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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论文参考文献:
出发: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1934 年10 月,大军的再次集结,让苏区感受到了空前的压力.这一天,毛泽民接到一个保密任务,把石城金库里的钱全部取出来,打包带走.即便身为苏维埃银行行长,他此时对转移的路线、时间和目的地这些依然毫不知情.而就在这年春节,大哥已被剥夺了最后一个实职——中华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
此时,毛泽民只是隐隐预感到,这一次的转移或许不同以往.果然,没几天,通知下发,每个人都要带够十天的粮食,有人甚至领到了过冬的棉衣.其实,战略转移早在半年多前就在筹划了,红司令部也已经迁到了瑞金以西的云石山.只不过,那时没有一个人会知道,他们即将参加一场几万里的长途跋涉
当时作为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回忆,长征的计划开始时局限在很小的范围之内,仅有博古、李德、红政委周恩来、政府主席张闻天和军委副主席王稼祥知晓.朝哪个地方进军,不是最大的问题,问题是最终目的地是哪儿.
苏区位于赣南闽西,北面的南昌为江西省会,临近政治经济核心,重兵集结;南面广东是号称“南天王”的陈济棠,虽说和红军存在钨矿等资源上有一些往来,但也绝非深交;东面的福建靠近大海,腹地局促,不利于壮大发展.唯有西北和西南.红二、六军团在湘西建立起了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已转战至川北建立起了根据地.
但在江西西面,有的重兵布防,只有往南借道.10 月6 日,代表和陈济棠代表磋商数日后,达成5 项协议.其中,借道一条言明,若红军有行动时,事先将经过地点告诉陈济棠,陈部即后撤20 公里,红军保证不进入广东腹地.从湘西到黔北: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博古怎么也没有想到,在过了陈济棠的势力范围后,行军的第二个月就如此艰难,尤其是在湘江之战中.11 月下旬,红军主力进入广西,在湘江一战伤亡惨重,从长征出发时的8.6 万人,锐减至3 万余人.此时,广大红军指战员对李德制定的进军路线怀疑和不满情绪达到了顶点,博古一度要开自杀,后被伍修权拦下.
然而,湘江之战受到重创的不只是红军,桂系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不愿再在红军身上有所消耗,决定开放桂东北通道.11 月21 日旬,桂系第15 军悄悄撤离了湘江防线、12 月上旬,红军从广西老山界翻越了越城岭,目的地仍然是湘西.10 日,红军开始进入湖南通道县,谁也没想到,这成为改变红军命运的一个转折点.
如果能在湘西建立新的根据地,然后向川东发展,并在江西苏区留下力量成为游击根据地,仍能有四川一湘西一江西连接起来的相互呼应局面.但根据破译的敌人电台情报,国民党军队正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在前往湘西的路上,构筑起四道防御碉堡线.
坐在会场最边上的把目光投向了地图左边:“我们何不来个避实就虚,甩掉眼前的强敌,到贵州去.为什么一定要去钻口袋呢?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
两种观点开始激烈交锋,一边是博右、李德,另一边则是、王稼祥、周恩来和张闻天.党史记载,当日会后19 时半,以军委的名义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了西入贵州“万万火急”的进军电报.
奇谋:兵临贵阳逼昆明
红军进入贵州后,再次在黎平、猴场等地开了会,确定以遵义为中心,再去川南创建根据地的决议.不过,到遵义后,根据变化了的形势,重新开会,决定渡过长江后,寻求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地区建立根据地.
这一调整,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所面临的严峻的军事态势,另一方面也是基于几大红军主力在中国地理格局中的配置情况.当时,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及红二、六军团分别位于四川的南、北、东三个方向,入川发展的计划就这样提上了日程.
会后,开始在决策层面真正起实际作用.但由于四川军阀调集重兵追堵,在泸州一带北渡长江难度太大.其中的土城一战,让刚刚复出的承受了巨大压力,甚至连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都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但正是因为土城战役的失利,才有了后来的四渡赤水,成为一生中在军事上的最得意之笔.
1935 年4 月,红军做出了佯攻贵阳的态势,此时,在贵阳督战的一面急令龙云的滇军火速增援贵阳,一面令守城部队赶修城防工事和死守飞机场,并准备轿子、马匹和向导,准备随时撤离.
看到云南境内一时兵力空虚,出现了预料的战机,红军立刻长驱西进,以一天120 里的速度南黔西入滇,先头部队竞前伸到离昆明15公里处.
龙云既防红军,也防,一面调集各地守军和民团驰援昆明,一面托人向红军表示,滇军志在保境,不会远追,切望不要进攻昆明.红军在昆明附近虚晃一后,立刻按预定战略方针,急速向金沙江挺进,7 条破船,7 天渡过了近3 万人.
渡过金沙江后,红军来到四川境内.根据会理会议决定,红军将继续北上,去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建立苏区根据地.之后便是惊心动魄的日行240 里飞夺泸定桥,不仅让本希望红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的设想破灭,更重要的是,让双方在气势上此消彼长.
最合适的战略促成三大主力会师
1935 年6 月,红军翻越夹金山后,在懋功( 今四川小金县) 跟张国焘所率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当得知张国焘要来时,、周恩来等人步行出3 里迎接.还没来得及分享会师的喜悦,两大方面军的领导人们已经开始讨论新的根据地的问题,并且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党认为“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应当先夺取松潘、平武,消灭胡宗南部.张国焘却主张南下,建立“川康政府”.虽然张国焘不情不愿,但两河口会议很快确定了北上,建立以甘南为中心的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战略总方针,一、四方面军分编为左、中、右三路北进,红军再度更名为红一方面军.
由于红四方面军的人数数倍于红军( 即红一方面军),张国焘觉得自己有了向党讨价还价的资本.几天后,张同焘在给的电报中,提出“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否则无法顺利灭敌”.周恩来获悉后表示,这是中国创建以来,第一次有人伸手向要权,但从顾全大局的情况下,依然让出了总政委的职务.
而在红一方面军北上前的两个小时,张国焘还再次致电,希望改变北上路线.叶剑英最早见到这封电报,由于情况异常紧急,立即上报,决定了凌晨两点出发的行动.叶剑英则携带着从机要组组长吕黎平那里要来的一份十万分之一的甘肃地图,牵着他的黑骡子,率领军委二局等直属单位,以“打粮”为名,向红三军团的驻地巴西出发了.
在以后数十年里,曾摸着自己的脑袋说:“剑英同志在关键时候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
和张国焘一样,红军当时其实也并不完全知道,继续走下去,确切的终点会是哪儿.后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威震天下的38 军军长梁兴初更不会想到,他的一次日常行动,改变了红军的历史.
此时已是1935 年的9 月,作为红军侦察连连长的梁兴初,在哈达铺找到了一批旧报纸,其中载有一条阎锡山的部队进攻陕北红军刘志丹的消息.这才让知道,陕北还有一个根据地,刘志丹、习仲勋等人领导的红26 军5000 余人和六七个县域大小、十数万民众在这里非常活跃.
于是,哈达铺的关帝庙,又一次成为了历史的见证,就部队整编、挺进陕北等问题在这作了重要报告.然后,全军从哈达铺出发,继续北上,把落脚点放在陕北.
10 月19 日,红军历经千辛万苦,抵达陕甘革命根据地吴起镇,和陕北红军会师.至此,完成了历时一年,纵横11 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
历史就是如此神奇,这一时间,几乎是掐点对表.习仲勋后来回忆,“要是晚来几天,我就被活埋了”.
原来,陕北苏区正在对红26 军和原陕甘边党组织进行“肃反”,刘志丹、习仲勋等主要领导干部已被拘捕.的到来,得以纠正错误,“刀下留人”,否则,陕北红军的力量将会蒙受严重损失.
很快,随着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的会师,标志着长征最终胜利,也开始在大西北这块根据地上,为抗日战争厉兵秣马.值得一提的是,在对红军的围追堵截中,虽然没能达到消灭红军的目的,却也削弱了多路地方军阀,将他的势力伸进了今后成为抗战后方的大西南.
( 据《廉政嘹望》)
——故事——
对长征的评价
一开始就不单是把红军长征作为军事事件来定性的.他在1935年就把长征比作“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并提出:“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没有,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
一部长征史,是一部军事战略史,也是一部团结史,更是一部纪律史和纠错史.后来总结长征的时候说:“方向路线是至关重要的.方向路线对了头,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可以有,如果方向路线错误了,你有再大的力量也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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