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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论文参考文献：
胡卫娜
40年春风化雨、春华秋实,改革开放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
回望来时路,1978年的中国,从何处入手拨乱反正、重回正轨,严峻而现实地摆在党和国家面前.同志以历史的眼光一锤定音,“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以科技和教育为突破口,推动了迈向改革开放的伟大转折.
这一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迎来了科教工作者的春天.
这一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学子进入大学.
这一年,秋季高考实行全国第一次统一命题,招生条件放宽,更多的人迎来命运的转折点.
许多事物深埋在岁月中,有的成了尘土,有的成了琥珀.
哪些人经历了1978 7对他们而言,1978意味着什么？寻找亲历者,触摸真实可感的1978.
他们说,积雪消融,这一年都是春天.科学的春天要来了
1978年的春天,不寻常.
到汉中接受贫下中农劳动改造后,刚刚回京的陈佳洱接到通知,邀请他参加3月18日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
陈佳洱是北京大学原校长、著名物理学家,而在当时,他在汉中三线做了十年的“猪倌”.十年前,他的身份是新中国第一批派往海外的留学生、重离子加速器研究专家.1977年年底,钱三强点名让陈佳洱回北京,参与制定低能核物理加速器研究的规划.由此．陈佳洱才有机会亲临大会.
今天看似普通的一次会议,让那时已是不惑之年的陈佳洱泪流满面.是的,严冬有多漫长,春天就有多暖.
1977年的严冬提早带来了1978年的春风.国运茫茫,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正在中国大地上酝酿着.打破禁区改革创新,科技和教育就成了最好的突破口.当时有两个消息像春风一样拂过科教工作者的心间——恢复高考、召开科学大会,让百万学子的命运轨迹沿着考场走向正轨,为科研工作者正名.
“1977年9月20日,由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借调全国科学大会筹备组工作,具体参与全国科学大会奖励重大成绩成果的评选.”一本泛黄的工作日志上详细地记录了当时全国科学大会的筹备情况.日志的主人正是当时评选小组成员、原国家科技委员会成果司司长唐新民.
“”中,知识分子普遍遭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唐新民记得,当时国家科委原来的人被全部打散,很多人去了“五七干校”,科学大会的筹备组就四面八方召集人,当时能找到的人全部都参加科学大会的筹备工作了,科学大会筹备的人至少有好几百,大家的热情都很高.“建国以来从未开过这么大的会,没有过这么高级别的国家领导人来参加,国家从没有发过一个加盖带国徽印章的奖状,‘’后才有这个翻身的机会,所有的热情都集中迸发.”
“得知消息后,很多科研人员都直接跑过来向评审组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科研人员心情很激动,有的科研人员搞科研项目在‘’期间被整得妻离子散,来介绍成果时痛哭流涕.”中断了十年的科研路重新燃起希望,唐新民一直感慨：“当时不容易,确实不容易.”
唐新民说：“当时特别设立了人物奖、成果奖,这说明了重视科学技术、重视人才、重视研究成果,要为知识分子摘掉高帽子,让大伙敞开思想投入科研技术事业.”
陈佳洱流下了眼泪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拉开帷幕,五千多名科教界代表劫后余生.这次大会上表彰了862个先进集体、1192名先进科技工作者和7675项优秀科研成果.十年浩劫的阴霾散去,知识分子重获新生.
复出后主动请缨抓科教,他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一开始就宣告：“肆意摧残科学事业、迫害知识分子的那种情景,一去不复返了.”在讲话中,他从实现四个现代化立论,阐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也是劳动者.话音刚落暴风雨般的掌声响起,经久不息.同志的讲话,是一次思想大解放,使在座的科技工作者如沐春风.
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像陈佳洱这样被驱逐改造、彻底脱离科研岗位十余年的科技工作者比比皆是.在离开北京到汉中改造,陈佳洱觉得自己这辈子再也不能搞研究了.“当听到同志讲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那时候,我特别激动,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这是对科技工作者最大的鼓励了.”
陈佳洱回忆：“当时奖励了7000多项成果,这是科技工作者莫大的荣誉.我很羡慕他们！他们有机会做科研,而我是被剥夺了科研的权利的呀.“
饮冰十年,不凉热血.科学大会开启了科研工作者的春天,科研领域人员受到极大的鼓舞,社会上也呈现出参与科学研究的空前热情.
“陈景润效应就是一个典型.陈景润获奖引发了一次大众参与的热情.”唐新民回忆说,“这个课题最后一关还没有解决,很多人跟我们来信说彻底解决了哥德巴赫猜想.我们把源源不断的大本材料转寄给陈景润.来信中,虽然没有真正成功的,但是科技大会把全民的科研积极性,真正调动起来了.”
正如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在《科学的春天》里所言,“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看来这个家伙是留不住了o"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股力量是压制不住的.高考又成了千万学子改变命运的通道,更助推了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发展.
1977年8月,同志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当场决断,“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
当年冬天,高考大门重启,570万考生涌进考场.但是能按照当年规定在1978年3月初入学的新生并不多.因为这也是中国高考史上录取率最低的高考,最后录取272971人,按考生比例算为21：1．录取率为4.8%.
十年的积压,突然出现一条知识的通道,给无数个困顿的青年打开另外一个窗口.面对汩汨和渴望,是的,时代向他们敞开了大门.如果说1997年的冬天是中国教育史的春天,那么1978年的春天,才是万千学子人生的春天.这一年的春天、冬天两届考生进入大学.
恢复考高仅半年之后,第二场高考紧跟上了,全国统一命题、招考条件放宽、人数激增、同时恢复研究生入学考试.610多万青年积蓄力量,准备在秋季高考迎来人生转折.数据统计显示,这其中的40.2万人上了大学.
南开大学原常务副校长陈洪就是其中的一个.因为第一年恢复高考,他跟很多人一样并未如愿以偿.1977年,当时在山东一个中学教书的知识青年陈洪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第一时间报考,然而并没有盼来准考证.“我去县城教育局讨说法,教育局的人说你是报考了,但是我们没有批准,我们还有需要呢.”随即陈洪被调配到县一中教学,或许就是当时领导所说的“需要”吧.
壮志未酬,蓄势待发.1978年,我国恢复招收研究生考试.这一次陈洪报考了南开大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不知是出于自信还是自卑,我在报名表上写了一行大字：‘吾有利锥,未得其囊.”’
县教育局领导又找陈洪谈话．指着远处半山坡在建的教室宿舍,“你已经到了县里最好学校教书了,你如果不走,这次肯定给你分两间房.”
回到学校,校长在校门口等着他,“我们不知道你在语文方面还很有水平呢,给你一个高三毕业班,你教语文,数学也继续教着.”
提及往事,陈洪谈笑风生,“其实就是不放我走,不让我读书.那我就晚上看书,看书到十二点钟,然后四点起床继续看书,再看到六七点,时间到了就去上班.当时我教高一的数学和高三的语文.”
那一年研究生初试在县里,当时全县只有七个人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四五个监考老师.当时看陈洪答题特别快,试卷写得满满当当,他们就说,“看来这个家伙是留不住了.”
政治考题少写一个“新”字
跟陈洪同为“南开中学”校友的仪津城,在1978年的这场夏季高考中,经历了人生中的一次特殊监考.
当年,在黑龙江省建边农场的知识青年仪津城被派往附近的考点担任大专院校招生的监考老师.建边的交通非常不便,仪津城赶上一辆去嫩江拉货的卡车,颠簸辗转到六点多才抵达考点.当天晚上,他看到了考场,“考场共四排课桌,课桌左上角标着每个考生的姓名、考号,以便验明身份,对号入座.”
“我们都知道,这一次高考招生政策更加放宽,针对老三届知青群体,特别是1966届、1967届高中毕业生,有放宽年龄甚至可降低录取分数线的优惠政策,真可谓不拘一格降人才.”仪津城无缘高考,他说“我辈之流,一样地吃大苦,受大累,脱大坯,耪大地,这可是命运博弈之旅呀,没有谁敢掉以轻心.”
九点整,黑龙江省1978年统一高考准时开始.仪津城还记得,考场里特别安静,没有左顾右盼,没有窃窃私语,只能在翻卷和“刷、刷、刷”答卷声音的间隔中,听到考生们因为紧张,也许还有无助而发出的较为沉重的喘息声.“考试结束后,也没有一个说话的,大家都带着神圣的表情离开考场.”
也正是这一次考试,发生了一件事,让仪津城不能忘.“当时考其他科目,如语文、数学等,考题都在试卷上,监考人员只要把试卷发下去就可以.而政治考试只发给考生白纸,考题在一个密封、加有封印的信封里,监考人员在听到开考的铃声后,现场拆封,取出考题,抄在教室的黑板上.”
当年的政治考卷上有一道题：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总路线是什么？仪津城抄在黑板上的是：社会主义时期的总路线是什么？少写了一个“新”字.“当时,我也没有仔细地审题,再说我也弄不明白,社会主义新时期与社会主义时期有何不同.另一位监考老师也未察觉.”
“时间不长,有一位考生举手提出疑问,我仔细看过考题,果然少写了一个‘新’字.顿时一惊,深感责任重大.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少写一个‘新’字,就变成了大不相同的答案.我立即予以更正.好在这道题排位稍后,考生们大多还未答到此题.之后考试继续进行.”
是的,一个“新”字非同小可.那时候很多人并不明白,也更没有体会到,社会主义新时期的真正含义.然而,改变已经开始了.
"78001号”考生入学了
初试过后,陈洪顺利接到了复试通知,
“离复试只有4天,领导才准我假.但是还有两本复试书没找到,到了天津才拿到,又得突击看书.”此时的陈洪已经历经了将近四个月的高度紧张.
在南开大学主楼参加研究生复试,先做自我介绍.陈洪说：“要是概括一句话,就是‘社会经历复杂’.”五位考官似乎吃了一惊,因为在当时的语境中,“社会经历复杂”可不是什么好话.看到已经有了“语惊四座”的效果,陈洪又不慌不忙地说：“近十年,种过地,管理过果园,做过团支书,训练过女子排球队,当过公社干部,在三所中学教过书,还做过‘草鞋医生’.”复试如所盼的那样顺利进行着.
“复试结束后,我忽然觉得脑仁儿贴在脑壳上了,脑子空了.”陈洪记得当时就坐在主楼前面的台阶上,不知道过了多久,来了一个推自行车卖冰棍儿的,“小豆冰棍儿,三分一根,五分一对儿.”叫卖声把他拉回了现实.
终于,陈洪以78001的学号被南开大学录取.接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陈洪跟爱人打算庆祝,“没有擀面棍儿,就找来油画笔擀皮,包了一次饺子.”
陈洪说,“以后的事情就比较简单了,毕业留校,教书,做一点研究,再兼做一些行政,好像光阴还没有虚度.”
当年响应“到广阔天地去大有作为”,陈洪以“单干户”的身份离开天津去山东栖霞县的时候,是1968年10月5日,十年后考取研究生到南开大学报到正是1978年10月5日.“十年辛苦不寻常”,陈洪回想起来自是五味杂陈.不过有一点,无论在当时还是到今日,总是可以自得自满自傲的,那就是十年未有片刻间断的书缘.
陈洪在《十年书缘说读书》一文中写道：那时读书,当时的受用之处实在是只有如鱼在水冷暖自知的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如果要描述一下的话,就是：那十年中虽多有蹭蹬甚至几至灭顶,但在我眼中的天总是蓝的,山总是青的,阳光总是明亮总是温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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