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尔赫斯对中国的阅读情况综述社会,该文是阅读情况相关论文如何写与博尔赫斯和情况综述和社会方面毕业论文题目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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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1899—1986）是一位享誉世界的作家,他的作品主题涉及世界各地文化,其中也包括中国文化.他以中国为主题或背景,创作了故事《女海盗金寡妇》《小径分叉的花园》、散文《长城与书》、诗歌《漆手杖》《书籍守护人》、评论《曹雪芹和〈红楼梦〉》《施耐庵和〈水浒传〉》等,还在演讲和谈话中多次引用《道德经》《易经》《庄子》等中国典籍.然而,博尔赫斯从未到过中国,他对于中国的认识和了解全都来自于阅读.除直接阅读中国文学作品的西方语言译本外,他还阅读过不少研究中国文化的专题著作,如翟理思的《中国文学史》（1901）等.此外,从不少喜爱中国文化的“先驱者”身上,他也间接获取了有关中国的知识.基于对作者作品（包括文本和口述的中西文版本）以及已有相关研究等的分析,现将博尔赫斯对于中国的阅读情况作出综述.
一、中国文学作品的译本
博尔赫斯一生从事图书馆行业,与书为伴,读过的书不计其数.中国文学虽只是他广博的阅读对象中的一小部分,但其数量也是相当可观的.张汉行先生在《博尔赫斯与中国》（1999）一文中较为全面地列举了博尔赫斯阅读过的作品,包括《易经》《诗经》《道德经》《庄子》《中国民间文学》（也译为《中国神话故事与民间故事》）《聊斋志异》《水浒传》《红楼梦》等,张先生对博氏阅读的版本（包括译者、出版社、出版日期等）作了介绍,并且分析了博氏对每部作品的具体评价.在该研究的基础上,赵世欣和姜攀分别在硕士论文《博尔赫斯与中国文化》（2008）与《博尔赫斯的中国想象》（2011）中从不同侧面对博尔赫斯阅读过的中国文学作品进行了系统分析与归纳.
二、中国文化的研究著作
博尔赫斯在评论亚瑟·威利所著的《古代中国的三种思维方式》（1939）一书时说道：“所有人都认为,中国的形而上学如同它的建筑和它‘无法理解’的文字一样,有些过火了,然而,我从佛尔克、卫礼贤、翟理思、威利的书中评判,事实并不如此.遥远的庄子比新托马斯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离我们更近.他所涉及的问题是根本性的.”可以看出,佛尔克、卫礼贤、翟理思、威利等几位汉学家的著作也是博尔赫斯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
阿尔弗雷德·佛尔克(Alfred Forke,1867—1944),德国著名汉学家、翻译家,他的研究重点是中国哲学,曾翻译过《墨子》,著有三卷本《中国哲学史》（1927—1938）以及《陶渊明·桃花源》（1898）等书.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德国著名汉学家、德国驻华使馆文学顾问、北京大学教授、法兰克福大学汉学教授,他是将中国的著作翻译成德文的最早的翻译家之一,在他翻译的作品中,有《易经》《道德经》《论语》《孟子》等；著有《中国生活智慧》（1922）、《孔子的生平与事迹》（1925）、《老子与道家》（1925）、《中国灵魂》（1926）等.翟理思（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英国著名汉学家、外交官,曾任剑桥大学汉学教授,他翻译过《庄子》《聊斋志异》,还编写出版了60余部与中国文化相关的著作,涵盖了语言教材、翻译、工具书和杂论等类别,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华英字典》（1892）、《中国文学史》（1901）.亚瑟·威利（Arthur Did Waley,1889—1966）,英国著名汉学家、文学翻译家,精通中文、满文、梵文、日文等多个语种,他的译著和编著达200余种,其中大部分都与中国文化相关,主要译作包括《诗经》《论语》《道德经》《中国古诗集》等,代表作有《道及其力量》（1934）、《中国古代的三种思维方式》（1939）等.
在以上作品中,对博尔赫斯影响最大的是翟理思的《中国文学史》,该书是他获取中国文学知识的最主要来源.除上述作家外,他还阅读过乔治·马戈里埃(George Margoulies)的《中国文学萃选》（法语版）（1948）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1948）.
三、其他作者笔下的中国
在博尔赫斯阅读的众多作家中,不乏对中国文化感兴趣者,如弗兰茨·卡夫卡、叔本华、莱布尼茨等,他们以中国为背景或主题创作的文学作品无疑丰富了博尔赫斯对中国的认知.
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德国著名作家,钟情于中国文化,他的不少小说均以中国为背景,如《中国人来访》《一道圣旨》《一次战斗纪实》等.雅诺赫（Gust Janouch）在《与卡夫卡谈话》（1951）一书中谈及卡夫卡曾相当深入地研究过道家,并拥有迪德里希斯出版社出版的《老子》《庄子》《列子》《论语》《中庸》等中国古籍.博尔赫斯对卡夫卡评价甚高,多次引用和褒评他的作品,并翻译过他的多篇小说.小说《中国长城建造时》引发了博尔赫斯对于时空问题的思考：“其中最令人难以忘怀的一篇（《中国长城建造时》）,其无限性可以说是层出不穷的：为了遏制无限远的军队的侵犯,以为时空无限久远的皇帝下旨千秋万代无休止地围着他广阔无垠的帝国建造一道无边无际的城墙.”并启发他作出著名散文《长城与书》.
叔本华(Arthur Schpenhauer,1788—1860),德国著名哲学家,他对于中国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代表作《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里.该书的第七章题为“中国学”,在这一章中,叔本华根据耶稣会士们的报告讨论了包括儒、道、释在内的中国宗教：他最为欣赏佛教,道教次之,对于儒教评价最低.叔本华在该书中多次援引朱熹的话,如：“天为调节者或支配者,有最高权力之概念”以及“天心所在,可于所成就之人意之中验之”等,这里的“天”（“天理”）即为朱熹哲学中超时空的精神本体“理”,它决定了事物之所以产生的本质属性,这个概念恰好与叔本华的意志论不谋而合（他认为宇宙万事万物都是由意志决定派生和发展的）.博尔赫斯对叔本华推崇备至,他曾说：“当我们还在瑞士的时候,我就开始阅读叔本华了.到了今天,假设一定要我选择一位哲学家,那我就选叔本华.”
莱布尼茨（Wilhelm Leibniz,1646—1716）,德国著名哲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他对中国科学文化和中国哲学*的关注,在其哲学、政治论文和书信中多有体现.莱布尼茨在罗马结识了时任中国钦天监监正的耶稣会士闵明我（Philippe Marie Grimaldi,1639—1712）,从他那里了解到了丰富的中国知识.此外,在《致雷蒙德先生的信：论中国哲学》（1716）中,莱布尼茨还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赞美以及对批评中国者的鄙夷不屑,该信还谈及中国的《易经》与他本人发现的二位数进位制算术原理在思维结构上的相同,这一现象至今仍是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之一.更能表现莱布尼茨对中国文化折服和推崇的,是他主编的《中国新事》一书,此书是一部耶稣会士们关于中国历史文化、道德宗教等方面的书信报告专集.博尔赫斯在《E.T.贝尔〈数学家〉》和《论古典》两篇文章中均提及：“《易经》中的八卦图向莱布尼茨揭示了二进位制数学.”
博尔赫斯一生阅读无限,他对于中国的阅读也并不止于以上所涉及的中国文学作品和研究专著,只是在其作品以及相关人士的口述中未有明确提及.客观、系统地复现博尔赫斯对于中国的阅读情况是十分必要的,它反映了博尔赫斯了解中国的途径,也体现了他对中国文化的接受程度,是博尔赫斯与中国文化关系研究的基础.
【本文系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博尔赫斯作品中的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哲学思想研究”（2017SJB203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金陵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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