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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论文写作参考范文 跟《我的安东尼娅》的叙事策略和权威构建方面论文如何写

主题:策略论文写作 时间:2024-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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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仁凤

内容摘 要:在代表作《我的安东尼娅》中,薇拉·凯瑟运用男性话语的叙事策略来叙述和书写女性,以父权制下的男性文学传统为障眼法获得主流社会的接受和认同.作品中的女主人东尼娅是融合了女性气质和男性特征的人物,虽然处于被叙述、被书写的地位,却处处彰显她的女性主体权威.通过作品的分析,文章旨在阐明作者在深厚的男性文学传统中,通过男性话语的叙事策略,颠覆传统社会权力运作中的男性主导权威,建构女主人公的主体性权威.

关键词:薇拉·凯瑟 《我的安东尼娅》 叙事策略 权威构建

一、引言

当代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在他的《西方正典》中这么说道,“美国在世的女作家,无论出自何种种族或意识形态,没有谁在审美成就上可比伊迪斯·沃顿(Edith Wharton,1862-1937)或薇拉·凯瑟(Willa Cather,1873-1947)”[1],这一论断足以说明薇拉·凯瑟在美国文学中的地位.《我的安东尼娅》是凯瑟的代表作,自1918年问世以来,受到评论界的普遍关注,该作品不仅在精神意蕴上富有思想内涵、在艺术审美上具有诗的品性,而且在民族特色上具有史的价值,是美国文学史上当之无愧的经典之作[2],许多评论家认为,“即使她仅写了这一本书,也足以确保她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3].《我的安东尼娅》叙事方式独特、语言精炼、结构讲究,是叙事学家研究的典范;女主人东尼娅倔强不屈的个性、自信乐观的精神则为女性主义者提供了评论的话题;女性主义叙事学则是将两者结合起来,将叙事文本置于历史的语境中,与作者所处的时代、阶级、性别等结合起来,探讨叙事文本背后蕴藏的社会文化内涵和性别意义.本文试图运用女性主义叙事学探讨凯瑟如何通过叙事策略构建与社会权力关系密不可分的权威性,以及作者如何对这种权威进行颠覆.

女性主义叙事学是后经典叙事学最为重要、最具影响力的派别之一,它致力于研究女性写作的叙事作品,并且在经典叙事学的理论关照下细察文本,参照历史语境说明文本叙事的性别化差异,对叙事作出具有性别意义的阐释.苏珊·兰瑟认为,“在西方过去两个世纪的文学传统中,话语权威大都当然地附属于主导意识形态中受过教育的白种男性……叙述者的地位在何种程度中贴近这一主导社会权力成了构建话语作者权威的主导因素”[4].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女性作家要借书写的舞台来言说自己的故事,就必须挑选符合公众审美标准的叙事策略,维系表层的男性文本,以便在男性霸权的象征秩序下能够通过主流的道德评判.另一方面,女性作家在进行自我话语表露的过程中,不仅以意识形态的手段构建作品中女主人公隐性的女性权威,而且借此在真实世界中与男性作家比肩,建构作家本我的权威.因此,我们在探讨文学中的性别问题时,不仅要从文学意识形态与作家性别之间的宏观角度进行研究,还要研究性别因素对叙事文本及其叙事话语的具体影响、社会性质和政治涵义,并考察导致作者选择特定叙事策略的历史原因.

二、叙事策略

《我的安东尼娅》采用了外叙述者与内叙述者的叙事结构.外叙述者指第一层次故事的叙述者,他/她在作品中主要起框架作用;内叙述者指第二层次故事的叙述者或故事内讲故事的人,他在作品中往往具有交待和解说的作用.在作品中,故事主要由内叙述者来叙述,他处于举足轻重的位置,外叙述者仅起背景作用.作者在《引子》部分说,“去年夏天我碰巧在一个非常炎热的时节乘火车穿越衣阿华平原,并且很幸运地有一位旅伴詹姆斯·奎尔·伯登——我们仍像在西部时那样管他叫吉姆·伯登”[5].在他们的畅谈中,波西米亚姑娘安东尼娅唤醒了他们对她的全部记忆和感情,于是彼此达成协议,双方把关于安东尼娅的一切写下来,以构成关于她的完整画像.但几个月后,当吉姆得意地拿出他写的安东尼娅手稿时,“我”才写了一点草稿.“我自己的故事没有写成,以下的叙述只是根据吉姆的手稿,和他送到我手上时基本一样”[6].由此,“我”担任了故事的外叙述者,我的作用只是提供了吉姆原封不动的故事手稿,在吉姆的故事中“我”是否出现没有作任何说明;作为内叙述者的吉姆则讲述了他与安东尼娅的全部故事,以他的视角以及用他的话语对安东尼娅进行叙述和书写.

大多数读者在读完故事之后都会被吉姆的故事叙述所吸引,而忽视与故事主要情节关系相距甚远的《引子》部分,尤其是“我”的性别和身份.从作品的表层来看,读者只知道“我”是吉姆的朋友,跟他一起在内布拉斯加一个小镇上长大,因为安东尼娅是我们共同认识的姑娘,才决定一起写关于她的故事,因此,《引子》中“我”的角色似乎无足轻重或可有可无.但是,从作品的深层来看,外叙述者在叙事文本中的性别特征十分模糊而难以分辨,呈现“中性”的特征,所以作者故意“隐瞒”了外叙述者的身份.当我们考察中、西方文学在历史时段之中的叙事作品时,我们发现“非人称化叙述者常常具有社会集体的、男性权威的话语特征, 在其不正常的貌似忽视自身性别特征的文本实践中, 其叙述世界成为男性游戏的乐园”[7].因此,凯瑟在书写《我的安东尼娅》的故事时,在自己的作品中“似乎”忽视了叙述者的性别,但实际上她“策略性地”掩盖了叙述者的身份,将叙事话语纳入强大的男性文学传统中,取得主流社会认可的话语权,书写女性的故事.

如果外叙述者“我”无性别的身份是作者叙事策略的障眼法,那么内叙述者吉姆则是美国主流社会话语当之无愧的代言人.在故事一开始,吉姆·伯登就试图建立他男性的话语权威,“他在公文夹粉红色的正面写下了‘安东尼娅’这个名字.他盯着这名字皱了一阵眉头,然后在它前面又添了个单词,使其成了《我的安东尼娅》”[8].吉姆将故事的标题从“安东尼娅”改变成“我的安东尼娅”,可以看出吉姆讲述故事和占有之间的联系,“我的”暗示了吉姆对安东尼娅男性主体性的所有权和占有的,并对这种占有感到满意;同时也反衬吉姆二十多年后对自己的无子婚姻感到失落,竭力想通过对“我的”安东尼娅故事的叙述以弥补自己内心精神上的缺憾,是一种情感“补白”.在他的话语中渗透着权力的逻辑,他掌握了故事的话语权,具有可以随意定义或删改故事中人物话语的权力.在他的话语权威建构下,安东尼娅成为他叙述的客体、沉默者和受害者.他虽然很喜欢安东尼娅,但却讨厌她偶尔间对他说话时所用的一种居高临下的口气.因为不管怎么说,他“毕竟是男孩儿,而她是个姑娘”[9],所以他对她那种以保护人自居的态度感到愤懑,他还多次指责安东尼娅使用与她性别身份不符的语言.男性作为语言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吉姆的语言折射着宇宙间男尊女卑的性别秩序.当我们从他“讲什么”转而考察他“怎么讲”时,就不难发现他主导的男性叙事话语背后有更高的父权制权威在支撑,而他具有权力的话语所发挥的就不仅仅是性别功能,也有意识形态功能,他所依附的是传统的男女支配从属关系,有其政治、社会、文化、心里层面的作用.

当接受了这种思想熏陶的吉姆看到安东尼娅时,会自然而然地根据自己受到的教育来叙述他的故事.在他认为一切都不合他意时,他看安东尼娅什么都不顺眼,“如今安东尼娅吃饭时爱像男人那样高声说话,而且她在饭桌上老打呵欠,并不住地把双臂伸过头顶,好像她的臂膀酸痛似的……现在她已经把她的优雅的举止丢了个精光”[10].当他看到那帮女孩子一天比一天更漂亮时,他“总会骄傲地感觉到安东尼娅仍然是‘她们中最漂亮的一位’,就像童话中的那位白雪公主”[11].在城市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吉姆,事业成功却内心失落,回到黑鹰镇再次与安东尼娅相遇,这时的安东尼娅已经拥有一群孩子和一片肥沃的土地,于是,吉姆在她身上寄托他的精神相思,“我也许一直都喜欢把你当成我的恋人或妻子,或是当成我的母亲或姐姐——当成可以和一个男人有亲属关系的任何一种女人”[12].吉姆·伯登借助社会赋予的话语权根据自己喜欢或厌恶的需要对安东尼娅进行建构和阐释,任意复制主流社会的性别角色期待,他所接受的价值观完全是社会潜移默化地植入他们一代人身上的价值观,他“理所当然地把社会话语或权力话语, 即男性主流象征秩序宣传内化为自己的话语、理想与抱负”[13].安东尼娅成了一个可以随时给他安慰、抹平他心灵创伤的女人,满足他对自我回归的精神追求.

由于文化赋予男性居于观察和记录主体地位、女性居于客体地位的方式,只有让男性掌握话语权才能符合父权制主流意识形态下男性阅读者的性别期待.吉姆的男性话语,似乎显示了男性的话语权威,但这显然不是凯瑟创作的意图.作者故意运用吉姆父权制的话语策略,在表面文本之下隐含了具有丰富意蕴的潜藏文本,表面文本是男性叙述者主流社会文化意识中具有权威性的话语形式,是站在男性话语的立场维护男权社会主导意识的权威,潜藏文本则刻画了独立于男性世界的女性形象.透过潜藏文本,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凯瑟对男性主导的社会象征秩序的否定,男性叙述者是用来混淆男性“公众”视听的.凯瑟采用这种叙事策略,使她既不脱离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中的叙事常规和社会习俗,又在这种常规和习俗格格不入的情况下创建属于女性的声音,努力构建女性的权威.

三、权威构建

“语言中到处渗透着权力的逻辑,语言无处不表现、复制和生产着这种不平等.谁掌握了语言谁就掌握了话语权,话语又与权力结盟而获得真理的力量并由此获得存在的合法性”[14].作为处于被叙述地位的安东尼娅从移民到美国开始就连语言能力也没有,作者赋予她“失语”的地位,连同她的家族一起处于被压迫、被欺骗的境遇,男性白人吉姆则充当着语言的教化者、引导者,显示出他凌驾于安东尼娅之上的优越性;唯一的翻译彼得·克拉依克以高得离谱的卖给他们急需的物品,他们恨克拉依克,但又只能够与他交谈,或者说只能从他那儿获得信息.但是安东尼娅并不甘心屈从于她的沉默状态,以她不输于男性的智力和毅力在短期内掌握了语言.为了尽快适应新的环境,安东尼娅拼命地学习英语,几乎每天都要跑去跟吉姆上语言课,她不仅语言学得快,而且对什么事情都有她自己的看法,并能很快将它们表达清楚.父亲去世之后,她不得不挑起家庭的重担而失去了念书的时间,虽然她嘴硬地说“上学念书是小孩儿的事”[15],可转身之后却在默默流泪,她要求吉姆以后把在学校学到的好东西全部都告诉她.尽管她每天要干繁重的农活,她还是没有放弃英语的学习,以致到吉姆开学的时候,她的英语已讲得和他一样流利.“语言是存在的家”[16],掌握了语言,就掌握了能够与男性对话的,这是安东尼娅能够与吉姆建立平等关系的起点和基点.

安东尼娅掌握男性的语言不是为了屈从于男性,而是为了更充分地展示自己的个性特征,她身上自由、快乐的天性和大胆的男性化行为作风使她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存在.当她到黑鹰镇哈林先生家里做帮工姑娘时爱上了万尼夫妇的帐篷——流动舞场,一望见那顶透亮的帐篷,她就会像个男孩似的猛冲过去,往往来不及喘口气就开始跳舞.她认为“一个像我这样的姑娘能快活的时候就得抓住机会快活.也许明年镇上压根儿就不会有什么帐篷.我想我也希望尽情地乐一乐,就像其他姑娘一样”[17].她不在乎别人说她像个男人,而公开宣称“我真喜欢在外面干活,而不愿憋在屋里……我就是喜欢像个男子汉”[18].她不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在她十五岁的时候,她就穿着父亲生前的靴子、戴着他的旧皮帽干活,犁地时想要知道杰克犁了多少,因为她不想犁得比他少.她帮助弟弟安布罗西干活,而且可以和他干得一样多.

安东尼娅对事物的理解尽管不太成熟,但在道德价值观念上她是自己的权威,不会也不愿人云亦云地按照别人的判断行事,尤其是选择自己的朋友方面.舞会后,貌似正派的小哈里·佩因以送她回家为借口想要强行吻她时,她竭力挣脱之后给了他一记耳光,拒绝的理由是他星期一就要同老板女儿结婚.她的雇主哈林先生知道后,对她发号施令:“你要么不再去跳舞,要么就另找个地方”[19].安东尼娅毫不犹豫地立马拿定主意,“不再去那座帐篷?这我一分钟也不会考虑!我的亲生父亲也不能阻止我!哈林先生不能在我干完活后还发号施令”[20].对于结交的朋友,她也没有因为小哈里·佩因的无礼而抛弃他,因为她觉得她交往的小伙子都是些正派的青年,这一次的一巴掌可以给他一个教训.人人都知道威克·卡特是一个、敲诈、集于一身的恶棍,安东尼娅自信能照顾好自己,而且那边的工钱多,晚上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下午可以经常外出,她相信自己的判断,由不得别人对她的事情指手画脚.

被负心的客运列车车长拉里·多诺万抛弃之后,她整天干男人的活,沉默寡言.在没有惊动任何人、没有一声的情况下,自己躺到床上生下了她的孩子.安东尼娅从一开始就爱她,从不因有孩子而感到害臊,她是个天生的母亲,没有哪个孩子得到过比她更好的照料.吉姆在照相馆看到安东尼娅孩子的照片被“加彩放大”,这事要换作其他姑娘,或许会让孩子避开众人的视野,安东尼娅却为她的孩子感到骄傲,把孩子的照片镶入金边相框挂在镇上的照相馆里让众人去欣赏,并且不同意用便宜的相框镶她孩子的照片.她选择丈夫的标准之一就是要对她的女儿好,“要是安东(她的丈夫)在她(女儿)很小那会儿为她的事找什么麻烦,或是要我把她留给我母亲,那我就不会同他结婚了.我绝不会”[21].安东尼娅对社会习俗和传统规约的反抗并不是有意去赢得自己的话语权威,而是为了在各种迫使人们屈从的话语声音中保持自己的主体性权威,这也间接地说明,在那个历史时期,安东尼娅的声音是对权威的一次与众不同的虚构反抗.

吉姆之所以能够认识到安东尼娅身上具有迷人的魅力,而且这种魅力经年之后愈发散发出神奇的光彩,这与安东尼娅身上那种自我建构的权威不无关系.在遭遇情感创伤之后,安东尼娅并没有自暴自弃,显得更加成熟,而且她那张庄重的脸上有一种新的活力,脸上的红晕依然使她显出她从来就有的健康和.经过多年的生活磨练,有许多女人一直保持着安东尼娅已经失去的一切,她们心中的热情却消失了,而安东尼娅无论失去了一些什么,却始终没失去生活的.“她如今已是个历尽艰辛的女人,不再是一个美丽可爱的姑娘;但她仍然具有那种能激发想象力的东西,仍然能够凭她可揭示平凡事物之真谛的动作和目光令人一时间屏住呼吸.……她心中强烈的情感全都通过她的躯体得以表达,通过她那从来不知疲倦地奉献着丰富情感的躯体.……她是一座蕴量丰富的生命之矿,恰如人类初期各民族那些祖先”[22].将安东尼娅比作一座生命之矿,并将她与人类祖先比肩,表明在吉姆的话语中,安东尼娅的形象已经升华为一个圣像,一个需要仰视的角色,让读者联想到许多男性作家塑造的史诗般的英雄人物,她与他们一样可以创造传奇,创造历史.

作为吉姆·伯登的叙述对象,凯瑟塑造了一个可以“从各个角度研究她”的光彩夺目的主人东尼娅,因为“她就是故事”[23],虽然处于被叙述地位,却处处显示出她作为“人”的主体性权威.叙述者吉姆只是作者在文本中作为叙事技巧的一部分,是观察安东尼娅的一个视角,他的话语只能体现他自己的叙述权威;而作为被叙述的主体——安东尼娅——才是作者想要表现的真正意义上的权威,这种权威从安东尼娅自身的身体散发出来,是一股“越压制越往外冒”的力量.作为读者,我们同样可以从各个角度感受到安东尼娅如何为自己争取权威:作为一个女孩、作为一个青少年、作为一个热恋中的少女、作为一个成熟而又经验丰富的女人,最终作为一个妻子和母亲,她从来没有因为其他人的话语而放弃自己的女性主体权威.作为被叙述者,凯瑟笔下的安东尼娅以自己的行为方式颠覆父权制下的男性话语权威,在叙述与被叙述、建构与被建构这两股力量的对抗中,安东尼娅冲破吉姆为她虚构的地母神话,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个性魅力,消解了父权文化对她的钳制,言明自己真实的存在.

因此,作为内叙述者的吉姆虽然是男性,却是凯瑟部署他“潜伏”在文本中遮人耳目的幌子,他的主要任务是维持表面上的男性叙事身份,拥有凯瑟赋予他作者立场的话语权,只能“如实地”展现真正的安东尼娅,其实际任务是暗中作力,突出安东尼娅的女性地位,维护她的主体性权威.作者通过“将著作权转移给律法的代表者(吉姆)来拥有这些权利(拥有文本),这种转移的叠复是一个骗局,其目的是占有表面上被她放弃了的文本”[24].吉姆的话语是一种隐性的权力运作方式,凯瑟通过写作来抵制和颠覆父权话语,对男权话语中的性别歧视展开剖析和批判.

四、结语

凯瑟通过男性叙事话语的方式言说女主人东尼娅的主体权威,这是作者的创作意旨从深厚的男性传统逐渐向女性传统过渡的表征.通过表层叙事,她将文本的叙述权利交给男性叙事者吉姆,由这一父权制的代表来叙述女性、书写女性,对女性进行赞美或表示厌恶.安东尼娅身上所张扬的女性魅力和男性特质使主人公脱离了传统女性的柔弱、顺从、隐忍等负面特征,成为一个拥有绝对自我权威的完*性.作者通过文本的创作也经历了从依附传统到确立自我价值的嬗变,通过其作品确立了她在美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中的地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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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2,949,949,1045,1044.

[7]于德山.小说叙述者性别特征分析[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6年第4期.

[13]李公昭.文本与潜文本的对话—重读薇拉·凯瑟《我们的一员》[J].外国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

[14]李莉.薇拉·凯瑟的记忆书写研究[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p.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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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Gerber,Philip L.Willa Cather[M].New York:Twayne Publishers,1995年,p.44.

[24]朱迪斯·巴特勒.身体之重:论“性别”的话语界限[M].李钧鹏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p.139.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世纪初美国女作家与时尚研究”(2013SJD750038);“薇拉·凯瑟的艺术思想研究”(2014SJB629).

(作者介绍:徐仁凤,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人文艺术系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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