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显历史正义的悲剧美学评京剧《伏生》,本文是悲剧美学方面有关硕士毕业论文范文与《伏生》和历史正义和京剧类硕士毕业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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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晓华
伏生的形象如此高大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只有一个下定决心拥抱文化的时代,才可能把他的形象这样丰满地举起.他吟诵着《尚书中的字句,这些字句像铁锤一样敲打着我们的心灵——这些方块汉字所组成的语句在两千多年的时光中的确就这样不断地为这个民族雕形塑魂.这些汉字所组成的典籍,是这个民族精神的宝库.伏生是这个宝库的自觉的守望者.今天,他如此英雄地站立于中华大地的舞台上,仿佛历史正剧的一个圆满的结束.但是在公元前 213年,他无疑就是风口浪巅上的悲剧人物,他和他的幸存的同类,一方面要眼睁睁看着册册卷帙被秦王嬴政的帝王之威烧掉,另一方面还要眼睁睁看着坚守文化理想的同类儒生们在渭水之畔被残暴坑杀.不仅如此,京剧《伏生还进一步把伏生的心理冲突从社会领域的对抗引入家庭*的复杂纠葛中,让他在人伦道德的绞痛中做出抉择,这对于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价值皈依的儒士来说,是一种比自杀更为不堪的自我践踏.
《伏生是一出严格意义上的悲剧.黑格尔关于悲剧的本质曾经有一句经典的概括：“这种冲突中对立的双方各有它那辩护的理由,而同时每一方拿来作为自己所坚持的那种目的和性格的真正内容却只能是把同样有辩护理由的对方否定掉或破坏掉. ”《伏生中的冲突双方是代表文化力量的伏生和代表政治权力的李斯.对冲突的双方来说,支配其行动的逻辑都是足够强大的.李斯的强大不仅仅在于他作为当朝宰相,位高权重,一言九鼎.更重要的是,在他的背后是如日中天的秦皇嬴政.“六王毕,四海一”,气吞六合、纵横天下的嬴政在取得空前军事胜利之后,设立郡县制、统一度量衡,筑长城、修驰道,车同轨、书同文,全面建立万世基业的基础.在盛行丛林法则的战国时代,在依靠强权获得了绝对统治权力的时代,这种政治上的霸气,必然要体现为执掌权柄的傲慢.李斯正是这种不可一世的政治意志的支撑者和表达者.当“焚书坑儒”的决策一出,任何要抵挡这种国家暴力的行为都是以卵击石.
从世俗标准上来讲,一介儒士伏生根本没有和李斯较量的资本,面对代表国家暴力的李斯,他如笼中之鸟、瓮中之鳖,是没有任何反抗余地的.他的嬉笑怒骂、装疯卖傻,固然显示了一代名士的风流倜傥,实质上更透露出面对傲慢权力的无奈和悲凉.但是,伏生依然是强大的,作为一个在文化上的自觉者,他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些典籍具有的生命和力量,意识到守卫这种文化命脉的重大价值.这种道义的承担使他具有了非凡的勇气,可以面对残酷暴力的现实.更重要的是,他意识到,这种专制暴力要绞杀的真正敌人是以《尚书为代表的文化典籍.这样,无论承受怎样的代价,只要保护住这些典籍,就是对专制暴力的挫败.在这一点上,伏生是强大的.他宁可忍受揭发儿子、逼死妻子的屈辱,苟活人世,也要把《尚书保存下来.他以三尺之躯掩护着一个强大王朝要摧毁的精神宝库,他的确是足够强大的.
鲁迅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两种强大力量在历史时空内的对决难以简单地分出胜负,但是在特殊的舞台情境下,悲剧却一重重地显露了出来.
第一重悲剧当然属于伏生.这是最显而易见的.面对“焚书坑儒”的浩劫,他无法悉数保存典籍也就罢了,无法保障儿子的安全也就罢了.他却在淫威之下,不得不自己动手去点燃大火,不得不供出自己的儿子,最后妻子也在痛苦愤怒之下撞壁身亡.“孤立群邪之间,自处中伤之地”,伏生的抉择是一个旷然孤高的文化抉择,这种抉择既不可能被家人的亲情逻辑所理解,也不可能被政敌的丛林逻辑所理解,即使对于伏生本人也不完全是一个自觉推动的逻辑.倘若儿子的藏身之所恰好不在家里,这种悲剧就不会这样尖苛.倘若妻子多一层文化的逻辑理解丈夫,这种悲剧就不会叠加得如此突然.《伏生当然没有放过这样可以创造更大冲突的细节.更为重要的,正是这样常人难以忍受的自戕自辱,为伏生的癫狂和伪装埋下了厚重的伏笔.他的癫狂也许并不能完全视为一种斗争策略.对妻、子难以排解的负疚,对女儿难以澄清的误会,儒生们的围攻唾骂,李斯的百般奚落,使他必须日夜遭受心灵的折磨和煎熬,他即使没有完全疯狂,也无限地在逼近疯狂.无人知道这个热烈的文化赤子在污泥般的卑贱中所掩藏的历史秘密,所蕴蓄的高大情怀.如若秦政权不会如此短命,如若汉政权同样专制暴戾,再强大的伏生也很可能走向真正的疯狂.秦始皇 51岁就暴病身亡,秦朝呼啦啦大厦颓倾,历史似乎偶然,其实也必然地为一个四面出击、狂妄自恋的专制权力画上了句号.一个新政权也以宽松的文化心态自然地完成了对上一段历史的否定,而伏生似乎也迎来了思想和精神的狂欢.
第二重悲剧,是属于李斯的.《伏生主要是把李斯作为强权政治的代言人去对待的.他秉承着秦皇的旨意,也浸透着秦皇的残酷和狂妄.他位极人臣,却裹挟着人性的狭隘和自私.他功高盖世,却仍然嫉贤妒能.他是焚书坑儒政策的倡导者和执行者,也是伏生人生悲剧的直接施暴者.他在舞台上的大半部分始终是以强大和傲慢的形象出现的,在伏生的不幸和痛苦之上,他享受着奴役和操控他人命运的胜利者的快感.但是李斯没有料到,仅仅数年之后随着秦皇驾崩,他的厄运就迅速降临.他更没有料到,他亲自辛苦扶植和鼓吹起来的专制政权,本身就是一个疯狂奔跑和撕咬的猛兽,一有忤逆,即使功勋赫赫如他,也难免弓藏狗烹的命运.单就剧情的发展来讲,李斯被腰斩的悲惨结局,多少具有自食其果的反讽意味.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李斯显得更加猥琐和愚蠢,仍然自欺欺人用自私自利的人生哲学,嘲笑伏生的失败.这种荒唐情状对伏生艰难的胜利而言,未尝不是一种补偿和强化,对观众来说也未尝不是一种释放和安慰.
然而李斯的悲剧命运其实散发出更彻底的绝望味道.这当然不能仅仅从剧情本身来理解,事实上,多数历史剧也很难完全摆脱历史的真实存在去塑造人物.在历史上,李斯绝不是单纯的秦政权的犬马,也绝非鼠目寸光、恃强凌弱的酷吏.他的确在青少年时期就认为“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有着强烈的追逐名利的.但是他向当时的大儒荀子学习“帝王之术”,西出函谷关,择木而栖,投奔秦王,劝告秦王抓住时机、统一六国、完成帝业,体现出一代英杰的高瞻远瞩.不仅如此,在秦始皇筹划帝国布局、进行制度建设的创制阶段,李斯是首屈一指的股肱之臣,体现出一代名相的雄才大略.李斯还是严格奉行法家思想、担当时代大任的士大夫.某种意义上,李斯和嬴政君臣的功业,很难分辨伯仲多寡,他们是紧密的政治共同体,所以李斯本身和嬴政一样就是秦政权的主要操控者.即使如此,他和嬴政联手开启的这架在群雄逐鹿的丛林中浴血荣光的战车,最终还是把他本人碾碎在车轮之下.这种历史的不可摆脱的吊诡和戏弄,不是一种更加深刻和凄凉的悲剧吗？
然而,《伏生更重要的是通过戏剧的形式,触及了一个更加沉重的历史命题.这个命题所包含的悲剧性本身远远超越了两个人物的个体命运,即使是充实光辉的个体.这种悲剧性和历史剧具有的独特的文化深度和广度直接相关.李斯和伏生这些历史人物,他们之所以被历史典籍保存,就是因为他们曾站在时代的前沿,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历史趋向、历史冲突和历史风貌.现在,当他们被艺术化地搬上舞台,他们身上的这些历史承载是必然要被激活的.
伏生是胜利者吗？就戏剧《伏生而言,是这样的.他经历了炼狱的煎熬,既等到了李斯的身败名裂,也等到了儒家学说真正开始走向大一统国家的舞台.但是《伏生并不想把伏生的胜利仅仅看作是一个儒士的胜利,甚至也不是一个儒家学派的胜利.《伏生通过酒的反复譬喻,就是想清晰地说明,即使独尊儒术一样会贻害天下.事实上,在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上,被奉为第一支柱的儒家知识分子,也从未在整体上获得应有的尊崇.即使是在儒家道统序列中承前启后的标志性人物,也无人获得帝王将相善始善终的优待.董仲舒险遭屠杀,王通被搁置弃用,韩愈屡遭贬谪,朱熹被诬伪学,王阳明遭阉党追剿.伏生的后继者们在历史沉浮中,岂可简单地以成败论？我们看到,在戏剧中,伏生声如洪钟地朗诵《尚书中的经典语句,这正是一种气势恢宏的胜利宣言.但是这种颇具欢庆感的场面,弥漫着一种强烈的文化浪漫主义,仿佛历史悲剧的一个最终解决——这显然是被当下时代所鼓舞起来的美好理想.在一个强烈地呼唤民族复兴和文化自觉的时代,在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强大的国家意志的支撑下,历经曲折和苦难的民族文化正昭示着一场普遍的回归和深刻的觉醒,《伏生要为整个中华文化的主体发出震古烁今的申诉和告白！
然而,李斯是失败者吗？就戏剧《伏生而言,是这样的.一个有道德缺陷的封建官僚在昏聩帝王手中以人生的惨剧结束.《伏生为了突出伏生所代表的文化正义,从李斯的复杂性中,过多地抽取了狭隘、自私和专制、残酷,这一方面削弱了李斯个性的真实性,另一方面也妨害了此剧矛盾冲突的深刻性.然而,李斯作为追求顺势而为的政治力量的代表,无论就他和嬴政开创的大一统国家格局而言,还是就其“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的变法思想而言,其成就和影响一直延伸到今天,所谓“百代犹行秦政法”.从历史真相来看,在秦朝推陈出新的时代背景下,儒生们抗拒郡县制改革、攻击秦政权的合法性等本身也有违背历史潮流、维护没落阶级利益的一面.再进一步说,中国法家的道统序列没有儒家那样的自觉性,但一样具有亘古不绝的生命力.从商鞅、曹操,到王安石、张居正,他们不局限于祖法,不拘泥于前人,敢于变古开新的勇气和功绩,构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富生气和活力的组成部分.甚至到近世,“变法图强”的呐喊在顽固守旧的氛围中依然发挥过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这种政治力量难道不同样构成深厚的民族文化积淀的一部分吗？
因此,伏生是追求恒久精神价值的文化力量的代表,而李斯是追求当下现实需要的政治力量的代表.这种文化力量又何尝不是以对政治权力的驯化和征服为目的呢？追寻现实需要的政治力量,又何尝不渗透着文化意味呢？他们所代表的较量是此后两千多年中国历史演变中一直贯穿着的最为典型的政治和文化斗争.这两种力量本身本质上都构成了中国历史曲折前行的活力和动力.由于他们遵循的思想逻辑和利益表达方式明显不同——政治力量总是习惯于以暴力机器为自己开辟道路,文化力量则习惯于以文教的改造为自己强化基础,政治力量总是首先为当前政权政治成败服务,而文化力量总是关注更大历史半径的民族精神的存废——这样两种力量之间的相互制约和平衡往往就演化成激烈和残酷的斗争.这当然具有深刻的悲剧性,这种悲剧性越是通过个人命运的不幸和曲折表现出来,就越是让人感到沉重和苍凉.但是,正是在这样的矛盾冲突中,中国历史不断开辟出新的天地,不断生发出新的力量.一种磅礴的历史的正义在这种震荡甚至中,不断地探出头来,并昂然前行,显示出自强不息的刚健和承载万物的厚重.
杨晓华：中国文化报理论部副主任责任编辑：李松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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