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史的形状30年来我的出版经历(中),本文是美术史有关自考毕业论文范文跟美术史的形状和出版经历和出版方面论文范文数据库.
美术史论文参考文献：
范景中
“沃尔夫林的观念在中国美术史中没起多大作用,却在美学中产生了影响,以至于变成了美学或者说美术评论的一种陈词滥调.”
（接上期）
虽是如此,我也在思忖自己以后的打算.1989年我获得了一个机会,到牛津大学读博士.可刚接到入学通知书不久,被查出患了重病,因此无法成行,于是我向肖峰院长力举曹意强,也给哈斯克尔写了推荐信.因为曹意强是我认识的最有才华的年轻学者之一.记得有一次王公懿邀我给她的学生上课,我推辞说：“我不过尔耳,曹意强和洪再新才是人中之龙.”由此,我也把去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做访问学者的机会推荐给了洪再新,而我则养病家居,这是1990年到1993年上半年的岁月.养病期间也有所反思.自己20世纪80年代所做的工作,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寻求美术史”.由于起始有些茫然,心中没有美术史的明确图像,只是蒙眬地跟着自己的直觉,所以这个过程也可以说是“先制作后匹配”（M a k i n gbefore Matching）.但到了80年代后期将去牛津之前,我已有些眉目,于是就和徐一维拟定了一个西方美术史的经典翻译选目,题为《美术史的形状》.这个选目大概从瓦萨里开始,一直到20世纪,是一个史学史的选目.不过,它没有实践,徐一维到了美国,我自己生了病,译事就撂下了.
在治病期间,杨小彦先生想帮我解决点儿经济问题,于是曹意强和洪再新二位辛苦地搜集了我的一些小文章,编为《图像与观念》,1990年由岭南美术出版社出版.那本书也反映了我们几个年轻人的想法,美术史应成为大学的学科,而不是美术家创作的附庸.这个想法,我在1 9 84年曾和油画家徐君萱老师说过.当时,我请他的一位亲戚翻译文章,我跟徐老师说,要想真正提高美术的地位,美术史一定要有高深的研究,一定要成为独立的学科.徐老师表示首肯.“美术史是人文学科”出自潘诺夫斯基的一篇论文题目,我把它当作目标,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十几年之后的90年代后期,大学里忽然掀起了搞学科建设的风潮,美术领域的有些学者和我说：“你好像早就提出‘美术史是人文学科’,你出版的书就是美术史学科建设的基础.”实际上,我当时强调的是人文学科之间的贯通,因为我想让美术史的经典著作在文史哲领域都产生影响,至于它到底是不是学科建设,那倒是小事.而从骨子里,我不喜欢学科建设.学科建设的弊病就是培养专家,更甚者,就成了“academic industry”（注意！这个术语在中国最早出现在1989年版《理想与偶像》第187页,10年后,它变为现实）.
2 0 0 8年,由于我的学生第二次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学校也给我发奖,我的谢词只有短短几句,大意是：“谢谢学校的关照,也谢谢在座的各位,特别是王冬龄老师,今天他看我拎箱上台阶,就从我手中抢过来,我深为感动.更是谢谢肖峰、潘公凯、许江几任院长的关照.但实际上我没什么贡献,只有三件事还有点意思.一是从20世纪80年代就提倡美术史是人文学科；二是把贡布里希藏书搬到我院（2003年我在洪再新的帮助下,又接收了高居瀚的藏书）；三是为我老师出版了两大卷文集《卢鸿基文集》（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年）.”
我虽然有这个目标,口号说得明确,实际上却只是凭着对学术的感觉做事.我也想过,如果不是我做,换一个人会怎么样？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读到了滕固先生的一篇译文《美术史》[哥尔德施密特（Adolph Goldschmidt,1863-1944）撰].我觉得他是我的一位先行者,尽管我是在2000年才读到这篇文章的.于是我把它发表在《新美术》并写了一篇短文纪念他,我认为他是中国第一位现代学术意义上的美术史家（参见《新美术》2000年第4期）.他在德国留学,把德语国家美术史的想法带回了中国.他的这篇译文,简单地介绍了西方德语学派美术史的重要人物,比如沃尔夫林.他也把沃尔夫林的几个基本概念拿来研究中国美术史.比如,他认为线描可以对应吴道子这样的画家；渲染（我们现在把它译成“图绘”）可以对应李思训之类的青绿山水.这些观念渗透在他的《关于院体画和文人画之史的考察》（1931）之中.
可惜滕固先生英年早逝,40多岁就去世了,没有把工作继续下去.但是沃尔夫林的影响,在另一位留德的学者身上发扬光大,这就是宗白华,然后又通过宗先生的弟子李泽厚,沃尔夫林的观念进一步扩大化.我们现在一谈到中国画与西方画的对比,就摆脱不了中国画是线条,西方画是块面；中国画是散点*,西方画是焦点*.这些观念,实则都从沃尔夫林的五对概念衍生出来.沃尔夫林的观念在中国美术史中没起多大作用,却在美学中产生了影响,以至于变成了美学或者说美术评论的一种陈词滥调.
宗白华先生当然是想通过引入西方的观念,来凸显中国艺术的一些特色.但是造成的学术后果,却不尽如人意.有宗先生的榜样,我也常想：自己的好意会不会也能造成无意的后果呢？现在,有些概念在美术领域甚至在日常用语中普及开来,这可能和我们的工作有关,比如说“图像”一词,以前往往写成“图象”,而且这个词美术界不大常用,我翻译西方的“Image”采用加单人旁的“像”,当时的想法非常明确,想用此术语双指,既指平面的图像,也指立体的图像,这样就包容了绘画、雕塑等门类.又比如“图式”（s c h e m a）一词,在美术界成为通用词,这都是我们翻译的结果,它们通过《美术译丛》传播开来.
可有一个概念不那么令人愉快,这就是“艺术学”.“艺术学”一词到底什么时候传入到中国,我不遑考索,但至少在20世纪50至80年代之间很少为人所用,也是通过《美术译丛》,这一术语开始流行起来.我是想用“艺术学”来翻译德文的“Kunstwissenscht”,后来意识到它的麻烦,就不用了.没想到现在变成一个学科的名称,给教学带来了极大的混乱.本来想宣传美术史应在中国成为一门人文学科,让它逐渐地在年轻一代手里真正地变成学术,成为可以给人文学科带来光荣的学科,结果现在被空洞的“艺术学”这个大帽子一压,美术史消失了,至少被贬抑了,用句时髦的话,“被边缘了”.可见有意的努力,会造成一些无意的后果,而且可能产生一些严重的后果.
正如我经常强调的,我是一个业余的美术史家.我的爱好太驳杂,心思不够专一.生了重病,的确也常让人心灰意懒,兴趣更涣散.而真想做成点什么,不专心致志,不凝思一意,不在孤寂中徘徊岁月,就只能失流蹉跎.因此我想通过一种方式来告别美术史,回到我的另一种业余爱好.我在中小学时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没有条件做我天生喜爱的绘画.在学校,无论什么好事又都被边缘化,于是,我跑到了一个超现实的世界,跑到了一个古典诗词的世界,一个古代书籍的世界.现在,我想重新逃回到这个世界,也跟20世纪80年代初读过的几本书有关.记得是19 7 9年岁末,我读了刚刚出版的《管锥编》.由于受益于钱钟书先生对“六法”的精彩阐释,我给他写了一封信,钱先生也回赐了一封.我和钱先生也只有这么一次通信,以后也不敢再扰.原因当然是怕耽误先生的时间,可能还有我读了《柳如是别传》后的感受.
《柳如是别传》用一位名妓命书名,像陈寅恪先生这样的史学大师,为什么会写这样一部书？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读完全书只是觉得不容易懂,至少我当时的知识,读来似懂非懂,障碍就出在语言上.他在书中经常告诉读者,该参照《文选》的哪一篇,如果你对《文选》不熟,或者根本就没读过,那么陈先生的这段文字,就根本无法读懂.显然,他是要求读者谙熟《文选》的.更令人佩服的是：他写柳如是这样一位女子,细小到柳如是用的化妆粉、穿的鞋,又大到柳如是在明清易代这样剧烈的历史场景中的活动,在细碎的日常生活与宏大的社会情境之间建立起张力.先生的史笔既如探针,又如巨椽,让人无论从小处看还是从大处看都不得不由衷地景仰.学术已经做到这种境界,只能望洋兴叹了.
因此,我不敢侈谈著书,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写书,还是老老实实读点书.那时因为在译《艺术的故事》,后来又主编《美术译丛》,所以我就想用翻译来贡献学术,当读到好书以后,把它们介绍进来,让其他读者分享,或许真是做了一点善事.1990年我生了重病,不能再做翻译,因为翻译太辛苦了,就想做点力所能及的简单工作.当初读《柳如是别传》的时候,就想为这部杰作做一点补充性的工作.由于陈先生是在目盲的情况下撰写《柳如是别传》的,他所获得的文献有些是他的学生或者朋友给他抄录,例如夏承焘先生就为他抄过相关资料,所以我大胆猜测,这些抄录的文字,从版本上看,不一定都很精善,就想把书中的引文用好的本子校勘一过,或者再补充一些文献,使别人研究《柳如是别传》时能够从中取益.于是,我就闲闲散散地做起这个工作,有时循着陈先生给出的线索,有时就完全靠读书偶遇.数年之后,竟积稿盈箧,还发现了一些陈先生没有提到的关于柳如是的一些重要诗文.我和我夫人把这些诗文编成了两本书,一是《柳如是集》,二是《柳如是事辑》.这个工作比较漫长,从我生病期间开始,断断续续,直到2002年才出版.另外,因为我把古书的世界看作超现实的世界,也对藏书家的观念产生了兴趣.我把好些类似格言的*文献集中在一起,用简单的文言串写起来,编成了一个就像观念史中单元观念（u n i t-i d e a s）或观念群之类的小书,名叫《藏书铭印记》,也在同一年出版.
我回到这个领域,也是回到了自己大学的专业.我大学的专业是哲学,可进入哲学系却完全是偶然.我考大学时,自己正当教师,所以受到限制,只能考师范,因为那时急需老师,所以教师只能考师范.我在内蒙古集宁市乌盟师范学校（现已改名乌盟师范学院）教书,到那里招生的大学,最好的就是北京师范大学.于是我报了心理学系,可心理学系中途变了性质,从文科改为理科,这样只好转系,成为哲学系的学生.我也力图转到其他系,但没有办成.我决定逃课.在中学的时候我读过一些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书,那都是翻译苏联的教材,是我父亲在石家庄第九步兵军校（陈锡联任校长）读书时用的课本,我也读过《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还有列宁论述经验批判主义的书,当然对的《矛盾论》与《实践论》非常精熟,读了不知道多少遍.这些就成了我逃课的资本.
因为读过上述的书,也让我对资产阶级哲学产生了好奇和兴趣.20世纪70年代中期,天津古旧书店的内部门市部,可以买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那是一套丛书,浅的封面,书名一律黑字,是供批判用的内部参考读物.能读到这些书有一个原因：我从五年级开始逛旧书店,到年纪稍微大一些的时候,已和旧书店的有些师傅熟悉了,所以能进入不对外的门市部.我最早接触波普尔（K a r lP o p p e r,1902-1994）就是在那套丛书中批判人性论的专辑里.在农村插队的时候,通过一位知识青年朋友羡一健,我阅读了《爱因斯坦和相对论》（任鸿隽译本）,那时觉得自己在哲学上已有点想法,所以虽在哲学系,却不读哲学书.不过,我也总想着20世纪哲学的一般基础.
我读初中时,莫名其妙地爱上了诗词和古籍,那时还不自量力地跟夏承焘先生通过一次信.通过我的同学好友赵季（现为南开大学古典文学教授）,结识了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语言学家和版本学家杨成凯先生.他文理兼通,对于数学,特别是平面几何解题的能力极为高超,他的智慧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影响.我的数学只有初中二年级的水平,在农村我能够把高中的数学自修完成,以致在考大学时起点作用,完全得益于他的通信指导,因此我一直把他看作我的老师.他在数学上给我的帮助,让我在哲学系的时候想到了数学方法.所以我的大学生活主要有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逛书店或在图书馆看书,一方面是做数理逻辑习题,我觉得数理逻辑是20世纪哲学的最大特点,因此在大学的一年生活中几乎花了四分之一的时间是做塔尔斯基《逻辑与演绎科学方法论导论》的数理逻辑的演算题.此书中译本出版于1963年,我在中国书店的旧书中检得两册,一册送给了杨成凯先生,一册自用.后来我在杭州的旧书店又买了一册.在这之前我还读过薛定谔（Erwin Schr?dinger, 1887-1961）的《生命是什么？》（What is Life?）、卡尔·波耶（Carl B.Boyer, 1906-1976）的《微积分概念史》（T h e H i s t o r y of the Calculus and Its Conceptual D e v e l a p m e n t ）等书.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开始介绍波普尔,就跟那时候的一段生活有关.
波普尔的几部书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译本出版,但我觉得还有欠缺.有一位美院的同学问当今哲学界一位权威学者说：“你觉得波普尔怎么样？”他答道：“波普尔在西方哲学界是一个边缘性的人物.”这位同学跟我说：“你费这么大力气介绍波普尔,波普尔只不过是个边缘性的人物而已！”我说:“是,正因为他在中国是个边缘性的人物,我才介绍他.你知道他在西方怎么样吗？给你举一个例子,2002年,在维也纳大学,也就是波普尔的母校,召开纪念波普尔100周年诞辰的学术讨论会,主持纪念会的是奥地利的总统,出席会议的人包括撒切尔夫人、德国前总理斯密特、葡萄牙总统等.你觉得这些政界人物在20世纪都是一些边缘的人物吗？”会议出版了三卷论文集,讨论波普尔各个方面的成就.罗素（Be r t r a n d R u s s e l l, 1872-1970）评价《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是20世纪反极权主义的经典著作.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H a y e k,1899-1992)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受人追捧的人物,当时他把波普尔请到英国讲学,波普尔后来能够进入伦敦政经学院,就是因为海耶克.可海耶克想给《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写序言,却被波普尔婉拒了.波普尔是一个非常特立独行的人物,他到了英国以后,受到了英国哲学界的排斥,所以他在哲学界过得非常不顺,学院派哲学家很多人排挤他,把他往边缘推.
我要介绍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他有几部著作,我读不懂.我猜测中国的大部分哲学家也读不懂,更不要说我这个门外汉了.原因很简单,我们的哲学家离数理逻辑、离现代物理学太远了.有数理逻辑功底的学者,寥寥可数.黄专曾和我谈到金岳霖,我说,可惜他的才智没有发挥出来.我不知道现在的哲学家对哲学的重大问题,例如宇宙学的问题,还有多少人会关心,至少,霍金就发过牢骚,抱怨哲学家们远离重大的宇宙问题.就连这两年对于微观世界的重大发现,我想可能哲学界都错失了,而是单单由物理学界给出解释,给出答案.由于波普尔的书讨论的是人类智慧和文明的最重要一端科学的问题（另一端是艺术）,里面有大量的数学问题例如概率论,也有大量的物理问题例如量子力学,还有生物学的问题等等.所以我做这个工作,是想给中国的哲学界增加一个维度,不至于每天让海德格尔聒聒于耳.我对海德格尔感到厌烦,原因也很简单,比如海德格尔与纳粹的问题,学者们一直在回避,而海德格尔的学生维克托·法里亚斯写了一本书《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郑永慧等译,时事出版社,2000年）,专谈他和纳粹的关系,说他即使和现实中的纳粹运动“决裂”之后,仍然对某种纯纳粹式底蕴表忠心.例如,时至1953年,他仍不背弃原有观点,肯定纳粹运动的“伟大及其内在真理”.再如,从他教关于尼采的哲学课,到他死后出版的与《明镜周刊》记者的谈话,明显地表现出海德格尔对具有国家社会主义特征的一系列主张永远忠贞不渝.
近来漓江出版社出版了《海德格尔：艺术与政治》,作者是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菲利普· 拉古-拉巴特（Philippe Lacoue-Labarthe, 1940-2007),他说：在得知海德格尔曾加入纳粹之后,“必须承认,像许多人一样,我再也未能从这件事的打击下恢复过来.更可以说,无论我对海德格尔的思想曾有怎么的崇敬,我也永远不能在政治上,或在比政治更大的范围内,容忍他的加入”；“这种加入将永难翻案”；“它不是一个意外,也不是一个疏忽”；“因为他是经过深思熟虑而且是有动机的”.这不妨与时下的名人对他的赞美作一对比：“海德格尔的思想起于负重归于自由.负重的范围决定了自由的范围,在什么尺度上负重就在什么尺度上赢得自由.”
除此之外,单就哲学而言,我也无法领略他的晦涩高深.更关键的是：我觉得他的哲学引起的更多的是概念的词语讨论,而不是要解决哪些重大的哲学问题.试看一例：“语言的言说,在海德格尔这里,意味着行也言说,梦也言说,石头也言说,阿波罗也言说,什么都叫言说.”听来真如同呓语.遗憾的是：以负有社会使命著称的法国知识分子,即un intellectuel engagé,他们对社会问题表态,却有不少人想为海德格尔开脱,比如萨特、福柯和德里达都曾为海德格尔的这段历史辩护.最近,当海德格尔的“黑色笔记本”（包括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要出版时,海德格尔的法国追捧者明明知道其中有支持纳粹的反犹主义,他们还试图以此说明出版笔记将会严重威胁海德格尔的思想地位,试图号召相关人士向出版社、海德格尔家族和编辑施压.斯蒂芬·扎丹斯基（Stephan Zagdanski）甚至骂笔记本的整理者和编辑彼得·特拉温尼（Pe t e r T r a w n y）是“精神病”.维也纳大学哲学教授弗拉切尔（Matthias Flatscher）评论道：“法国的哲学家在海德格尔问题上遇到了烦了.”法国学界的过激反应证明,“相比德国哲学界,海德格尔在法国学术思想界更处于中心位置,比如解构主义和话语分析理论就都深受海德格尔影响”（关于“黑色笔记本”将出版的评述请见石剑峰的文章,《东方早报》,2014年3月5日）.不过,我也常常试图去理解海德格尔为什么在年轻一代中很受追捧,我想,除了学术时尚（这种时尚以晦涩为高深,不如此就好像没有思想）的原因之外,最主要的就是他们没有受过被剥夺权利的苦难.
我始终认为,哲学关系着一些人类的重大问题,而我们的哲学文章常常为虚无的救赎,或“诗意的家园”所充斥,字句有点漂亮,但又够不上文学,所以不能让人读来终卷.我对哲学有这些看法,于是,我的第二部分工作就是主持和翻译波普尔的哲学著作,现在一共出版了7本,它们是：《猜想与反驳》（Conjectures und Refutations）、《客观知识》（O b j e c t i v e K n o w l e d g e）、《科学发现的逻辑》（T h e L o g i c o f Scientific Discovery）、《实在论和科学的目标》（Reali and the Aim ofScience）、《开放的宇宙》（The OpenU n i v e r s e）、《量子力学和物理学的分裂》(Quantum Theory and the Schii n P h y s i c s )、《通过知识获得解放》（Emancipation Through Knowledge）.
通过波普尔我还想谈一谈刚才谈过的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所谓的“超现实”问题.大家身处现代社会,都觉得心境越来越乱,压力越来越大,生活越来越浮躁,学术越来越衰败,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的生活水平比起20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不知提高了多少倍,住房不知大了多少倍,怎么在心理上和道德观念上,大家都觉得处在危机当中？我经常想这个问题,我也想起波普尔的“世界3”理论给我的帮助.
“世界3”简单地说是“客观知识”的理论：“客观知识”组成了第三个世界,就是“世界3”.第一个是客观世界,第二个是主观世界,第三个就是客观知识的世界,主要是由语言组成的世界,是由心灵的产物组成的世界.生命的起源也许是宇宙的最伟大奇迹.第二个奇迹是动物的意识,欢乐与痛苦的感情的出现.而人脑、人类心灵和人的理智的奇迹实现,则创造了语言,创造了一个文明的、学识的非遗传成长的新世界,即“世界3”.这个“世界3”是怎样产生的？对我们有什么用？波普尔不是凭空设想,而是有哲学的源头.波普尔在前苏格拉底哲学上下过很大一番工夫,尤其对巴门尼德研究得很深.巴门尼德特别强调有的东西永恒不变,是长存的,还有的东西时刻变化,是暂时的.永恒的东西和变化的东西之间有一种张力.变化的东西就是我们的现实世界,我喜欢把它称为图像世界,而永恒不变的世界则是一种形式的世界,是观念的世界,或理念的世界,主要是由语言组成的世界,是由心灵的产物组成的世界.一个是绝对永恒的形式世界,一个是变动不居的图像世界,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瞬息万变的世界.巴门尼德区分了这个世界,而柏拉图又紧随其后说,在永恒的世界当中,我们可以讨论真理,在现实的世界当中,我们只可以谈论见解.这样的区分对我们帮助很大,人文学科都是讨论变化的世界,所以我们的谈论都是见解,什么人觉得自己拥有真理,那就真的要受上帝的嗤笑了.
让人文学科去追求真理,按照柏拉图的理论是不可能的,他只把真理留给了永恒的世界.而永恒的世界居住的成员,柏拉图又把它分配给了数学,他说,不懂几何学者不要进入我的学园.换句话说,只有懂得几何学,才可以谈真理,才可以进入永恒世界.但是,柏拉图的永恒世界不光是真理的世界,也是美的世界.就后者而言,我们如何才能进入永恒世界,一览美的光辉呢？他说：灵魂进入我们肉体之前,曾经一窥永恒世界之美,所以,有时候我们能够通过回忆,想起它的美.不过,永恒世界的“数”才是真正美的东西,因为它关系到真理.我想就是中学生也知道数是什么、线是什么、平面是什么,懂得点、线、面这些几何学的基本概念在现实世界其实是不存在的,因为几何学讲的是绝对知识,绝对的点、绝对的线、绝对的面,现实中的点、线、面只是它们的粗糙投影.你无论借助什么工具画两条平行直线,把它们无限延长,最终肯定会相交,因为它们不可能绝对的直.而绝对世界的两条平行线,按照平面几何定理,是平行的.所以,在绝对世界中三角形的内角和等于180度,而在现实世界就不可能有绝对精准的180度.
客观知识的世界是由知识组成的,这些知识主要由书本、艺术品等构成.它是由图像式的语言和形式化的语言组成.如果探讨它们的语言,我们可以从柏拉图那里得到启发.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世界.客观知识的世界就是“世界3”,它实际上也是一个超现实的世界.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黑格尔也提出过“世界3”,这就是他的“绝对精神”.这种绝对精神在不同的时代变身为不同的时代精神,而在不同的地域又变身为不同的民族精神,这构成了黑格尔主义的历史哲学的核心.我们再回到20世纪80年代,那时候,如果说我们对老一代的学术取向有什么不满或者我们想“造”他们的“反”的话,就是不满他们的黑格尔主义.他们散布黑格尔主义,对我们的同代人影响巨大.不是说黑格尔主义没有魅力,它很有魅力,如果没有黑格尔主义,很难设想有西方现代这样的美术史.在黑格尔观念中,绝对精神既然也是一个时代精神,那么各个时代的诸种方面也必然会反映这种精神,或者说都会向这个时代精神辐辏.或者说,时代精神就像车轮的一个中心点,会辐射到各种门类,既落实到政治和法律上,也落实到艺术史上.那么,艺术史如何体现“时代精神”？这是当时的艺术史家想通过艺术品来寻求的东西.
撇开理论不谈,我个人的经历和见闻已给了我教益.2014年1月20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版“陈允吉谈复旦中文系名师”说到刘大杰先生时,讲了一件事：19 6 8年落实“一批二用”政策,苏步青、谈家桢、周谷城和刘先生四个人要互相批判,刘先生脑子真清楚.批判周谷城的时候主持会议的工宣队领导先问：我们今天的时代精神是什么？周谷城想了半天讲不出来,苏步青、谈家桢也讲不出来.刘先生说：我们今天的时代精神是思想指引下的革命人民的精神.讲完大家都点头嗯嗯,就过关了.
西方艺术史的大师,包括沃尔夫林、潘诺夫斯基等,都是孜孜不倦地寻求哥特式艺术或文艺复兴艺术的时代精神.在寻求时代精神上,艺术史产生的成果超过其他的学科.这是黑格尔主义的一个魅力, 这个魅力促进了西方艺术史不断地成长壮大,而且变成了一个在大学里的重要学科.我虽然对黑格尔主义极端不满,可遥想这段学术史,却产生了一个观点：如果一个民族的美术史没有到达高水平的话,这个民族的学术从整体上讲不可能达到最高水平；换言之,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学术水平是由美术史来代表的,而不是由其他学科.
原因至少有这么几点：第一,美术史是一个无用的学问,我觉得说明这一点非常重要.美术史到底有什么用？这是我刚进入美术史领域时经常自问的一个问题.后来我介绍《艺术的故事》,觉得好像有点儿用了,它可以向大众介绍点美术的经典作品.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己才觉得这种想法太简单了.美术史有更重要的任务,对于瓦萨里来说,他可能要分辨出什么是杰作,什么是平庸之作；对于潘诺夫斯基来讲,可能要寻求一个时代的精神；对于贡布里希来讲,可能要回答为什么美术有一部历史？每个美术史家都有他们要回答的一些重大问题.对于美术史研究来讲,仅仅介绍一件艺术品给大众,这只是一个最简单最基本的工作,而它还有别的重要任务.
既然美术史不是一个实用的学科,那么为什么要研究它？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在研究它？抱着实用的目的研究行吗？尽管潘诺夫斯基对其中的一些问题已有明确的回答,而且令人信服,我还是经常想起这些问题.王国维在《国粹学报》上刊登过一篇文章,好像针对的就是我这类人,因为他专门说明了“无用的学问”.研究学术的人,需要一种无用之心,需要一种献身的精神.何为献身？它实际上涉及所谓的古典学者的生活,那就是沉思的生活.说得过分一些,真正的学术研究或真正的美术史研究,说白了是贵族性的研究,它需要贵族的高贵性.这样的学者不会为生活担忧,用不着为衣食奔走.这不是说不是贵族就不能当学者,当然也能成为学者,但很难,对美术史来讲尤其难,需要高度的意志和高度的专心.美术史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标志,就是因为有一批闲散无用的人,他们不为自己的生活顾虑,而且能天天接触艺术品,这虽是他们的业余爱好；但用张彦远的话,却成了“不为无益之事,则安能悦有涯之生”.像一位德国的业余爱好者,爱艺术竟爱得变成了好事之人.比如他读瓦萨里的《名人传》,觉得瓦萨里有些地方写得不对,需要纠正,然后真的去翻书查资料,他家有图书馆,又可以自由进入档案馆,又有时间又有钱,想跑到哪儿就跑到哪儿.这些条件汇于一身,让他把美术史的研究推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这人就是生活在1 8 世纪和1 9 世纪之间的鲁莫尔（Karl Friedrich vonR u m o h r, 1785-1843).鲁莫尔和黑格尔是同代人,幸亏有他的开创性工作,美术史有了一个与黑格尔完全不同的维度和取向,有了一个重视作品、重视文献的扎实基础.对于一个潜心研究美术史的学者来说,也许记住鲁莫尔比记住黑格尔更重要.鲁莫尔本身是个贵族,写过菜谱,研究过灌溉.为什么要研究灌溉？因为他家有土地,需要收租和管理.他读了瓦萨里的书不满,自己就写了三大本文艺复兴[《意大利研究》(Italienische Forschungen ,1827-1832)].这是真正的美术史家！我们现在的学者不可能有那样的生活,不可能像肯尼斯·(Kenneth Clark)那样的美术史家拥有一个城堡,但是我们能不能做美术史呢？当然可以,因为今天的文明,可以让我们生活得平凡,而理想的伟大,在平凡的生活中而有高远的理想,这就是说我们也可以拥有高贵的精神,这里所谓的高贵,不是说非得有钱,而是一种律己的锻炼、一种严肃的修行、一种在静寞之中的风调高华.合格的贵族青年都讲究在简朴的生活中严峻学习,淬砺名节,不通狎流俗,若一味地看重财富,即便望阀高贵,也难免人品冗末.刚才说过,古希腊人曾把自由人的生活分成所谓行动的生活(vit a ac t ive)和沉思的生活(vit acontemplative).当我听说有人把我吹为精神领袖,着实地吓了一跳.我可能太哗众取宠了,老老实实地反省了一下,对于行动的生活,我就算了,还是简简单单地去寻求沉思的生活吧.我不是对现代美术没有兴趣,而是害怕自己随时抑扬,违离道本,哗众取宠,炫外为观,而失去了生活中的简单和精微.人各有缘分,但对我而言,选择沉思生活要比选择行动生活好.我常说现代艺术就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如果想搞点儿古典学术,恐怕要选择沉思的生活.这两种生活的对比本无所谓高下,但却总让我想起屠隆的一段清言：
“风流得意之事,一过辄生悲凉；清真寂寞之境,愈久转有意味.”
我还觉得,只有通过沉思的生活,或许才可以安心平静地做美术史.从现实效果看,美术史没有什么用处,正因为它没有用,反而给我们的文明增添了东西.试想想,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如果没有人研究美术史会怎么样？我认为美术史极为重要,至少有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艺术品是文明的载体,是它让我们的文明焕往辉来.唤醒死去的东西,让灰尘掩盖下的艺术重放光明,这对于我们现实生活可能没有什么用处,但没有这项工作,我们可能就生活在荒漠之中,或生活在混凝土的包围之中.
第二,历史是我们生活的最重要纬度,我们不但想看到以后的人,而且更想看到以前的人,就像高更(P a u lG a u g u i n)的一幅画说的: W h e r e d o w ecome from? Who are we? Where are wegoing? (1897, Boston, MA, Mus.F.A.)我们是前后都要的人.我们不想忘记自己的历史,我们甚至想让时间逆行,想让历史能够重现,能够亲手触摸历史.这时候,任何一门学科都不如美术史提供的实物有效,让人感觉自己生命的延长,自己历史的辉煌,因为抚摸的是伟大的纪念碑.我觉得这是美术史最大的魅力.
第三,王国维称赞宋代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盛期,因为宋人的研究态度,既是欣赏的又是研究的.即是说把欣赏和研究结合起来.一个数学家可以欣赏一个简洁、优雅的公式,一个文学研究者也可以欣赏一首诗的神来之笔,但是真正地调动我们内在的感官和我们的观念相摩相荡、氤氲化醇,融合为一门完美的学科,大概就是美术史.换言之,从欣赏和研究结合的角度看,我觉得美术史的魅力要远远大过其他的学科.在物理实验室待一天两天可能会比在艺术名作面前待一天两天难受得多.基于这三点认识,我觉得美术史是一个标志,可以标志学术研究的水平.二战之前德国的学术在世界范围内可以说举足轻重,美术史也在德语国家产生了最高水平的著作.二战以后学术阵地转移到了英美国家,于是美术史的中心也转移到了英美,特别是在美国.流落在那里的潘诺夫斯基被称为神（潘诺夫斯基的姓氏开头是P a n,P a n是希腊神话里面的山林和牧神,所以学者都称潘诺夫斯基为P an）,即是一例.纽约大学的库克提起潘诺夫斯基说：希特勒栽树,我收果.搞比较文学的美国学者也说潘诺夫斯基的书是他们的必读书.我们知道,凡是研究文艺复兴的人,不可能不读潘诺夫斯基的著作.美术史能够给人文学科增添光荣,并且产生了一些人文学科的必读书.由此可见美术史在西方学术中的重要性.在中国就不同了,尽管我们有陈寅恪、胡适、钱钟书这样的大师,但是我们美术史还是小学生,整个学术水平与西方相比还差得远,我们拿不出像样的美术史著作来炫耀一下.
（未完待续）
注：本文为作者应何香凝美术馆、OCT当代艺术中心之邀于2014年1月26日在何香凝美术馆学术报告厅演说的整理稿,由骆思颖和方立华校订,本刊转载自《诗书画》杂志2015年第1期（总第15期）.
括而言之,这篇文章为一篇适合不知如何写美术史的形状和出版经历和出版方面的美术史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美术史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钱币收藏骗局：30万纪念币仅值2万
追踪工商检查涉事公司发现违法行为2017 年11 月7 日上午,北京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执法人员前往朝阳区大望路SOHO 现代城,对被曝哄骗老人高价购买价值低廉纪念币及流通货币的公司进行检查,发现其.
多头借贷乱象：一人一年从30多平台贷款
多头借贷指同一借贷人在2家或者2 家以上的金融机构提出借贷需求的行为 一般来说,当借贷人出现了多头借贷的情况,说明该借贷人资金需求出现了较大困难,有理由怀疑其还款能力 新京报记者走访发现,由于大多数贷.
一套房，一家四代30多继承人咋分
一套房产的继承涉及4 代人、30 余位继承人、问题长达16 年悬而未决 近日,青岛市北区法院接到这样一起继承纠纷案件 经过长达3 个月的调解,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确定了诉争房产权属 法官认为,这起案件.
未来30年的互联网是从有到无
如果说过去20年互联网‘从无到有’,那么未来30年,互联网将‘从有到无’,这个‘无’是无处不在的‘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