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三大特色,该文是马克思主义论文写作参考范文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三大特色和延安方面论文写作参考范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参考文献：
陈 哲
（武汉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摘 要：延安时期,既是中国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发展的关键期,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传播和教育的黄金期.其中干部高等院校以青年知识分子为对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进行得如火如荼、有声有色,成功地解决了“培养什么样的人”和“为什么人服务”两大关键问题,特色突出,效果显著,为抗战最终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设培养了一大批合格的干部和人才.
关键词：延安时期；干部高等院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特色
延安时期,是从1935年10月红军长征结束后,随军队到达陕北瓦窑堡,直至1948年3月离开陕北前往华北的十三年时间.在这一时期,为使抗日根据地的教育工作适应并服从抗战事业的需要,中国从抗战开始就制订了国防教育（即抗日教育）的方针政策,边区的教育在国防教育方针的指导下,得到了迅速发展.为了动员全民族抗战、充实基层干部队伍和争取青年知识分子,中国以所在地延安为中心,在抗日根据地创办了包括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和鲁迅艺术学院等在内的主要干部高等院校12所,延安俨然变成了一所革命的“大学城”,高等干部教育的数量、种类和规模,都达到了史上最高峰.其中对以青年知识分子为对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不仅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而且颇具特色,成效显著.
一、统一标准——始终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
当时全国各地到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从1937年到1941年,总数有4万人左右.1943年12月底,在书记处工作会议上,任弼时发言,“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4万余人,就文化程度来说,初中以上71%（其中高中以上19%,高中21%,初中31%）.”延安犹如一块巨大的磁石,强烈地吸引众多热血青年“朝圣”般地从四面八方涌来.诗人柯仲平1939年在《延安与青年》一诗中说：“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路遇‘九妖十八怪’,只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饭,不能到前方抗战,只怕取不上延安的经典,不能变成最革命的青年.”“割掉皮肉还有筋,打断骨头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曾对此高度评价:“你们从很远的地方辛辛苦苦地来延安学习,我看是己经有了决心的.什么决心呢?延安没有升官发财的机会,你们来此一不为升官,二不为发财,那末远道来此,究竟为什么呢？无疑的是为了抗日救国,所以你们是有抗日救国的决心的.”[1]但是青年们的决心只是一种自发的意识,是缺乏理论支持的.事实上,对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的抗日与其他地方的抗日有什么不同并不是人人都能说清楚的,有些人奔赴延安也仅仅只是一种“从众”行为.对此,宋平曾说过类似这样的话：大批爱国青年投奔延安,只是为了参加抗日斗争,投奔光明,至于究竟是什么？社会发展的前途和规律又是什么？头脑并不十分清楚.
青年时期是一个人长身体、学知识的重要时期,也是其政治方向形成的关键时期.政治方向教育不但决定着对青年进行教育的内容和方法,而且决定着把青年培养成什么人这一最根本性的问题.认为青年不仅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而且还需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骨气来坚持.延安青年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教育,首先是“正确的政治方向”的教育[2],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教育.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就特别强调教育为革命服务的问题.他说:“一次伟大革命战争的胜利必须要有伟大的革命战争教育运动与之相辅相成”,这就需要通过教育“完成提高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这一伟大的任务”.一言以蔽之,“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之目的是为了培养改造现实的战士.”1937年2月初,他接见了从北平来的一批知识青年,在向他们表示欢迎之后说：延安的抗大和你们北平的大学不一样,北平的北大、清华、燕京大学,有礼堂,有教室、实验室、图书馆,有桌椅板凳,有名教授；我们这里什么也没有.他指着露天会场说：这就是教室,你们看,没有桌椅板凳.我们抗大的物质条件是比较差的,同志们要准备吃苦,只有吃苦才能革命.但是,有一点我们不同于别的军事学校的,就是我们抗大是研究革命道理的大学校,是研究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大学校.我们人很多,一两千人；我们的理想大,奋斗目标大,我们这个大学校,在中国过去是没有的,世界上也是很少的.这里所讲的政治方向,就是抗日救国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念的方向,是艰苦奋斗的革命意志的方向.10月,给陕北公学题词中指出,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中国具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1938年3月,给“抗大同学会”亲笔题词,确定了抗大的教育方针,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1939年5月30日,在《新中华报》发表的《抗大三周年纪念》一文中,谈到抗大之所以全国闻名、全世界闻名,“是因为它的职员教员与课程是革命的进步的,又因为它的学生是革命的进步的”.[3]他还指出：“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三者,是造成一个抗日的革命的军人所不可缺一的,抗大的职员、教员、学生,都是根据这三者去进行教育与从事学习的.”[4]同年7月25日《军委关于抗战工作的指示》强调：“政治教育是中心之一环,课目不宜过多,阶级教育、党的教育与工作必须大大加强”.李维汉曾经说,把青年引到抗战救国运动中,并培养他们的自动性与创造能力的路线,就是我们学校内教学与生活方式的根据.因此,延安时期各类干部高等院校在教学实践中,确立的统一的思想教育方针是：“始终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这种政治方向就是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念,坚定正确的革命目的,坚强不屈的革命意志.始终坚信的领导,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不动摇,为抗战和人民的利益不怕苦、不怕死.坚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投降卖国政策,抵制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侵蚀.”
一方面,我党对青年知识分子求贤若渴,另一方面,一再强调“革命青年”四个大字是青年到延安的入学条件.为了纯洁革命队伍,青年知识分子通常需要经过的三次审查,只有全部过关后才能进入延安.为此还专门成立延安交际处,以经常了解投奔延安的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生活特点和业务专长,使他们学有所用,人尽其才,各得其所.到达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由延安交际处负责接待和安置,通过各类训练班或学校,加以培训,改造成爱国奋进的革命青年.
我党要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并且取得胜利,首先必须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而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建立在科学认识的基础之上的.曾经指出：“庸俗的事务主义家不是这样,他们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这种人如果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5]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急躁病和农民小生产者的局部保守性也表现为：看问题仅从一局部出发,没有能力通观全局,不愿把今天的利益和明天的利益相结合,把部分利益和全体利益相结合,捉住一局部一时间的东西死也不放.对此,指出,我们“绝不能依靠小生产者的近视.我们应该学习的是布尔什维克的聪明.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6]理论能解决本质问题,因而由此可以产生科学的预见.引用斯大林关于为着领导必须要有预见的论断,指出：“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7]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因为“盲目性是没有预见的,是妨碍预见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是不可能有预见的.而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领导就没有胜利.因此,可以说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8]“只有产生了马克思主义,才对社会发展有了预见,使人类对社会发展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阶段.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基础的,它对于将来和前途看得清楚,对于社会各个阶级向什么方向发展也看得清楚.”[9]在中国历史上,最有觉悟,最有预见,能够看清前途.认为这是任何其他政党都比不上的.
二、转移立足点——要有无产阶级的思想、立场
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具有自己的阶级利益,并从自己的阶级立场出发去观察和处理问题.某些精神产品虽不具有阶级性质,但不同阶级的人们可能按照自己的立场、世界观去接受和使用这些精神产品,使其为自己的阶级利益服务.在大革命时期,把知识分子划归为小资产阶级范畴,后来又指出,“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但是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立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10]奔赴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虽有高度的革命热情,但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学习,对党的理论、党的纲领、党的斗争历史知之甚少.在他们思想中,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宗派主义、主观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主义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和剥削阶级的思想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他们大多数本质是很好的,但世界观基本未改造.
青年知识分子正确政治方向的确立和坚持,离不开正确世界观的导引.世界观的彻底改变尽管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时间无论怎样长,必须明确地彻底地解决它,把立足点逐渐转移到工农兵方面来.非常重视对青年的思想教育工作.在1937年1月抗大第二期开学典礼上,他指出：“抗大要象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磨它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利刃,去革新社会,去打倒日本.”有一段时间,抗大青年学生把发到手的帽子,故意烧个小窟窿,有的把身上穿的衣服故意撕破,有的故意长时间不洗衣服,搞得又破又脏,觉得这样就没有小资产阶级思想了.获悉此事严肃地说,把好端端的衣服搞破,不洗衣服,这叫什么无产阶级思想？这是流氓无产阶级的东西！无产阶级穷,但最爱劳动,守纪律,有高尚的情操,在可能的情况下也很清洁,要做马克思主义者,关键是要有无产阶级的思想、立场,不学无产阶级的思想、立场,是不能做马克思主义者的.[11]为把这些出身、职业、信仰、文化程度、政治觉悟、社会经历、思想基础不同的知识青年培养成为抗战需要的人才和共产主义者,延安各类干部高等院校普遍以马列主义为主课,设立了《社会科学概论》、《中国革命运动史》、《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问题》、《辩证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党的建设》和《联共（布）党史》等课,以及文化课,强调把改造思想、转变世界观、提高理论水平等放在首位.知识青年到延安如同换了一个新天地,如饥似渴地刻苦学习,在掌握了马列主义原理,认识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了解党的路线、方针、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明确自己历史使命的基础上,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逐步升华为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很快确立了科学世界观和革命人生观,立志献身于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的伟大事业.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对于确立青年知识分子的革命的人生观和科学的世界观,具有决定的意义；而革命的人生观和科学的世界观的确立反过来促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正是因为辩证法唯物论这种宇宙观,只有当我们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才能够被我们正确完整地把握,才能真正客观地认识现实世界.提倡马克思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也不例外.文艺工作者也要学习社会.“只有把这些弄清楚了,我们的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12]进一步指出,提倡文艺工作者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不是要求他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而是要“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 [13]针对一些人提出“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就要妨害创作情绪”的观点,他辩驳道：“空洞干燥的教条公式是要破坏创作情绪的,但是它不但破坏创作情绪,而且首先破坏了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那末,马克思主义就不破坏创作情绪了吗？要破坏的,它决定地要破坏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14]
借力青年知识分子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延安时期我党的一大创举.对此,提出工人阶级应该欢迎革命的知识分子帮助自己从事理论教育,充分发挥革命知识分子理论教育的骨干作用.以鲁迅艺术学院为例,1938年建校时,教师不过20人左右,以后每年增加,最后达到百余人,而且质量不降低.这里除了许多老革命家和理论家来校兼课以外,一是坚定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聘请作家、艺术家来校任教；二是吸纳从国统区来的进步学者、专家担任教师.后来还指出,知识分子有一个先受教育的任务.因为知识分子如果不把自己头脑里的不恰当的东西去掉,就不能担负起教育别人的任务.
三、基本经验——教育是要联系实际并为现实服务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应该遵循一定的指导原则,这一原则是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基本规律的活动准则,是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过程中基本问题的主要依据.它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各方面,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全过程.1941年5月,批评一些人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时说：“他们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所谆谆告诫人们的一条基本原则：理论和实际统一.他们既然违背了这条原则,于是就自己造出了一条相反的原则：理论和实际分离.”[15]在这里,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基本原则”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理论和实际统一,就是在实践的基础上解决认识过程中主观和客观的矛盾,以达到主观和客观的统一.理论和实际统一反映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认识和实践的辩证统一.不仅如此,还把这一原则上升到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来认识,他总结说：“中国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16]
作为年轻的中国来说,曾经饱受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之苦.其带来的严重后果也向干部高等院校渗透.1941年12月17日,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指出：“目前延安干部学校的基本缺点,在于理论与实际、所学与所用的脱节,存在着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的严重毛病.这种毛病,主要表现在使学生学习一大堆马列主义的抽象原则,而不注意或几乎不注意领会其实质及如何应用于具体的中国环境.”正如《解放日报》社论所说：“这种教育曾使若干干部只会死记和硬背各项原则和结论,而不会解决实际问题.他们能够背诵《资本论》,但不能了解法币为什么会跌价.他们对于革命理论,并不能领会其实质,并不能真正了解其精神和方法,只是空洞的望文主义,机械地学习了革命理论的词句.”为了整顿学校教育工作,《决定》强调：“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目的是为了使学生能够正确的应用这种理论去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这就提出了教育的基本原则问题.《解放日报》社论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之目的,是为了培养改造现实的战士,因此理论与实际,所学与所用一致,就是教育工作的基本原则.这就是说,使学生能够‘用马列主义的精神和方法去分析中国历史与当前的具体问题,去总结中国的经验,使学生养成这种应用的习惯,以便他们比较之后,善于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和方法分析问题与指导实践.’为此,除正确地教授马列主义理论之外,同时,必须增加中国历史与中国情况及党的历史与党的政策的教育,使学生既学得理论,又学得实际,并把二者生动地联系起来.” “‘实事求是’是干部教育思想的灵魂”[17].1944年,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朱德根据的指示,号召大学生参加生产劳动,在生产实践中学习,学工科的要与工厂结合,学农的要与农场结合.为此,延安时期的高校,在课程设置上,既安排有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课程,又安排有为解决当时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问题的课程；既安排理论学习,又安排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在成绩考核上,不是看背诵多少理论上的名词和概念,而是看能否运用这些概念、原理去分析和解决一两个实际问题.理论和实际统一,是我们党在延安时期培育和形成的一种优良作风,也是延安时期干部高等院校的办学经验.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的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形成,归根结底要看青年知识分子是不是真心实意为工农大众服务.马克思主义最早是经由知识分子传播到中国来的,知识分子在革命中也起着先锋队和桥梁作用.在清楚地看到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和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实事求是地指出了他们的缺点,“知识分子在其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 [18]的这一论断可以说抓住了问题实质,也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这些缺点在文艺界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许多青年文艺工作者中存在着作风不正、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脱离群众等.对此,也作过精辟分析,他指出：“有许多同志,因为他们自己是从小资产阶级出身,自己是知识分子,于是就只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这种研究和描写如果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那是应该的.但他们并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他们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他们是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的,我们在相当多的文学艺术作品中看见这种东西.他们在许多时候,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予满腔的同情,连他们的缺点也给以同情甚至鼓吹.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9]青年文艺工作者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缺点,也广泛存在于其他领域的青年知识分子中间.知识分子要成为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更好地为广大工农服务,他们除了学习专业知识,学习马克思主义之外,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与工农相结合,与实践相结合.同时,就专业发展来看,也要求他们深人到工农群众中去吸取养分.指出：“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否则,“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20]要实现知识分子与工农的结合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首先需要一个相互认知的过程.一些知识分子瞧不起工农群众,不愿和工农大众相结合,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现身说法”向与会者谈了自己同工农兵相结合改造思想感情的过程,他说：“知识分子要和群众结合,要为群众服务,需要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许多痛苦,许多磨擦,但是只要大家有决心,这些要求是能够达到的.”[21]曾形象地说,革命的文艺可以分为“亭子间”和“山上”两种方式.亭子间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吃,山顶上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看.既然是艺术,就要又好看又好吃.这两部分人彼此都应当去掉自大主义.知识分子还要与实践相结合.认为,世界上的知识有两门,一门叫作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作阶级斗争知识.而从学校刚出来的知识分子,这两种知识都缺乏,他们具有的只是书本的知识,还没有参加任何实际活动,还没有把自己学到的知识应用到生活的任何部门里去,因此算不得“完全的知识分子”.他指出,只有书本知识但还没有接触实际的人,或者实际经验尚少的人,应该明白自己的缺点,将自己的态度放谦虚一些.那么,有什么办法成为一个适合革命事业发展需要的“完全的知识分子”呢？强调：“唯一的办法就是使他们参加到实际工作中去,变为实际工作者,使从事理论工作的人去研究重要的实际问题.这样就可以达到目的.”[22]
延安时期青年知识分子在各学校学习生活的时间不是很长,或经过两三个月、或经过一两年就毕业了.他们争着抢着要求“到前线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一批批青年知识分子“脱下学生装,穿上粗布衣”,义无反顾地奔向战场,插进敌后,深入工农,战斗在民族解放战争的第一线.随着陕甘宁边区的发展,一大批被分配到边区单位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积极参加各部门组织的各种农村工作团、文化工作团和实习团,仅以青委为例,凡属外地来延安学习后留在边区做青年工作的知识分子,均派到边区农村实习、调查研究数月.青年知识分子学习工农,歌颂工农,使得他们的思想情感和文艺作品的思想境界都产生了巨大的改变.例如,文艺座谈会结束后,艾青坚决要调到前线去,写了《吴满有》和《秧歌剧的形式》等优秀文章.丁玲写出了《田宝霖》、欧阳山创作了《活在新社会里》等颂扬陕甘宁革命区劳动楷模的文章和诗歌.许多文学及艺术家也响应党的号召,下农田,下工厂,积极参加劳动.比如陈荒煤下到延安县,刘白羽、陈学昭下到连队,萧三、塞克和艾青一起赴南泥湾,高原和柳青一同去了陇东.延安的各文艺部队积极组织汇演,宣扬座谈会要义.仅仅鲁艺的秧歌队于1943年伊始便出动了超过150人的规模,来到延安附近出演《兄妹开荒》等超过40场.如果说“五四”运动,是在城市中,以知识分子为主；那么以延安青年运动为代表的青年抗日救国运动,则标志着中国青年运动进一步完成了从城市到乡村,许多受过资产阶级教育的知识分子、文质彬彬的“小姐少爷”完成了向革命的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转变.延安青年运动的方向成为了全国青年运动的方向.赞扬道：“延安的青年们不但本身团结,而且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这一点更加是全国的模范.延安青年们干了些什么呢？他们在学革命的理论,研究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和方法.他们在生产劳动中开发了千亩万亩的荒地,开荒种地这件事,连孔夫子有没有做过.” [23]
余论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强调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和国家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高校作为意识形态工作前沿阵地,肩负着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的重要任务.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坚持不懈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为学生一生成长奠定科学的思想基础；要坚持不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广大师生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与八十多年前的延安时期相比,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任务都没有变.新形势要求我们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做细做小做实,为大学生积极培育践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打下坚实基础[24].在战火纷飞、形势险恶和物质短缺的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我们党团结广大延安军民,创造了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一个又一个奇迹.完全有理由相信,我们党也一定能够带领全国人民,再创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辉煌.
参考文献
[1][2][3][4] 文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8,116,187,188.
[5][6] 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91,212.
[7][8][9] 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94-395,396,394.
[10][18][23] 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41,641-642,568.
[11] 转引自刘建德,高深.与抗日军政大学[J].延安大学学报,1995（1）：56.
[12][13][14][15][16][19][20][21][22]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52,874,874,798,795,856-857,864,877,816.
[17] 李春林.延安时期改造干部学风的思想及启示[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6（5）：95.
[24] 参见张军.延安精神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4（2）：82.
作者简介：陈哲（1967-）,男,湖北安陆人,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高级访问学者.
综上而言：本文是一篇适合不知如何写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三大特色和延安方面的马克思主义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马克思主义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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