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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方面论文如何写 跟我在《历史》杂志的日子类论文如何写

主题:历史研究论文写作 时间:2024-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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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开沅口述,彭剑整理

三个“不适当”

1974年的某一天,突然接到华中师范大学通知,我被《历史研究》编辑部借调,需马上动身到北京报到.学校党委副书记刘丙一找到我,显得很高兴,说通知是下达到省里,由省教育厅下达到学校的.他叮嘱我去一趟省教育厅,并说:“你要珍惜这个机会,学校很高兴,应该给学校增光.”

我一听,轻松半截.原先是一个戴罪之身,现在居然可以给学校增光.我遵照指示,去了省教育厅,见了几位老领导,又听了几句鼓励的话.但对于何以被借调到北京,依然一头雾水.

多年之后,才有人告诉我,原来,我的两个老友戴逸和苏双碧曾参加最初《历史研究》的复刊筹议.他们看我长期处于被批斗的境地,想拉我一把,于是把我列进借调名单.

虽然当时不知道这一“内幕”,但我确实把能被借调到《历史研究》编辑部视为一个天大的好机会,高高兴兴地去北京报到.

去了一看,担任编辑工作的,都是从各地高校借调来的,有些认识,更多的则不认识.胡绳武负总责,宁可当副手.与上级联络,主要靠曹青阳.曹青阳是北京工业学院团委书记,没有历史专业背景,但他是真正的头儿.我注意到,专业人员中,不论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大家脸上都洋溢着笑容,为能借调到《历史研究》编辑部感到荣幸.除了业务人员,还有“掺沙子”进来的几个工人,我记得有一个老王师傅,来自天津东站;有一个叫做方黎燕的小姑娘,来自北京汽车修配厂;还有一个小王师傅,是从沈阳一家工厂调来的.

报完到不久,我去看望东老(杨东莼,章开沅先生习惯称其“杨东老”“东老”).多年不见,历经沧桑,彼此都有些激动.才进门,就听到楼上传来东老浓重的醴陵口音:“开沅同志,你来了!”

一番寒暄之后,我告诉东老,此番来京,是被借调到《历史研究》编辑部.原本认为东老听了会很高兴,没想到他却皱起了眉头,一字一顿地说:“你呀,是在一个不适当的时间,来到一个不适当的单位,参与一件不适当的工作!”

原来,他和《历史研究》原主编黎澍是同乡,他们私下有机会交换意见,他了解一些“高层”的信息.根据他的判断,复刊后的《历史研究》,将会成为“”控制的“批林批孔”的工具.

他对当时的史学热门“儒法斗争”非常痛恨,愤愤地对我说:“什么儒法斗争?完全不顾历史事实,连一点常识都没有.你看过‘大参考’没有?连苏联学者都骂我们无知.这是民族的耻辱,我要给总理写信,向提意见!”

东老一向温文尔雅,但那一天却显得非常激动,不断拍桌子宣泄怒气.临别时,他还意味深长地说:“你这个工作,干不久的,干不久的.”

本来认为是天降良机,没想到被东老泼了冷水,连说三个“不适当”.这令我十分困惑,但也只能既来之则安之了.

编辑部与“”

但《历史研究》和“”究竟密切到什么程度,“”是如何控制《历史研究》的,我一直也没有弄明白.《历史研究》复刊之后,不归原来的主管单位学部(全称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1977年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而是归国务院教科组主管.国务院教科组在1970年成立之后,接管了教育部和国家科委的工作,迟群是其主要领导成员.有一种说法,迟群主管《历史研究》,曹青阳直接与迟群联系.但曹青阳自己回忆说,他的上司不是迟群,而是李琦.李琦也是教科组的领导.我的脑海里,没有留下迟群到编辑部的记忆.李琦曾任周恩来秘书,水平较高,态度平易近人,从不讲空话.

如果迟群直接主管了《历史研究》,那《历史研究》与“”的关系就很密切了.但即使如曹青阳所言,他的上司是李琦而不是迟群,也还不能排除“”控制,至少是影响《历史研究》的可能性.

“”期间,北京有一个很有名气的写作组,叫做“梁效”.“梁效”是“两校”的谐音,指的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写作组的成员大都是这两所学校的人.迟群是“梁效”的领导者,而复刊后的《历史研究》,每一期在出版之前,校样都要送给“梁效”审查.“”完全可以通过这一环节对《历史研究》加以控制.

我参加过一次“梁效”的审稿会,是在北大朗润园.那一次主要是给古代史的文章提意见.我在旁边观察了一下,感觉“梁效”写作组中,真正起作用的,只有某某某一人,处在领导地位,显得很自负,颐指气使,大大咧咧.汤一介、周一良、田余庆等人,都还是书生本色.田余庆发言,完全是学者风度,都是从学术本身谈.

还有另外一些信息,显示复刊的《历史研究》与“”之间确实有一些联系.据胡绳武回忆,有一次“接见”了很多人,其中就包括了《历史研究》编辑部的人.我想,如果确有此事,大概也是派代表去的吧,因为我实在不记得自己接受过的“接见”.

我记得很清楚的,是给《历史研究》编辑部送芒果.

编辑部成立之后不久的一天,曹青阳兴高采烈地拎了一篮子芒果回来.说这是外国友人送给的,主席看大家辛苦,让转送给大家.我们一听,感动得不行.编辑部开了一个小会,大家围坐在一起,激动万分地品尝送的芒果.拿回来的芒果很不少,每个人都吃到了一个.我感慨万分.多年以来,一直被视为“牛鬼蛇神”,挨骂挨批,现在终于被当人看待了,还受到的关心,实在太令人振奋了.一激动,我把芒果核揣进了兜里,珍藏了好久,后来还带回武汉,向亲友们展示.

没有想到,“”倒台之后,有人想抓我的小辫子,联名贴我的大字报,说我吃了送的芒果,是“”一伙的,至少有投靠嫌疑.记得我当时答复说:“芒果是的,只是通过的手送来的.我吃的是的芒果,这是我的光荣!”这一答辩大致不差,但现在想起来,是不是确实有一种可能,“”是借的名义送芒果给编辑部,借以笼络我们,进而控制《历史研究》呢?

类似的事情似乎还有.我记得编辑部不止一次受到“关照”,如《闪闪的红星》之类,在正式放映之前就能先欣赏到.这是不是也是“”的笼络手段呢?

另外,复刊之后的《历史研究》编辑部,不但没有设在学部(先在前门饭店,后在和平宾馆),而且,报到后不久,我们还被曹青阳提醒:“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最好不要和学部的人联络.”如此郑重提醒,似乎也显示,围绕着《历史研究》编辑部,确实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

业务点滴

我接手的第一件工作,是为《历史研究》写一篇复刊词.为了我能够写好,编辑部开过一次会议.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或说要破旧立新,或说要有靶子,但未得要领,也没有一个具体的指导精神,我实在很为难.熬了两个通宵,得了习惯性的偏头痛,好不容易凑成一篇,交上去,不能用.原因很简单:目标不明确,没有战斗力.

其后,撰写复刊词的任务落到了宁可的头上.他大概知道一些内情;或许他撰写的稿子在发表前经过了“梁效”把关修改,反正定稿的发刊词充满了味.比如批判“”前的编辑部,用了“群魔乱舞”一类的字眼.这恐怕要令黎澍伤心.宁可是黎澍非常欣赏的,我想他不至于用这种词语.

那时“评法批儒”正在,从古代史到近代史都要找出典型来,章太炎被定为近代的“法家”.我曾被要求领衔撰写一篇讨论章太炎的“法家思想”的文章.编辑部近代史组的几位同仁,包括负总责的胡绳武在内,私下对于“评法批儒”都持保留意见,大家一致认为近代无法家.但任务被派到头上来,只能硬着头皮上.

奉命与我一起做这件事的还有两人,一个是刘耀,他是研究现代史的(那时以1840-1919年为“近代”,以1919-1949年为“现代”),对章太炎没有兴趣;另一个是方黎燕,她是一个工人,只有初中文化,还不到20岁,根本读不懂章太炎的文献.因此,此事只能由我独立承担.

我不认为章太炎是法家,偏偏又要评论他的“法家思想”,该怎么办?左思右想,决定避重就轻,专门评述他的《訄书》o在拿定主意之前,我还特意去征求东老的意见.东老觉得可行:“这样做,既可以完成任务,又可以回避一些牵强附会,很好.”考虑到《訄书》艰涩难懂,他还特意介绍我去向马宗霍请教.

马宗霍是太炎的及门弟子,在中华书局工作,我去拜访他,他很热情:“我这里有一个没有标点过的本子,你先拿回去,标点一下给我看看.”

过了一些日子,我拿着标点好的部分《訄书》再去向他请教.他仔细看了一下,说:“你能读得懂的,要不然怎么这么快就都标点出来了呢?”

我说:“我只是根据语气、结构加以标点,毕竟是肤浅的.太炎先生的文章,还有很多很深的意思,希望您能指点.”

马宗霍叹了一口气,说:“我老实告诉你吧,我们跟着太炎先生学习的,包括在日本时期就跟着太炎的鲁迅,都没有哪一个真正弄得懂先生的奥义.先生的文字太艰深,很少的文字要表达很多意思,领悟不易.中国的文字本身就具有多义性,可以做多种解释的,只要能够言之成理就可以了.你放心写吧.”

经马先生这么一打气,我倒是有点勇气了.回去之后,认真研读《訄书》,做了很多笔记,写成了一篇《论《訄书)》,在方黎燕、刘耀和我的名字中各取了一个字,凑成一个笔名(好像是“黎耀章”)署上,总算交了差.

在编辑部的最主要工作,是做编辑,还要外出组稿.为了组稿,有的同事几乎把全国胜地都跑到了,看遍了祖国大好河山.我的出差地点则非常固定,只有一地,就是武汉.之所以一出差就争取回武汉,主要是家庭的关系.那时妻子健康出了点问题,一度怀疑是乳腺癌,这令我非常担忧.小女儿还小,后来又发现眼睛有点问题,做父亲的当然非常牵挂.

回武汉出差,我既组中国近代史的稿子,也组中国古代史的稿子,还组世界史的稿子.组稿的过程中,大家喜欢问我一些情况,我也就热心介绍一些京城动向.没有想到,待“”结束,华师几个同事(主要是弄马克思主义的),突然贴了我一张很大的大字报,标题“十问章开沅”,说我是“”黑线,回武汉组稿时经常传达“”的黑指示.我在心里叫苦:“”的时候,我被说成是黑线在桂子山的*人,批判大会上,给我的黑牌上写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邓黑干将”,“”结束后,我又成了“”黑线上的人!

因为这张大字报,学校还专门立了案.既然立了案,那就必须调查清楚.学校派了党支部的一个干事前往北京,专门调查我在编辑部时的表现.被调查的人都是我的好朋友,他们以为有人要陷害我,因此对调查者颇不客气.有位朋友在被调查时说:“章开沅和‘’有什么关系?他在编辑部的时候是受批判的,是重点批判对象.他那样子,能成为‘’的人?”最后查无实据,只有销案了事.

我在编辑部的时候,确实遭到过批判,但也说不上“重点批判”,挨批的起因,是我负责校对的一篇的文章,标点错了两处.我自认编辑、校对都很认真,但还是出了纰漏.自古“校书如扫落叶”,要做到滴水不漏,几乎不可能.因此,编辑部的同事们都表示理解.曹青阳也没有摆出要严肃批评的架势.但负责监督我们的“工人杰出代表”中的那个老王师傅,坚持要对我展开批判,于是在编辑部内组织了一次批判会.我们虽然都称老王为“王师傅”,但他其实不是一般的工人,是党委副书记,有点工人贵族的样子.、

老王师傅横眉怒目,带头发炮,说之所以出这么大的问题,是因为我有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不安心在《历史研究》编辑部好好干,却去为人民出版社写书,出版《辛亥革命前夜的一场大论战》,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问题云云.他曾是“”一手培植起来的天津东站写作组负责人,自然要表现得忠心耿耿.

在他之后,有几位党员也不得不说了一些应景的话,但批得有气无力.随同老王来的两位年轻师傅,也没有热烈附和他.由于写《论(訄书)》期间方黎燕与我接触较多,萌生了学习文史知识的兴趣,我在业余经常做点辅导,她感觉颇有收获,自然不会批判我.(后来,方黎燕因此遭到老王批评,说她被资产阶级专家“同化”了.)小王师傅很直爽,批判会上没有向我开炮,后来还找机会告诉我,在批判会之前,老王找他们讨论了一下,认为我是编辑部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据小王讲,老王之所以觉得我是“资产阶级代表”,一则我还不是党员,二则说话“有点随便”,三则我收到家里寄来的零用钱最多,四则我有前科,以前不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我一听,哑然失笑.胡绳武的工资是每月140元,我的工资是每月120元.他不是“资产阶级”,我却是“资产阶级”!我妻子多给我寄一些钱是有原因的,一则她看我此前数年一直挨批挨整,生活很苦,现在难得在北京放松一下,北京东西贵,还有点应酬,不能太寒碜;二则我的小女儿患眼病,为方便治疗,有一段时间被送到北京与我同住,我们是两张口吃饭,花销自然也高点.

夜宿镜泊湖

1975年夏天,在哈尔滨召开一个关于中俄边界问题的学术讨论会,我作为《历史研究》编辑部的代表出席了.

会议结束后,黎澍雄心勃勃,要到大兴安岭中俄边界实地考察一下,指定丁名楠、陈铁健和我三人作陪.由于黎澍属于高级干部,到边界去要经过一定的审批手续.不幸,边界之行的方案未获批准,理由是“不安全”,因为当时中苏边境形势十分紧张.作为补偿,黑龙江省委安排我们到镜泊湖一游,派了一辆车,还有一个干部作陪.

镜泊湖原先是一个巨大的火山口,以水平如镜得名.湖的四周,山峰重叠,林木秀美.20世纪50年代,这里修了一批造型各异的俄罗斯风格别墅,与自然景观十分协调.这些别墅,原本是为苏联专家修的,供其度假休养.中苏关系恶化之后,改为领导人的休养之地,但除刘少奇夫妇以外,其他几位高层领导似乎都没有来过.“”期间,那里已经成为被遗忘的角落,道路破损不堪,有一处木桥都朽坏了,临时找了几根大木头往上面一搭,我们的车子才能通过.

到了那里一看,偌大的度假山庄,只有一个管理员、一个厨师和两个女服务员.我们被安置在刘少奇夫妇住过的那栋大别墅,倒也宽敞、舒适、清洁:黎澍住的,正是刘少奇和王光美住过的主卧室.客厅的墙上,还有大幅庆祝“文化大革命”伟大胜利的招贴画.黎澍的住房的墙上,到处贴满标语.

住宿的条件很好,只有一个缺陷:没有水.我们在一个服务员的陪同下到湖边散步,只见无边无际的浓密森林,一片黑幽幽的阴影,偶尔有点绿光闪烁.

“那是虎狼的眼睛.”女服务员向我们解释.

“真的吗?”

“真的.”

我们不禁毛骨悚然.不过湖水确实清净,在月光下泛出淡淡的银光.因为室内没有水,我们还下到湖里游了一会,洗一洗身子.回到木屋,一觉睡到天亮.鸟声悦耳,松鼠跳到了窗台上,人与自然的距离顿感缩短.

我和丁名楠外出散步,发现有的空房的走廊上,居然有新鲜的野兽粪便.显然,昨天夜里,有猛兽来巡视过自己的领地.

临别时,山庄的工作人员一定要与“首长”合影留念.我们不敢招摇撞骗,但他们硬是不依.盛情难却,我们只好和他们合了一张影.那位大厨非常激动,照相完毕,还紧紧地与我们握手.

事后我们和黎澍开玩笑:“山庄的工作人员那么强烈要求合影,一定是您长得太像首长了.”

黎澍笑道:“不是这样的.大概过去首长来这里时,照例都与他们合影留念.在冷落了多年之后,幸而有我们光顾,虽然明知不是高层领导,总算聊胜于无吧.”

在整个行程中,黎澍和我们一样,兴致很高.他一路谈笑风生,偶尔还喝一杯白酒助兴.那时还在主持工作,大刀阔斧的整顿开始显出成效,这使人们对前途有了信心,有种多年阴霾一扫而光的感觉.

那时已有将《历史研究》交回学部*的意向,黎澍正在准备全面接管这一杂志.他有意让我留在编辑部,但我却已经下定决心回武汉,不过尚未向他说明.我之所以执意回武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根据多年的观察,得出了一点感悟:马列主义者越多的地方,斗争越激烈;北京太复杂,离上层太近,我怕自己拙于应付,不小心又被卷进漩涡中去了.

东老对我的决定全力支持.当我离开北京前到他家里道别时,他笑着对我讲:“我早就说过干不久的,是吧?”圃

(选自《章开沅口述自传》/章开沅口述彭剑整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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