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史料学与其应用的几个问题,本文是文学史方面专升本论文范文与当代文学和史料和几个问题类专升本论文范文.
文学史论文参考文献：
当代文学史料学及其应用的几个问题
陈国恩
（武汉大学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湖北现代人文资料调查与研究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72）
关键词：当代文学；史料学；历史；现象与意义
摘 要：当代文学研究对史料的依赖度,取决于研究的对象和所运用的方法.史料不可能还原绝对意义上的历史现场,但利用可靠的史料能澄清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所谓可靠的史料,是相对于不那么可靠的而言.洪子诚的《材料和注释：1957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一文, 是史料运用的一次成功实践,也彰显了史料研究所能达到的限度,但这同时表明史料的应用,可以从追问历史的原初状态转向追问历史现象所构成的意义.
〔中图分类号〕I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35（2017）-101-05
DOI：10.13399/j.cnki.zgwxyj.2017.04.019
当代文学研究中史料的重要性,已越来越受到重视.但我觉得这一重要性须有一个清晰的定位,史料运用方能够更科学、更为有效.本文先针对当代文学研究所必然遇到的有关史料运用的问题提出几点基本看法,然后结合洪子诚的《材料和注释：1957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一文做点具体讨论,最后探讨依托史料的当代文学研究还可以做些什么.
一
四点基本的看法.
一是文学研究对史料的依赖度,取决于研究的对象和所运用的方法.当把当代文学作为史学的一部分来研究时,史料的重要性就格外地突出.比如研究作家的思想发展,撰写作家的传记等,离不开史料及对史料的辨析.研究文学运动、作家之间的关系,或者要澄清与作家及其创作有关的某一问题,史料也至为重要.但如果只是对作品进行审美批评,不涉及它与作家的关系,不讨论与作品的产生与消费有关的时间性和空间性问题,就并非一定要依赖史料,甚或可以天马行空地谈论对文本的看法.比如研究经过作者修改的郭沫若的《女神》,完全可以离开版本变迁的史料,只评论已明确出版日期的这个版本的思想和艺术.只有当研究工作从审美延伸到郭沫若思想的发展,如要用《女神》来证明郭若沫某一时期的思想状态,《女神》版本的重要性才会凸显出来,才需要对版本进行考证,否则你用修改后的版本来说明初版本时期的郭沫若的思想,就会闹出笑话.
二是对史料还原历史的可能性要有一个包含级差的合理预期.一般地看,在文学史研究中,还原时间、地点或者确认某事有没有发生,依据可靠的史料即可做出判断.但即使如此,研究者所谓“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也得对这“一分话”,即你所要得出的结论有一个适当的定位.比如某一事发生于某天、某时,这个时间的准确性你不能用发射卫星的以秒为单位的标准.如果你采用这样的标准,引用某些史料,如新闻报道,你的证明就不可能准确.而史料一旦涉及对一个时间性和空间性事件的描述,其真实性就要打折扣.这是因为观察在时空中呈现的事件,不可能做到绝对准确.就算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有多少人的记录就会有多少种版本,各人关注的重点及获得的印象可能大相径庭.如果史料涉及某种关系,比如澄清某一事件中相关人士的交涉及其态度,或者史料是对某事的是非判断,它还原历史的可能性则会更进一步降低.哪怕第一手资料,比如日记,也不一定能准确记录作者所看到的人事真相.一方面,这要受人的主观因素的干扰,另一方面人又难免有认知能力的局限.换言之,日记或者检讨讲的不一定是真话；即使讲的真话,受讲述者视野的限制和所持立场的局限,也不一定客观公正.这说明什么？要对史料还原历史真相的可能性有一个合理的包含某种级差的预期,即史料还原历史真相的可能性因所还原的对象不同而有前面所述的不同.这个预期越是得当,运用史料所要达到的目的越可能实现.如果把运用史料澄清历史问题,理解为还原历史真相本身,那结果可能就是研究者因为要对结果的可靠性负责,责任太重而不敢轻易下笔,或者是研究者因为过于自信而倾向于独断.
三是史料虽不可能还原绝对意义上的历史现场,但我们不能不利用可靠的史料来澄清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不过这是在所设定的合理目标意义上的准确,而非追求原初历史现场意义上的真实.可靠的史料,是对历史事件的一种客观记载,而我们在历史中,比如当代文学史中,经常看到一些明显的不合乎历史事实的看法,哪怕刚过去的事件,关于它的一些记载,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都可能存在明显的失误.有把日期、地点、作品的版本弄错的,有关于事件过程的描述、人事关系的介绍乃至对事件性质的认定与事实不符.当代文学研究中,凡涉及这方面的问题,都要通过对资料的鉴别、考评及史料的相互对照,力求还一个事件比较接近原初状态的真相.在这样的研究中,史料的重要性不容怀疑.
四是所谓可靠的史料,其实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即相对于不那么可靠的而言,它是比较可靠.这往往是指第一手资料,比如日记、检讨、回忆录以及新闻报导等,即接近历史现场的文字记载.但由于当代中国社会政治运动不断,当事者的日记等都难以保证是个人观点的自由表达,而一些人的检讨、检举、思想汇报等,多是政治高压下的产物,完全可能按照政治正确的标准“言不由衷”,因而不能轻易采信,而要进行具体的分析.历代都存在这种现象,当代文学的特殊背景,使这一点格外地突出.
二
洪子诚发表于《文学评论》2012年第6期的《材料和注释：1957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一文,约80%的篇幅都是第一手材料.作者只是把材料编排起来,加些说明,而由材料本身来相互发明,从而揭示了影响中国当代文坛至为深远的1957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整个过程中的错综复杂关系,理出了一些重大矛盾冲突的前因后果.这是史料运用的一次成功实践,但也彰显了史料研究所能达到的限度.
洪子诚利用的材料,计有邵荃麟写于1966年10月16日的《关于1957年我在作协整风动员会上擅自宣布摘掉丁陈反党小集团帽子的罪行》、写于1966年8月19日的《关于为三十年代王明文艺路线翻案的材料》,冯雪峰写于1966年8月8日的《有关1957年周扬为“国防文学”翻案和“鲁迅全集”中一条注释的材料》,还有林默涵、张光年、郭小川写于“”刚发生时的“检讨”“交代”以及中国作协1957年9月内部编印的《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批判——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的部分发言》.这些材料,是特定背景下的产物,但由于作者当时大多是戴罪的身份,他们基于其所理解的对党的忠诚,把如实的检讨和交代看成是接受组织考验的一次机会,凭着这种自觉的党性,其所写的材料反而摆脱了平常难以避免的人情世故,没加丝毫遮盖和掩饰,直接触及了问题的核心.如果除去话语的政治修辞成分,特别是他们对一些被检举者“罪行”的定性,则其提供的基本事实是相当可信的,而且包含了丰富的细节,对于厘清事件的来龙去脉,远比官样文章有价值.
洪子诚的方法就是把这次会议中的某一话题的材料编排起来,形成“对质”,实为材料对刊.他首先澄清了一些历史事件的发生时间、地点上的错讹.比如中国作协这次党组扩大会,一般认为头三次会议是6月6、7、8日三天召开,他据郭小川的日记,发现6月8日召开的是党组“碰头会”.郭的日记明确记述这次碰头会上,与会者一致认为还需要大鸣大放,第三次的党组扩大会则是13日召开.郭小川日记关于会议日期的记载,没有必要作假,肯定可靠,这就纠正了一般的讹传.但郭小川的日记没有交待13日开会的具体时间,所以所能澄清的也只能准确到是13日上午.
真正具有重大意义的澄清,是对一些问题的前因后果的清理,比如通过材料的对刊,邵荃麟所称“1957年5月26日,我在作协整风动员会的报告中擅自宣布丁、陈反党小集团的结论不能成立,是件严重的反党罪行”,其实并不能算“擅自”,而是经过了他与周扬、林默涵等人反复讨论所达成的共识.之所以要对丁、陈案重新做结论,是因为1956年提出了“双百”方针,鼓励人们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在整风运动展开后,丁玲、陈企霞对1955年把他们打成“反党集团”提出了平反要求.周扬等人感受到了压力很大,在小范围多次讨论对策.邵荃麟在交代材料中说：“摘掉丁陈反党小集团的帽子,重新起草关于丁陈问题的结论这件事情,则是在1957年初首先由周扬提出,作协党组赞同和执行,并经陆定一、张际春的同意.”丁、陈要求彻底平反,周扬则坚持“反党集团的帽子可以不用,但要有一个恰当的帽子”.据邵荃麟的材料,周扬表示：“如果不用反党集团的帽子,至少应该是搞党内宗派活动.他（周扬）说应说明是什么性质的宗派活动,他提出可以改为‘对党闹独立性的宗派结合’.”经多次商讨,统一了意见,周扬就安排人与丁、陈谈话,但遗憾的是双方没有谈拢,周扬一度还感到十分被动：“4月底,发布了整风的指示,我（邵荃麟）在5月中旬回到北京.我和刘白羽、郭小川到周扬处去商量丁陈问题在整风中怎样搞法,当时决定专门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吸收丁、陈及55年参加批判的作协党员参加.关于会议开法,周扬指出要把团结的旗帜主动地掌握在手里,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如果丁玲、陈企霞愿意团结,愿意考虑党组新草案的意见,党组对于55年的批判也可以作适当的自我批评.要是他们坚持,不肯承认一点错误,那就是他们自己违反整风指示的精神和团结的原则,我们处于主动了.”周扬的意思很清楚,丁、陈必须有一个“错误”,证明1955年对他们的斗争是必要的.如果丁、陈愿意妥协,那么周扬他们也可以做出让步,把错误的严重性降下来.他把这个称为“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意味着不管问题解决不解决,解决到什么程度,周扬他们都是正确的：不仅意见正确,而且态度正确,方法也正确,完全符合党的政治要求.由此可见,周扬是一个政治上非常成熟的文艺界的领导人,他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经历许多政治运动,总是占据主动地位,能够敏锐地把握形势的发展.
正是在那种让周扬感到比较为难的情境下,邵荃麟才在5月26日的作协整风动员会的报告中“擅自”宣布“丁、陈反党小集团的结论不能成立”.他的想法是：“我想到万一丁玲、陈企霞等不顾党组的决定,把1955年批判丁陈反党小集团的问题,先在非党群众参加的整风会上提出了,进行煽动和攻击,那时就会打乱党组的部署,使我们更陷于被动,不如主动地宣布这个结论不能成立,关于丁陈问题的错误性质要在党内平心静气坐下来讨论,自以为这样可以避免被动.”可见,所谓“擅自”并非真的“擅自”,而是党组的集体意见,只是此时“宣布”是他个人的决定.而他之所以在1968年写这份交代时要给自己扣上“擅自”的政治帽子,也不过是他从长期的政治斗争中习得的一种经验——中国对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历来坚持“批评从严”“处分从宽”的方针,因此一些人为了表现政治上的忠诚,往往给自己无限上纲,做“深刻”的检讨,以求得处理时的宽大.
再看邵荃麟,他在交代中接着写：“到了6月6日,第一次党组扩大会上,我又一次宣布丁陈反党小集团的结论不能成立,要求大家重新来讨论丁陈错误的性质,得到公平合理的结论,可见绝不是偶然的想法.在这次会上,周扬也作了一次发言,承认55年的批判有过火的地方,是有斗争无团结,说他要负主要责任.其次是刘白羽,并且也承认55年党组向的报告是不慎重的,他要求大家采取严肃的态度,辨清是非,增强党的团结等等.这些发言,当时都有记录可以查.”洪子诚引证会议记录,证明邵荃麟这一交代中所言不假.
至此,围绕1955年把丁陈打成“反党小集团”的问题已很清楚,即周扬一方在坚持丁、陈有错的前提下承认把丁陈问题上升到“反党”高度有误,而丁、陈则坚持55年周扬向做了“假报告”,要周扬等收回错误的结论.这是在整风形势下的一个对峙,但事情很快发生了变化.
1957年6月8日,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反击分子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的斗争.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休会一个多月后,于7月25日召开了第四次会议,周扬发言：“上次会开了三次开不下去了,有人将了军,提出责问,要追究责任,因此我不能不讲话了”.“前年对丁陈的斗争,包括党组扩大会,给的报告是根据会议的真实情形写的,会前请示了,会后给了报告,这完全是合法的”,他讲话的调子变得坚定而且严厉.为什么？因为形势已经变得明朗了.8月11日,《文艺报》发表长篇报导《文艺界反斗争深入开展,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阴谋败露》,丁、陈再次遭到了严厉的清算.
不过,邵荃麟等人写的这些材料澄清了一些事情,却产生了更多、更重要的问题,比如郭小川的日记中提到,第三次会议之后到第四次会议开始反击丁、陈之间,陆定一与作协党组相关人员谈了丁、陈的问题多次.郭6月8日的日记：“十时半,到白羽处,陆部长找白羽谈了话,陆说要有韧性的战斗,人家越叫你下去,越不下去！他认为周扬没有宗派主义,人们太不注意这是一场战斗,文艺方向的斗争,他认为,丁陈斗争要继续,不要怕乱.”可以肯定,陆定一的这一态度,不纯粹是他个人的态度,他应该知道反右斗争的部署,但为什么反右开始了,他就把丁、陈定性为对立面？这是历史造成的问题,还是他对丁玲个人的思想和作风的一种态度？这中间有多少是更上层的意图,有多少是他基于政治逻辑所做的个人判断？是不是仅仅丁陈与周扬们的对立至此必须有一个结论,形势发展,需要就谁是谁非的问题做一个政治裁决？1955年,把丁、陈打成“反党小集团”,在内部本来就有分歧,陆定一与此事是一种什么关系,是不是影响到了反右开始后他对丁、陈的看法？陆定一的这种态度,又是怎么形成的,他与哪些人沟通过,是一个什么样的决策过程？还有,邵荃麟等人的材料交代了丁玲、陈企霞在作协第三次会议上发言,称丁、陈很“嚣张”,要追究55年那事的“领导的责任”,还鼓动康濯“起义”.那么,丁玲、陈企霞当时经过了何种思想斗争？丁玲有没有跟康濯私下里联络过？康濯后来态度反复,不断的“起义”与检讨,这可以理解,但他是怎么想的？这些问题,都是构成这些人的个人历史的重要部分,也是与此时的政治斗争紧密相关的.由其中任何一点深入,都可以牵扯出更多的问题,但显然不可能有明确的答案了.更多的细节已经沉入历史的深处,再也不可能为人所知晓.
这说明,利用史料来澄清事实,有一个边界.换言之,研究者只能接近真相,而不可能完全还原历史本身.当然,这也正是历史研究的魅力所在.这告诉我们,作为历史研究的一部分,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也要确定揭示历史真相的合理目标.在一个具体的课题中,不能去追求无边的真相,比如要从周扬等人为了应对丁、陈的反击而多次商讨,追问到他们在这一过程中的思想动态、策划时的难以避免的思想矛盾,对政治形势的具体判断,或者再追问到陆定一身上的问题,甚至陆定一背后的因素.这样一路下来,是会把人逼疯的.这说明,研究者利用史料所能达到的目标是有限的.确定合理的目标,集中精力于某个有限问题的解决,或者问题的有限解决,解决到主客观条件所能允许的程度,研究才可着手,并可能取得相应的成果.
三
用史料澄清事实,而不奢望全面还原历史的原初状态,这并不意味着限制了史料应用的范围.事实可能恰好相反,表明史料的应用大有可为,而关键在于你要实现什么样的目的.比如,研究者完全可以从史料中发现问题,或者把史料视为一种历史现场的个人记载,即使作者有意掩盖和歪曲,后人也可以从其主动或被迫作伪的蛛丝马迹中发现问题,研究其动机和手法,并联系特定的时代,揭示这个人身上或者这个时代所存在的问题.这实际是从追问历史的原初状态,转向追问历史现象所构成的意义.这种意义,或也可以说是被扭曲了、而又打上了扭曲它们的时代印记的另一种“原初的历史”.
《材料和注释：1957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一文所引用的大量材料,严格地说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这些人写交代材料时均被认定犯了重大的错误,他们自己也是承认的,比如邵荃麟写的交代材料题目就是《关于1957年我在作协整风动员会上擅自宣布摘掉丁陈反党小集团帽子的罪行》.张光年在他1966年12月9日写的交代材料《我和周扬的关系》中说：“应该是1956年底,大举进攻前,一天晚上,周扬在东总布胡同22号召开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打算跟丁、陈、冯等达成妥协,进行肮脏的政治交易.会上周低声下气地检讨了1955年对丁陈的批判,说他自己和刘白羽‘有缺点’,‘有简单化’……4月间的一个上午,他特地到编辑部来,督促文艺报放毒,说什么‘放也是错,不放更是大错,不如大放’.这次他还要文艺报找丁玲、冯雪峰、陈企霞等写稿……这是他要利用党的鸣放政策,利用文艺报的地盘,进行招降纳叛的勾当.”这明显是按反右时的政治正确标准,根据“”初期要他揭发周扬的要求写的,其中对人和事的定性,现在看完全错误.而冯雪峰在材料中则说自己是“没有思想、没有党性和无产阶级立场的人”多达四五次,而涉及要他揭发的周扬,他也按照“”的政治标准说：“周扬企图推翻关于三十年代文艺的历史总结和对鲁迅的评价,要对鲁迅进行反攻倒算,实在是蓄谋已久.”当所有这些人都说着同一个调子的话,而这些话或多或少都是言不由衷的,那么这些材料就说明了一个可悲的事实：不是这些人思维不正常,而主要是这个时代出了问题.因此,这些材料可以用来研究那个时代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比如运动中的政治逻辑、被批斗者的认罪方式、外在政治规则与内心真实诉求的统一形式,批斗者和被批斗者的关系等等.
由于各人的处境和个性不同,“标准”的模式也会有彼此的差异.相对地说,邵荃麟的材料写得比较实在,或许是因为他在此前提倡“中间人物论”时已受到了批判.林默涵在1966年7月写的材料《我的罪行》,则明显地不那么配合.这份材料谈到《鲁迅全集》第六卷的注释时,他说：“是出版社编辑部按照作协党组扩大会的调子写的,还是周扬或我要他们这样写的,我也记不清了.”可是,邵荃麟写的材料及郭小川的日记,都提到了1957年反右开始后,他们与林默涵一起商讨如何斗争冯雪峰,其中说到要冯雪峰来写鲁迅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的注释,要冯承认1936年他执笔写这篇文章时蒙骗了鲁迅,因而文章中以鲁迅的名义对周扬等人的批评是“诬蔑”.鲁迅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里是政治正确的符号,周扬50年代时怎敢说鲁迅有错,所以只能把责任推给冯雪峰和胡风.他们认为最合适按他们的意思说清楚《鲁迅全集》中这篇文章的事,就是冯雪峰.不过冯雪峰写好这条注释后,周扬并不满意.周扬当场口述,由林默涵执笔,拟了一条注释,派人交出版社排印.林默涵亲手改写了这条注释,他怎么在交代中说记不清了？他的这种“不老实”,牛汉在《为冯雪峰辨诬》一文中有说明,牛汉说：1980年代初在北京召开的冯雪峰学术研究会,“几个发言对冯雪峰在30年代与鲁迅的革命情谊作了热情的赞扬.坐在会场的林默涵举手插话：‘我提个问题,请解答.冯雪峰是《鲁迅全集》的主持人和定稿人,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注释中作了歪曲事实的说明,辱没了鲁迅.这则注释是冯雪峰写的,这难道是对鲁迅友情的忠诚表现吗？请大家研讨.’（凭记忆追记,大意不错）会场上顿时哑默无声.这时,我站起来大声说：‘我能解答这个问题.’……我说：‘这个问题我以为不应由默涵同志提出,默涵同志应该是能够解答这个问题的当事者,至少是熟知内情的人.’……让我失望的是,不论周扬,还是林默涵,对这个事件,一直没有做出必要的说明和反省.”林默涵的这个态度,应该有其个性的因素,也可能是因为他在“”前一直为文艺界当权派中的一员.
冯雪峰的态度,更有意思.他在反右中被打成,是由陆定一在首都剧场的大会上宣布的.此前,他已在批判胡风事件中受到连累.1957年整风时期,周扬等人与丁玲、陈企霞斗争趋向白热化,又把冯雪峰拉进来,立他为重点批判的对象.这其实是缘于三十年代冯从陕北受派到上海,与鲁迅一起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由此引发了与周扬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的论争.当鲁迅被神化时,周扬因为受到过鲁迅的尖锐批评而在头上始终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他迫切需要有一个人来承担他与鲁迅闹矛盾的责任.如果冯雪峰成为违反组织原则,蒙骗鲁迅,与胡风合伙挑起左翼文学内部矛盾的那个人,周扬的问题就解决了.但之所以在1957年斗争丁玲、陈企霞的时候才把冯雪峰推出来,据前述的郭小川日记,大概是因为周扬发现这时至少陆定一支持他们,而周扬知道,这其实不仅仅是陆定一个人的意见.从这个意义上说,冯雪峰就成了“那个人”,无可逃遁.当然,冯雪峰也作过努力,幻想能留在党内,所以多次到邵荃麟那里,希望邵指点他错误的重点究竟在现在还是过去,他好来积极地检讨（但在修改鲁迅《答徐懋庸并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注释的问题上,冯雪峰又坚持底线,在林默涵拟定的稿子上他再次做了修改,强调他是“拟稿”,而非“”,又说明当时鲁迅在病中,这实际上是要捍卫鲁迅,其实也是捍卫他自己）.但邵荃麟对他说：“已讨论过了,多数人都认为你应该开除.要是不开除你,像陈涌那些人怎么处理,他们比你不严重多了.”冯雪峰又去找刘白羽,还是表示想留在党内,刘对他说：“还是努力改造吧,希望早一天改造好,早一天回到人民队伍里来.”冯最终还是被打成,开除出党.因此,1966年8月他写交代材料时,态度特别“端正”,不仅给自己扣帽子,而且也给这时同样倒了霉的周扬上纲上线.众所周知,周扬1975年出狱后首先去看望了病危中的冯雪峰,当面表达歉意,这让冯雪峰非常感动.但如果冯雪峰再多活十年,他是不是还是这种态度？大概不好说了.
依据史料做上述分析,涉及到了复杂的人事关系,虽然从不同材料的对刊中可以把握住一些基本的事实,但明显地只是一种分析,不宜断言真相就是如此.但话说回来,这样的分析还是很有价值的,至少可以作为一种观点而存在,也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这些人,了解那一段历史.
《材料和注释：1957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一文,还牵扯出了一件颇为蹊跷而又容易理解的事,即周扬等人要批判冯雪峰,商定由夏衍在会议上做一个报告,着重谈三十年代“两个口号”的论争中是冯雪峰违反组织原则,与胡风合伙欺骗鲁迅,制造了周扬等人与鲁迅的冲突.前述几位当事者的交代及另外一些人后来的回忆,都讲到因为夏衍的报告具有爆炸性,场面一度失控,有人甚至痛骂冯雪峰欺骗了大家.其中说到许广平,则存在几个不同的版本.黎辛（当年作协机关党总支书记,四十多年后的回忆）：“这时,许广平忽然站起来,指着冯雪峰大声斥责：‘冯雪峰,看你把鲁迅搞成什么样子了？！骗子！你是一个大骗子！’这一棍劈头盖脑地打过来,打得冯雪峰晕了,蒙了,呆然木立,不知所措.丁玲也不再咽泣,默默静听.会场的空气紧张而寂静……爆炸性的插言,如炮弹一发一发,周扬也插言,他站起来质问冯雪峰,是对他们进行‘政治迫害’”（《我也说说“不应该发生的故事”》,《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1期）.黎之（李曙光,当年文艺处干部,四十多年后的回忆）：“她（许广平）站起来走到冯雪峰面前,流着泪说：‘今天把一切不符合事实的情况,完全安到鲁迅头上.’‘这篇文章,我已送到鲁迅博物馆,同志们可以找来看看.’‘鲁迅不同意怎么发表了？！’后面许也讲了一些冯雪峰当年思想消沉、苦闷.”（《文坛风云录》第110—11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冯雪峰自己在1966年8月8日写的材料中说：“散会后,周扬立即留下我们几个人（林默涵、夏衍、我、刘白羽、严文井、郭小川等）,又开了一次小会.周扬对夏衍发言觉得很好,当面还称赞了他,对许广平的发言,周扬有些沉闷,似乎不愿意去评论.大家议论的也不多,只是夏衍辩解了几句.”郭小川在“”的检讨中说：“在这个会议期间,我还犯了一个严重错误,即：由我主持编印的内部材料《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批判——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中,没有编选许广平同志反击夏衍、周扬的发言（即第二次发言）,而编印了她批判丁玲的发言（即她的第一次发言）.”（《郭小川全集》第12卷,第98页）.这几个版本,都是对同一事件的记述,比较起来,黎辛的文章强调许广平痛责冯雪峰,似欠准确.黎之的文章强调许广平对夏衍报告及其他人发言中把“不符合事实的情况,完全安到鲁迅头上”表示不满,我看这比较准确.不仅因为这与冯雪峰、郭小川在“”中交代的内容吻合,而且这也更符合许广平的身份.许广平更关心鲁迅的形象,哪怕鲁迅是被冯雪峰、胡风蒙骗的,也有损于鲁迅的英名,所以她于情于理都不会只痛斥冯雪峰,而要重点强调鲁迅不会被蒙骗,所以她才不满周扬等人的言论.凭许广平当时作为鲁迅夫人的身份,她完全可以在批评冯雪峰的同时表达对周扬的不满,这恐怕正是冯在交代材料中说“周扬有些沉闷,似乎不愿意去评论（许广平）”的主要原因.周扬急着把三十年代的问题推给别人,这很容易给人一种他是在说鲁迅有错的印象——鲁迅怎么有错呢？说鲁迅有错,在当时是犯大忌的.当然,这只能说是一种分析,即使比较接近真相,也不好说一定就是真相.
同样很有意思的是,从邵荃麟这些人的交代材料中还可以发现,一般人心目中影响到个人的命运甚至历史发展的重大事件,原来只是由几个人掌控的.比如,据郭小川“”期间的交代：“我发言,是8月17日上午由周扬、林默涵、邵荃麟、刘白羽决定的；我在发言中引用胡风的供词,也是他们决定的；胡风供词是林默涵给我的；我的发言的重要观点,也是从夏衍、冯雪峰、陈荒煤等人的谣言和谰言中形成和引申出来的.”（《郭小川全集》第12卷“外编”第97页）郭小川说的是不是完全属实,要分析,至少他扣上“谣言”“谰言”的帽子有所不妥,但他描述的安排斗争会的过程,对我们了解那个时代政治斗争的方式及其特点,是很宝贵的材料.
具有想象空间的远不止这些,比如邵荃麟等人的交代材料中都提到在整风运动的背景中,作协党组扩大会议的头三次会议,丁玲、陈企霞要求对他们在1955年被打成“反党集团”给予平反,周扬等人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提出只要丁玲、陈企霞承认“对党闹独立性的宗派结合”的错误,他们也可以退一步,抹去其“反党集团”的罪名.可是丁玲没有妥协,“错过”了这一机会,而在随后的“反右”中被彻底打倒.如果丁、陈知道这一后果,或者他们了解政治的规则——替他们平反,也就意味着周扬甚至周扬上面的人要对55年的事件承担政治责任——明白这一点,而按周扬的意见及时检讨了,会不会改写他们个人后来的历史？那又是什么因素使丁玲如此坚持,从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是她没有改造好的“小资产阶级”习性,还是她自恃的资历及与高层的革命情谊,以为会像延安整风中为她说话那样再帮她一把？这些当然都只是想象,但这样由想象提出问题却并非没有意义.
总而言之,与任何历史科学一样,史料是研究当代文学史的重要材料,但对史料还原历史的功能及其所能达到的限度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只有自觉地形成这样的观念,方能在研究中占据主动,少走弯路,甚至激发出更强的研究能力,取得更好的研究成果.
附记：本文所引的材料,凡加引号的,皆出自洪子诚的《材料和注释：1957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刊于《文学评论》2012年第6期.
此文总结:此文为适合当代文学和史料和几个问题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关于文学史本科毕业论文，相关文学史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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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重点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状况以及现实问题进行阐述,重点分析应该如何更好地推动文学批评的发展 关键词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文艺创作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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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6日下午3时,由中国书画杂志社主办,港澳传媒华语国际台协办的“格物由心—中国书画杂志提名当代青年美术学博士国画作品十人展”在中国书画美术馆开幕,中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