管主体来说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不仅有助于促进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市场健康发展,而且有助于社会大众维护自身保障权益,还有助于监管主体实现有效监管.通过商业医疗保险法律体系的完善,进一步规范保险机构和社会大众的行为,为开发农民工商业医疗保险产品提供法律与制度依据.除了完善法律法规和鼓励支持商业健康保险市场发展之外,政府部门还应加强对商业健康保险市场和保险机构的监管力度.对此,要做到加强对各保险机构保险资金运用、偿付能力及赔付效率等各项指标及市场产品竞争、资金投资经营等的监管,完善相关监管指标的预警机制,以便为促进商业健康保险行业的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实现保险市场、保险经营主体、消费者三方互利共赢.此外,政府相关部门要切实处理好消费者投诉案件.对此,可考虑针对类似农民工、老弱妇幼等弱势群体开辟相应的网络平台或电话投诉及,严惩危害其权益的违法行为主体.另外,针对弱势群体法律上诉的,可简化其上诉程序,并给予一定法律帮助,以保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利,提高其维权意识和积极性.总之,健全的保险法律体系和有效的保险监督机制有助于提高商业健康保险在社会大众（包括农民工群体）当中的威信和认可度,从而提高商业医疗保险的购买意愿及其市场份额.
第二,提高农民工文化水平,提高其权益维护意识.由回归结果可知,文化程度是影响农民工购买商业医疗保险意愿的一个重要因素.文化水平的提高不仅有助于国民素质与认知水平的提高,还有助于增强农民工对相关保险知识、法律条文及维权知识的理解力和接受程度.此外,文化素质的提高也有助于转变农民工旧思维和传统的健康风险规避的观念.近些年,我国九年义务教育的实行与普及,再加上城市文明的渗透影响,使得农民工的文化水平与素质已经有所提高,其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也日益显现出来.如农民工运用法律手段进行维权、电话咨询自身权益的事例不断增多,对签订劳动合同的重视程度也不断提高.因此,政府部门应继续加大对农民工的教育投入,可以成立专门针对农民工的免费教育培训机构,开展文化素质、工作技能、法律知识、健康知识等相关培训,逐渐提高农民工的文化水平、职业技能和维权意识.
第三,建立医疗信息共享机制,减轻医疗费用担负.完善的医疗信息共享机制不仅能够简化保险公司理赔程序,降低双方信息不对称风险,而且还能够促进医疗费用的透明化与合理化,降低农民工医疗费用负担和保险机构的经营成本.因此,建议大方向上政府能够引导保险机构与相关医疗机构的协调合作.借助于我国医疗体制的改革,在保证双方信息安全的前提下,逐步建立医疗、疾病、费用数据信息共享机制和平台.同时在宏观方面做好医疗费用调控,降低农民工医院治疗的成本.对此,可专门开辟农民工医疗服务通道,简化看病住院程序,保证其获得较为合理完善的医疗服务.而且,较为完善的医疗信息共享平台还能避免过度医疗、乱收费造成的费用负担,解决农民工群体看病难、看病贵的难题.此外,政府还可针对上述目标主导并制定相应的监督与激励机制,促进医疗信息的共享和减轻农民工医疗负担.
第四,提高农民工收入,增加其增收渠道.充足的经济收入是农民工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的重要前提.对农民工来说购买商业医疗保险是一种较高层次的消费,须建立在经济水平充足的基础之上,不能仅依靠政府税收优惠或其他资助.只有经济富余,农民工才有能力购买商业医疗保险,弥补社会医疗保险的不足.因此,着力提高农民工收入水平,拓宽其收入增加渠道,提高其经济购买力,不仅有助于解决其医疗负担、抵抗健康风险的能力、增强保险购买意愿,更有助于改善农民工健康生活、精神面貌、自我价值获得感等身心健康,甚至于带动整个社会“美丽中国、健康中国”氛围的营造.所以,政府应该重视农村经济发展,拓宽农民工的城市就业范围,改善务工环境,增加其收入,提高农民工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的经济能力,为商业医疗保险市场的发展打下经济基础.
第五,加强医疗保险的宣传与教育.加强政府关于商业医疗保险政策相关的宣传与教育,既有助于增强农民工的保险意识,又有助于提高商业保险的公信力.从新农合的每年高达90%以上的参合率可以看出,政府宣传在农村当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这也同样适用于商业医疗保险.目前,农民工大多习惯以自费和社保来解决自身健康风险需求,适度的政府宣传推广和保险知识教育可以使农民工逐渐了解我国医疗保险运作模式,客观认识商业健康保险,选择适合自己的医疗保险.对此,政府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相应的宣传工作：一是针对农民工可接触的电视新闻、广播等媒体宣传健康风险、保险基本常识以及政府关于商业医疗保险的政策支持,帮助其了解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的区别与作用,提高他们的保险认知水平；二是通过农民工居住的社区或者村委会进行板报、宣传画、宣传页、横幅等进行宣传,也可采用类似专题讲座的形式,通过故事化、通俗化、具体化的事例及政策讲解普及保险相关知识,增强其健康风险防范意识；三是鼓励商业健康保险机构通过正当渠道下乡进行保险知识及健康风险的宣传,提高农民工及其家庭关于商业医疗保险的认知水平；四是利用当地农民工工会组织进行相应的商业医疗保险知识和健康风险防范措施的宣传,加强其医疗保险保障意识；五是通过农民工居住地的医疗社区服务平台或卫生诊所进行疾病预防和保健知识的宣传,组织相关的医疗卫生部门开展免费健康检查与咨询及治疗,逐步提高其卫生保健及防范意识,提升自身健康风险抵御能力；六是鼓励商业医疗保险参与到新农合的运作过程中,一方面能够提高新农合的运营效率,另一方面也能促进商业医疗保险对新农合补充作用的发挥,提升商业医疗保险的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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