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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学有关自考毕业论文范文 与我国行政管理学热点和前沿分析基于《中国行政管理》(2019-2019)数据的文献计量分析类论文写作技巧范文

主题:行政管理学论文写作 时间:2024-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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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学论文参考文献:

行政管理学论文参考文献 电大行政管理专科论文行政管理专业论文题目电大行政管理毕业论文行政管理毕业论文范文

〔作者简介〕张诚(1991—),男,安徽金寨人,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乡村治理;李婷威(1994—),女,江苏丰县人,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乡村治理.

〔摘  要〕行政管理学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学科.党的十八大以来,行政管理学研究与时俱进,在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服务型政府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以《中国行政管理》期刊2012—2017年所刊发的2015篇论文为样本,以CiteSpace软件为分析工具,通过对样本的发文作者、发文单位、关键词等进行计量分析的结果显示:近年来,我国行政管理学研究与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公共服务、城镇化等社会热点问题紧密相关,但在学术合作、研究深度、学科借鉴、研究方法等方面还存在薄弱环节.未来行政管理学研究应加强学术合作,借鉴其它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促进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协调发展,从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关 键 词〕行政管理;研究热点与前沿;CiteSpace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155(2018)03-0089-08

一、引言

行政管理学作为一门以行政环境、行政职能、行政主体、行政执行、行政哲学等为研究对象的学科,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我国得以快速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新一届政府的成立,“放管服”改革、责任清单制、“互联网+”、大数据、服务型政府等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和创新逐渐深入,社会管理也逐步走向社会治理,行政管理学的研究内容、方法、视角都得到大大扩展,研究方向和重点逐渐由引进国外知识向本土化研究转变.通过对行政管理学相关文献进行定量分析,有助于把握行政管理学研究的基本规律,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指明方向.

学术期刊是学术研究成果的主要载体,对有较强学术影响力的期刊进行文献计量分析,有利于准确把握学术研究的热点领域[1].《中国行政管理》期刊由国务院主管、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主办,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办的第一本研究行政管理的专业刊物,是反映政府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也是目前我国行政(公共)管理学科大型综合性期刊,被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列为“政治学类”第一位、“管理学类”第一位,现入选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国权威学术期刊(RCCSE)、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JFD)收录刊等,在学术界和实践界享有盛誉.基于此,笔者以《中国行政管理》期刊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近年来所刊发的论文进行定量分析,了解行政管理学研究的热点领域和基本规律,分析现有研究存在的薄弱环节,尝试探索未来行政管理学的重点研究方向.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 数据来源

《中国行政管理》期刊作为月刊,从2012年第1期至2017年第12期,6年间共发行了72期.文献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笔者以“中国行政管理”为期刊来源,将检索范围限定于2012—2017年,共检索到2593篇论文,剔除文献综述、书评、会议简介、会议综述、征稿启事等数据,最终筛选出2015篇有效论文文献作为研究对象.检索时间为2018年1月15日.

2. 研究方法

基于CiteSpace可视化软件的文献计量法是近年来学者们进行文献研究常用的研究方法.CiteSpace是应用Ja语言开发的一款信息可视化软件,它主要基于共引分析理论和寻求网络算法等,对特定领域文献(集合)进行计量,以探寻出学科领域演化的关键路径及知识转折点,并通过一系列可视化图谱的绘制来形成对学科演化潜在动力机制的分析和学科发展前沿的探测[2](P12).因此,本研究使用CiteSpace软件作为分析工具,在对数据进行下载和储存之后,运行CiteSpaceV软件,将文献数据按照特定格式导入,按照发文作者、发文单位、关键词等节点类型进行分析,探寻学科现状和热点话题.

三、数据统计与分析

1. 发文数量与被引情况

从发文数量的年份分布上看,《中国行政管理》近六年每年发文量均在300篇以上,其中,2015年和2016年达到最大值,分别发文357篇和364篇,如表1所示.

从论文被引率上看,2012年至2017年,《中国行政管理》中被引次数超过50次的论文共有67篇.基于此,可根据被引率将论文划分为四个层次:被引率超过100的论文属于第一层次,共有10篇论文,其中,有两篇论文的被引率超过200,即姜晓萍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被引375次)以及徐家良和赵挺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现实困境与路径创新:上海的实践》(被引256次);被引率超过50且低于100的论文属于第二层次,共有57篇论文;被引率超过10且低于50的论文属于第三层次,共有478篇论文;被引率低于10的论文属于第四层次,共有1470篇论文.从高被引率文献分布上看,学者们主要关注社会治理、政府治理、公共服务、合作治理、邻避治理、绩效管理、政府改革、城市化等领域.

2. 发文作者分析

将数据导入CiteSpaceV后,将节点类型( Node types)设置为 author,分析运行后可得到在《中国行政管理》期刊上发表论文的作者分布情况,如图1所示.根据图1可知,2012年至2017年,在《中国行政管理》杂志上发文量超过10篇的作者共有3位,分别是“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课题组”(13)、高小平(12)和沈荣华(11),此外,朱正威、张康之、周至忍、胡鞍钢、吴建南、薛澜、包国宪、孟庆国、文宏、王伟、陈振明、王浦劬、徐晓林等权威学者发文也较多.这些学者和研究团队在公共政策、政府职能、风险治理、行政哲学、服务型政府、绩效管理、政府治理、地方政府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大大扩展了行政管理学科的研究范围和内容,其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学科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对学科发展起到了引导和启示作用.

3. 发文单位分析

将Institution 设置为节点类型,可绘制出发文单位的可视化图谱(见图2).由图2可知,行政管理学研究力量主要集中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以及专业协会等单位.高等院校行政管理专业所属学院是行政管理学研究的核心力量,发文量排在前十位的单位机构有9家属于高等院校,其中,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68)、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58)、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56)排在前三位,也是发文量超过50篇的研究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厦门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等机构在《中国行政管理》(2012—2017)上发文量也均超过20篇.国家行政学院、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党校、地方省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等科研院所也是行政管理学研究的重要力量,研究内容主要侧重于行政管理的实践研究以及宏观层面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此外,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作为研究行政管理理论和实践、为政府行政管理服务的专业性学术团体,2012—2017年在《中国行政管理》上共发表论文36篇,排在第四位,仅次于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可见其在行政管理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

4. 关键词知识图谱

词频分析法是利用能够揭示或表达文献核心内容的关键词或主题词在某一研究领域文献中出现的频次高低来确定该领域研究热点和发展动向的文献计量方法[3].关键词是作者对文章内容的高度概括和凝练,是一篇文献的精髓所在,也是进行文献计量分析的重要指标.通过关键词共现分析功能,可以反映出不同阶段的研究热点.将Keyword设置为节点类型,运行CiteSpaceV软件,可获得《中国行政管理》(2012—2017)关键词知识图谱,如图3所示.

由图3可知,近年来,行政管理学研究主要围绕地方政府、公共服务、公共政策、审批制度、治理能力、社会组织、公共管理、新型城镇化等关键词展开,研究内容与社会实践和热点问题紧密相关.表3具体反映了行政管理学研究前30个高频关键词,“地方政府”出现频次最高,达到58次,出现频次超过20的关键词还有公共服务(44)、社会组织(39)、社会管理(33)、公共政策(31)、应急管理(30)、治理能力(28)、治理(28)、公务员(28)、审批制度(26)、社会治理(26)、国家治理(25)、公共管理(24)、顶层设计(24)、电子政务(22)、大数据(20)等.从这些高频关键词可以看出,行政管理是一门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的学科,其研究内容非常广泛,既包括政府内部事务管理,也包括政府对社会事务的管理以及政府与社会和公民间的互动与合作;既包括宏观层面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也包括中观层面的政策制定和职能优化,以及微观层面的管理工具、方法、措施的选择等.

四、近年来行政管理学研究的热点主题

通过对发文作者的研究方向与内容、高被引文献、聚类图谱以及高频关键词的梳理和分析,可以总结出近年来行政管理学研究的热点内容主要包括如下几方面:

1.国家治理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随后,学术界围绕国家治理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就如何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了思考.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特征上看,国家治理者(统治者)本身是否受到宪法和法律的有效约束,是衡量国家现代化程度的关键性指标;在“主权和治权分开”的基础上实行“有限责任制”——责任政府依法而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主要方式[4].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方面,需要加强顶层设计,特别是制度建设,因为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质是制度现代化,即构建以制度公正为首要价值的制度文明和制度现代化[5],基础制度建设的成败决定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成败[6];另一方面,在具体操作层面,要通过利用大数据、政务公开、审计监督等提升国家治理能力.郭建锦等提出,为使大数据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的国家治理,应该尽快将大数据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统一部署大数据发展规划;整合国家统计局、等部门的相关职能,建立大数据综合治理部门;开放公共数据,推进智慧城市建设[7].

2.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主体,目前,学界关于地方政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地方政府治理的现代化.唐天伟等指出,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是指地方政府在秉持现代化治理理念的基础上,改革其治理体系,在本治理区域内依法履行其治理职能,有效促进本治理区域内的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公正、自由与平等,并从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两个方面构建了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测度指标体系[8].胡宁生则针对当前地方政府治理创新中存在的“偏利性”、“前摄性”和“盲从性”等问题,提出了通过重构价值认同、重申制度活力、重塑策略匹配,重塑地方政府治理创新自我推进机制[9].二是地方政府职能转变.金太军提出,要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推进存量改革、完善制度安排和加快社会培育等方式寻求角色转型的现实路径,以建立更具现代化的地方政府[10].丁煌基于地方实践,从整体性政府角度提出构建市县政府的职责体系[11];顾杰从生态文明建设的角度,将生态职能看作地方政府的第五大职能[12].三是总结地方政府在简政放权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13]、信息公开[14]、省直管县[15]等方面的经验,并就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3.社会管理与治理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是政府应对复杂多变的社会公共事务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但目前我国社会治理中存在一些误区:“维稳”诉求大于“维权”诉求,导致社会治理的价值理性迷失;党政包揽替代多元协同,导致社会治理新格局难以形成;风险控制重于社会建设,导致社会治理的路径依赖本末倒置;“即兴式”举措多于制度规范,导致社会治理体制的法治保障不足[16].对此,学界普遍意识到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是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王名等指出,作为社会治理的制度创新,多元共治主要包括四大特征:多元主体,开放、复杂的共治系统,以对话、竞争、妥协、合作和集体行动为共治机制,以共同利益为最终产出[17].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建设“弹性政府”[18],发挥专家学者、社会组织、新媒体、公民等不同主体的协同作用,推进“柔性社会管理”[19],可以有效应对信访、社会救助、网络社会、社会风险等问题.针对网络社会治理,张晓提出,政府要从技术、经济、文化、政治四个维度出发,推动建立公平和效率、活力和秩序、和法治相统一的网络社会[20].

4.公共服务与服务型政府

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服务型政府是现代政府的发展目标.目前,公共服务、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以及服务型政府建设是行政管理学研究的三个热点话题.当前学界对公共服务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公共服务的质量与评估、公共服务的碎片化与整合、公共服务的监督与评估、以及公共服务的地方实践等方面.高红提出以需求集聚、资本集聚、专业技术和人员集聚、以及优质服务集聚为表征的公共服务“集聚式”治理模式[21].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方面,随着购买公共服务成为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方式,学术界从不同角度针对购买服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比如,项显生提出以民生性、公共性、权力制约性和可操作性为识别因素,并通过科学立法来界定其边界问题[22].宁等指出,我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在法规制度、服务标准、工作机制、社会组织、督查评估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加强和改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工作,要健全法律法规,推进政府购买服务制度化和法治化;理顺管理体制,明晰各级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责;创新运行机制,提升政府购买服务的规范化水平;加强资源整合,多渠道筹措政府购买服务资金;发展社会组织,增强政府购买服务的承接能力;强化过程监管,提高政府购买服务的综合绩效[23].针对服务型政府建设,郁建兴总结了我国近十年来服务型政府建设所取得的进展,同时也指出了服务型政府建设存在的问题,如政府间职责分工不合理、社会政策体系整体规划缺失以及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不完善等,他认为未来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关键在于为政府转型构建一个强有力的社会基础[24].

5.政府改革

深化政府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和路径,有学者提出“精细化政府”[25]是我国政府改革的新目标.从内容上看,一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张定安认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已经进入攻坚克难期,要解决改革进程中的突出问题,必须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以系统化思维、战略性选择、科学的理论方法、绩效管理的策略来突破文化观念的束缚、体制性障碍、特别是利益的“雷区”,在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上实现新突破[26].二是大部制改革.服务型政府是我国“大部制”改革的目标[27],石亚军和于江基于五大部委的实证调研,针对大部制改革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提出,下一步完善大部制改革的两个关键是构建科学的大部制和科学地构建大部制[28].三是行政体制改革.宋湛认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的三重转型,是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并指出市场供求和机制、政府辅助机制、政府调节机制和政府管制机制是识别出三重转型所需的重要机制[29].四是行政执法改革.夏德峰针对综合行政执法改革中执法主体的法律地位不明确、法律依据不统一、执法程序不规范等问题,提出完善法律法规及制度程序,推进行政执法结构重组,实现执法重心下移,构建权责清晰、协调配合的行政执法体系,整合行政执法资源等建议[30].五是西方国家政府改革的经验借鉴.李洺在对国(境)外节约型政府机关建设进行梳理和比较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转型时期节约型机关建设及其管理体制改革的借鉴思路[31].此外,公务员制度改革、环境管理体制改革、府际关系改革、政府信息化建设等都是政府改革的重要内容.

6.公共政策

公共政策是政府进行行政管理和社会治理的依据和指南,良好的公共政策有助于促进社会资源合理配置、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和促进社会发展.蓝志勇认为,中国已经开始超越传统以单一经济理性为主导的发展阶段,开始进入全景式公共政策的综合理性时代[32].但在现实中,公共政策在制定、执行、评估、监督等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问题.公共政策失范问题[33]、政策制定实施全过程中存在的四类重大风险(政策方案风险、政策听证风险、社会舆论风险、政策的资金风险)[34]以及公共政策中的社会风险问题[35]等,使得公共政策无法有效执行并发挥作用.提升公共政策的效益,不仅要采取措施制定合理有效的公共政策,如构建新媒体公共政策听证平台[36]、挖掘大数据的价值来提高政策水平[37],也要通过营造先进的执行力文化、重塑官员道德、完善道德约束机制、构建制度*和实现行政道德制度化等途径来提升政府政策执行力[38].

7.政府绩效管理

绩效管理是政府进行行政管理的重要手段和方法,对改进政府管理组织和提升政府效率具有重要作用.从目标定位上看,我国政府绩效管理的目标是提升政府公信力.实现“统一管理组织、统一技术体系及统一结果应用”是我国绩效管理的现实选择[39].高小平等提出了“统筹型绩效管理”的概念,并从管理的结构、过程、机制和方式四个方面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具体阐释[40].从西方发达国家在政府绩效管理方面的成功经验上看,美国联邦政府360度公务员绩效反馈方法[41]、澳大利亚绩效审计[42]等绩效管理实践对改进我国政府绩效管理具有启示意义.从我国实践来看,我国政府绩效管理在绩效指标体系、绩效评估、绩效问责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加以改进.卢海燕针对目前服务型政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尚不够科学和规范、政府绩效评估程序、方法和结果运用亟待改进等问题,提出了健全和规范政府绩效管理体制、完善绩效评估体系、出台规范性文件、开展服务型政府绩效管理试点等建议[43].

8.社会组织

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双轨制”特点,即具有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两种产生渠道,并受到政府与社会两种力量的影响[44].如何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在社会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是行政管理学研究的焦点之一.其一,在社会组织的一般理论研究方面,马庆钰等建立了由4个维度、32个定量和定性指标构成的中国社会组织发展指标体系,并对中国社会组织发展进行了引导和预测[45].王玉珍等通过运用全国省域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以及对外开放程度对社会组织发展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46].其二,在社会组织的作用方面,研究集中在社会组织对参与精准扶贫、提供公共服务、完善社区治理、促进就业、应对社会危机、培育社会资本等方面.比如,社会组织参与信访矛盾化解,有助于破除“二元对立”思维,重建信任关系,提高信访矛盾化解效率,降低信访成本等[47].其三,在社会组织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与应对方面,栾晓峰针对当前各地社会组织孵化器建设上存在的行政主导、重数量轻质量、自我造血能力低和陷入工具主义误区等问题,提出构建“社会内生型”的社会组织孵化器[48].徐双敏针对枢纽型社会组织在参与政府购买服务过程中存在的自主性不强、协调机制不顺、工作经费缺口较大、组织内部机制不适应等问题,提出政府要厘清职责边界,真正实现政社分开,增强政府与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协调联动,改革社会组织内部管理机制等建议[49].

9.协同治理

合作治理或协同治理是当前应对复杂多变的公共事务的必然选择,也是对传统政府单一治理的超越和创新.一方面,跨域问题需要政府内部进行各层级、各地区、各部门的协同合作;另一方面,政府单一主体无法有效应对各种社会公共问题.社会自治基础上的“协同治理”是公共治理和社会管理创新的方向[50].张振波指出,由政府管控型社会管理向协同合作型社会治理的模式变迁,需要通过制度的规约与政府的引导,最大限度发挥社会组织与大众传媒的社会治理效能,构建多中心的协同治理体系,并以价值认知的引导机制和利益分配的均衡机制构建多元协同的微观基础,从而实现各治理主体的自我管理,保证协同机制的长效运作[51].多元主体协同与合作的生成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特别是政府的引导作用.作为一种新治理,合作治理要求政府必须具备良好的制度供给能力、达成共识能力、建立信任能力、利益调节能力、风险控制能力以及工具运用能力[52].协同或合作具有多样性.饶常林通过对府际协同的三种不同模式(契约模式、网络模式和科层模式)的比较分析,从动态的视角探讨了不同情境和不同发展阶段下协同模式的选择[53].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协同治理模式开始广泛应用于公共服务、环境治理、社会治理等实践领域.周小平等基于协同治理思想,构建了县级层面“多规合一”思路下的“协同—协作—保障”空间规划体系[54];卫志民通过案例研究,探讨了我国城市社区协同治理模式的途径,指出主体多元化、责权利合理配置、制度创新与机制完善是构建城市社区协同治理模式的三个探索方向[55].

10.城镇化建设

在城镇化建设方面,学者主要关注如下问题:一是农民工市民化.刘爱玉针对农民工市民权缺失的现状,指出农民工市民化的出路在于外部“赋能”与自身“增能”,为此,国家需要对农民工的城市化进程、定位、路径安排等进行整体性的规划与布局;全面、系统地改革现行的社会政策体系,而不仅仅是考虑改革户籍制度甚至取消户籍制度本身;让农民工获得足够的收入并拥有支付城市生活费用的能力,特别是组织能力和市场能力[56].邓玮提出通过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话语能力、构建利益表达机制、开展企业社会工作等,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57].二是城镇化政策研究,如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土地政策、就业政策、社会福利政策等.杨得前针对欠发达地区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存在的财政政策问题,提出从完善新型城镇化的财政资金保障机制、改革产业发展财政政策、创新公共事业财政政策等方面进行政策创新[58].王曙光等通过实证分析,认为促进城镇化建设,需要激励型税收政策予以支持,包括调整宏观税负结构、优化税收制度结构、完善地方税收体系和制定税收激励政策等税收政策[59].三是城镇化进程中的风险与应对.刘建平等认为,我国城镇化面临着市场化动力不足、城乡发展差距拉大、农民市民化进程缓慢、城市结构体系失衡以及冲突事件频发等风险给城市治理带来巨大的现实困境,对此,应强化城镇化的市场驱动机制,完善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制度建设和创新,更加重视人的城镇化,引导城镇体系健康发展,走内涵式城镇发展道路[60].

五、反思与展望

通过对《中国行政管理》期刊近六年来所刊发论文的梳理与分析可以发现,我国行政管理学研究呈现出如下特征:一是研究内容的丰富性,现有研究不仅涉及政府内部的国家治理、政府治理、机构改革、行政管理体制、绩效管理等,还涵盖政府对社会的管理,如社会组织、社会治理、社区建设、城镇化、公共政策等;二是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如规范研究法、定量研究法、案例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三是研究问题的现实性,即从社会现实出发,以社会热点、难点和重点为研究对象,如农民工市民化、环境治理、大数据、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等;四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如将协同治理理论应用于具体实践,同时,对社会协同的模式、路径和方法进行总结,提炼协同治理的核心要素,完善协同治理理论;五是国外经验借鉴与本土化实践相结合,即立足于我国实践,有选择地吸收国外成功经验.

尽管现有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了重要成果,但不可忽视的是,我国行政管理学研究还存在薄弱环节,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一是行政管理学研究合作网络尚未建立.无论是从发文作者看,还是从发文单位看,网络密度都比较低,说明作者之间以及单位之间在研究过程中缺少合作,这不利于学术共同体的建立,也不利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学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二是从研究内容上看,现有研究存在重行政科学研究、轻行政哲学研究的趋势.行政科学研究主要从效率主义出发,将行政管理简化为一种管理技术,研究重点在于如何通过行政改革、绩效管理、公共政策等提高行政效率,而忽视了行政公平、行政*、行政合法性等行政哲学方面的研究,这使得行政管理学研究过于追求工具理性,而忽视了目的理性.三是从研究视角上看,现有研究主要是从经济学、行政学和管理学角度出发,对社会学、法学、心理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知识和研究成果吸收不够,跨学科研究成果更是缺乏.另外,现有研究主要是从政府角度出发思考问题,忽视了社会和公众的主体性地位,导致理论研究在实践中难以推行.四是从研究方法上看,尽管存在多样化的研究方法,但既有研究仍以定性的规范性研究为主,运用相关定量分析、计量分析、模型研究方法的成果较少;在案例研究上,深入挖掘和持续的案例追踪研究相对缺乏,案例的特殊性也未得到足够重视,导致研究结论缺少普适性,难以推广.

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指出,面对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各种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不断呈现、各类风险和挑战不断增多的新形势,如何提高改革决策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并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命题.在新时代下,行政管理学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迫切需要在国家治理、政府改革、政社互动等领域中发挥理论引导和实践指引作用.针对上述研究中存在的薄弱环节,未来行政管理学研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探索创新:一是加强学术合作,努力构建行政管理学学术共同体.促进行政管理学者和院校之间的沟通、交流和对话,在对话中增进学术共识,在辩论中完善学术思想,从而提升中国行政管理学的学术话语权和影响力.二是平衡行政科学研究和行政哲学研究.一方面,要与时俱进,立足社会发展的现在和未来,深化行政科学研究,特别是大数据、信息化、互联网等现代技术对行政管理的影响,为推进国家治理、政府改革、社会治理、城镇化等提供学术指导;另一方面,要重视行政公平、行政合法性、行政*等行政哲学研究,为行政科学研究提供正确的思想引领.行政管理学者应确立公共利益取向,重视行政管理中的*和道德建设以及管理者的法治思维建设,从社会和公众的角度思考政府行为.三要借鉴、吸收其它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成果,开展跨学科研究,提升行政管理学研究在实践中的有效性.四要注重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一方面,要发挥规范研究和定性研究的优势,探究国家治理现代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机构调整、社会治理等的价值意义与可行路径;另一方面,要运用实证与定量研究方法通过评价指标体系与模型的构建测量国家治理现代化、新型城镇化、公共政策绩效等的质量、水平和效益,并为政策调整和优化提供建议.同时,深化案例研究,提升研究结论的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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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李淑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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