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权理论下的医务社会工作和医疗救助实践以深圳市儿童医院为例,该文是关于社会工作类在职毕业论文范文与医务社会工作和医疗救助和儿童医院类在职毕业论文范文.
社会工作论文参考文献：
作为广东省唯一一家以18 岁以下儿童为服务对象的市属 “甲等”儿童综合专科医院,深圳市儿童医院一直致力于通过聚集国内外顶尖儿科医疗资源,在医疗技术提升上加速发力,让深圳孩子看大病不出市,同时帮助更多周边地区的患儿和他们的家庭摆脱疾病的困扰.20 多年来,深圳市儿童医院持续为深圳及周边十几个地区的儿童提供医疗保健服务.然而,当医疗技术取得进展,患儿获得医疗技术支持的可能性却受到不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薄弱的家庭经济能力和家庭社会支持网络等因素的限制.因此,深圳市儿童医院在提升自身医疗技术的同时,同样注重借助医务社会工作和发展慈善医疗救助事业,建设以人文关怀为导向的医院文化,陪伴更多贫困患儿家庭走出困境,获得对生活的新期待.
在深圳市儿童医院这一情境下,本文认为其医务社会工作服务是指由医务社会工作者运用专业的知识和方法在院内从事社会工作服务,以链接和整合社会医疗救助资源的方式,与医护人员一起评估和缓解患儿和家长经济压力和焦虑情绪,挖掘患儿家庭潜能,促进患儿身体、患儿与家庭心理和精神的综合康复与发展的社工服务.在医疗救助这一议题上,沈崇德（2008）认为,在“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社会现实下,慈善医疗救助成为弱势群体的唯一希望.林平（2011）进一步指出,慈善医疗救助作为选有医保体系的良好补充,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帮助贫困或重症患者得到及时救治.孙菊等（孙菊,甘银艳,2015）指出,慈善医疗救助的实现路径呈多样化特征,健康服务机构与慈善组织合作开展医疗救助是路径之一,而深圳市儿童医院医务社工的医疗救助工作就是延用这一路径开展.本文将借助增权理论,阐述慈善医疗救助始终贯穿于深圳市儿童医院医务社会工作的实践.
一、增权理论概述
“增权”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黑人赋权：社会工作与被压迫的社区》一书中,长期以来备受学者关注.中国学者孙奎立认为,增权是激发当事人改变不利社会地位的内在动力,它是一个支持服务使用者修复缺损的社会功能,然后通过链接社会政策资源,协助服务使用者获得控制生活能力的信念并重新回归社会生活的动态过程（孙奎立,2015）.陈树强结合Gutiérrez、Parsons 和Cox 三位学者的研究,引入了包括价值基础、介入认可、理论基础、相互关系以及时间架构五个因素在内的“增权取向的社会工作模型”（陈树强,2003）,为赋权理论指导下的社会工作实务提供了一个操作化的模型,模型如下图：
本文从两个维度出发检视这一模型：价值基础、介入认可和理论基础归属于理论架构维度,相互关系、通过社会问题解决取向组织实践、问题界定与评估、目标确定、角色承担、介入策略和技术、评估则归属于实践架构维度.
二、深圳市儿童医院医务社工的介入认可与专业价值
结合增权理论模型的理论架构分析,深圳市儿童医院在医疗救助方面取得的成果是社会公益慈善力量的大力支持、医院自上而下地对人文精神和医务社会工作的关注、医护人员的通力配合以及医务社工对专业价值躬身践行的结果.2008 年10 月,深圳市儿童医院借助深圳市民政局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岗位的契机,通过社会服务组织派驻的形式,引进了第一位医务社工,开始了医务社会工作服务之路.2013 年4 月,深圳市儿童医院成立社工部,标志着医院开始正式从行政层面着手统筹医务社会工作服务.发展至今,深圳市儿童医院的2 位医务社工和5 位社工部成员持续推动着深圳市儿童医院医务社会工作和医疗救助领域工作的完善.
可以发现,深圳市儿童医院医务社会工作的一大特点是它的发展拥有自上而下的背景,即院领导对医务社会工作有正向的认知并给予了足够的支持,这决定了医务社工在医院体制内获得合法性,这就是来自医院的“介入认可”.认可度的提高为医务社会工作流程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障,更为贫困家庭患儿提供了获得慈善医疗救助资源的多元化渠道.2013 年9 月,深圳市儿童医院与深圳市关爱办、深圳晚报共同发起并成立了“深圳贫困儿童医疗救助爱心联盟”,使医院得以汇集到广泛的社会资源,为贫困家庭患儿提供医疗救助.这些社会资源既包括基金会等慈善组织,也包括来自企业、媒体、网上筹款平台以及爱心市民等资源.坚实的慈善救助资源加上外部环境的认可为医务社工开展医疗救助工作提供了良性的发展环境.
在价值基础上,医务社工所进行医疗救助实践的目的始终是实现社会正义和减少社会不平等,认为服务对象可以通过与他人和环境的互动获得对生活的掌控感和自我效能感,增强权能.但是在医疗救助工作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一点是,社工还必须随时协助服务对象澄清医疗救助的救急本质,以鼓励自决和自我实现的方式避免服务对象对慈善医疗救助资源产生过度依赖.
三、增权理论下的深圳市儿童院医务社会工作流程
如前所述,在获得介入认可后,医务社工在微观层面的医疗救助实践得以更加顺畅.但要达到理想的救助效果,社工自身对专业价值的把控至关重要,这些价值体现在医疗救助工作的每一个环节.
医院医务社工工作职责众多,主要包括链接资源为贫困家庭患儿提供经济援助、为患儿和家长提供情绪支持等,其中经济援助是医务社工提供的最基础的服务之一,也是需求量最大的一项服务.在深圳市儿童院,服务对象大部分来自医护人员转介,除此之外,医务社工的过往工作成效使患儿家属能够有意识主动向医务社工寻求帮助.
结合上文引用的“增权取向的社会工作模型”的实践架构部分,深圳市儿童医院医务社工工作流程可以概括为问题界定与评估、目标确定、介入和评估四个阶段.在问题界定与评估过程中,社工与服务对象的面谈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而《个案基本资料表》等表格文件则是面谈——目的是获得预估效果——的重要工具.社工通过询问和倾听患儿家属对家庭基本情况、患儿病情起始及当前情况等的介绍,了解服务对象的现时困境,更重要的是,社工会引导患儿家属分析自己当前已为解决问题所做出的努力、自己周围仍有哪些可以利用的资源等.进入目标确定这一环节时,社工会根据面谈获得的信息与患儿家属一同制定工作目标,如前文所说,工作目标一般被确定为经济援助,但随着工作的深入,患儿家属通常会察觉到自己有经济援助之外的需求,并向社工表露.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医务社工的角色随服务阶段的推进而变化：在服务初期,社工是支持者和资源连接者；在服务中期,社工是鼓励行动者,即鼓励服务对象修复、重建自己的社会支持网络,在自我增权后能够发动自身资源解决问题；到服务后期,社工会以“适时退场”的认知主动弱化自己的助人角色,转而鼓励服务对象尝试完全借助自身力量面对接下来的生活.增权理论下,医务社工所采取的介入策略和技术主要由四个信念来支撑：相信服务对象拥有复原力和克服困境的潜能、服务对象与外部环境的良好互动和建立起良好的社会网络十分关键、社工在服务过程中始终扮演着同行者而非“施恩者”的角色、服务对象自身的无权感和他们实际权力与资源的匮乏其根源在于社会结构性问题.在这四个信念下,社工主要借助以同行者的姿态激发潜能、协助增进积极互动和建立良好的社会网络、注重社会倡导的策略和技巧进行介入.在结案评估阶段,除了评估工作目标的实现状况,社工还会尤其关注服务对象此时的情绪状态,对生活的期待程度、自我效能感的高低等都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医务社工的工作成效.增权理论模型中的“相互关系”正是指向社工对自身同服务对象同行者关系的认知.
四、深圳市儿童医院对医务社会工作和医疗救助实践的展望
在与社会爱心力量的共同努力下,深圳市儿童医院帮助大量贫困家庭危重病患儿得到及时救治,与他们一同战胜“因病致贫”的挑战.截止到目前,深圳市儿童医院已与各慈善爱心组织、企业合作建立了23 个医疗救助专项,这些医疗救助项目不仅协助近1600 贫困患儿申请及募集到4500 余万元医疗救助款,更为深圳市儿童医院的医疗救助事业搭建起广泛而强大的医疗救助资源网络.
虽然医疗救助实践卓有成效,但社会结构性问题仍然亟待解决,如当前医疗救助制度社会保险化特征明显,医疗救助体系覆盖范围和服务对象有限,救助标准偏低,贫困问题难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刘继同,2009）.因此,深圳市儿童医院在发展医务社会工作和慈善医疗救助事业的过程中希望成为医疗救助制度的有益补充,更期待能对社会政策产生正向影响.
其次,结合患儿和家长的需求,深圳市儿童医院的医务社会工作服务和医疗救助的实践包括经济救助却又不止于经济救助,即其包含经济救助、情绪支持和社会倡导三个面向.因此,深圳市儿童医院在链接资源帮助贫困患儿家庭缓解经济压力的同时,同样在尝试借助资源的力量为服务对象提供经济需求之外的支持,增权的理论基础正能够对患儿家长信心和权能的获得提供动力.而在社会倡导层面,除了期待对社会政策产生正向影响,深圳市儿童医院也在利用媒体、高校资源总结经验,倡导社会大众破除对重症患儿或“贫困”的偏见,更多关注并积极投入到慈善医疗救助事业中去,创设充满人文关怀的社会环境.
当慈善医疗救助的力量足够强大,疾病不一定是毁灭性的,医务社工始终相信它同样能激发处在困境中的人们努力冲破困境的潜能.挽救一个孩子就挽救了一个家庭,相信凭借深圳市儿童医院坚实的医疗技术和所链接到的资源支持,越来越多的贫困患儿能够重获健康,他们的家庭能够重新燃起对生活的希望.
参考文献
陈树强. 增权 : 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新视角. 社会学研究,2003（5）：70-83
林平. 公立医院参与慈善医疗救助基金及行为探析. 现代化纵论,2011,11（7）:5-7
刘继同,严俊,孔灵芝. 中国医疗救助政策框架分析与医务社会工作实务战略重点. 社会保障研究,2009（1）：139-157
沈崇德. 公立医院医疗慈善救助基金的设立. 中国医院管理,2008,28（3）：14-16
孙菊,甘银艳. 慈善医疗救助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社会保障研究,2015,2：69-75
孙奎立. “赋权”理论及其本土化社会工作实践制约因素分析. 东岳论丛,2015,36（8）:9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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